关于马云领导力的自我对话

    每个人思考的时候，都会在内心深处分裂出来另一个自己，然后进行自我对话。网球也一样，隔网相对的永远是想象中的自己。因为，你要完全按照你的技术水准来制定战术，把对手纳入自己的轨道，用自己的方式将其击败。没有伙伴、没有教练、没有和外界的交流，甚至没有一个真实的对手，这是一项孤独但让人可以保持骄傲的运动。
    我远远看到“他”在向“我”走来。和我穿一样的衣服，留一样的发型。
    “等了很久了吧？”
    “没关系，你一直都这样。只有在我极度沉醉的时候才出现。”
    “看着和自己长得一样的人在对面，也许不是一个愉快的经历。因为你要面对真实的痛苦。”
    平凡和焦虑才是企业家常态
    我：你注意到没有，网球是一项需要完全自我决策的运动。决策时间转瞬即逝，就像有人说的，现代经理人只有30秒的时间作决定。同时，网球也是一个自我隔离，心灵封闭的运动。做企业是不是也这样呢？企业家的心灵过程是复杂而不可感知的。就像做菜的时候，一般人只知道配料和比例，至于火候则是无法传达的。甚至包括做饭者当时的心态，也会对菜品产生影响，比如周星驰在《食神》中做的那碗“黯然销魂饭”。我们看到的只是成品，评价的也只是“感知”而已。最糟糕的是，我们经常欺骗自己，将没有感知的视作不存在。
    我觉得，企业家的孤独是超越世人之上的。
    他：人是生而孤独，活于孤独，死于孤独的。中国有句老话，“高处不胜寒”。站在高处，一览众山小的代价，就是承受更多无法倾诉的痛苦。企业家是很可怜的，因为当今中国对于商业成败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业绩。我最近一直在关注马云和阿里巴巴。当马云说出一个观点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在追捧，都在预期未来将证明马云的判断如何英明。但如果阿里巴巴在某一个时点出了问题，这些公开发表的言论又必将成为人们抨击马云的证据。此时，也许99％的媒体都会针对马云的所谓“错误判断”去批判，却不会去主动寻求马云作出判断的心理过程。话说回来了，企业家每一个决策中，示人的永远都是思维最表层的些许碎片而已。
    我：去年在杭州的阿里巴巴十周年庆典上，我们已经强烈感受到了马云“神”一样的光芒和力量。我所担心的就在这里。一个人或者组织出现的问题，往往不是由内部或者外部环境某一个单方面的因素败坏所引发，而是因为内外的不匹配导致了失衡。人间没有“神”，但中国历史上的造神运动也不少，结果都显而易见。
    他：我明白你的意思。人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能决定自己最终的归宿。
    我：但“本心”可以。
    他：“本心”取决于自我认知和对天地认知的和谐，我不认为马云达到这个境界了。我也不认为中国有企业家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现在中国商业环境很不好。只要看一看一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和其“本心”是否成正比就能知道。
    我：所以有些觉悟的企业家愿意去做“悟道”的事情。
    他：做企业没有任何神话可言，创业初期的“冷遇”、“纠结”是必然的。人们永远不要被“故事”所迷惑。现在坊间都在流传马云在十几分钟内搞定孙正义，在阿里内部发了一封关于“过冬”的信，这些不过是被放大的片断。甚至出现了最近关于他大骂支付宝客户体验差的故事。你觉得这会是他做企业时的主流状态吗？
    我：确实。记得张靓颖被邀请参加奥普拉的脱口秀时，用流利的英语阐述了自己为什么选择唱歌。她说自己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经过一家音像店，立刻被里面传出的玛丽亚。凯丽的声音镇住了。她说那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从此自己走上了歌唱之路。于是，这个看似神奇且令人向往的“故事”脱离了过程，被大众媒体放大，进而成为了“神话”。这样的神话对于公众来说，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他们产生幸福的错觉。
    他：不管是关于马云的创业神话，还是关于张靓颖的故事，都是人们对成功这个结果的阐释而非成功的原因。假如马云失败了，他和孙正义的几分钟会面很可能成为笑柄，至少不会被人记起。每天有无数小姑娘会被某个人的声音打动，她们却无法成为张靓颖。神话不是企业家的常态，比普通人承受更多的平凡、等待和焦虑才是。
    马云只是“半疯”
    我：现在社会上充斥了很多成功企业家大肆投资的故事，似乎他们不管做什么，懂不懂某个行业，都能有所成。比如很多人都说，马云不懂互联网，却成为了互联网的巨头。“看呀，谁说非要做自己熟悉的事情了？马云一点也不懂技术，不是照样成功了吗？”
    他：马云在做阿里巴巴之前，在当时的外经贸部帮忙做网站，而且此前他一直对互联网有所接触，“黄页”不就是他和何一兵一起做的吗？做事情最终还是要遵循那个老理，不做自己不熟悉的事情。所谓的不懂互联网，是指不懂互联网技术，而不是人们通常宣扬的概念。
    外界总在说马云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忽悠。靠嘴吃饭的人有两种：演说家和乞讨者。会说不会说，都在于我有一个做事情的姿态。十年前，马云招呼哥们儿几个做一个并不清晰的产业的时候，哥们儿对他的信任不是因为这张嘴，而是因为他有过相关的实践经历。马云是中国最早接触互联网的人，没有理由不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再举一个例子。张朝阳回国创业的时候，只知道要在中国做互联网，但具体做什么、怎么做，他是没有思路的。可依然有人愿意给他投这笔钱，就因为他是一个知道互联网的中国人。
    我：有人问孙正义，你为什么把钱投给马云？孙正义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他是个疯子。
    他：我认为马云还没有达到“疯子”的境界，也许尚处于聪明人和疯子之间的状态，或者叫“半疯”吧。聪明人和疯子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聪明人做事情永远都不会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他们最善于自我驯化。聪明人做事情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到位。疯子却完全不同，不按照常理出牌，完全按照自我构建的思维导图行事，往往和现实世界产生巨大的冲突。这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理性的人让自己成为了制度的重复者，他们会活在当下。非理性者会被大众边缘化，视为“疯子”。可你发现没有，每一段新的历史都是由一两个疯子来书写的，只不过在教科书中，我们将其称为“英雄”或者“伟人”。
    我：那你认为“疯子”是一个很高的思想状态了？
    他：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我”，大部分人将其隐藏得很深。聪明的人可以很好地控制囚禁“自我”的那道闸门，我们称其为“潜意识”。疯子则正好相反，他们完全释放了内心的“自我”，但相应地，他们被这个社会囚禁。疯子的伟大就在于冲破当下现有的牢笼。而马云还远没有达到“疯子”的状态。
    告别青春期他：继续就阿里巴巴的问题说下去，你会发现自始至终，它都在探寻两个问题：领导力在哪里？客户价值在哪里？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什么是领导力，其次是谁拥有这个领导力。马云在几年前的一次讲话中提到，领导力就是“有眼光、有胸怀、有实力”。这是愿景、价值观和执行力的另一种表述。当初他坚持做电子商务，坚持做一个让商家们可以网上交易的平台，这就是愿景。此外还需要包容，我认为就是承认自己的弱点。阿里巴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企业文化，蔡崇信、关明生、曾鸣的加入都是很好的证明。而对于执行力，一般人会解读为变理想为现实的能力，我却更看重这个过程中的执着。马云曾经拒绝过38个投资商，这足以说明他的执著。
    你看到没有，愿景、价值观和执行力是一个闭环。愿景驱动了价值观，价值观带动了执行力，而执行力又反作用于你的愿景。
    我：经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马云当初所谓的backtoChina是一件决策很复杂、也很难为情的事情。
    他：的确如此，中国人好面子，泼出去的水，怎么能收回来呢？但是，面对大环境的变化，必须要问自己：企业到底要做什么，优势在哪里，根基在哪里？如果没有当初的撤退，我想阿里巴巴早就被自大和虚妄杀死了。毛主席对林彪说过一句话，“我们今天大踏步后退是为了明天大踏步地前进。”
    我：看了一些相关传记，我知道在阿里巴巴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关明生是一个关键人物。
    他：有人甚至说，阿里巴巴明确价值观的时刻应该是关明生加盟的那一刻。在此之前，阿里巴巴和大多数创业企业一样，一群激情男人、女人在一起，没事就喊个口号什么的，“今天你最红！”“每天都是新的征程！”现在的保险公司都这范儿。激情是最容易消退的，当它退去的时候，靠什么来维系团队呢？干劲十足的时候，什么矛盾都不是矛盾；困难出现，激情不再的时候，不是矛盾的事都有可能让一个团队散伙。关明生是一个很健谈的人，他一来阿里巴巴就把西方百年企业赖以生存的秘密拿了出来—构建价值观、明确使命、认定自我的价值。这些看似很虚的东西，几乎将阿里巴巴的草莽精神完全再造。准确地说，那是一次阿里灵魂的塑造。
    我：随后，他又担当了《在云端》里乔治。克鲁尼饰演的解聘顾问的角色，对阿里巴巴进行全球大裁员。
    他：企业和人的成长是一个路数，毕竟是人在做企业。所以，企业的成长就是心灵的成长。一个人在踏上理想之路的一刹那是兴奋激动、干劲十足的；随后看到了些许努力的回报，于是视觉开始产生误差：把依然遥远的目标看得近在眼前。内心的张狂无法掩饰，伺机宣泄。阿里巴巴当时的扩张就有些这样的症状。有一段时间，马云每天乐呵呵地带着公文包跑到香港去上班。这样的感觉，就好像你刚挣了点钱，就以为自己是有钱人了。
    不过，谁不会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青春期问题呢？阿里巴巴的问题可能还算是小的。好像一个青春期的男生，如果刻意压制自己的冲动就会导致心理郁结。我觉得，做企业也好，做人也好，犯错误不怕，怕的是找不到纠正错误的方法。你不是喜欢看网球吗？费德勒就是一个压抑自己青春冲动的很好案例。
    一个人的权力
    我：在刚才提到“谁拥有这个领导力”的时候，是否在暗示阿里巴巴领导权的归属问题？
    他：领导力是什么？并不完全是一个企业领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我认为有个经常被大家忽略的层面，就是如何获取领导者的地位。虽然说领导力并不是针对企业一把手而言。
    我：如何获取领导者地位，岂不是和企业政治又挂上钩了吗？
    他：企业政治没什么不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历史往往是一部个人史，企业史尤其如此。可能会有人研究优秀企业的基因组合、长盛不衰的机理，可是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源头在哪里？难道不是这个企业的创办者，以及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领导者吗？企业意志反映出来的大部分是个人意志。有的商人从商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糊口，达到这个目的之后就觉得满足了。他的目的决定了他做企业的方式。
    企业的成功往往是一个人的成功，失败也是一个人的失败。最终，权力都会在一个人的手中。现在挺立在公众视野里的“大佬”都是战斗过来的。假如他们在某一次斗争中失败了，就不会有这么多神话和故事出现了。所以，领导力最初就是体现在获得权力的能力。获得之后再去谈“影响力”。
    我：你认为这是常态吗？明天马云一场重病，下不了床该怎么办？
    他：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存在这个问题：创始人如何从思维领袖向精神领袖转变。中国人至今都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到底是企业应该为人而存在，还是人为企业而存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倾向于前者，这是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长久下来，组织的合法性就在于那个人的身上，功败垂成、旦夕祸福，都由一人包办。如果明天马云不能下床了，阿里巴巴依然可以活102岁，这才叫真牛。
    做一个“侠”商
    我：可能是梁羽生去世的影响吧，我又开始把武侠小说拿起来读了。在中国企业家里，公开宣称喜欢武侠的寥寥无几。我倒是有些忧虑。因为这意味着一种道义的缺失。
    他：“侠”是什么？我认为两肋插刀是侠，义薄云天是侠，浪子回头是侠，遁隐山林是侠，信守承诺是侠，千里走单骑是侠，飞蛾扑火也是侠……“侠”是一种和正义、真情有关的精神。我们过去是缺少独立精神和羞于表达真感情的。企业家谈“侠”的意义在于用自身的影响力来告诉大家，“侠”并不存在于金庸的十四部小说里，也不存在于我们对大刀王五的崇敬里，它是真真切切的人本关怀，并且可以为你带来经济效益。
    我：那你认为谁才是真正的“侠”呢？
    他：田伯光。一个将爱埋藏得很深的浪子，对朋友更是两肋插刀，而且敢于自我毁灭，就是为了一个誓言。
    我：你的口味很变态。如果说现在祝福中国的企业家的话，你会说些什么呢？
    他：最大的祝福就是保重身体了。他们的身体就是企业的未来。
    管理者如何对待80后来源：经理人网原作者：刘利军2010-4-239:08:18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公司刚接收一批大学毕业生（80后），公司正常对其进行出勤考勤。公司的正常上下班时间是早8点，下午6：30.在办公室人员的一次考勤中，有位新招聘的大学毕业生迟到了，按公司规定现场接受处罚5元/次。当办公室工作人员开出罚单后，这位员工竟然当场问：“有没有包月的？”
    这个故事听完后，大家轰然一笑了之。
    但是作为企业管理者，是怎么也笑不出来的。坦率地说，这个问题在我们进行企业管理之时，也同样面对这个问题。
    在大家心目中，“80后”“90后”是独生的一代，，是在温室中长大的一代，是没有挨过饥饿的一代，是“没有责任的一代”。“80后”“90后”这两个词从出现起就被戴上了“没有责任”的原罪。
    客观地看待“80后”“90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是对我们这些“80前”的考验。“80后”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长大的，他们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他们的成长史好像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史，物质越来越丰富，媒体越来越发达，资讯越来越多丰富，社会既有价值观被打破，社会价值越来越多元，新的主流价值观没有形成。他们成长的20多年是中国发展变化最快的一年。这种情况下，“80后”作为一个整体，自然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例如因为没有姐妹弟兄，“80后”作为个体会经常感到孤独，因此除了这种情感需要外，对团队配合意识就不强。
    “80前”的人们在物质上大部分是贫乏的，但在精神上整体是比较“富裕”的。正因为如此，“80前”的人们看待“80后”觉得他们无比的“幸福”，觉得他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其实，反过来看，“80后”“90后”真的是很苦：小时候没有伴来玩，很孤单；大学毕业很多人就意味着失业，不像“80前”的大学毕业生还管分配：“80前”人们在价值观形成的阶段是“又红又专”的单一的主流价值，而“80后”从开始懂事起面对的都是多元的价值观，增加了选择的精神困苦。对于人来说，精神苦才是最苦的。
    “80后”“90后”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叛逆”的一代，恰恰相反，他们中的主流仍然是非常“传统”，而且更具创造性——我们对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还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我们能够同化了那么多文化迥异的少数”秘书工作”（匈奴族、鲜卑族等），何况是在家长们言传身教天天熏陶的单个的人呢？他们依然继承了中华”秘书工作”的传统美德，如勤俭节约、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精神。他们的责任感一点也不比他们的父辈们差。这一点在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已经深深地感受得到——去年的抗震救灾中，“80后”是主角。
    内心的传统并不妨碍他们作为一代人的应有时代特色。他们更加注重人本，更加注重生活质量。“80后”把工作当成是谋生或发展的必须手段，同时更注重个人今后长远的发展和事业。工作和生活是分开的。“80后”的选择是比较多的，因此“80后”创业的也比较多——君不见有多少IT行业的成功老板都是“80后”甚至“90后”，这也让“80前”们望尘莫及。“80后”“90后”们对精神质量的追求远远高于“80前”们——“80前”们将上班第一个月的工资交给父母的多，而“80后”“90后”会将工资用来买一个时尚手机或手提电脑。“80后”喜欢“变化”，是因为他们生活得环境本身都在迅速变化着，只是他们“变”得更快。
    “80后”“90后”比他的父辈们更自信，自信的结果是有点“自我意识”。他们以中国人为荣，以消费国货为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更“中国”，也更“世界”。
    “80后”“90后”的这么多特点给我们这些管理者提出了新的挑战，除了通用的管理理念之外，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并进而激发他们的工作”秘书工作”呢？
    第一、在工作上，要强行“规矩”他们。“80后”“90后”的自我意识必须“规矩”在一个既有的轨道上，如任其发展，则“毁”了他们。他们是如何被“毁”的呢？他们通过各种媒体获得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和理论，然后在很多场合就随意地“自我”，这样的结果使真正的大道没有机会领略或不屑领略，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规矩、经不起约束、不上路子的人，他们在思想上“走火入魔”。这在世俗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企业要建立起强有力的纪律和规矩，让他们没有机会去“犯错”。
    被“规矩”的过程是痛苦的，《士兵突击》中没有被“规矩”过的拓永刚后来后悔了，但是它教育了那么多老A去主动被“规矩”。“规矩”是对“80后”“90后”最大的帮助。
    第二，强调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对个体的帮扶。价值的多元增加了他们精神上的迷茫风险。如果我们没有在价值上进行引导，组织就没有效率，组织也最终没有前途，他们个人也会成为一个没有组织家园没有事业归宿看不到未来在哪里的游卒。因此，企业要形成互帮互助的组织文化。企业不是员工名利的竞技场，而是员工的心灵家园。
    第三、真正地帮助他们做好职业规划。职业规划对单位的人力资源经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的基本逻辑是“现在的阶段性合作就是为了将来分手”，这是管理者的豁达和智慧。试想，哪个人不喜欢真心帮助自己进步成长和成功的单位？在这样的单位，真正“出工不出力”、“吃里扒外”的人还会多吗？
    第四、要试着在生活上适应他们。因为他们是未来和方向，要看社会今后的方向，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年轻人是怎么样的。他们在工作之余的喜欢、爱好，我们的管理者也不妨“掺和”一下，等他们认为你是“老家伙”的时候，你很难让他们真正的喜欢上。了解了他们的需要，在单位也适当地增加一些娱乐措施，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例如，某单位新招的大”秘书工作”特别喜欢打篮球，该单位就专门组织了篮球队，极大地提高了大”秘书工作”们的团体荣誉感，培养了团队意识。
    江山代有人才出。在政治舞台上，60年代的人被选拔为省部级干部就是新闻，这是因为大部分省部级干部还是50年代以前出生的。我们是70年代的人，现在大部分在单位里面都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可是，很多的中层主管和业务代表已经是1980年甚至有的就1990年以后出生的了。单纯地看出生年代觉得他们很小，其实按1980年出生来算，今年已有29岁了，按1990年出生也已经19岁了，这个年龄还能说他们很小吗？想一下我们这个年龄时在想什么事，在做什么事，就应该知道我们实在是杞人忧天了——几乎所有长辈都在用一种不放心的眼光来看待年轻的一代，当这种关心发展成为一种担忧而不能赋予新一代人重任时，这种关心就是内心一种责任感的畸形表现。良好的愿望却会导致不良的结果。
    社会总是在前进。生物进化论告诉我们，新的总要代替旧的，新的事物总是代表未来方向的。新的事物是最有生命力的。当我们用有色眼镜来看“80后”“90后”这个群体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家长管理制的残留。“80后”“90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他们也没有我们平常说的那么自私。少年富则中国富，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才是中国未来之希望。他们是真正能够托起中国未来的一代，他们是真正托起中国繁荣富强的一代。他们注定是托起中国屹立于世界”秘书工作”之林的最耀眼的明星一代，这不是谁的推测或论断，而是中国复兴赋予这一代的历史使命。
    刘利军：河南农业大学本科及中国人民大学MBA毕业；曾任职务：业务员及主管企划、市场部经理营销总监常务副总现任一家公司总经理长期从事于营销及管理工作；
    如何消除会议中的偏见来源：麦肯锡季刊原作者：DanLovalloandOlivierSibony2010-4-208:57:11足以对战略决策产生破坏性影响的各种偏见常常会在会议中兴风作浪。这里列出了一些以一种能减少这些偏见影响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建议。并不是每一个建议都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决策或组织，但是，关注这些建议所依据的一些基本原则，应该会使任何试图通过会议做出正确决策的企业高管获益非浅。文中还包括我们在撰写专题系列文章“识别战略决策中的各种偏见”时，所采访的一些高管和专家的相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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