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经济危机有十项注意

　　这次经济危机，百年一遇，来势凶猛，情况复杂。对中国说，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内部矛盾；既是突发，又是长期潜积。现在匆促应对，虽似措手忙乱，还能沉着从容，是非常不容易的。应有共识：不仅是权宜之计，更应着眼于久恒之策；不仅要治标，还必须治本。我们的标靶也不限于渡过一劫，而该着力于转型，打造新的发展方式，不容许克服一次危机，却留隐患，为下一次危机埋下定时炸弹。这次应对，力度之烈，范围之广，都属空前。目前开局尚佳，但是变数犹多。从战略策划到战术操作，在落实进程中要走一步、看一步。领导有信心，群众有暖心，专业者不无担心。大声呼唤后，不能没有小心细语，殷切期望注意如下十个方面，且需慎行。
　　一是保增长的速度和质效。危机之现，始于经济增长幅度之滑落。我国未见负幅，表明基本面未变；但是也感疲软，为多年来罕见。扩大内需，力保增长，宏观调整转一个身，是及时的。现在预期，境外估测有7.5%或更低，国内预评在8%~9%之间，各省市区争取再加两三个百分点，即使有难，可望臻达。关键不在数量，如能无水分地实现，是大好事。然而，只此一点，不宜视为全盘已胜。尤其重要的，则在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理想。所以，一定要破除传统的GDP情结，防止片面求快，走不出“一俊遮百丑”的陷阱。这是一个前提和归宿，保证“好”字优先的增长，才是克服危机的实在。
　　二是投资的结构和实益。应对之策，聚焦于4万亿元的投资，赫然空前，可谓大手笔，施展了浑身之力。人们关注的，这笔大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能否真的用在刃口，堪奏其功。占其大份的基本建设，一是基础设施，二是增加和改进生产力。前者不仅是花掉就可保增长，其中三成上下或转化为工资，更在建成的大小工程，一定要真正起到基础作用，决不能建而无效，如水利建设无水可运，高速公路无车可跑。后者也不仅是增加产能，决不能重复低挡，而要补短升级，适销对路，富有科技含量。所以，投资规模不是越大越好、越能保增长，而是必须优化结构，才能获得实益。为此，每个项目，从立题到设计、施工，都要周密计算、科学评审。至于加强监管，杜绝丝毫猫腻，力戒因而导致过热和浪费，是不言而喻的。
　　三是转变发展方式。这是早已提出而久未兑现的一个难题。过去造成不少深层次的矛盾，根子在兹；这次“危”中有“机”，就要抓住关键，求得长治久安。30年来，发展多赖投资和出口顺差，消费作为主要引擎的动力不足，消费率不断下降。这次应对，必须力挽狂澜，转向消费为主动力。得失成败，这是枢纽。应变有多元对策，都要围绕扩大消费的核心转，消费兴则百事兴，消费呆则百事滞。在理念上，回到“生产目的在于消费”基本原则，要有成系统的消费政策，使城乡居民能消费、敢消费、会消费。这个引擎有了活力，发展方式有新局面，经济危机就不治而愈。否则难免歪打，治不到点子上，增长失去后劲。
　　四是优化产业结构。这与投资和转变发展方式息息相关。迷失这点，投资的方向模糊，发展方式也会原地踏步不前。有人片面保增长，不择手段，如想把前几年关掉的化工厂都再开动，或者在招商引资上重蹈“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覆辙，必将欲速不达、事与愿违。国务院制定十大产业的振兴发展规划，有鼓励也有禁止，并指明路径，一定要切实贯彻执行。各地情况不同，可以从实际出发，在落实中有所创新，但是仍要防止样样都搞，千地一面。这里值得提醒的是，农业始终是基础，不能因其产值所占比重不大并且增长很难而置之度外。沿海发达地区本是农业首善之区，这几年发生农田非农化、农业非粮化的倾向，必须制止和回头。
　　五是千方百计保持和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这次经济危机，首当其冲的看来是企业，实际上最终受害的是就业者。与保增长直接有关的，首要保就业。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是难中之难。经验数据，经济增长保持9%，或能增加就业1000万个岗位，仅与每年新增劳动力大体相当；还有农村富裕劳动力的流转每年要增几百万，连同大学毕业生每年又有几百万，缺口越来越大。经济危机再使大量职工下岗，仅农民工少算已有一两千万，形势严峻，莫此为剧。因此，一定要有特殊政策，不能只靠老办法。在同样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怎样提高就业弹性系数，包括保持硬软并举的产业结构和用人制度，都待研讨和求索。努力使“零就业”家庭成为“零失业”户，也是一条社会安定的必由之路。
　　六是加快全覆盖的社会保障。这项工作，起步迟了，进度慢了，碰经济危机，更是巨大压力，必须全力应对。不仅是改善民生的底线，还使居民免除后顾之忧，有利于促进消费。无论是低保、失业保、养老保和医保，当前需求极大，应当尽快增加供给，在大盘子里切下一大块。看来，从财政增收和赤字扩大，增列这块支付，势在必行。参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预算结构，我们更有相当空间，足以在走向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中逐步达标。广义的社保，还必须与医保一起，教育和住房有此实质，危机时不能更危，而要努力使其转危为安。
　　七是积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经济危机之发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起自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矛盾，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和有效购买力不足。自由资本制度这次露了馅。我国何尝不是这样，多年来居民收入的增长一直落后于整个经济的增长，潜在矛盾越积越深。应对之道，保增长必须与保民生、保收入相伴；否则，消费不长，增长也失去支撑和任何意义。但是，危机一来，急于应对，大家讳言增加收入，乃是舍本逐末。现需明确和强调，只有构造保收入、促消费与扩内需、保增长的良性循环，并培植长效机制，才能走出危机，不再危机，亟待有实际对策并认真实施，如落实十七大的“三个提高”（提高分配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使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幅一致，才能开创增长与民生的新局面。其中，增加农民收入特别紧迫，提高农产品尤其是粮价更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八是保护生态环境和节约资源。这是30年来发展实践的负面，为争取高速增长而付出的昂贵代价，也为下代留下了教训和话柄。这几年开始有所省悟，但是修补仍旧未及应有力度。当前扩内需保增长，又可能急于求成，止痛忘痛。这在发达地区，北京奥运会后的反复，沿海如江苏的不仅是太湖，都待赶上；在欠发达地区，“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恶习可能回潮。资源的严重浪费怎样治理，更可能推迟到克服经济危机之后，同样是“机”中之“危”，要大声疾呼，在应急中千万不能丢掉这个急事，而该在议事日程中列为警钟常鸣。
　　九是扩大内需与提高开放水平。这次危机，内外交织，应对重点在扩大内需，不等于外需无望，同样要有应对，在外贸负增长的趋势下防止跌幅过大，争取也有回暖。应当看到，扩大开放到今天，外向依存度够大了，今后主攻不在进一步扩大，而在提高开放水平。此事提出不晚，但是步伐太缓，识者认为不能再靠低价劳动力来搞薄利或无利多销，把中国经济挂在洋人的战车上。采取提高退税率只是权宜的无奈之策，根本出路在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同样要有系统的振兴产业政策。不妨估计，外需的回暖或许在后期———取决于全球渡冬；但是应当早作筹划，准备给外人以新面貌，不再是吴下阿蒙的可怜相。
　　十是从经验摸索到实现理论创新。应对这次危机，史无前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要有两手考虑，或者如愿，或者还可能有曲折。重要的是在敢于实践中善于审视动态，总结经验，避免失手。不同于过去，这次面临理论空白，新自由主义破产，凯恩斯革命不再成功，格林斯港的两手绝活也见乏力。我们自己，一度满足于运用“看不见的手”，现在不得不伸出“看得见的手”，同样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这是挑战，又是机遇，亟待理论创新，包括马克思经济学的中国化。观点或许多样，百家可以争鸣。等到危机消退，经济科学也获新生。对此，该有信心，不容自卑自艾。
　　应对危机是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备受瞩目，沿海发达地区更是亮点。这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并将一步一步使科学发展观得到检验和充实。注意内涵，上述10项只是其概，还有城乡、地区与经济社会关系的统筹协调，无不在视野内。可以坚信，打好这个大仗，将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开拓更加光明的道路和前景。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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