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场小说”能读到什么
【以稿换稿】 作者:高斌 发布:2013年02月16日 阅读: 次
一些人从“官场书”中探求官场的进阶指南,把这些视为寻求从政经验的“官经”,视为一种“术”——
从“官场小说”能读到什么
谁在关注官场小说?有调查显示:党政机关公务员占到30.5%,工商企业工作人员占27.1%,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20.3%。三者相加,占到了阅读总人数的79.7%。
虽然近年来官场小说始终伴随着一些争议和批评声,但畅销的势头一直没有减弱过。在很多书店每月的畅销书排行榜上,都能见到官场小说的身影。而官场小说在各大门户网站的读书频道也有着很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关注度还是点击数和评论数都是佼佼者。
而当下的官场小说虽然数量大幅增长,但在艺术质量上能与王跃文的《国画》、陆天明的《省委书记》、阎真的《沧浪之水》等相匹的,几近凤毛麟角。可以这样说,官场小说已经到了一个寻求自身涅槃的井喷点。
谁在关注官场小说
官场小说不是一个规范化的用语。普通读者的理解,大体是指以小说为主要表现形式,描述、揭秘官员腐败生活以及政治较量的文学作品。
百度百科是这样表述的:官场小说是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反映生活的小说类型,是作家以独特角度观察以中国政治官员为核心的大众生活、执政能力和社会现实,以及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从很大程度上说,官场小说的文化意义远远超过了单纯文学的意义。
据有人考证,当下“官场小说”作为一个名称正式提出,是王跃文长篇小说《国画》出版后。1998年,王跃文写成《国画》。在这之前,陆天明在1995年写出了《苍天在上》,周梅森在1997年写了《人间正道》……在此之后,各类官场小说不可数计,甚至囚于狱中的原官员们,也写起官场小说来。
因名烟落马的周久耕在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后,曾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话题,他称自己在看守所内已经写就了一本长达35万字的长篇官场小说。周久耕说他写小说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排遣在看守所中的无聊;二是为了总结一些这么多年的官场和人生感悟。很多人都对周久耕的小说表达了浓厚兴趣。
谁在关注官场小说?有调查显示,党政机关公务员占到30.5%,工商企业工作人员占27.1%,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20.3%。三者相加,占到了阅读总人数的79.7%。近八成的人阅读过官场小说,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官场小说持续升温的现实。
作家李广森给记者讲了一个他的亲身经历。
有一次,他约一位导演朋友吃饭。在餐馆外面,有个小书贩向这位导演兜售李广森的新书《官道:机关生活养心笔记》。这位导演朋友随手翻了翻,觉得内容不错,想买。李广森把他拉到一边,说:“那是盗版的,你要想看,我车上就有正版。”
“其实我的书不是什么官场小说,只是平时在机关工作生活的一些感受体会的记录。因为涉及机关生活,也被人炒作为所谓的‘官场小说’类作品。”李广森告诉记者,“有一本盗版书叫《为官之道》,是以我名义出版的,但那根本就不是我写的。”
早期作品不乏“现实关怀”
中国人对官场小说的关注由来已久。清末民初,就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等描写封建社会官场的小说出现,有了“晚清谴责小说”的称号,跻身名著之列。到了今天,大抵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官场小说再次繁荣。近年热卖的官场小说有“驻京办主任”系列、“秘书长”系列、省委书记、“挂职”系列等。
曾创作了红极一时的《国画》的王跃文认为,有官本位的传统,才会有官场文化和官场小说。官场小说大热,还是由于其“现实关怀”。
1999年,王跃文以一本《国画》揭开了其“官场小说”的序幕。随后,他的《官场春秋》、《没这回事》、《官场无故事》等接连投入市场。王跃文的“官场小说”把“官场”的腐败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在“官场”上,一些官员职位的升迁,掺杂了一系列复杂的背景。个别高级官员表面上是冠冕堂皇的,但背后却掺杂着虚伪、欺骗、暴虐、色情、颓废等行为。王跃文把腐败分子们写得很有人情味,但愈是如此,小说对“官场”生活的揭示愈加真实和生动。读者对小说情节的深层社会背景,产生深刻的思考。
周梅森的《中国制造》和龙志毅的《政界》,描写的是高级官员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展现了鲜为人知的领导干部升迁的具体操作,具有相当的“内幕效应”,能够勾起读者强烈的阅读欲望。
“我还是比较认同早期的一些官场小说。”中国检察出版社副社长赵志刚向记者表示,这类小说有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张平的《国家干部》、陆天明的《省委书记》、王跃文的《国画》、尹洪东的《边界》等。他认为这些作品的视野起自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场景,全方位展现置身其中的各色人物,演绎出正面力量的英气与时代的正气,读起来荡气回肠,让人看到国家和社会的希望所在。
网络力量激荡着传统的官场小说写作、出版、发行。如洪放的《秘书长》最开始是放在天涯社区上的。后来,才被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并出版发行。被网友称作“官场政治课本、职场教科书”的《男人战争》,一开始也是在网络上发表的。
一位知名图书网站的编辑向记者表示,官场小说受关注一方面说明作品本身有不错的可读性,另一方面就是有一定“指导性”,满足了各个阶段不同读者的需求。
“官场小说受追捧的背后是一种窥探意识。”赵志刚表示,官场距离普通民众很远,大家从主流媒体的电视、报刊上看到的只是这个江湖的冰山一角。而官场小说的不少作者有从政经验,对这个领域有体验。他们在书中揭露官场这个名利场的缤纷复杂,描写相互倾轧的权力斗争,普通的读者们从官员跌宕起伏的命运中寻求心理上的补偿,部分地满足了窥视欲和猎奇心。
官场亦被称为“宦海”,官场小说呈现这个特殊而神秘领域的权力潜规则。一些年轻的公务员从中探求官场的进阶指南,把官场小说奉为寻求从政经验的“官经”,视为一种“术”。这也是官场小说受人青睐的一个原因。
“作为一个远离官场的老百姓,我很有兴致阅读这些文字。因为里面描写的一些东西是我们局外人无从知道的,但却时不时发生在身边。”一位网友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认为初入官场者可以通过小说熟悉官场、了解官场,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曾有一篇博文说到,王跃文的《国画》是“一部让大学生少奋斗10年的成功宝典”。有读者更是把《沧浪之水》誉为“当代公务员的教科书”。
其实那不是官场文化
官场小说的走红,带动了对其现象的研究和评论。有人把它分成四类:
第一类,由改革文学过渡来的写实小说,如柯云路、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作家的作品,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黑暗、批判腐败。其故事往往邪不胜正。最终,腐败分子遭到严惩。
第二类,类似黑幕小说的官场小说,代表人物有王跃文、王晓方等。他们有过政府机构任职经历,细笔勾勒一些社会黑暗,借人之口记录百官行述,在商业上获得很大成功。
第三类,描写官场小人物的挣扎以及大官员周围的小人物,成为官场小说的典型,如肖仁福等作家的作品。书中人物有上进心,渴望被人尊重,希望过上体面生活。有的把握住机会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有的经不起金钱美色诱惑跌倒在奋斗途中,构成仕途进退、官场沉浮的种种悲喜剧。
第四类被称为后官场小说,增加猎奇、想象、夸张和复制、克隆等手段,成为当前市场的主要产品。这类小说以反腐为幌子,夹杂色情暴力,以揭露秘闻隐私为卖点,满足窥私欲和猎奇癖的读者,以此成就市场销量,成了非艺术性的商品。
“利益驱动让出版商趋之若鹜,其后果是大量粗制滥造的官场小说充斥图书市场。”赵志刚告诉记者,“在书摊上认真翻翻,不少此类作品已经失去基本的道德底线,宣扬的是权钱交易、情色交易,让人顿感官场小说已经沦落为文学的烂污之地。”
后官场小说危机四伏,已引起业界的关注。洪放指出:“官场小说有走入黑幕小说的危险,这是官场小说的歧路。”
据出版界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市场上热销的有200余部现代官场小说,其他自费出版和质量低劣的官场小说也屡见于市场,大部分是在复制、克隆。从省委书记到县级各局领导,从秘书到官员身边的司机、保姆等,都被写尽了。很多作品情节雷同、内容重复。后官场小说主要揭露黑道、权术、奢靡、色情等,笔触没有延伸到官场之外去探索人性,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缺乏对艺术创作的热情,抛弃了文学的神圣使命,把中国小说创作引向绝境,令人堪忧。
“《二号首长》、《秘书长》、《接待处长》等,让读者领会到的是尔虞我诈的官场内斗、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等。黄晓阳著作《二号首长》,即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赵志刚认为,这些作品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官场故事告诉读者,当官是一门技术活,对智商情商的要求以及智慧谋略的运用,超过世上任何一门学问。
“都是在教你怎么跟人斗,怎么不择手段往上爬。其实那不是官场文化。”对现在流行的官场小说,李广森表示很看不惯。他说:“有一些官场小说揭露所谓的黑幕来吸引眼球,还有一些像官场风水师这样的恶俗之作,完全是在误导读者。”
让其回归本来面目
“反思官场小说的泛滥,不禁让人想起尼尔·波兹曼那本著名的《娱乐至死》一书。”赵志刚向记者表示。
这本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其主要观点是,“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根本是自相矛盾的,所有的人都是在表演,电视只有一种声音,即娱乐的声音。电视的时代就是娱乐的时代,电视媒介形式的本身就不能承载严肃认真的思考。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尼尔·波兹曼当然无法预言20多年后互联网的勃兴,但“娱乐至死”似乎就是指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碎片化阅读的到来,让很多人失去了思考能力。连反腐败这类极为严肃的话题都因为“雷政富”、“赵红霞”们而演化为一个娱乐事件。
“看看现实社会中的重庆‘唱红打黑’、雷政富情色视频、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事件等,难道还需要官场小说来解读吗?一切都是活生生的现场直播。”赵志刚认为,在娱乐面前,谁也别想置身事外,无论你把自己定位是什么,你只是一个娱乐消费品。
要告别官场小说的“喧嚣”,让其回归本来面目,著作者的指导思想是至关重要的。赵志刚表示,这个思想,应当是法治思想,是规则意识。有了这样的“道”,写出来的官场小说就是一种教化,而不是庸俗的展示,不是进阶的“术”。
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认为,“官场小说要有出路,要向政治小说转变,要有勇气触碰那些最坚硬的问题。”但是,要想承续、发展《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这样的政治讽刺小说传统,出现如莫泊桑的《漂亮朋友》这样的作品,还要求作家有更深邃的思想穿透力以及高超的文学技巧。
在当下的情境中,这样的作品一时恐怕还难以出现。
“官场小说所应投射出的正道,是让人们明白这个世间还有法治,还有清清白白的吏治。”赵志刚说,这才是官场小说在将来应走的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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