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贫爱富的体质和体育

    
    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在马路边进行体育锻炼的比例逐渐升高
    肥胖在中国将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而且是一个阶层问题。具体而言，中国大多数的肥胖者将集中在社会中下层人群中，其他体质不良者亦将如此。
    2010年春天启动的第三次国民体质监测目前已进入汇总分析阶段。从各地发布的消息看，中国人的体质除了延续令人担忧的状况外，开始趋向阶层分化。
    此前在2005年公布的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结果中，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城乡差距和“东高西低”态势。
    虽然从生活方式的角度讲，饮食及生活习惯都会对体质产生影响，但身体素质更多反映了不同人群的体育锻炼情况。《瞭望东方周刊》获得的多项调查统计则显示，由于经济以及空间、时间上的限制，一些城市下层居民可能丧失体育运动的权利和机会。
    除非提供更好的公共体育福利，否则体育权将进一步向中上阶层集中。
    一项涉及七个不同规模城市的调查甚至显示，办事人员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对体育运动最为了解的三个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高居社会各阶层之首。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以户籍为依据，国民体质监测并没有把农民工这一城市底层人群纳入监测范围。
    肥胖的“阶层属性”
    肥胖问题一直是中国首都市民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挑战。2000年前我们就发现肥胖人数增长太快。针对这种状况，北京市体育局曾提出，希望大家都动起来，所以当时全民健身计划的口号是：“一人动则一人强，一家动则一家强，家家动则民族强”。
    动员了几年，到2000年第一次国民体质监测时情况仍无好转。当时体育主管部门的干部们都有些泄气，组织了这么多群体活动，北京市民的身体素质还是没有提高。
    北京市体育科技所群体处主任谭京京回忆说，2005年的监测结果出来后终于发现，城市人口的肥胖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农村人口仍然严重。
    “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北京市建了不少‘体育生活化社区’，力争‘把场地建在身边，把体育融入生活’，报纸上也大篇幅地宣传‘少油少盐’和‘粗纤维’的好处。但是接触这些新生活方式最快的仍然是城市人群，尤其是城市的非体力劳动者。”谭京京说。
    2010年监测数据又一次将肥胖的“阶层属性”提了出来。
    “虽然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我们已经可以知道，北京市民中尤其是体力劳动者的肥胖人口增长速度又上来了。”谭京京说。
    腰围是衡量肥胖程度比较重要的一个数值。谭京京说，根据2005年北京的数据，城市女性的平均腰围小于农村女性，而多数城市男性腰围大于农村男性。
    其中，女性体力劳动者的腰围基本大于非体力劳动者，男性体力劳动者的腰围除了50岁至59岁这个阶段以外，都大于非体力劳动者。
    “肥胖的问题是生活方式的问题，除了体育锻炼之外还受到饮食习惯的影响。”谭京京说，虽然各种健康类的杂志和报纸都在反复向人们灌输健康的饮食观和运动观，但是不同阶层的人对新理念的接受程度以及经济承受能力是不同的。
    虽然肥胖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但根据丁冰的估计，北京市民的体质状况在全国还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毕竟北京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还是不错的，这直接影响人们的体质水平。”
    “体育消费”的阶层差距
    北京市体育局群体处丁冰说，早在1997年时北京市就做过一次成年人体质监测。他们把人群分为五类：公务员、科技人员、商务人员、农民和工人。结果显示，农民体力最差，科教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体质状况最高。
    其原因是农民们不再下地劳作，劳动锻炼减少，其他运动又没有跟上来。同时，他们更喜欢吃肉喝酒。
    到后来的国民体质检测中，城乡差距愈发明显。“肺活量、握力、闭眼单脚站立时间、平均反应时等等身体素质的测试结果，城市都好过农村。”谭京京说，通过问卷他们也发现了真正的原因。
    “农民在闲暇时间选择体育锻炼的比例只有14．9％，城市人口的锻炼比例是37．7％。每周参加一次以上体育锻炼的，农村人口中只有30％，而城市里的比例超过60％。”同时，锻炼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异：城镇人口在闲暇时选择球类、游泳、健身体操、自行车、登山等项目比例要明显高于农民，农民选择步行、跑步等项目比例则高于城市居民。
    2008年，北京市曾配合国家做过一次国民健康测试，这次测试的结果再一次说明：生活质量和体质水平是直接相关的。
    “随着其收入水平的变化，大家的消费行为也会发生变化，生活质量也会发生明显的改变。”谭京京说，“人们在满足了正常的休闲活动之余，才会考虑运动，尤其是需要场馆和器械的体育活动。中、低收入的人群，平时的生活压力就很大。在遇到体育锻炼与其他休闲活动相冲突时，选择体育锻炼的概率就会比高收入人群要小。”
    调查时，在“体育消费额度”这一栏填写了具体数字的人非常少，而且集中在城市高科技人才、公务员等职业中。同时，去体育场馆锻炼的基本没有农村人口，“农村居民都是在免费的公共环境下锻炼，比如街道或者马路边上。”
    谁的体育运动
    其实，多个调查均显示，不同社会阶层进行体育锻炼的意愿非常接近。换句话说，无论是否有空间、时间和金钱，中国人对于体育运动的热情还没有明显的阶层分化。
    自1949年开始，中国曾有过一段“全民体育福利时代”，体育设施也成为政府供给的内容之一。而在后计划经济时代，虽然阶层分化不可避免，但如何尽量缩小日趋拉大的体育权，正成为维持社会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
    “简单说，收入水平决定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决定体质水平。”谭京京认为，这也是近年来不同阶层体质水平差距持续拉大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在北京，现有的基层锻炼设施的建设还是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体育也是一种消费。如何让各阶层达到大体相当的‘体育消费水平’，这恐怕是第三次国民体质监测后，中国的国民健康和群众体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谭京京说。

【来源：网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