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的真实含义究竟是啥？

    有关端午节的起源与真实含义，论者见仁见智，但无论是屈原说、伍子胥说，还是越王句践说、曹娥说，均有以讹传讹或牵强附会之嫌。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端午习俗的形成其实远早于句践、伍子胥、屈原等所处的年代，其原始文化含义应该是古人禳灾祛邪驱疫的仪式，是一种法术层面上的“公共卫生”活动；龙舟的原始角色则是“遣灾送瘟舟”，后又演化为“迎魂舟”或曰“归魂舟”。
    一、端午是一个遣灾送瘟之日，是一种法术层面上的“公共卫生”活动。
    端午之俗无疑与古时的巫傩风俗相关联。
    在古代南方稻作民族地区，崇巫尚傩的古人们认为，每年农历五月是一年中阴毒邪怪之气最活跃的月份，各种毒虫猛兽开始肆虐，谓之“恶月”；五月五日则是恶月中的恶日，是一年中毒邪之气最盛的一天。
    《吕氏春秋》说：“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生死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
    《齐民要术》曰：“五月芒种节后，阳气始亏，阴匿将萌，暖气始盛，虫蠹并兴……是月也，阴阳争，血气散，夏至先后各十五日薄滋味”。
    《后汉书•礼仪志》云：“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即桃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荆楚岁时记》则载：“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
    《野客丛谈随笔》亦云：“齐书，高洋谋篡魏，其臣宋景业言宜以仲夏受禅。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终于其位”。
    从上述古籍所载，我们不难看出在古人的观念中，农历五月是“阴阳争，生死分”的恶月，需要斋戒、禁房事、禁吊丧问病、忌盖屋、避入官，等等，以禳灾避难。
    而尤以“重五”——五月初五，恶兽毒虫、妖魔鬼怪最为得势，这一天阴邪之气至极。甚至于认为端午日出生的孩子也可能是会克死父母的毒命人，故或弃而不养，或另改出生日。其中最典型的便有“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宋徽宗赵佶等。
    《史记•孟尝君列传》有载：“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
    说的是时任齐国宰相田婴起初有四十多个儿子，他的小妾曾生一男婴名文，这田文正巧是五月初日出生的。田婴告诉小妾说：“不准养活他。”意思自然是要将田文遗弃。但田文的生母实在难下狠心，便在另处偷偷把他养活了。
    待田文成人后，其母便通过田文的兄弟把田文引见给田婴。田婴见后火冒三丈地对自己的小妾吼道：“我让你把这个孩子扔掉，你竟敢把他养活着，这是为何？”
    机敏的田文叩头大拜后反问道：“您不让养育五月生的孩子，却是何故？”田婴答曰：“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大后身长跟门户一样高，会害自己的父母。”田文反问：“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授予呢？还是由门户授予呢？”田婴哑口无言。
    后来，经田文的进一步劝说，田婴改变了对田文的态度，开始器重他，让他主持家政，并最终继承田婴的爵位，这便是历史上食客三千的孟尝君。
    无独有偶，据《癸辛杂识》记载：著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也生于五月初五，按古时风俗这天所生之人极不吉祥，故徽宗将自己的生日变成有趣的“公日”，即改成十月初十，并把这天定为“天宁节”。
    这种俗忌，在民间某些地方近代仍有沿袭。
    《宋书•王镇恶传》则有载，东晋名将王镇恶因出生于农历五月初五，家人以为不祥，想将其在族谱中除名，但其祖父王猛却说：“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便给他取名镇恶，寓意“镇”五月初五之“恶”。
    由此可见，古人十分忌讳养端午日出生的孩子，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原因便是前述的恶月恶日理念。
    于是，人们便用龙舟遣灾送瘟，挂艾草驱毒虫，佩符避邪，浴草汤，喝苦水，夫妻禁房事......
    如此等等，实施一系列法术层面或曰心理图景上的“公共卫生”活动，祈求消灾避祸。
    二、龙舟的原始角色是“遣灾送瘟舟”，后演化成“迎魂舟”或曰“归魂舟”。
    古代南方稻作民族大都地处水乡，大约在七八千年前就形成水上祭祀的风俗。赛龙舟实际上是水上祭祀的遗俗，而龙舟最原始的角色则是去邪祟、攘灾异的“遣灾送瘟舟”。
    据《古今图书集成》所引“武陵竞渡略”记载：
    今俗说禳灾，于划船将毕，具牲酒黄纸钱，直趋下流，焚酹诅咒疵疠夭札，尽随流去，谓之“送标”；然而不旗不鼓，密划船归，拖至高岸，搭阁苫盖，以待明年，即今年事讫矣。尔时民间设醮预压火灾，或有疾病，皆为纸船，如其所属龙船之色，于水烧之......
    可见赛龙舟本是一种“禳灾”的仪式，目的是“送标”——送走邪祟、灾异、疵疠夭札等祸害人类的“不祥物”。
    古人的思想很奇特，他们认为邪祟、灾异等“不祥物”，是可以通过船运走的。他们又担心这些“不祥物”不愿走，便贿之以“牲酒纸钱”；又恐怕软的手段不生效，故请出巫作法“诅咒”之，使“不祥物”非走不可。而且不得不预防它们被送走后仍坐原船重来人间，所以船到下游之后，“送标”的人须“不旗不鼓”的偷着回来。这船既然是载不祥之物的，自然不可再作它用，于是便“拖至高岸，搭阁苫盖”。
    另据《湖广志书》所载：岳州府“端午罢市竞渡，以为禳灾疾病”；黄岗县“端午溯风巴河镇迎会，傩人花冠文身，鸣金逐疫”。
    《广东志书》亦载：南进府“舁夭符神，压送河，云遣瘟。金鼓殷器，齐唱船歌。”
    由此可知，赛龙舟的原始含义是“禳灾送瘟”，而并非竞技娱乐。
    而龙舟一词，最早大概见诸于先秦古书《穆天子传•》：“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九歌•湘君》“驾飞龙今北征，邅吾道兮洞庭”中的“飞龙”也是指龙舟。
    在以凤鸟为图腾崇拜的古代南中国，龙只能充当神使鸾凤的随从、座驾或奴仆。屈原的辞赋中，凤与龙各出现过24次，但凤充当的是神使，龙只是凤的坐骑。如“驾八龙蜿蜒兮，载云旗之委蛇”，“驾者”是鸾凤，龙则是“马拉车”的角色。
    之后，富具想象力的南方人，又让龙（龙舟）充当起“迎魂”的角色。
    古时南方水乡多以舟楫代步，人们相信人死后，其灵魂将会回到云水之间的“雁鹅村”，故需有迎魂之舟渡之。于是便形成一种迎魂舟与迎魂鸟的葬俗，即鸾鸟祖母将在人死时派鸾鸟使节——迎魂鸟迎接人的灵魂去“雁鹅村”，而那迎魂舟的角色就只好委屈龙去充当了。
    龙舟的原始角色便演化成相当于今天殡仪馆的灵车，专司运送亡灵升天的神圣使命。
    西汉贾谊曾在长沙作《服鸟赋》，写的便是这一风俗。
    出土于长沙楚墓的两幅《人物御龙图》帛画，实际上应该是“亡灵升天图”，一幅中可见鼓翼舞爪的鸾凤神气地指挥着龙驾牵引亡灵之舟前行；另一幅中则是亡灵坐着龙舟向天国进发，而鸾凤则站在龙尾上充当舵手，驾驭那龙舟前进。
    马王堆西汉古墓中的飞衣帛画，所描绘的是亡灵正在骑着双龙上升天界，而那鸟灵则悠闲地监护双龙升天。
    这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一种“坐死”风俗，即老人临终之前，由家人移至中堂，坐在一匹象征龙（迎魂舟）的白布上，白布从屋顶伸出，寓意上天之路。
    后人用赛龙舟纪念屈原、伍子胥、曹娥，其实是用迎魂舟（龙舟）祭送其灵魂归葬，是迎魂舟古俗的一个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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