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正月里不能剃头？

 
    “正月里，不剃头；正月里剃头死舅舅。”这首民谣，传唱了三百六十多年，岁月早已朦胧了原来的意思，倒给九州大地上的剃头师傅们，每年一个月的“年休假”。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依然恪守着正月不进理发馆的习俗。其实，这首民谣根本不是对人们正月剃头就一定会死舅舅的预言，而是在用“正月不剃头——思旧”这一无奈，去咒骂满清政府用钢刀硬弩强行推广的“剃发令”。
    满洲人早在入关以前，就使用了大量的汉人。且不说原先就生活在辽东大地上的汉人宁完我、范文程、鲍承先等人都是清代基本国策的草创者，就是明朝的兵部尚书洪承畴，明代的守边悍将、后被清王朝裂地封王的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哪一个不都是替满洲人攻城略地、开疆拓土的元勋，连清朝皇帝顺治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都自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犹得一导者，吾安得不乐？”这时的清王朝，虽然已经统治了大半个中国，但西北的李自成，西南的张献忠，江南的朱明皇裔福王、鲁王、唐王、桂王，台湾的郑成功等都在称王称帝志在问鼎，清朝还须依靠这些归降的汉人去争夺天下。所以，顺治元年，小皇帝坐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时，颁发的一系列诏书中就有一道明确宣布“文臣衣冠暂从明制”
    但仅一年之后，随着清兵势如破竹般击溃李自成、横扫江南消灭了明王朝的主要抵抗力量之后，由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代七岁的小皇帝顺治颁发了《剃发诏书》。诏曰：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乎，若不统一，终属二心。自发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某某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为惜发争留，决不轻贷。
    这是经朝廷文人粉墨整理后的诏书，实际上的“剃发令”比这血淋淋得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几乎一夜之间，全国的剃头挑子上都挂上了这样的警句。甚至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剃头师傅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上，有一头还高高竖着根木棒，谁都知道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家什，剃头时挂上面镜子供顾客使用，游走时就是悬挂满洲人那张“剃头诏书”的旗杆。故此，在旧社会的游方手艺人中，理发匠常常被人们称为待诏，他们真的曾经“奉旨剃头”。
    “剃发令”是清顺治二年六月颁发的。如果说这年六月前，江南各地对清军的抵抗，还大都是朱明王朝的正规部队，那么自这年六月之后，江浙一带有如星星之火的民军起义，就几乎全是人民群众对剃头梳辫的殊死抗争了。
    嘉定，现属上海某地，明清之际是江南的一大重镇。“剃发令”颁发后，明朝的左通政使侯峒曾和进士黄淳耀纠集了数万军民，誓死留发与城共存亡。清世袭罔替王爷勒克德浑亲自督战攻城，义军面对强敌死守孤城数日，不想天降大雨，偏巧明朝降将、吴淞总兵李成栋携带大炮助攻，雨过炮响，城墙多处坍塌，清军潮水般入城与无援的义军展开巷战，由朝杀至暮。侯峒曾携二子投水而死，黄淳耀自缢身亡，为虎作伥的李成栋居然下令屠城，两万余军民当即死在钢刀之下。这一天，是阴历七月初四。在随后的七月二十六日、八月十六日，嘉定城郊又有两路义兵誓死不剃发，李成栋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屠杀无辜百姓，全城大约二十万人，几乎被屠杀殆尽。这就是清初鼎鼎大名的暴行“嘉定三屠”。由于人们经常与顺治二年四月清兵在扬州连续烧杀抢掠的“扬州十日”相提并论，很多人，甚至我国著名小说家蔡东藩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中，都把清兵在嘉定的三次屠城，误解为连续三天的屠城。其实对全城百姓的三次屠杀，每次相隔约十几天，比一连三天的连续杀人，要来得更残酷，要杀得更彻底。
    江阴，与扬州、嘉定这些江南重镇比起来，不过是一座小小的要塞，全城仅九万多人。被百姓们推举为守城统帅的既没有当朝一品大学士督师史可法的十万大军，又没有三品通政使侯峒曾的地位显赫，他不过是一位已经离任的典史阎应元。在明代，典史比九品还低，数未入流，严格地说，不能算官只是个吏。但这位阎典史，居然应全城百姓的重托，从百里之外的避居地华士山中潜回江阴，于二十四万清兵的大炮、强弩之下，担当起了九万平民百姓的指挥官。在随后的八十一天中，阎应元与全城百姓同仇敌忾，杀死敌军七万五千余人，其中三位王爷、十八位大将。阎典史几乎使用了三十六计中的所有计谋，诈降、设伏、火攻、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声东击西、夜袭敌营、城头楚歌，居然连人体炸弹也用上了。阎应元招募自愿老者出城诈降，将炸药放在装银两的木桶夹层中，献纳时引燃导火索，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与清军王爷一、上将三及三千将士玉石俱焚，清军不得不三军挂孝。破城之日，阎应元身中数箭投水自尽，被清兵拉出水面后刺断胫骨令其下跪，他倒地后膝盖不弯直至气绝。有人统计，江阴小城，城内被屠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被杀者七万五千余众，江阴遗民仅五十三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了性命。阎应元临终前一日，在江阴城楼上留有一首绝命联，说的就是“留发不留头的”夙愿：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守城，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如果说，武将在战场上，尽管面对的是绝对强大的敌手，但尚可以刀兵相见，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有赚头，死得激烈，而文臣一旦被俘，就只能听凭对方宰割，那则是死得悲壮了。“剃发令”颁发之时，南明小朝廷的使臣、兵部左侍郎（副部长）左懋第正羁居在某太医院。随员艾大选怕死，遵旨剃发梳起了大辫子，左懋第将其乱棍打死。摄政王多尔衮听说后，派左懋第已经降清的弟弟左懋泰去诘责，左懋第明知故问：“你是满清降官，怎么敢冒称是我左家的人呢？”随之将其骂出馆舍。多尔衮大怒，亲自提审。当问道：“你为何不肯剃头？”左懋第的回答掷地有声：“头可断，发不可断！”多尔衮居然违背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惯例将左懋第杀害。
    明大学士、临桂伯瞿式耜与兵部侍郎张同敞一同被俘，清兵统帅正是大明降将孔有德，孔自恃为孔子后裔进行劝降，瞿式耜、张同敞勃然大怒：“你乃毛文龙家走狗，递手本，倒夜壶，安得冒托先圣后裔？”孔有德被骂得羞愧难当，他将两人分别关押下狱，并私下里允其剃发为僧。两人不以为意，一连四十余日，每天赋诗唱和，大骂清廷。直到临刑之日，瞿式耜犹端正衣冠，南面而拜，张同敞被杀后，则直立不倒，头颅落地尚猛跳三下。瞿、张二人和唱之诗不下几十首，其中一首唱道：
    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
    三百年来恩泽灭，头丝犹带满天香。
    而与之成为鲜明对照的，是那些被汉人骂为“汉奸”又被满洲皇帝称为“贰臣”的高官厚禄者。明天启年间进士、翰林院侍读孙之獬，降清后被授礼部侍郎，是在朝第一个剃发留辫、衣冠满服的汉大臣。当时“剃发令”未下，上朝满、汉大臣各自妆束分别而立，孙之獬上朝后站在汉大臣一边，汉大臣骂他沐猴而冠不准他入列；他又站到满大臣一边，满大臣也笑他不伦不类赶他出列，弄得他尴尬万分。后他被清廷夺官还乡。顺治四年，义军攻破他的家乡淄川城，将他的发辫割下来，将缕缕青丝栽入他的头皮游街示众，万般羞侮后将其处死。
    可以说，终清一代，满汉畛域从未弭平，但满族人能以二十几万人口统治中国二百八十多年，在大政策上有很多是高过朱明王朝的。从清初撤辽饷、练饷、剿饷到康乾盛世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不再修葺长城到平定准噶尔、收复台湾和中俄雅布萨之战，满族人都是站在大中华的立场上为君为国的，直至最后牺牲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融入了中华大家庭。偏偏在相对语言、文字而次要得多的剃发和衣冠上，满族人固执得非要为自己埋下灭亡的种子。
    明代崇祯年间进士陈名夏，入翰林后官至明代都察院户、兵二科都给事中，李闯王入京他投降农民军，大清兵入关，他再拜在睿亲王多尔衮的帐下，被封为清朝的吏部尚书（部长），授弘文院大学士，进少保兼太子太保。这位朝三暮四的三朝叛臣，在人品上比孙之獬还要卑劣，但他偏偏看出了清代强行剃发和推行满洲服饰的可怕后果。顺治十一年，陈名夏被弹劾处死，其罪状数款均难查实，惟有一条“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他自己供认不讳。陈名夏一生狡狯，惟此一句心里话，却断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其他解释：
    旧时民俗禁忌甚多，“正月里不许剃头”即为一例。夏历第一个月里，任凭男孩毛发疯长，却丝毫不能侵犯，否则对舅舅不利。“正月里剃头，死舅舅。”多吓人的一份责任，舅舅的安危全系于外甥的头顶之物。直至夏历二月初二，男孩才有了剃头的自由。
    外甥的头发因何与舅舅的性命有了瓜葛？实在费思索。社会学家考证人类是从母权社会一步一个跟头斗才到父权社会的。在女人说了算的母系氏族社会，娘家人的重要代表——舅舅，自然不可小觑。
    民国二十四年版的《掖某地志》卷二《风俗》揭出了习俗的谜底：“闻诸乡老谈前清下剃发之诏于顺治四年正月实行，明朝体制一变，民间以剃发之故思及旧君，故曰‘思旧’。相沿既久，遂误作‘死舅’。”正月不剃头，原是“思旧”。正月为一年之始，有如一日之晨。正月一个月不剃头，以缅怀传统。乡老将“剃发令”的时间记错了，不是顺治四年正月，是顺治二年六月。那时候摄政王多尔衮就下令在某的前门、地安门、东西四牌楼等主要的路口设立席棚，免费给来往的行人剃头。“剃发令”规定官军民一律剃发，迟疑者按逆贼论，斩！朝廷以死要挟汉人归依满人的发式，使汉人惊恐万状。但这惊恐瞬间化作满腔怒火，他们宁死也不剃发，甚至高呼：“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但是，脖子毕竟硬不过钢刀，汉人为了项上头颅被迫剃发。然而反抗并没有停止，正月不剃头即是一种反抗形式。1644年至1650年(顺治元年～七年)间，意大利人卫匡国写下《鞑靼战纪》，记录了中国南方军民为保卫头发而战的情况：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了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不但把鞑靼人赶出了他们的城某地，还把他们打到钱塘江，杀死了很多鞑靼人。实际上，如果他们追赶过去，也许会收复某某城和其他城镇，但他们没有继续发展胜利，只满足于保住了自己的头发。为剃头不惜掉头，这是意大利人很难理解的。
    汉族男儿自古就蓄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妄动。剃头简直就是剔命。“去发”的髡刑不在五刑之内，但也是一种刑罚。三国曹操割发代首就是明证。此习自隋、唐以后已废止：未成丁的孩童，头发覆颈披肩；成年后，总发为髻。那时候，清朝为了统一全国的服饰，强迫汉人学满人的样子，剃头留辫子。满族人原是狩猎部族，为了实用方便，从额角两端引一直线，直线外的头发全部剃去，仅留颅顶发编成辫子。习俗有极强的传承性，也会因时因地而变。满族入主中原后，大量接纳汉族士大夫参加政权，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高官显位，都是满汉各半。在这“满与汉，共天下”的局面下，满汉民族矛盾逐渐减弱，日久天长，汉人也奉“满清”为正统了，剃发渐成习惯。这样，正月不剃头以“思旧”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由谐音讹传为“死舅”。为了反抗满族的统治，汉人就编造出正月剃头死舅的说法。正月一个月不剃头，意味着一年没有剃头，以此来缅怀祖宗，缅怀传统。而舅舅在中国人的传统中，是公正的象征，一般家庭分家都是由舅舅主持公道。
    江苏淮阴等地民俗说这个传说始于秦始皇赢政，为避讳，民间就把每年的第一个月改称为正月，也形成了不“剃头”的习俗，否则就有血光之灾。而四川建始某地人说，正月不剃头，否则叫“正无发(法)”。
    居住在东北的满族人正月也不剃头，大都等二月二这天剃头，其名曰“剃龙头”。年年剃龙头，长大成人定会龙腾虎跃、金榜题名有出息，他们“妈妈例儿”(也写作“妈妈论儿”，即日常生活中的迷信禁忌和迷信言论)也认为“正月里剃头妨害舅舅”。可见这是人类古俗的孑遗，不过在民族矛盾加剧时却赋予了新的内容，以旧俗假托故国之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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