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

“高句(gōu)丽”(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古国名。史书中也写作“高句骊”，简称“句丽”“句骊”，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地方政权。朝鲜高丽王朝源名于此。

【古国历程】

高句丽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37年，由夫余人朱蒙(又作邹牟王)所建，起初建都于纥升骨城(今辽宁省东部的桓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城)。朱蒙建国后，沸流国(在今富尔江流域)来降。公元前32年，又发兵征服长白山高句丽东南(约在今朝鲜慈江道一带)。公元前28年，再以武力攻灭北沃沮(今图们江流域)。开始了其作为一名东北地区较强大部落酋长(该部落最初成为汉朝郡县体制中的行政单位，并在随后的几百年中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割据一方的王国)的历史。

瑠璃王(朱蒙子，名类利)时，因先受夫余、鲜卑攻击，将王城由纥升骨城迁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又开始发兵侵梁貊(今太子河上游)。公元22年亲率兵攻夫余，杀其王带素，将来投的万余名夫余人安置国内。接着，公元26年又通过兼并盖马国(所谓国，实际上是一个部落，在今朝鲜狼林山脉地区)，杀其国王，收其地为郡县。邻近的句茶国王同年举国来降。

公元53年，宫继位(称太祖大王，或曰国祖王)，隔两年攻取东沃沮(亦称南沃沮，在今朝鲜咸镜南、北道)，后又攻取东涉(今朝鲜江原道)一部分地区，拓地至日本海，并迫使夫余称臣纳贡。为占有人烟稠密、物产富庶的辽东地区，宫及以后诸王对辽东地区扩张，先后受到东汉王朝、公孙氏、曹魏、慕容氏的多次打击，有几次几濒临灭亡。

313年，高句丽攻取了汉朝属地乐浪郡，但向南进一步的发展也受到强大阻力。369年发兵2万侵百济败还，百济于371年倾全国之力发兵北上，围平壤城，故国原王(名斯由，亦曰钊)出城拒战，中矢身亡。自宫以后至此约200年间，高句丽在发展中再度受挫。

为了重振基业，丘夫(小兽林王)继位后，将其主要精力用于内政：倡导从中原引入的佛法，统一思想；再建学校。经过十余年的治理，经济有了发展，军事实力增强。384年伊连(故国壤王)为王，次年又开始向外发展。特别是谈德(一名安，称广开土王，又名好太王)即位后，对邻近民族和地区进行兼并战争。公元427年，第20代王长寿王高巨连将都城迁徙到今天朝鲜境内的平壤地区，这也是今天的韩国将高句丽视为自己历史的原因。

隋朝时期，高句丽作为一个割据政权已具有了相当的实力。并与突厥等边疆民族政权联合，严重威胁到中原的安危。隋朝三次出兵征讨，都由于隋炀帝的昏聩指挥而失败。

隋亡唐兴，高句丽继续占据辽东燕国故地，与边疆各族联合对抗中原王朝。并向南不断进攻韩半岛上的新罗国(即现代韩国的前身，建立王氏高丽的王建，即新罗人)，新罗一再向唐朝求救，唐太宗派遣使者至高句丽，以朝廷不因高句丽占据中原王朝原属地辽东地区为事例，说服高句丽不要与新罗国因为一小片领土的归属争议而破坏东北亚和平。但唐朝廷的和平努力被高句丽权臣盖苏文拒绝。唐太宗作为东亚天下的共主，为了保护新罗，于公元644年出兵东征高句丽。这次征讨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不仅一举夺回中原王朝的属地辽东地区，还在安市城外驻毕山击溃高句丽南部褥萨高延寿率领的十五万援军。但在随后的安市攻城战中，唐军耗时太多，为免除被拖入冬季的危险，唐太宗遂班师。此次东征虽给予高句丽割据政权以极大的打击，但唐军也战死数千人，战马损失一半以上。后来，唐朝一直保持了对高句丽的攻势，并在公元668年(唐高宗李治总章元年)，将高句丽灭亡。在最后的攻城战中，新罗人也参加了战斗。

高句丽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虏，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辽东，成为渤海国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罗。自此，高句丽国家不再存在于世。

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2004年7月1日将位于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的高句丽王城、王陵、高句丽古墓群、壁画及贵族墓葬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争论】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古王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于公元918年建立在韩半岛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其是韩国古代国家。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而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

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最新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

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4世纪的檀君朝鲜(对于檀君朝鲜的建国时间，朝、韩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认识：韩国学者从文献中发得出结论是公元前2333年，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2、3世纪前后)。

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

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可以知道，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东汉末期的事(约为公元2、3世纪之间)。

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2世纪(韩半岛上正式形成国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详细内容见本文后附《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3世纪已基本完成。

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韩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国设立的郡县的统治区)。

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韩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5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中国历代史书是怎样弄错高句丽和王氏高丽之间关系的】

王氏高丽立国于918年，1392年为李氏朝鲜取代，时跨我国五代中期至明朝初期，故《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高丽传》或《朝鲜传》，并都将高氏高丽的历史略述于前，从而形成了王氏高丽为高氏高丽继承者的错误认识。

综观这些史书的记载，《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

《旧五代史.高丽传》，北宋薛居正撰著，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之别种。其国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四千余里。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对卢已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大城置傉萨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咸以金饰。唐贞观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总章初，高宗命李绩率军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贡。周显德六年，高丽遣使贡紫白水晶二千颗。】

《新五代史.高丽传》，北宋欧阳修撰著，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建，高丽大族也。开运二年，建卒，子武立。乾佑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其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铁。六年，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高丽俗知文字，喜读书，昭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一卷。《别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义》，以“越王”为问目，若今“正义”；《皇灵》，述延年辟谷；《雌图》，载日食、星变。皆不经之说。】

《宋史》为元人脱脱等撰写，书中为王氏高丽传单列一卷，其内容为：

【高丽，本曰高句丽。禹别九州，属冀州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盖夫余之别种，以平壤为国邑。汉魏以来，常通职贡，也累为边寇。隋炀帝再举兵，唐太宗亲驾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责力征之，遂拨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为君长。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职贡。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贡......】

后记述的是王氏高丽和宋朝交往的史实。

《辽史》和《金史》也为元人脱脱等撰写，自然是沿用了《宋史》的有关记载不需一一引述。

《元史》，明宋濂、王韦等撰，也为王氏高丽单列一传，其开头为：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焘凡二十七王，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

《明史》，清张廷玉等撰，此时李氏朝鲜已经取代了王氏高丽，故，《明史》所立传为《朝鲜传》，其开头为：

【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汉以前曰朝鲜。始为燕人卫满所据，汉武帝平之，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改国号曰高丽，又曰高句丽，居平壤，即乐浪也。已，为唐所破，东徙。后唐时，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徙居松岳，曰东京，而以平壤为西京。其国北邻契丹，西则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尽慈岭为界。明兴，王高丽者王颛。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赐玺书。二年送还其国流人。颛表贺，贡方物，且请封。帝遣符玺郎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封颛为高丽国王，赐历及锦绮......(洪武二十五年)冬，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

从上述这些史书的记载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由于疆域被辽金阻隔，宋人普遍不清楚从唐朝灭高句丽到王建建立高句丽之间朝鲜半岛发生了什么事。

修《旧五代史》的薛居正也未能免俗。他(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两百年间朝鲜是朝鲜历史上的统一新罗时期。这两百年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叫“高丽”的国家。宋朝人以为高丽一直存在于朝鲜。

将高氏高丽和王氏高丽混杂在一起仅仅是之后各史误记的开端。如果说新旧五代旧对两个高丽关系的记载还不很明确，中间还缺乏有效的连接，那么元人修的《宋史》用“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句话就将二者紧密的联系在起。

明人修《元史》，仓促错漏为各史之最，《元史.高丽传》从内容上看不仅是承袭了《宋史》的错误，而且将箕子朝鲜的史实也引入了《高丽传》。

《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情况做出了一个完

整，但是错误的交代：

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东徒复国--------->王氏高丽---------->李成桂改号前的朝鲜--------->李氏朝鲜

更为错误的是，为了使记载更加圆满，将唐王朝灭亡高句丽时对高句丽人的“西徒”即迁入内地，变成了“东徒”(《明史》以前的史籍虽有‘东迁’说，但是指王都‘东迁’平壤)，以使后述的“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合理化。

如此，不仅王氏高丽变成了高句丽的继承者，而高句丽也成了箕子朝鲜的继承者，更有甚者，李成桂在篡夺了王氏高丽政权后将国号改为朝鲜则成为了是对箕子朝鲜的继承。

就这样，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政权袭用，而且作为王氏高丽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由此也带来了今人在认识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地方政权沿革状况方面出现了许多错误的看法。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指出古人的不足并不是指责古人，最主要的目的是澄清史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

韩半岛上最早建立政权的是箕子朝鲜(一说认为箕子朝鲜为邑落联盟)。箕子朝鲜是在中国的周武王灭商后，商朝大臣箕子率五千商朝遗民东迁至朝鲜半岛，联合土著居民建立的“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秦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

西汉卢绾叛乱后，燕人卫满率千余人进入韩半岛北部，依靠这里的中原移民的力量取代箕氏朝鲜，定都王险城(今平壤)，史称卫氏朝鲜。箕氏朝鲜的末代王准进入韩半岛南部韩人的居住区，开创马韩国。燕人卫满建立卫氏朝鲜的历史在《史记.朝鲜列传》中有明确记载。附于篇后。

卫氏朝鲜立国之初，即明确了对西汉王朝的臣属地位。发展到卫满孙子右渠时，由于卫氏朝鲜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并直接威胁到西汉对东北亚诸民族的统治，汉武帝在公元108年发兵灭亡卫氏朝鲜，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将朝鲜北部收归西汉政府直接管辖。

公元前3世纪在朝鲜半岛南部出现了辰国。史书中记载韩半岛南部存在“三韩”，即弁韩、辰韩、马韩，但较大的方国和聚落联盟却只有马韩与辰国两个。弁韩是从属于辰国即辰韩的。西汉灭卫氏朝鲜设四郡以后，它们都隶属于乐浪郡。

辰国存在于马韩东部地区。《三国志》卷30《韩传》记载马韩在公元前3世纪的状况时说：“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其北方近郡诸国差晓礼俗，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这时的马韩已经出现了自己的国家。因而辰国也并非一个现代标准意义上可以认定的“国家”。

乐浪郡是西汉政府管理韩半岛事务的最高机构。在乐浪郡的统一管理下，韩半岛被划分为三个区域。

(一)是大同江流域的乐浪郡的直辖地区。汉族在这个地区几乎占居民总人口数的一半，这是对该地区实行与中原郡县完全相同的政令的基础。

(二)是乐浪郡东部都尉与南部都尉管辖下的地区。虽然这里的汉族所占比例比大同江流域少许多，因而对该地区有一些特殊政策，但总的来说，还是执行中央的政令的，只不过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乐浪郡的下级官吏。

(三)是半岛南部乐浪郡以外的地区。这里虽然也有部分汉移民，但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是由三韩民族与古朝鲜遗民共同建立的两个方国与聚落间的联盟，马韩与辰韩。虽然他们名义上是隶属于乐浪郡的，但实际上独立性较强，西汉政府未在当地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西汉政府以这种方式将整个韩半岛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

当时间进入到西汉初年，如果我们以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去观察公元前的东亚历史，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东亚只有一个成熟的国家，即古中国。这时的中国，以全部东亚为历史舞台，自由的展现自我的内聚力，并在空间上向其所能承受的极限发展。东亚文明的历史在此时期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匈奴帝国兴起于蒙古草原以后，中国第一次面对来自北方的挑战。在汉代展开的牵动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农耕帝国与游牧帝国的角逐，是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汉王朝所代表的农耕帝国的胜利，最终使蒙古草原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确立了古代中国版图疆域的格局。

在中国的影响下，在汉王朝控制力难达到的边远地区，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随着东亚只有中国的时代的结束，东亚各国如何相处这一新的问题也摆在了各国统治者特别是中国统治者的面前。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政治理念出发，不承认东亚存在与自己性质相同的国家，仍旧在进行着将全部东亚，也就是当时的全部已知世界纳入中国一体统治的努力。但在实践中，汉王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东亚各地区、各民族的巨大差异，因此，逐渐摸索建立一些特殊的地方管理体制以控制特殊地区。发展至唐代，特殊地方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原郡县制之外的成熟机制，以至羁縻制成为唐代对边疆地区管理的一大特色。应用羁縻统治的方法，唐王朝将东亚绝大部分地区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民族的百济与新罗两个政权逐渐发展起来。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三韩民族以及其后继者与中原王朝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韩半岛民族最终建立完全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但其早期的历史在中原王朝的关系上是具有从属性的。作为邻国，我们完全尊重和善意的看待韩半岛的独立与尊严。但这种尊重是不应该以牺牲历史上的真实为代价的。

372年，百济近肖古王遣使东晋，建立起朝贡关系。晋文帝册封近肖古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南北朝时期，百济与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贡关系，但与南朝的关系要更为密切。比百济稍后，新罗也开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贡。但新罗王位于韩半岛西南端，交通不便，因此，新罗与南北朝的交往也较少。

韩半岛上的历代百济王承袭着都督百济诸军事的头衔，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十分明显，一度还曾受封为乐浪太守、东青州刺史这样纯粹的地方行政官员官称。只不过中央政府已经把管辖少数民族的权力授予高句丽，所以百济王从未带过领东夷中郎将、领东夷校尉等头衔。这是因为，中国中央王朝封给高句丽、百济的官号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符合其地方行政统治需要的。

因此，百济与新罗在从部落形式步入国家体制之初，其性质是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百济王与新罗王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可以佐证此点。直至隋唐时期，韩半岛国家与中国的这种长期性制度化的政治联系与日本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所具有的偶然性与间断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区别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663年以后，新罗王除在位时间过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是唐王朝所属的鸡林州都督，属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而新罗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

在新罗借助唐的势力占有了韩半岛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以后，至唐玄宗时期中原王朝始将萨水以南土地赏赐给新罗，唐与新罗以清川江作为行政管辖的界线，至此时新罗的势力开始向朝鲜半岛北部延伸。安史之乱后，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此时，诸多边疆民族地方政权迅速崛起，新罗也进入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但是新罗与中国所确立的长期封贡关系仍继续存在着，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册封，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直接而深刻。10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在韩半岛建立新的王国，出于种种考虑，王建将这个直接脱胎于新罗的王国命名为“高丽”，我们称其为“王氏高丽”。王氏高丽的建立即是造成后人无法区分高句丽与韩半岛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亚各国的形成过程表现出很明显的次生性质。有已经步入成熟国家的中国作为模仿对象，使他们不必再摸索自己独特的国家演进之路。这极大的加速了各国的历史进程，使他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走完了中国用了两千年才走过的从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演进之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各国从政治制度到文化、风俗，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表现出与中国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不仅成就了中国“天朝大国”的梦想，也造就了其他国家相对落后的自卑感，这是东亚封贡体系与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基础。

明朝创立者朱元璋宣布15个不征之国，则标志着中国正式承认了东亚其他国家作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存在，而不再试图将其纳入中国的一体统治之中。从此，中原王朝在实践中却不再将与周属国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之间关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这种关系，而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处理与这些属国的关系，即封贡体系或宗藩关系。中国与韩半岛的关系不仅较早步入封贡体系，而且一直是这一体系的典型，对后来中国全面确立的东亚封贡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李氏朝鲜之初，李成桂为了巩固国内的统治，积极参与明朝建立的封贡关系。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时间里，就先后9次遣使明朝，说明国内政权更迭的原因，请求明朝皇帝更赐国号，以求获得明朝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朱元璋不仅承认了朝鲜，而且明确提出：“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明太祖实录》卷221)”

在赐李成桂国号“朝鲜”后，朱元璋说的也很明确：“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明太祖实录》卷225)”

而朝鲜积极主动地奉行事大政策，与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辅相成，使双方之间建立的封贡关系更加牢固而持久。事大保国成为朝鲜世代遵循的国策，而明朝在贯彻“不征之国”外交方针的基础上，把朝鲜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成为东亚封贡体系中的典范。

明代的东亚的封贡体系并非只是一种形式。而是有着实质性的内容。这不仅体现体系内诸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上，也体现在安全与政治的领域上。在某种程度上，明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古典形式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同盟。在公元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驱动下的日本悍然发动侵略韩半岛的战争，在短时间内，李氏王朝即丧失了大部国土，国王逃到临近中朝边境的新义州向明庭恳请“内附”。

明朝为了援助友邦并粉碎日本东进大陆的企图，派兵入进入韩半岛参战，在韩方的协助下与日寇血战七年。最终将日本军队逐出韩半岛。战后，明朝即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从韩半岛撤军。在历史上这些以鲜血为代价的帮助背后，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对韩民族所能表达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善意。但是韩半岛的历史学家却并未能客观的对待这段历史，2003年在韩国全国播放的百集长篇连续剧《不灭的李舜臣》中，明军的形象不但被丑化，作用也被贬低到极致。这些令人不快的现象根源于韩国民间蕴藏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使人不能客观看待历史的思潮，从长远来看，对中韩关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现代韩国的历史是从新罗开始，经历王建高丽与李氏朝鲜时期而发展成为现代韩国的。理解韩国历史要注意区分两个要点。其一、王氏高丽区别于高句丽，前者是韩半岛南部三韩民族建立的古国，后者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国。其二、李氏朝鲜区别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李氏朝鲜原由古新罗国和王氏高丽国发展而来，而“朝鲜”二字原为汉语词汇。这一名称被用来称呼韩半岛国家，始于明太祖对韩半岛李氏王朝的赐名。同为“朝鲜”，但两者的民族构成与历史归属都是不同的，“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属于中国历史体系，而李氏朝鲜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古代高句丽曾占据过古朝鲜的领土，但古朝鲜为中华古国，所以高句丽仍为中国东北古国，以区别于三韩民族建立的王氏高丽。

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2004年7月1日将位于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的高句丽王城、王陵、高句丽古墓群、壁画及贵族墓葬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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