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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曹操是个杀人屠城的职业屠夫

繁体中文】  作者:佚名   发布:2014年06月24日   阅读: 次   【以稿换稿

《周书·武帝纪》记载,事情解决后,就在他开始亲政的第二年(公元573年,建德二年十二月),又将群臣、沙门、道士等,召集到一起,再次排列“三教”的顺序。这次,经历了长时间的相互辩论,结果是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这个结果,使皇帝陛下感到满意。他明白,该到收场的时候了!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皇帝陛下的大度与公平,他还是谨慎地给了佛、道两家一次单独辩论的机会。皇帝陛下耐心地给了辩论双方5个月的准备时间。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皇帝亲自“鸣锣开市”,于太极殿中,命僧人与道士辩论二教的优劣,结果道士败下阵来。皇帝对这一结果感到震惊,于是,以裁判员的姿态自升高座,很不客气地指责佛法“不净”,主辩的僧人显然也很激动,马上指责道法更为“不净”。

就在这一辩论结束的第二天,皇帝作出了震惊朝野的决定:将佛教与道教一同取缔,僧、道还俗,毁灭经、像,儒家礼典范围以外的一切宗教活动一律禁止。原属寺院、道观的所有财产分给臣下,寺院、塔庙充作王公私产。这样一来,佛道两家各打五十大板,谁也没话说。信奉佛、道的王公大臣们,因为分得寺院、道观的财物和原属佛、道二教的建筑等房地产业,也都各自欢喜,早将信仰之事忘到脑后。还俗的僧人、道士则一律被充作平民。此举赢得了颇为显著的社会效应,种地的人多了,纳税、服徭役的人也就多了。据《释任道林辩周武帝除佛法诏》记载说,周武帝对自己的这一政绩颇感骄傲,曾得意地自夸道:“自从废弃佛教以来,民众的徭役(指人均投入的徭役)减轻,租调(税收)年增,军队数量增长,士气日盛,东取齐国、西进妖戎之地,国泰民安,这不是件好事吗!”

与北魏太武帝不同,周武帝不动刀兵、不杀一人,全国上下迅速展开灭佛运动,成效显然、成绩突出,没有造成太多的负面影响。为了彰显皇帝陛下的公正立场,道教在这次运动中显然充当了牺牲品的角色。从周武帝对这次灭佛运动的谨慎态度看,当时佛教的势力确实相当巨大,以至于为了禁断佛教,不得不以牺牲道教为手段。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灭佛、道二教,并不是周武帝的根本目的。在他看来,佛、道并不是他一道行政命令就可以彻底消灭的。他更想得到的,是那些寺院里的人和属于寺院的大量土地。3年后(公元577年),当他灭掉北齐后,这个愿望得到了更大的满足。其境内4万座佛寺,在他一声令下后,被通通拆除。而更大的收获,是300万僧尼被迫还俗充实到军、民中。为此,政府户籍登记部门,着实忙碌了好大一阵子!

但是,周武帝心里很清楚,在这个乱世里,仅仅倚重儒家的经世之学,并不足以达到安定目的。所以,就在他下诏禁断佛、道二教后1个月零12天(公元574年,六月二十九日),再次下诏,在朝廷中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叫做“通道观”。为此专门设立“学士”,对“三教”进行“会通”。召集佛道二教的名人学士120人,宣讲儒、道经典,大做起“会通”三教的工作。这个临时成立起来的机构,非常类似上世纪下半叶的“五七干校”。其目的很简单,就是用儒、道思想,改造佛教人士,使他们放弃“旧思想”,接受“再教育”。

只是,这场“文化革命”的寿命实在太短,周武帝还没来得及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就于宣布“灭佛”的4年后(公元578年)驾崩。宣、静二帝先后即位,开始在小范围内恢复佛、道二教。历史的“轮回”,又一次重复了昨天的故事。

事实证明,即使以皇帝的权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想要消灭一种文化或者宗教,即便当时的效果非常显著,但终究不能长久。北魏太武帝如此,北周武帝同样如此。两年后(公元580年),静帝驾崩,帝国皇后的娘家亲戚杨坚主持朝政,再次将兴佛运动推向高潮。1年后,这位国舅干脆废周建隋,史称文帝。这场兴佛运动,也因此一直延续到一个新的王朝。

与北朝佛教命运的激烈动荡相比,南朝佛教的发展显得非常平稳。梁武帝之前的宋、齐两代,王朝寿命都不长,再加上国力不足,因此佛教的发展并不迅速。随着梁武帝的即位,佛教在南朝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相对于北朝来说,南朝帝国内部政局相对平稳,民族关系简单。佛教得以生存和发展,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在这个动荡的乱世里,给予上至皇帝、王公贵戚,下至官吏、百姓,那些不安的心灵,以慈悲的抚慰。整个南北朝时期,佛教有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确实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相关。这促使我们不得不怀着复杂的心情,去回顾那段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令人发指的黑暗时期。

从汉末三国(公元220年)开始,一直到南北朝结束进入隋朝(公元581年),这361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上曾先后或同时存在过35个国家;共发生过万人以上的战争500余次。广袤的东亚大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药桶,由战争引发大量屠杀的描述,不绝于史书。其中,发生在黄河流域,从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到曹操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统一北方,战乱一直持续了26年。这当中,有两位大军阀的名字被载入史册。

其中一位是董卓,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他为了躲避“山东豪杰”们的威胁,决定将大汉帝国的皇帝(汉献帝)及都城,从洛阳迁往长安。当他假惺惺地征求百官们的意见时,受到司徒杨彪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无故移都,恐怕会使百姓受到惊扰而造成动乱,他们强调海内动荡起来很容易,但安定下来却很难,迁都后都城洛阳的宫室一旦遭到破坏,则无法恢复。但此时的董卓,哪里还顾得上百姓和都城?他的选择是不惜成本,实现其“挟天子,令诸侯”的大计。听到这话,董卓大叫道:“跟百姓小民有什么可商议的,如果有人胆敢前来闹事,我将命大兵驱逐!”在这个家伙的眼里,百姓们就如同一群可以随意驱赶的“牲口”。据说,当他满不在乎地说完这番话后,百官都大惊失色。见到大家的表情,董卓恼羞成怒地拍案而起,宣说了一番他特有的“混蛋逻辑”后,将司徒杨彪等人就地免职。事到如今,百官们噤若寒蝉,只得窝窝囊囊地任由董卓胡来。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谈到,迁都令一发,整个都城立即被笼罩在异常恐怖的气氛中,民众刚一出城,董卓的部将就将洛阳城外方圆百里之内,烧得寸草不留。董卓还亲自带兵将南北所有的宫殿、宗庙、府库、甚至普通百姓的住家,全部毁坏并焚烧,随后大耍强盗加流氓的手段,以各种罪名将富商们的财产尽数没收,杀害无辜不计其数,洛阳城外200里已绝人迹。

《后汉书·董卓传》记载,迁都途中,被大军押送的数百万民众,扶老携幼行动缓慢,董卓见到他们如此拖泥带水,立即下令以“步军骑兵”进行驱赶。由于人数众多,大家不及避让,导致人们相互践踏,加上饥饿,造成大量死亡,史书用“积尸盈路”描述当时的惨状。到了今天,如果用反人类罪告他,都不足以尽量其刑,然而在那个时代,像这样大权在握、草菅人命的家伙,又何止一个董卓呢?

董卓之乱后,造成的结果非常糟糕,中原一带经常出现饥荒,《后汉书·孝献帝纪》用“人相食”、“人相食啖,白骨委积”来形容人们的饥饿程度。然而,这块还没有平静下来的土地上,刚走了一个董卓,又杀来了一位曹操。

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举兵对徐州牧陶谦进行报复性(报杀父之仇)讨伐。打到彭城时,这里聚集了董卓焚毁京师时逃出的部分百姓,于是曹操遂起疑心,不由分说,将男女老幼数万人坑杀在泗水河边。因为被活埋在这里的人太多,以致造成河水堵塞。可怜这些吃尽董卓苦头的百姓们,最终又被曹操当作敌人,索去了性命。这些冤死者恐怕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弄不清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以至于要被剥夺生命。后来曹操攻取其他诸县时,都采取了屠城的手段,这些地方当时全部变为空城,连鸡、犬都被杀尽了。就是这位仰慕当年齐桓公“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的曹操,为了自己的野心,不仅大发兵车,更是肆无忌惮地杀人屠城。这位被载入文学史册的浪漫诗人、建安派诗风的创导者,在这个特殊的乱世里,为了自己的前程,充当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屠夫”。

据动物学家分析,狗之所以会凶狠地袭击生人,是因为它们对生人产生了恐怖心理,咬人完全是出于一种自卫的本能。充满恐惧和仇恨,是狗咬人的重要动机。所以,这些肆意杀人的家伙们,很可能是因为内心的恐惧与仇恨交织在一起,才导致了他们疯狂而毫无节制的杀人行为。也有人认为,在这样的乱世中,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杀人;另一种就是被杀。如果你不想任人宰杀,就要不顾一切地去杀死别人,这也是乱世出英雄的原因之一。

战争与饥饿,造成空前的大逃亡,东汉末年有记载的逃亡者(包括失踪者)就多达300余万人。

此后,相对平静的生活持续了1个多世纪,到了西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又开始了一场延续了16年的“八王之乱”。在此,我们不作具体叙述,只列举几个片段和一些数据来说明战争的惨烈程度。

战争刚刚进展两个多月,死者已达10万人。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河间王、成都王颖一同讨伐长沙王,斩杀六七万人。

《资治通鉴·卷八十四·晋纪》记载,河间王的部下攻入洛阳,大肆抢掠,死者万人。

《晋书·惠帝纪》记载,同年十一月,被征召入伍的军人年龄,甚至降到了13岁。13岁(含13岁)以上的男子被强征加入正规军,很多未谙世事的娃娃兵,也随同成人一起在沙场中玩命,过早地体验人生最为恐怖的场景。同时,大部分奴隶也被充入军中。这些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儿童与奴隶,被迫走上战场,等待他们的,除了围绕他们头颅寒光煞煞的屠刀外,就是无尽的恐怖与痛苦。即使侥幸存活下来,他们的记忆里又能留下什么?

《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纪》记载,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掳掠洛阳官家、私人的奴婢万余人,向西撤退。由于军中缺乏食物,难耐的饥饿,终于使得这些堂堂的职业军人们,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吃人”活动!此时,“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律”在这些饿疯了的军人中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开始大开杀戒,用人肉夹杂牛、马之肉一起煮食。具备强抢豪夺优势的军队,尚且靠吃人活着,那么,到处躲避战祸的百姓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八王之乱”结束3年后,晋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又开始了。

永嘉三年(公元390年)自立汉国皇帝的匈奴人刘渊,与晋军将领在延津交战时,将3万男女沉河溺死。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四月,我们前面提到的石勒大败晋军,杀百官、将士10余万人;同年六月,汉将刘曜进入洛阳后,纵兵焚掠,部分皇家宫殿与官府建筑化为灰烬,3万人被屠杀,使得饥饿不堪的民众们,再次重演了人吃人的惨剧;同年秋天,汉兵围长安,晋南阳王投降,战后饥荒,百姓活下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

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夏季,刘曜被晋军攻击兵败后,强行掳掠长安8万人口逃回平阳(现山西平阳);这年冬,刘曜被晋将所败,被杀者尸体堆积数百里,整个山头都被血染成红色。

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八月,刘曜围困长安,城内发生大饥荒,据说米与斗金同价。让我们感到沉重的是,人吃人的惨剧再次发生,结果是大部分人因饥饿而死去!

西晋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持续了7年,但残酷的战争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汉人的政权被打到了江南,北方的“五胡”又开始在这块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甩开膀子相互厮杀起来。这一场场发生在胡人之间,没有规则可言的战争,在中国北方足足持续了70多年的时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用“民族恨”、“阶级仇”来形容,这就是被史家们称作“十六国”的时期,历史更是杂乱难述。但有一点是可信的:这一时段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人命被视为草芥,杀人屠城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70年后,满目疮痍的北方国土,才逐渐被鲜卑人统一起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北魏帝国,对此我们不再赘述。

此时南方的东晋帝国和它后继的4个朝代,也有很多令人不快的杀人记录。梁武帝后期,侯景叛乱也造成了空前的人祸灾难。公元548年,侯景攻入建康。他进城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告诉他的将领们,要杀个干净,好让天下人知道他的威名。他的军队进城后,将金银财宝抢劫一空,并将藏书、文物焚烧殆尽,一时间,米价高至七八万钱一升。据说,朝廷的官员们由于挨饿,面部瘦得像尖嘴的鸟一样,他们身穿绫罗绸缎,抱着一箱箱当年搜刮来的金银,伏在床边等死。全城被饿死的人超过14万。

此外,侯景所部占据三吴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还大量掳掠人口,贩卖到北方充当奴隶,以换取银两。

公元550年,侯景部下在广陵,将8000名俘虏的下半身埋入地下,任骑兵用弓箭射杀以取乐。广陵城被他们这么一折腾,即刻变成一座空城。

以上发生在这一时段的战乱,已经足以在几代中国人的心灵播下阴霾的种子,迫使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深刻地体会到生命与世事的无常。这种感受,不仅停留在那些被迫交出生存权的下层百姓中,即便是那些掌握了生杀大权、驰骋在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们,也同样患有这类精神“焦虑症”。

曹操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诗作中同样充满了这种情绪: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①

心常叹怨,戚戚多悲。②

神龟虽寿,猷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③

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④


【来源:网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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