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下）

　　３、范镇言：“自古以来，未有天子而开课场者。”王安石曰：“镇所言若非，陛下略见《周礼》有此，岂不必为媿耻！”（案：原本误脱“陛下”至“媿耻”十三字，今据《太平治迹统类》补。） 陈升之案：此上亦仅存一“之”字，今据补。以老母乞罢，上固留之，升之退。是日，上谕安石曰：“若听升之罢去，人言又必纷纷。”安石曰：“升之意有何言？”上曰：“意以郁郁不乐，但不言耳。”安石曰：“臣与曾公亮、陈升之议事多有不同，臣固不敢曲从。自来参知政事多宰相所引，惟宰相得议事，参知政事唯诺而已。欧阳修当时有所异同，然终不能夺韩琦所为。臣备位中书，吏人皆在骇，以为不当如此。曾公亮、陈升之固习近事，不能平臣，亦屡与人言臣於上前论议，虽上有所指挥不当，亦未尝敢阿顺，岂容阿同列察臣所以事上？即同列，亦可以怨臣本心矣。”上曰：“卿既任事，岂苟顺人情也！”（《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４、乙未，制置三司条例司言：“并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画一申明，使知法意。今或以钱斛抑配与人；或利在易为催纳，专贷与物力高强户；或留滞百姓，不为及时给纳，故纵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糜费；或不量民物力给与，钱斛太多，致难催纳；或不能关防辨察，令浮浪之人为一保，冒请官物，致难催纳；或拖延不为及时催纳，欲卻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类。自是州县官吏弛慢，因缘为奸，不可归咎於法。乞今逐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觉察，依条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黜罚。安抚、转运、提刑提举官失於觉察，致朝廷察访得实，亦当量罪，第行朝典。”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
　　５、条例司奏转疏駮韩琦所言，皆安石自为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既而琦又言：（案：《韩魏公家传》：公既上章乞罢青苗法、条例司，复疏难颁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钱与乡村坊郭人户，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须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头，督促峻责，逐县支俵，有伤国体。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条例司是大臣主领，但人人腹非而不敢公言。臣被顾三朝而又职当安抚，实不忍雷同默默，遂详陈利害本末，乞更加博访。若臣言不妄，即乞尽罢诸路提举之官，只委诸路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开悟，亟赐更改，使天下鼓舞圣明，不为盛德之累。老臣献忠之心，岂有它也。”） “今准都进奏院牒，卻蒙制置司以臣言皆为不当。（案：《家传》此下有云：条件疏駮乞申敕诸路，及直令进奏官张士程指挥本院，将晓谕中书劄子，颁行天下。） 臣看详制置司疏驳事件，即将臣元奏要切之语多从删去，唯举其大，用偏辞曲为沮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案：家传此下有云：上以欺罔圣德，下以愚弄天下之人。） 将使无敢复言其非者。臣不胜痛愤，须至再有辨列，欲望圣慈特抒亲览，然后降付中书、枢密院看详，及送御史台集百官定议。如臣所言不当，即甘从窜殛；若是制置司处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以慰众心。”（案：《家传》下有云：一、臣前奏以元降敕语，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以利其入。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其第三等以上人户更添数支给；坊郭人户有自己物业可充抵当愿借请官钱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过抵当物业价直之半。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人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得一贯，即纳一贯三百文，则是官放息钱也，与元敕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今制置条例司疏駮云：“言者以谓元降敕命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河北提举官乃令取息三分，是与元敕绝相违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礼》，泉府之官，民之贷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预俵青苗价钱，但约熟时酌中物价。若熟时物贵，即许量减市价纳钱，即是未定合纳实数。故河北提举官则约束州县，若情愿纳钱，不得过三分。至於京西、陕西等路提举官，则大抵约束不得过二分而已，此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恐遇纳时，斛斗价例倍贵，州县量减钱数不多，卻致亏损百姓，所以有此约束，即非法外擅为侵刻也。就诸路提举官所纳，唯河北所约分数最多，然不过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价低平，即有合纳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时，多少相补，比《周礼》贷民取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近降指挥，又令诸路预俵价钱。若遇物价极贵，亦不得过二分，即比《周礼所取尤少者。”臣窃以既立太平之法，必无剥民取利之理。但汉儒以去圣之远，解释或有异同耳。按《周礼》，泉府掌市之征布，敛布之不售，贷之滞於民用者，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各从其抵。郑众释云：“书其价，揭著其物也，不时买者，谓急求者也，抵故价也。”臣谓周制，民有货在市而无人买，或有积滞而妨民用者，则官以时价买之，书其物价以示民。若有急求，则以官元买价与之，此所谓王道也。《经》又云：“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郑众释云：“赊，贳也。以祭祀丧纪，故从官贳买物。”唐贾公彦疏云：“赊与民，不取利也。”经又云：“凡民之贷，与有司辨之，以国服为之息。”郑众释云：“贷者，谓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此所谓王道也。”而郑康成释云：“以其於国服事之税为息也，於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臣谓《周礼》国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税重。康成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钱万者出息五百。贾公彦因而疏解，谓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万钱，期出息一千五伯；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出息二千，臣谓如此，则须漆林之户取贷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当时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之地，岁令出息四千也。《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过《周礼》一倍，则制置司所言“比《周礼》贷取民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亦是欺罔圣听，自谓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异制，贵於便时。《周礼》所载，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谓泉府一职，今可施行，则上言以官钱买在市不售，及民间取利已厚，伤农已深，柰何更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污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痛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举官约束州县纳钱不得过三分二分。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时数，恐遇纳时，斛斗价例倍贵，州县量减钱数不多，卻致亏损百姓。若物价低平，即合纳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谓此论之不实也。缘小麦最为不耐停蓄之物，自来常平籴不籴，盖恐积留损坏。今岁诸路雨雪及时，二麦有望，麦价必贱，提举官必不肯令人户送纳本色，盖纳下本色，则无由变转。若於转运司兑换价钱，则诸处军粮支麦绝少，必难兑换；既难兑换，则占压本钱，下科卻无钱散与人户。臣以此知制置司与提举官本无令人户送纳斛斗之意，故开此许纳见钱一门，将来只令言人户情愿送纳本色，则人户须至粜麦纳钱，岂不殃害百姓！唯陛下早悟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为三等户及坊郭有物力户即从来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贯陌，许之贷借，即非抵兼并之意。又河北提举官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即上等人户，必不愿请，官吏既防贫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又河北提举官乃峻责州县，如人不愿请领，即结罪申报；若选官晓谕人户，卻情愿请领，即当别作行遣；若选官晓谕，苟免捃拾，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或须行散配本司。今按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户内，亦有阙乏之人，就人取债，岂皆是兼并之家！今贷贫民有馀，则以俵此等人户，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敕抑兼并之意。河北提举官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者，盖为关防浮浪之人请去，将来难为催纳。若有上等户肯与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须忧难为催纳；若无上三等户肯与同保，即自依准提举官公文不许支俵，何须更行散配？若谓上三等必不肯请领，须是差作甲头，即自是抑勒，有违前法。况今年开封诸县已经俵散，甚有上三等户情愿请领，即非官吏抑勒。以近验远，事理可知。至於提举司约束官吏，如无人情愿请领，即结罪申报，别选官晓谕，乃只是关防因循避事坏法之人，即非迫胁官吏，须令抑配百姓。若提举官急於功利，讽令州县抑配与人，即诸路各有安抚、转运、提刑、其为朝廷委任，皆在提举之上。若有州县官员故欲隳坏新法，曲徇提举官抑勒百姓，自当纠举，依法施行，并具事状闻奏，岂宜以官吏违法之故，遂欲废法？”臣窃以乡村上三等及坊郭有物业人户，非臣独知是从来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为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钱与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敕意本务拯济困乏，卻将钱放与此等人户，则天下明知朝廷专以取利为意，实伤国体。制置司若谓《周官》有贷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无嫌，则今兼并之家，例开质库置课场。若恐取民倍息以伤贫细，则所在皆可官自开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来恶其太近裒削不忍为之。今青苗钱一事，无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者，盖关防浮浪之人请去，难为催纳”。此则抑勒之势，不待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谓上三等人户必不肯请领，须至差作甲头，即自是抑勒，有违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势人情，有不得已而为之者。且青苗之法，内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专差之官，唯以散多为职办，州县官吏往情变抑勒而为情愿者，盖事势不得不惧而人情不得不从也。监司之官，其於事势人情亦何异此！九重高远，岂得尽知！唯陛下早赐辨察。一、置制司云“言者以为躬行节俭，常节浮费，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四出，以致使远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尝不以食货为始，张官置吏，大抵多为农事也。近世以来，农人尤为困苦。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初无岁时补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沟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侧近绵地数百里弃为污莱。父子夫妇，流离失业，四方遐僻，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则饥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岁河北一饥，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饥殍未有补也。至於非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户彊借钱物，百姓典卖田产物业以供暴令，此亦可谓国用乏矣。至於差役困苦，农民使之失职，则士大夫之所共见，不待论说而后可知。故陛下即位，诏书丁宁，以务农、理财、免人役为政事之急诫，方今宜忧为在此也。今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兼管傒农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为此而已，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费，亦岂得谓之‘兴利之臣，而以为致远近之疑？’”臣详制置司所言，提举常平仓官员，不是兴利之臣。今既明举贷钱取利之法，谓取之以道，於理无嫌，则非兴利而何？至於东南所差均输之官，亦皆兴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每一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赖衣食贷借，聊以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钱与之，则客与主户处从来借贷，既不可免，又须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则固不愿请领苗钱。又广南东西路土广人稀，水乡之俗，粗足生计。今亦置官司贷钱取利，故於远民尤为不便，岂得不谓之“以致远近之疑也。”国家幅员至广，一方之有水旱，时所不免。然朝廷未尝不假贷粮种，尽救荒之政以济恤之，故得饥馑者复苏，流庸者复安。自祖宗以来可谓仁政充洽矣，而未尝曾就等第人户处彊借钱物。唯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优赏。朝廷自京师应副，未及闻有三两路州军曾於坊郭富民处权暂支借者，然亦及时辇还。今制置司指为暴令以颁布天下，是唯知主张青苗之法而不顾毁讟之甚，诚可骇下。唯陛下早赐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为坊郭人户既无青苗不可贷借，本司今按常平旧法，亦粜与坊郭之人。今若俵散农民有馀，仍不许坊郭之人贷借，是令常平有滞积馀藏，而坊郭之人独不被振救乏绝之恩也。《周礼》设贷民之法，即无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约《周礼》太平已试之法，即非专用陕西》青苗条贯也”。臣详制置司此说尤为不实。盖自来常平仓遇岁年不稔，物价稍高，合减元价出粜之。时其乡村则逐处多下诸县取逐乡近下等第户姓名，印给关子，令收执赴仓。每户粜与三合或两石以来，所是坊郭则每日零细粜与浮居人户；每口五升或一斛以来，故民受实惠，甚济饥乏。即未曾见坊郭有物业人户乃来零粜常平仓斛斗者。此盖制置司以青苗为名，欲剩借钱与坊郭有物业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称《周礼》太平已试之法，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唯陛下深详其妄。一、臣近准真定府路安抚使司公文，称准河北都转运常平、广惠仓司牒真定府准制置条例司劄子。据河北都转运常平、广惠仓司状，准朝旨於内藏库支到山东绢二十万匹，充常平本钱，寻分擘与诸州县发卖，必是破货不了，欲将绢分作两等，上等每匹作一贯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贯三百文省，召人户情愿依青苗见钱法请领，仰更切相度，如依减定价例。委是人户情愿，即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户情愿请领者，亦听常平司差帖。殿侍康承丙称，自京搬来绢二十万匹，唯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请搬。帖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县分遍行催促，火急和雇，传乘赴恩州请搬，趁时支俵。勘会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绢三万匹，虽未搬到，缘係准备充秋科青苗价钱，即不阙钱支用。若更差使臣下州府县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属张皇骚扰，牒臣本司请照会者。臣遂备录闻奏，庶朝廷见其为害之深，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钱不便事理，早赐施行。卻准中书劄子，奉圣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傒当，兼累降指挥，令提刑司常切觉察所散青苗钱，召人户情愿，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绝，当职官员具姓名闻奏，劄与臣知者。臣勘会转运司昨将山东绢配卖与诸州军坊郭等第人户，每一匹估钱一贯五百三十文至一贯六百文以来，限半年纳钱，尚犹近下等第人户有破卖家财方能贴赔送纳了当者。今常平提举官将山东绢二十万匹，上等者作一贯三百五十文，每一贯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贯六百五十文省；下等者每匹作一贯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贯六百文省，并随税只是百馀日省限纳足，与转运司配卖与坊郭人户价例全不相远。即於农民岂不为害！更差使臣督迫支俵。公文内动是火急之言，则州县小官唯是应命，苟免罪咎，将抑配以为情愿，何处更可辨明？且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今将绢二十万匹直行指挥，许散与乡村人户，依青苗法纳钱，及令坊郭人户愿请者亦听。则自来未见有定夺之司事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然中书凡事亦须进呈，或候画可，方敢施行，未尝直便处分，唯陛下察其专也。如此，则在外守职臣僚，其谁敢不禀从？望早赐辨察，使事归政府，庶於国体为便。） 上阅琦奏引《周礼》“丧纪无过三月”等语，安石駮此乃赊买官物非称贷也。上曰：“此必强至所为，至与曾公亮姻连。”安石曰：“至亦赵抃亲家。”至，钱唐人。时为大名府路机宜，故上疑至为之。并臣言常平章疏，上悉以付安石。安石复言於上曰：“章疏惟韩琦有可辨，馀人绝不尽理，不必辨也。”上然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徐乾学《通鉴后编》云：条例司駮韩琦所言，安石令曾布为之。琦再论列，不报。） 文彦博亦以青苗之害为言，帝曰：“吾遣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彦博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乎？”先是，安石尝与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蓝元震交结，帝遣使潜察府界俵钱事，适命二人，二人还，极言民情深愿，无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又案：《魏公家传》载奏疏，其上有云“八月，公既上章”，与此异月。）
　　６、丙申，右正言李常言：“王安石以文学名世，行义得君，乃不本仁以出号令，考义以利财赋，而乃佐陛下为此病民敛怨之术。曾公亮、陈升之皆位冠百僚，身辅大政，首鼠厥议，曾无职守。谏官或以执事隔绝，或阴窃符同，四海万里，蒙毒莫诉。臣於安石虽有故旧之义，苟怀私而不言，谁复为朝廷言者！”中丞吕公著极论其不可，乞检会臣累奏施行。张戩言：“天下之论难掩，至公在於圣明，动必循理，无适无莫，义之与比。建议谓便而施行之，今已知有害而改罢之，是顺天下之心，成天下之务也。昔非今是，何惮改为？”（案：《宋史道学传》：戩为监察御史悰行，累章论王安石乱法，乞罢条例司及追还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依违不能救正，韩绛左右徇从，与为死党，李定以邪谄窃台谏。且安石擅国辅以绛之诡随，台臣又用定辈，继续而来，芽蘖渐盛。吕惠卿刻薄辩给，假经术以文奸言，岂宜劝讲君侧。书数十上。） 监察御史悰行程颢言：（案：《明道文集论新法疏》云：臣近累上言，乞罢预俵青苗利息及汰去提举官事，朝夕以觊，未蒙施行。臣窃谓：“明者见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乱。况今日事理显白易知，若不因机急决，持之愈坚，必贻后悔。悔而后改，则为害已多。案：《明道文集》此下有云：盖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乱之机係乎事始。众情睽乖则有言不信，万邦和协则有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强，语言必胜。而近日之所闻，尤为未便。） 伏见制置司疏駮大臣之奏，举劾不奉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惊骇，是乃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动众心。权其轻重，未见其可。（案：《明道文集》此下有云：臣窃谓陛下固已烛见事体，究知是非，在圣心非吝改张，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舆情大郁，众论益讙，若欲遂行，必难终济。伏望陛下奋神明之威断，审成败之先机。与其遂一失而废万方，孰若沛大恩而新众志？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况粜籴之法兼行，储蓄之资自广。在朝廷未失於举措，使议论何名而沸腾？） 伏乞检会臣前所上言，早赐施行。”（案：《明道文集》又载《论新法乞降责疏》：臣闻天下之理，本诸易简，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知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荙而至於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大计，用贱凌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可行者。设令由此侥幸，事小有成，则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夫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 右正言孙觉言：“窃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画一文字，颁行天下，晓谕官吏，其凡有七。至於论敛散出入之弊，将来陷失，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论，乃援引经义，以傅会先王之法，与防微杜渐，将以召怨贾祸者。臣得直陈之其条有三。”（《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觉疏其凡有七，其条三文佚，俟考。《宋史本传》云：青苗法行，首议者谓《周官》泉府，民之贷者，至输息二十而五，国事之财用取具焉。觉条奏其妄，曰：“成周赊贷，特以备民之缓急，不可徒与也，故以国服为之息。然国服之息，说者不明。郑康成释经乃引王莽计赢受息，无过岁什一为据，不应周公取息，重於莽时。况载师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农民乏绝，将补耕助敛，顾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国事取具，盖谓泉府所领，若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有买有予，并赊贷之法而举之。傥专取具於泉府，则冢宰九赋，将安用耶？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今老臣疏外而不见听，辅臣迁延而不就职，门下执正而不行，谏官请罪而求去。臣诚恐奸邪之人，结党连伍，乘众情之汹汹，动摇朝廷，钓直干誉，非国家之福也。”） 於是进呈孙觉疏。王安石谓：“觉所言无理，读不及终而止。”上曰：“人言何至如此？”安石曰：“自大臣以至台谏，臣有异，则人言纷纷，如何足怪！”赵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王安石曰：“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以上《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卷六十八。） 人有所生父母，所养父母，皆称父母，虽闾巷亦不以为碍。而两制、台谏乃欲令先帝称濮安懿王为皇伯，欧阳修笑其无理，故众怒而攻之，此岂是正论？司马光为奏议，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衮服冕，世世子孙，南面有天下，岂得复顾其私亲哉？如此言，则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弃其父，悖埋伤教，孰甚於此！且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虽士大夫亦如此，岂是以得天下之故为之子也？司马光尝问臣，臣以此告之，并谕以上曾问及此事，臣具如此对。吕诲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原注：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 上曰：“如台谏言濮王事全无理。”王安石曰：“言濮王事虽非尽理，然当时言者以为当更追崇，未已及罢称皇，亦以为言有力，则当时言者虽未尽理，於时事亦不为无庸。”（《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原注：按安石初对上，所言则如此，不一年，即深诋台谏，谓安石不奸邪，可乎？因掇取注此。） 上曰：“宗室事何以不纷纷？”安石曰：“以两府大臣共议，故大臣无摇动者；又陛下不疑，故异论无从起。”上曰：“均输事何以无人言？”安石曰：“人言岂少！吕公著因江西事遂攻薛向，而言薛向体量江西文字乃先至，其言不效，故其意沮折而不复敢为诬妄常平事，大臣固不悦。但陛下初即位，以为善政，不敢异论。然自初施行，阴欲沮坏，至於百端；其后陛下每见提举官上殿，辄问新法便否，人人知陛下意疑，所以内外交结，共为诬罔也。”陈升之曰：“岂可使上不访问群臣？此皆提举官所在张大妄作，故致人言耳！”安石曰：“提举官到任不过数处，若妄作，只须有事实；全无事实可说，即其言岂可听信？”上又语及程颢疏，安石曰：“颢至中书，略谕以方镇沮毁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谓之疏駮大臣章奏。颢乃言大臣论列事，当包含此为害利；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则是纵使邪说诬民，而今诏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则异议何由贴息？”原注：诏及颢疏，据朱本附见。《日录》在十四日乙巳，新本削去。上因论及台谏官，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谓得人心者以为理义。理义者，乃人心之所悦，非独人心，至於天地鬼神亦然。先王能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宁者，以行事有理义故也。苟有理义，即周公致四国皆叛不为失人心；苟无理义，即王莽有数十万人诣阙颂功德不为得人心也。”原注：《日录》在三月四日乙未，朱本附五日丙申，今从之。他日，安石与韩绛请上更晓谕台谏，无使纷纷。上曰：“安得如许口颊与说？”上又谕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众论。安石曰：“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少自卻即坐，为流俗所胜矣。”（《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７、丁酉。（《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癸亥，诏江淮发遣湖北运司体量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居丧服除，往复贾贩，及令天章阁待制李师中供析照验见轼妄冒差借兵卒事实以闻。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劾奏故也。原注：景温劾轼已附注三月丁酉。轼例当作州，亦见彼注。案：原文及注，今已俱佚。）
　　８、壬寅，谏官孙觉见上论青苗事，且言：“条例司駮韩琦疏，镂板行下，非陛下所以待勋旧大臣意。赖韩琦朴忠，固无他虑，设当唐末、五代，藩镇强盛时，岂不为国生事乎！”（《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戊辰，上误记觉言以为公著。公著降知颍州事，原注引《公著家传》三月十一日壬寅，谏官孙觉见上云云。辑入。）
　　９、甲辰，吕公著屡奏乞罢提举官。（案：《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戊辰，辨公著对及琦疏之误。原注：云：公著自三月十三日不复对，凡二十二日。此奏当在十三日之前，今不得其日，姑附十三日甲辰下。） 王安石读至“取大臣章奏疏駮，巧为辨说，敷告天下。”上曰：“如此，则韩琦安得不动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镇逐条疏駮，而执法乃不以为非。方镇作无理章奏，朝廷谆谆晓谕，而执法乃谓之巧为辨说，即非理之正。言事官当逐辨论其非，以开悟陛下之聪明可也。今但言巧为辨说，而不见辨说之不当，则其情可见矣！”《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卷六十八。上怪上下纷纷何至此，安石曰：“陛下作法，宰相摇之於上，御史中丞摇之於下，方镇摇之於外。而初无人与陛下为先后奔走奭侮之臣，则人情何为而不至此耶！”又读至“止令提点刑狱或转运使管勾。”安石曰：“比曾公亮亦有此奏。陛下试思府界若无提举官止有吕景，则此法已不得行；京西无提举官止有提点刑狱，则已言人皆不愿。请以此验之，则不设提举官，付之他司，事必不举矣。”上患官吏慢法而不奉行，安石曰：“提举官虽卑，然以朝廷之命出使，尚未敢按举州县不法，即已纷纷然以为陵轹州县。言事官本当为朝廷守法，乃更朋比流俗，如此岂是正理！”上以为然。（《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１０、戊申，安石独对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不能免其纷纷也。”（《长编》卷二百十谢景温举御史条载：先是，安石独对上云云一段。原注：云：此安石三月十六对上语。今据原文辑此。）
　　１１、丁未。（《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壬申，中书言司农定保甲条例。原注：云：三年三月十七。又《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辛酉，安石谓：“本为保甲，故中书预议；若止作保甲，故中书预议；若止欲作义勇强壮，即合令枢院取旨。”原注：云：三年三月十七日亦有此言。案：原文已佚。）
　　１２、戊申，（案：据《宋史·本纪》补日。） 范镇罢知通进银台司。初，镇言：“韩琦奏，中书自当施行，不须下条例司及不当令李常分析封还诏书。”圣旨谕镇行下数四，犹不肯。案：《宋史本传》云：诏五下，镇执如初。会司马光辞枢密副使，上许之，镇又封还诏书曰：“臣所陈大抵与光相类，而光追还新命，则臣亦合加罪责。”上令再送镇行下，镇又封还曰：“陛下自除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庆，称为得人，至於坊市细民，莫不欢喜。今一旦追还告敕，非惟诏命反汗，实恐沮光谠论忠计。”上不许，以诏书直付光，不复由银台司行下。镇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遂乞解银台司，许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１３、己亥，（案：据毕沅《通鉴》补日。） 上遣刘有方谕司马光，以光累有辞避，已行，襃许为银台司，不行，下诏令有方谕旨依旧供职。是日，光入对於崇政殿，因再拜谢，上曰：“此命尚未罢也，朕特加卿，卿何为抗命不受？”光曰：“臣自知无力於朝廷，故不敢受。抗命之罪小，尸禄之罪大故也。”上曰：“卿受之而振职，则不为尸禄矣。”光曰：“今朝廷所行，皆与臣言相反，臣安得免为尸禄之人？”上曰：“相反者何事？”光曰：“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放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上曰：“今士大夫汹汹，皆为此言。卿为侍从臣，闻之不得不言於朕耳。”光曰：“不然。蔊者初议，臣在经筵，与吕惠卿争议论，以为果行之，必致天下汹汹。当时士大夫往往未知，百姓则固未知非，迫於浮议而言也。”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观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卿见元敕否？”光曰：“不见。”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宿州强以陈小麦配民，卫州留滞不散，朝廷已令取勘违敕强民者，朝廷固不容也。”光曰：“敕虽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听民自来请则给之，卒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於抑勒也。”上曰：“卿告敕尚在禁中，朕欲再降出，卿当受之，勿复辞也。”光曰：“陛下果能行臣之言，臣不敢不受；不能行臣之言，臣以死守之，必不敢受。且诏令数下，而臣数拒违，於臣之罪益重，於陛下威令亦为不行，上下俱有所损，愿陛下勿降出也。”上曰：“卿何必如此专徇虚名？”光对曰：“凡群臣得为两府，何异自地升天！臣与其徇虚名，孰若享实利，顾不敢无功而受禄耳？”上曰：“卿所言，皆非卿之职也。”光对曰：“臣惟恐受敕告，则不能言职外之事。今者不受，为贪陈国家之急务耳，非为身也。”上敦谕再三，光再三固辞，上曰：“当更思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１４、壬子，上御集英殿，赐进士第。（案：《十朝纲要》：三月己卯，御集英殿，始策进士，罢诗、赋、论三题。） 叶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且，陛下革而新之。”（案：二句据《纪事本末》卷六十八增入。置第一。） 轼奏欲别定等第，上不许。初，轼为国子监考试官，时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安石见之不悦。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轼又尝上疏曰：“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请黜之。”曾公亮曰：“轼但异论耳，无可罪者。”他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閧扑，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上试叶祖洽等二百八十九人，擢祖洽为第一，廷试策自此始。《编年备要》云：赐叶祖洽》以下及诸科八百馀人及第、出身有差。旧制，进士一日而兼试诗、赋、论，谓之三题；特奏人只试论一道。至是罢三题，始用策。翌日，试特奏名进士亦试策也。自王安石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於是考官苏轼发策云：“晋武帝平吴，以独断而克；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伯，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而功异，何也？”王安石见之不悦。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为三等，覆考为五等。上令宰相陈升之面读，以祖洽为第一。轼乃言：“陛下试士，将求朴直之人，而阿谀顺旨者率据上第，臣窃悲之。”是以不胜愤懑，拟《进士对御试策》以进。上以轼所对示安石，曰：“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陛下何不黜轼，岂以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鞭閧，使其帖服，乃可用。陛下不可不察也。”薛应旂《通鉴》云：初，同知贡举吕公弼在贡院中，密奏言：“天子临轩策士而用诗、赋，非举贤求治之道，乞出自宸衷，以咨访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试进士，遂专用策，赐叶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邵武人，所对策专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苏轼欲黜之，吕惠卿擢为第一。毕沅《通鉴》云：考官吕惠卿列阿时者高等，讦直者居下；刘攽覆考，悉反之。李大临、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陆佃第五。帝令陈升之面读均等策，擢祖洽第一。）
　　１５、丙辰，右正言、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孙觉降知广德军。（案：《宋史本传》、陈桱、薛应旂、毕沅《通鉴》俱云：帝初即位，觉为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罢去。王安石早与觉善，将援以为助，自知通州召还，累改审刑院。时吕惠卿用事，帝问於觉，对：“惠卿辨而有才，以为利之。”故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议者谓“《周官》泉府，民之贷者至输息二十有五，国事之财用取焉。”觉条奏其妄，安石览之，怒，始有逐觉意。又案：孙觉罢在元年八月。《太平治迹统类》，通判越州，不载知通州时月。觉召还，亦不得其日月。） 初，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皆以为开封府界散常平钱实有抑配，上遣觉出案其事。觉喜奉行，遂诏觉同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官体量有无抑配以闻。既而张戩言不当遣觉。觉亦奏疏辞行。（案：《宋史》本传、徐氏《通鉴后编》：觉奏且言：“如陈留一县，前后榜令请钱，卒无人至者，故不散一钱，以此见民实不愿与官中相交。所有体量，望赐寝罢。”） 上批：“觉上殿称敢不虔奉诏命，即日治行，今乃反覆如此，付中书问。”已而王安石犹独对言，直可责降，不须劾问。初欲落修起居注，令归馆供职，安石谓不如与一州或军。上曰：“留觉在此，必更鼓动流俗。”遂有广德之命，而体量官亦罢遣。（《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１６、诏审刑、大理、刑部详议详断详覆官，初入以三年为一任，再任以三十月为一任，仍逐任理本资序，其支赐都数比较逐官断罪有无失错稽违及较正刑名，分三等第给之。京朝官、选人历官二年以上无赃罪，虽有馀犯而情非重害者，许两制、刑法寺主判官、诸路监司同罪举试刑名；如无人举试，但历任有举主二人，或监司以上止有一人，皆听乞试。试日许斋所习文字就试。每日试一场，每场试案一道，每道刑名约十件以上，十五件以下，并取旧断案内挑拣罪犯，攒合为案，至五场止。仍更问《刑统》大义五道，其所断案，具补陈合用条贯，如刑名拟虑，即於所断案内声说；所试人断案内刑名有失，令试官逐场具录，晓示错误；亦许试人再经试官投状理诉，改正其断罪，通数及八分以上，须重罪，刑名不失，方为合格。其考试关防，并如试诸科法。初，议谋杀刑名，上怪人多不晓者。王安石曰：“刑名事诚少，人习中书本，不当与有司日论刑名，但今有司既未得人而断人罪，不可不尽理。”上曰：“须与选择数人，晓刑名人可也。”他日，曾公亮在告，上谕陈升之曰：“法官事不见，将上学校事亦不见商量，中书诸事都未有端绪。曾公亮又已疾病，相公方壮，且勉力为朝廷立事，古人爱日与草木同，尽诚可惜。”於是定议，降诏试刑法官盖始此。（《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编年备要》云：九月，命判大理崔台符等试刑法。法官盖始此。陈桱《通鉴》云：立试刑法及详刑官，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所以待诸科进士之不能业进士者。毕沅《通鉴》云：帝因安石议谋杀刑名，疑学者不能通意，遂立刑法科，许有官无赃罪者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取其通晓者，补刑法官。又案：陈说似义与此有异，毕说为合。）
　　１７、李南公兼京西提举常平事。（《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辛巳，嘉、蜀二州不报提举常平仓司文字。原注：三月二十五日，李南公兼常平。案：今原文已佚，就原注辑此。《宋史》本传：熙宁中，提举京西常平。《长编》原注无“京西”二字，据《宋史》补。）
　　１８、己未，上谕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别作策问矣。”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事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於义理，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於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国子监直讲王汝翼辞条例司详文字。（《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为详检文字在二年九月辛未。）
　　１９、是月，上谓安石、韩绛曰：“淤田不协力者，卿知其故乎？”安石曰：“不知。”上曰：“都水所沮坏者，以侵其职事尔。”安石曰：“若都水无意沮事，则固不当侵其职也。必欲任属，当以杨汲为都水监，然汲未经试用，陛下能使台谏无议论否。”上曰：“用新法，权理资序有何不可？汲岂不愈於王荀龙？”安石曰：“若用汲使为之属，亦不能独济，盖每事禀於沈立、张巩，汲何能辨集别为一司，则畏其沮坏。”（《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杨汲兼都水。原注：三年三月，上谓安石云云，据以辑入。）
　　２０、诏令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各具财用利害奏闻。（《纪事本末》卷七十六。）
　　２１、诏并龙猛八指挥为六。旧三百五十八人为额，自康定、庆历以来，诸军间有并废。至熙宁初，大整军额，有就而合者，如龙卫三十九指挥并为二十；有以全部付隶者，宣威并入威猛、广捷而宣威废罢，契丹直拨入神骑而契丹直废罢；有并营而增额，如宣武二十指挥四百人额并为十二指挥五百人为额；有就而易名者，如骁猛四指挥，以第四一指挥改充骁雄存三指挥。自是部伍整肃，无有名存而实阙者。（《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马氏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先是，军营皆有额。皇祐间，马军满四百、步军满五百人为一营。承平日久，兵制浸弛，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三百。既不成部分而将校猥多，赐予廪给十倍士卒，递迁如额不敢少损。帝患之，乃诏并废诸营。尝谓辅臣曰：“天下财用，朝廷稍加意，则所省不可胜计。乃者销并军营，计减军校十将以下三千馀人，除二节赐予及傔从廪给外，给一岁所省为钱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硕，绢二十万匹，布三万端，马藁二百万，庶事若此，邦财可胜用哉！”初，帝议并营，大臣皆以为兵骄已久，遽并之必召乱。帝不听，王安石赞帝力行。熙宁至元丰岁，有废并甚众。王巩《甲申杂记》云：祖宗旧制，后殿则军头引见司、皇城司、殿前司祗应，殿前统制诸班、皇城统制亲事官引见统制马直、步直内指挥，人料钱五百文。熙宁中，并马直入云骑，步直入虎翼，引见司兵遂废。）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御史悰行程颢言以不行，乞罢，除京西提刑，辞不受。先是，程颢尝与孙莘老於上前言青苗事不便，又尝与介甫言：“管仲犹能言出令当如流水，以顺民心。今参政苦要做不顺心事，何耶？”介甫言：“道此则成贤诚意。”时张天祺於中书大悖介甫，介甫怒，遂以力争於上前，上为之一一听用。从此党分矣。莘老受约束而不肯行，遂坐贬。颢遂待罪，既而除京西提刑。颢复求对见上，上曰：“有甚文字？”颢曰：“今咫尺天颜，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复何用？”欲去，而上问者再四，颢曰：“陛下不宜轻用兵，朝廷群臣无能任事者。”案：《十朝纲要》：三月，谏官孙觉、御史程颢皆坐论新法不便，觉出知广德军，颢提举京西刑狱。《宋史本纪》作五月乙卯。考《长编》，五月事俱存，不载此文，明非五月，《宋史·本纪》恐误。《编年》、《通鉴》脱书“三月”，今依《纲要》附录於此。又案：《明道文集·辞提刑疏》云：“臣伏蒙圣恩差权京西路提刑。已沥恳诚，不敢祗受，愿从窜谪，日冀允俞。不避烦渎，辄再陈请。臣出自冗散，过蒙陛下拔擢，寘在言责。伏自供职以来，每有论列，唯知以忧国爱君为心，不敢以扬己矜众为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优容，故当指陈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当自圣，则未尝为谄谀之言；知人臣义无私交，则不敢为阿党之计。明则陛下，幽则鬼神，臣之微诚，实仰临照。然臣学术寡陋，智识阔疏，徒有捧上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陈时政之失，异论大臣之非，不能裨补圣明，是臣隳废职业。既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岂意刑书未正，而恩典过颁。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耻顾就。如其见利忘义，靦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将安用？况台谏之任，朝廷纪纲所凭，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进职而去，臣恐纪纲自此弛废。臣虽无状，敢以死请。伏望陛下开白日之照，厉严霜之刑，投谪荒陬，实所甘分。”《集》中注云：疏上，上谓安石曰：“人情如此纷纷，柰何？”安石曰：“陈襄、程颢专附吕公著，都无助陛下为治之实。今当邪说纷纷之时，乃用襄知制诰，颢提点刑狱，人称其平正。此辈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则天下之利皆归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奖用，何为肯退听而不为善？”乃以为佥书镇宁军节度使判官事。
　　仁和张大昌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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