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上）

　　神宗
　　△熙宁三年（庚戌，一○七○）
　　１、正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癸巳朔。） 癸丑，诏：案：此诏徐氏《通鉴后编》附乙卯日下，与此异日。“诸路常平、广惠仓散给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并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反成搔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敢沮遏愿请者，案罚亦如之。”
　　先是，翰林学士范镇言：“常平仓始於汉之盛时，贱则贵而敛之恐伤农也，贵则贱而散之恐伤民也，最为近古，虽唐、虞之政，无以易也。而青苗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者青在田，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是盗跖之法也。今以盗跖之法而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迺者天雨，毛地生毛，天鸣地裂，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右正言李常、孙觉亦言：“王广廉案：毕氏《考异》作“广渊”，误辨，已见二年九月。近至京师，倡言取三分之息，又闻制置局欲行其法於天下。乞明诏有司，勿以强民，仍且试之河北、陕西数路。初敕旨放青苗钱，并听从便，毋得抑勒，而提举官务以多散为功；又民富者不愿取，而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分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廉入奏，称民间欢欣鼓舞，歌颂圣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太平治迹统类》云：正月，条例司言提举常平、广惠仓者，本职外毋得侵预外事。）
　　２、乙卯，既下诏约束，强以钱俵散人户，仍戒沮遏愿者，盖王安石意也。及是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因取前诏，削去“沮遏愿请”等语，别行之。后安石出，果以为忤云。（《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３、丙辰，韩琦论奏。（《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甲戌，新修御河成，诏程昉赴阙。原注：云：去年闰十一月初修，八月甲戌昉迁官，今年正月丙辰韩琦论奏。案：今原文已佚。据《东都事略·韩琦传》，时琦由复判相州改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府，故有论奏河渠事。《宋史·河渠志》一载琦三年三月及三年二月两疏，三年三月疏其略云：“今岁兵夫数少，而金堤两埽，修上、下约甚急，深进马头，欲夺大河。缘二股及嫩滩旧阔千壹百步，是以可容涨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馀，则将来大河於二百馀步之间，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无兵夫修护堤岸，其訩决必矣。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又恩州、深州所创生堤，其东则大河西来，其西则西山诸水东注，腹背受水，两难捍奭。望选近臣速至河所，与在外官合议。”帝在经筵以琦奏谕光，命同茂则再往。又云：三年二月，命茂则、巩相度澶、滑以下至东流河势、堤防利害。时方濬御河，韩琦言：“事有缓急，工有后先，今御河漕运通驶，未至有害，不宜减大河之役。”乃诏辍河夫三万三千，专治东流。据琦三年疏。《宋史》附二月下，与此日月异，疑《宋史》附二月以诏下时纪之。又《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己未，杨汲兼都水。原注：云：三年正月辛亥、丙辰可参照。案：今原文已佚。）
　　４、戊午，知河南府、观文殿学士、户部尚书张方平判尚书省兼提举集禧观。先是，方平被诏，举堪任谏官者二员，即以李大临、苏轼应诏。方平既入见，上欲除宣徽使留京师，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方观望，不可无议。不知陛下以此旌其功善为，但悯其资历？”上曰：“但悯其资历。”安石曰：“悯其资历是何义理？方平已致人言，若如此，必更致人言。”又曰：“方平奸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无补圣政。”云云。（案：《太平治迹统类》此下云：已而安石又言：“陛下留方平甚不便，方平为御史中丞，附贾昌朝之徒，误仁宗赏罚甚众，今留於内，於陛下何所补？但令群邪更有宗主耳！”） 方平（案：原佚二字，据太平治迹统类补。） 亦坚乞南京留台，遂命知陈州。方平言：“民心戎事，国之大本。”云云。（案：《太平治迹统类》此下云：愿陛下广聪明览之外，采公议於得失之情，深察军民之情，原为社稷之虑。朝廷尊而国体平，顺气应而嘉禾生，遂退就诛殛，亦所甘心。） 上谓方平曰：“能复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长编》卷二百二十六：四年八月戊寅。原注：云：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方平判都省。注文可参考。《纪事本末》敓注原文已佚。）
　　５、庚申，提点开封府界县事吕景言：“府界人户见倚阁贷粮二十馀万石，今又散青苗钱十五万贯，恐民力不能堪。”诏送条例司，召提举官戒谕之。先是，侯叔献屡督景散青苗钱，景以畿甸诸县各有屯兵，每岁课利钱仅能借诸军以给，无有赢馀。条例司又别以买陕西盐钞钱五十万为青苗钱，而景复有是奏。上初欲令中书戒谕提举官，王安石曰：“若召提举官至中书，诸路闻此必顾望，不敢推行新法，只令条例司指挥可也。”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６、是月，废安州云梦县为镇。（《纪事本末》卷七十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春正月，录周、唐后。案：《宋史本纪》癸丑日。
　　１、二月壬戌朔，（案：毕氏《通鉴考异》云：瞿中溶云：“《辽史天象志》以癸亥为宋二月朔。”则壬戌乃正月晦日，与《长编》差一日。韩琦言：案：《魏公家传》：行青苗法，众议皆以为不便，台谏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无复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条例司奏，今将欲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出粜，就贱量增市价收籴，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人户情愿预行支给，令随税送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斛斗，或纳时价贵愿纳见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灭伤，亦许于次熟日送纳。若此行之，非唯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於田作之时不虑缺食。盖人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皆以为民，而公家无以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而抑民豪夺之意也。仍乞且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诸路依此施行。”奉敕依奏，续准敕节文，常平、广惠仓见钱许依陕西出俵青苗钱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每斗价例，出晓示召人。情愿请领者十户为一保，即不拘户等高下；不愿请领者，不得抑配。若客户愿请，即与主户合保；若约度物数支与乡村人户有剩，即亦许准上法支俵，与坊郭有物力抵当人户。如纳时斛斗价贵，愿纳见钱者，亦听，仍相度量减时价送纳。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於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俵。） “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给（案：《家传》作“支俵”二字） 青苗价钱，每十户以上结成一保，须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头甲，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一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六千，第一等十五千。（案：《家传》此下有云：如所支钱外更有剩数，其第三等以上人户，） 委本县量度。（案：《家传》此下有云：於今来所定钱数外，） 增给三等以上人户。若有剩钱，更许增数。於坊郭人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仍五家以上为一保，依乡村青苗支借。（案：家传此下有云：不得过抵当物业所直价之半。） 其诸县不得避免出纳之烦，致令诸色人扇摇人户，卻称不愿请领。（案：《家传》此下有云：仰逐县官吏用心告晓。） 如不愿请领，即具结罪状，入马递申赴当司，以凭选差清强，往彼晓谕。人户如卻愿请领，其本县干系人必定别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由申奏。如夏秋收成物贾稍贵愿纳钱者，当议减市价钱数，比元请钱，十分不得过三分。假令一户请钱一千，纳钱不得过千三百。臣窃以国之颁号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实惠，则四方视听，孰不欣服！详熙宁二年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公家无所利其入，谓先王散惠兴利，抑民豪夺之意也。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数；坊郭人户有物产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三等并坊郭有物业人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也，与元敕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要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户既有物力，必不愿请。官吏既防保内近下贫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也！复峻责诸县，如人户不愿请领，即令结罪申报，选官晓谕。卻有愿请者，则干系人别作施行，或具申奏。官吏惧提举司势可升黜，又防选官，晓谕之时，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苟免捃摭，则其势须行散配。且贫下人户见官中散钱，谁不愿请从？然本户夏秋各有税赋，又有预买及转运司和买，两色绢，积年倚阁，借贷钱粮麦种钱之类，名目甚多。今更增纳此一重出利青苗钱，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至纳时则甚难也。故自敕下以来，一路官吏，（案：《家传》作“州县”。） 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领，只据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惑愿请者支俵，实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钱，虽取利稍厚，缘有逋欠，官中不许受理，往往旧债未偿其半，早已续得贷钱，兼并者既有资本，故能使相因岁月渐而取之。今官贷青苗钱则不然，须是夏秋随税送纳，灭伤及五分以上，方许次科催还。若连两科灭伤，则必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因而浸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缘此烦费虚扰之事，不敢具述。去岁河朔丰熟，常平所籴白米，斛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以来，若乘时收敛，遇贵出粜，不惟合於古制而免有失陷之弊，兼民实被惠，亦足以收其羡赢。今诸仓方有籴入，而提举司即令住止，盖尽要散充青苗钱，指望三分之利，收为己功，县邑小官，敢不奉行，岂暇更恤贻民久远之患哉？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储有阙失。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决见成熟，行於一时则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为每岁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兼初诏具於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忧，不能奉行，而遽於诸路遍差提举官，以至西川、广南亦皆置使。恭惟陛下自临御以来，夙夜忧劳，励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后，民浸德泽，惟知宽恤，未尝过扰。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常节浮费，渐汰冗食，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言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案：《家传》此下又有云：臣职当安抚，日闻一路官吏所论，皆云散钱不便。转运司明知侵挠利权，不可经久，尚皆不敢陈说，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群臣若顾避形迹，从而默默大惧，有误陛下委寄之重，） 欲望圣明更赐博访。若臣言不妄，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又卷六十三。案：《魏公家传》载此奏，又云八月公既上章。与此异月。）
　　２、癸亥，（案：原作癸丑。是月壬戌朔，无癸丑日，今据《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及毕氏《通鉴》改。癸亥初二日也。） 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遗法也。”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安石曰：“坊郭所以俵钱者，以常平本钱多，农田所须已定而有馀，则因以振市人乏绝，又以广常平储蓄。”升之曰：“但恐州县避难索之，故抑配上户耳。”安石曰：“抑配诚恐有之，然俟其行此，严行黜责一二人，则此弊自绝。”
　　先是，御史程颢言成都不可置常平，民多米少故也。安石曰：“民多米少，则尤不可以无常平，米少则易以踊贵，以常平抑之兼并，乃不能使米踊贵。”上曰：“颢以为蜀人丰年乃得米食，平时但食豆芋等，今丰年乃夺而籴之，是贫人终身不得米食也。”安石曰：“今常平不夺而籴之，则兼并亦夺而籴之，至於救急，取息必倍。”上曰：“俵青苗钱而纳米，方贵时如何令纳？”安石曰：“贵则民纳钱。”上曰：“纳钱则仓但有钱，凶年何以振贷？”安石曰：“常平米既出尽，则常平但有钱，非但今法如此，虽旧法亦不免如此。”上终以韩琦所说为疑。安石曰：“臣以为此事至小，利害亦易明，直使州郡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又必令出二分息，则一户所陪止三贯钱。因以广常平储蓄，以待百姓凶荒，则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为义仓，未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又何所害而上烦圣心过虑？臣论此事已及十数万言，然陛下尚不能无疑如此，尚为异论所惑，则天下何事可为！”上曰：“须要尽人言，料文彦博、吕公弼亦以为不可，但腹诽耳。韩琦独肯来说，真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息，奸雄或可指以为说动百姓。”安石曰：“今榷盐酒皆用重刑，以禁民买绢，或强支配以盐，奸雄不以此为说动百姓。常平新法乃振贫乏、抑兼并、广储蓄，以备百姓凶荒，不知於民有何所苦！民别而言之则愚，合而言之则圣，不至为此摇动。大抵民害加其身自当知。且又无情，其言必应事实；惟士大夫或有情，则其言必不应事实也。”翌日，参知政事王安石既称疾家居，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朕以卿才高古人，名重当世，召自岩穴，置诸庙堂，推忠委诚，言听计用，人莫能间，众所共知。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处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得之大怒，即抗章自辨。上封还其手劄，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於详阅，今览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见，固请罢，上固留之，奖谕良久。安石退，又具奏乞罢。（《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安石曰：“事之情伪是非，若不能察，惟务多纳人言，恐非但常平事不可为矣。”遂称疾求分司。翰林学士司马光批答略曰：“今士论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无可憾，朕之所望，将欲委谁！”安石怒，抗章自辨。上封还其章，谕以失於披阅。安石既入见，固请罢，上奖谕之。）
　　３、丙寅，诏大宗正司置丞二员，以都官员外郎张稚圭知大宗正丞事。诏大宗正丞於芳林园置治所，给实俸添支钱。（《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玉海》卷一百三十云：二月丙寅，诏大宗正司置丞二人，以张稚圭、李德刍为之。先是，或言丞不用庶姓，王安石录《春秋》公族大夫等事以进。此仅张稚圭一人，恐有脱误。）
　　４、壬申，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於此（案：陈桱《通鉴》、毕沅《通鉴》均云：帝欲大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讬劘上之名。”云云。） 外讬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者尽害政之事，所与者尽善政之人。彼得高位，则怀陛下眷遇，将革心易虑，助陛下所为乎？将因陛下权宠，构合交党，以济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为乎？臣以既然之事观之，其沮陛下所为必矣。”於是安石复谒告，而光有是命。（《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壬申为十一日。《传家集》载十二日《辞枢密副使劄子》云：臣准邠门告报，已除臣枢密副使，续准勾当御药陈承礼传宣，令臣即今受敕告者。臣赋性朴愚，不通时务，近日以来，加以衰疾，恪居旧职，犹恐隳败，况乃拔擢，待之不次？窃惟宥密之地，日侍泄谟，内训六师，外抚四海，用人当否，系国安危，岂臣无似所能堪称！伏望圣慈更择贤材，俾居其任，听臣且守旧职。取进止。又十三日《辞枢密副使第二劄子》云：臣准勾当御药院黎永德奉宣圣旨，令臣即今入见者。臣屡违严诏，当伏重诛。但以闻命以来，揣分已熟，自幼及长，颇读经史，舍此之外，一无所长。当世之务，懵不通晓，常日置之闲官，仅脱旷败，尚以属文不工，剸剧非长，翰林审官，每欲辞免。况於枢府要地，任重责大，一日失职，则死及之。臣虽至愚，粗知自爱，陈力就列，古人所韪。是宁冒违诏之罪，不敢当窃位之讥。伏望圣慈察其悃款，决非虚饰，特赐寝罢新命，止取守旧职。天地更生之惠，下臣莫大之幸也。取进止。又十九日《辞枢密副使第三劄子》：臣前者两曾辞免枢密副使，未奉俞旨。窃虑区区之诚，未能上达，须至详悉，复有奏陈。臣闻人之材性，各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后授官，人臣审能，然后受事，是以官不旷而事无败也。臣幸生承平之时，家世为儒。臣自髫龀至於弱冠，杜门读书，不交人事。仕宦以来，多在京师，少历外任，故於钱穀、刑狱繁剧之务，皆不能为，况於军旅，固所不习。独於解经述史，及以愚直补过拾遗，不避怨怒，则庶几万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际，辞所不能，而不辞其所能。曏者除开封府推官，以繁剧曾辞；后除脩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以文采不工曾辞；除龙图阁直学士，以久在谏职无效曾辞；再除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以言事未了曾辞；除史馆修撰，以方修《资治通鉴》，恐与修国史，难以两处供职曾辞。自馀除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史馆检讨，集贤校理，直秘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权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要之职，除书始下，臣即时受命，未尝辄辞。所以然者，自度驽钝可以策励，不致旷败故也。天下之人见臣屡辞恩命，或以为不慕荣贵，或以为饰诈邀名，是皆不知臣者也。臣自幼习赋、诗、论、策，应举就试，每三年一次，投状乞磨勘，岂不慕荣贵者耶？臣若阴有营求阳为辞避，乃可谓之饰诈邀名。陛下察臣，何尝如此，岂饰诈邀名者耶？臣之愚心，正欲辞所不能而已。今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杰之士，不可轻处，岂臣愚浅下材所能堪称！或遇国家大事参陪末议，有毫釐之差，使陛下有旰食之忧，以累知人之哲，臣虽伏锧横尸，不足塞责。加之素有目疾，不能远视，近日以来，颇多健忘，居常供职，犹惧废阙，况以衰病当兹重任！是用披肝沥胆，昧冒上陈，违犯诏旨，至於再三，触法抵罪，不自知觉。伏望圣慈特赐矜察，依臣前奏，追还新恩，俾守旧职，不胜忧惭危切之诚。临纸叩头，俯伏俟命。取进止。又案：《辞枢密副使第一》、《第二》、《第三劄子》，《纪事本末》不载，今取，附初诏除日下，馀劄附癸未日下。）
　　５、先是，文彦博乞罢枢密使，上谕以须期年听去。韩绛与王安石协力排彦博，每议事，绛多面沮之。彦博内不平，遂行期年之诏，坚求补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枢密院者数矣，彦博辄归卧，或闭门不出。是日，上又面谕之，彦博乃复视事如故。（《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６、兵部员外郎傅尧俞直昭文馆、同判流内铨。案：《宋史本传》作授直昭文馆、权盐铁副使，俄出为河北转运使。尧俞始除丧，至京师。王安石素善尧俞，未即见也，安石数召之，既见，语及新法，安石谓尧俞曰：“方今纷纷，迟君来久矣，将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还君。”尧俞谢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然当力论之。平生未尝欺，敢以实告。”安石不悦，遂有此命。（《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７、辛巳，（案：《纪事本末》上脱“二月”字。窃考《朔闰考》，正月癸巳朔，无此日，乃二月二十日也。又据《传家集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下注，正作熙宁三年二月二十日上，今依附二月内。司马光言：案：《传家集》云：臣蒙圣恩除枢密副使，屡遣陈承礼等趣臣就职。德泽汪洋，天隆地厚，非臣陨身糜骨所能报称。然臣窃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盖察臣狂直，庶几有补於国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过竭其愚衷，以裨圣德之万一。若陛下徒以禄位荣臣，而不取其言，则是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则是盗窃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诚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丧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屡违诏命不敢祗受者也。臣伏见陛下天纵英明，厉精求治，思得嘉谋以新美天下。而建画之臣不能仰副圣意，思虑未熟，讲议未精，徒见目前之小利，不顾永久之大害。忧政事之不治，不能辅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变乱先王之正刑；患财利之不足，不能劝陛下以恭俭节用，乃更遣聚敛之臣诛剥齐民。设官，则以冗增冗；立法，则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骇，百姓骚然，犹且坚执而行之，不肯自以为非也。） “臣先曾上疏，言不当设置三司条例司，（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又言天下之事当委之转运使、知州、知县，不当别遣使者扰乱其间。） 又言因经筵侍坐，言散青苗钱不便。自后朝廷更遣使者三十馀人，（案：《传家集》作“四十馀人”，下又有云：以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相度差役、农田、水利为名。其实） 专使散青苗钱。（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窃自疑智识短浅，不足以知天下变通之务。） 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画之臣，使行更力，由是闭口不敢复言。今行之叆数月，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然后臣乃敢发言，案：《传家集》作“发口复言”。彼言青苗钱不便者，（案：《传家集》此下云：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骚扰百姓。） 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於人，故其家常有赢馀，而不至狼狈也。贫者砦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馀，则取债於人，积不能偿，至於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今县官乃自出息钱，以春秋贷民。民之富者皆不愿领取，贫者乃欲得之，提举官欲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富者与债仍多，贫者与债差少。多者至十五缗，少者不减千钱。州县官吏，恐以逋欠为负，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仍以富者为之魁首。贫者得钱随手皆尽，将来粟麦小有不登，二税且不能输，况於息钱，固不能偿，吏督之急，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力竭不逮，则官必为之倚阁。春债未了，秋债复来，历年浸深，债负益重。或值凶年，则流转死亡；幸而丰稔，则州县之吏并催积年所负之债，是使百姓无有丰凶，无苏息之期也。贫者既尽，富者亦贫。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富者既尽，若不幸国家有边隅之警，兴师动众，凡粟帛军须之费，将谁从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钱凡几千万缗，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灭，州县之吏果有仁心爱民者，安得不为之请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来以仁政养民，岂可视其流亡转死而必责其所负？其势不得不从请者之言也。然则官钱几千万缗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钱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闾胥里长於收督之际有乞取之资，此可以谓之善计乎？且常平仓者，乃三代圣王之遗法，非独李悝、耿寿昌能为之也。穀贱不伤农，穀贵不伤民，民赖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无过於此。比来所隳废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闻条例司尽以常平仓为青苗钱，又以其穀换转运司钱，是欲尽坏常平，专行青苗也。国家每遇凶年，供军仓自不能足用，固无羡馀以济饥民，所赖者只有常平仓钱穀耳。今一旦尽作青苗钱散之，向去若有丰年，将以何钱平籴？若有凶年，将以何穀赒赡乎？） 臣窃闻先帝尝出内藏库一百万缗，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钱。前日天下常平仓穀共及一千馀万贯石，今无故尽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何时得及此数乎？臣以为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之法害犹大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今国家每有大费，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辄取内藏库物以给之。彼内藏库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备军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库，无有穷竭之时，则可矣；若本皆敛之於民以实之，则有时而空矣。昔汉文帝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何以台为？”太宗时，兖王尝作假山，召僚属置酒观之。翊善姚坦独？首不视。王强使视之，坦曰：“坦惟见血山耳，不见假山。”王惊问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笞挞，血流满身，愁苦之声不可忍闻。此假山皆民租赋所为，非血山而何？”是时上亦自为假山，闻之遽命毁之。） 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为贸易，以三百万缗畀之，又散青苗钱数千万缗，其馀五十万、三十万者，固不足数。（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其为露台、假山之费，不亦多乎？陛下聪明仁俭，固不减汉文帝及太宗，然而视弃财物如粪土者，盖未知其所从来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 陛下若终信条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变更，以循旧贯，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饥殍满野，加以四夷侵犯边境，羽书狎至，戎车塞路，争战不已，转饷不休。当此之时，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乎？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臣窃惟太祖、太宗躬擐甲胄，栉风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为子孙成光明盛大之业，如此其美也。陛下试取所进《历年图》观之，自周末以来，至於国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间乱离板荡，则固多矣。至於中外无事，不见兵甲，百有馀年，如国朝之盛者，岂易得乎？（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此臣所以尤为陛下痛惜者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公邦君室。”臣窃观方今四夷亲附，边鄙不耸，五穀和熟，盗贼稀简，是宜为天下和乐无事之时，而中外汹汹，人不自安者，无他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条例司，诸路有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争献谋画，各矜智巧，变更祖宗法度，侵夺细民常产，掊敛财利，以希恩宠，非独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计亩率钱，雇人充役，决汴水以种稻浇溉民田，及欲泄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类，不可悉数，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条例司自以高奇之策，书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兴作之不已，皆如青苗之为害於民也。故小大皇皇，不敢自安。苟不罢废此局，则生民必无休息之期矣！） 陛下诚能昭然觉悟，采纳臣言，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勾当常平使者。（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其官员并送审官院与合入差遣，青苗钱已散者，令州县候丰熟日催收本钱，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仓钱穀依旧封椿，令提点刑狱司管勾，则太平之业依然复故矣。兹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惮而不为也！如此） 臣虽尽纳官爵，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馀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置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未审陛下将何所用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节录此疏，谓《辞枢密副使奏》。据《传家集》目录，是疏乃《乞罢三司条例司常平使》也，《集》中所载《辞枢密副使劄子》，凡六上，均依《集》前后附注。）
　　８、王安石既入见，又屡奏辞位，上谕韩绛遣其趣安石视事。壬午，安石始出视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连日不决，上更以为疑。安石入谢，上劳问曰：“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少失陷钱物，亦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坏法，必无失陷钱物之理。预买绢，行之已久，亦何尝失陷钱物。”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安石之求分司也，御史王子韶、程颢，谏官李常皆称有急奏，乞登殿，言不当听安石去位，意甚惧。及安石复视事，子韶等乃私相贺。先是，诏诸路提点刑狱体量觉察提举常平官抑配人户青苗钱并州县抑遏不敢者。及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等举行前诏，乃删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语，安石复视事，志气愈悍，面责公亮等曰：“为宰相当有职守，何得妄降劄子，今体抑配青苗，又辄去当日诏语？”公亮等不敢抗。（《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９、癸未，上复遣李舜举趣光受命，且谕上意曰：“枢密本兵之地，自有职分，不当更引他事为辞。”光即奏：“臣若已受命，则诚如圣旨，不敢言职外事。今尚为侍从之臣，朝廷阙失，无不可言者。”（案：《传家集》，此《辞枢密使第五劄子》后贴黄中语也。《纪事本末》节录，未为详载，今并《第四劄子》附录备考。《集》中载二月二十一日《辞枢密副使第四劄子》云：臣准勾当御药陈承礼传宣，令臣即入见者。臣仰烦圣恩重沓如此，虽顽如木石，亦当迁变。然臣固守愚志不移者，诚以荷盛德者必有以酬报，居重位者不可以无功。臣自惟立朝，材器短浅，一无所用，独有补过拾遗，可裨万一。方今为天下患者，唯有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诸路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使者。若陛下朝发一诏罢之，则夕无事矣。故臣不量力势，轻用上陈。傥陛下以臣言为是，乞早赐施行；若以为非，则臣乃狂愚之人，於今英俊满朝，而擢用狂愚之人，使污宥密之地，岂不为圣政之累也！伏望圣慈追还枢密副使恩命，今臣且供旧职。取进止。又二月二十二日《辞枢密副使第五劄子》云：臣准勾当御药院李舜举传宣，令即今赴邠门受敕告者。陛下圣恩无穷，愚臣辞避不已，逮下之德愈盛，慢上之罪愈深，忧惶失图，无地自处。臣窃惟陛下今兹不次用臣，必以识虑为小有可采，臣亦以为陛下非常之知，不可以全无报效，是以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诸路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胜於用臣为两府；臣若得此言果行，胜於居两府之位；傥或所言皆无可采，臣独何颜，敢当重任？伏望圣慈矜察，更不复遣使臣宣召，追还枢密副使恩命，庶使贱臣差获自安。取进止。贴黄：李舜举传圣旨谕臣，以枢密院本兵之地，各有职分，不当更引他事为辞。臣今若已受枢密副使敕告，即诚如圣旨，不敢更言职外之事。今未受恩命，犹是侍从之臣，於朝廷阙失无不可言者。所以区区贪进小忠，庶几少补圣政之万一。况所言二事，并是去年已曾上言，以其无效，所以不敢当今日新恩，非为侵官，乞圣明裁察。兼臣右膝下见患一疮，有妨起拜，入见未得，伏望圣慈更不差使臣宣召，只候膝疮稍愈，自乞入见，面奏恳诚。） 遂称疾谒告。（《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
　　１０、甲申，以韩琦论青苗奏付条例司。（《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右正言李常言：（案：《宋史》本传云：熙宁初，为秘阁校理。王安石与之善，以为三司条例详检官，改右正言、知谏院。安石立新法，常预议，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条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议。至於均输、青苗，散敛取息，傅会经义，人且大骇，何异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见之，遣所亲密谕意，常不为止。又言：“州县散常平钱，实不出本，勒民取息。”） “其尤甚者，至使善良备给纳之费，虚认贯陌以输二分之息。”上阅常奏曰：“常平事皆经中书行遣，今人言纷纷如此，乃因执政议论不一故也。”公亮曰：“臣本以为不可。”升之曰：“臣本不欲如此，今已书奏，更不敢言。”上曰：“若以为不可，当极论之，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上问李常疏如何处置，安石曰：“可令分析，是何州县如此？”公亮、升之皆曰：“谏官许风闻言事，岂可令分析？”公亮曰：“王安石但欲己议论胜耳。”上正色言曰：“岂有此耶！”公亮曰：“此言若诬，天实临之。”安石曰：“始与升之言此法，升之以为难，臣即不强；升之既而以吕惠卿、程颢亦责，升之畏流俗，遂肯同签书。当时若升之不同，臣亦岂敢强？升之为此奏天下可行之事，至众但议论未合，即无强行之理。及至朝廷已推行，则非复是臣私议，乃朝廷诏令也。大臣为朝廷诏令，自当以身徇之，臣非好以议论胜，乃欲朝廷法令尊，为人所信，不为浮议妄改。”而已上乃卒令常分析，常乃王安石所引用者，既除谏官，言青苗取息非便。安石见之，大怒，遂曰：“上使明出二分息。”吕惠卿谓常曰：“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及安石分司，常虽言安石不当去，又言青苗不当取二分息，乞罢之。安石既出，面责常曰：“君本出条例司，亦尝预青苗议，今反见攻，何以异於蒋之奇也？”（《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１１、乙酉，韩琦言：“河朔连岁丰稔，编户安复，兼臣已老病，愿罢臣河北安抚使”从之。（案：《魏公家传》载《乞罢河北四路安抚使奏疏》略曰：前年以河朔新经大灭异，民罹饿殍弃业而去者，道路不绝。臣上体累诏付委之意，不敢固辞。今已期岁，赖圣德所感，去年夏秋，连得大稔，流佣归复，疲瘵一苏，震坏城垒，悉缮固至。於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皆良帅，北虏晏然无事，若尚冒此职，实为冗长。只充大名府安抚使。） 其实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是时陈留亦不敢散钱，知县、大理丞姜潜知必不免，称疾去官。（《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
　　１２、戊子，司马光谒告之六日，（案：谒告在二十二日，此为二十七日。《传家集》亦谓二十七日上《辞枢密副使第六劄子》。） 上复趣入见，光言：（案：此为《第六劄子》。据《传家集》所载云：臣伏准勾当御药刘有方传宣抚问，兼问臣取几日入见，令早入者。圣恩深厚，不忘微贱，存恤勤至，臣蝼蚁之命，无足报塞，惶恐无措。伏念臣即膝疮虽稍减可，尚未痊愈，有妨拜起，未知可以入见之日。不独如此，兼为） “臣近曾上疏，（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常平、广惠仓使者。） 未闻朝廷少赐录，（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但闻条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钱愈急，中外人情愈皇皇不安。） 臣当此际，独以何心敢当高位？（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故宁被严谴，未敢辄出。臣闻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参酌下情，与众同欲。是以事无不当，令无不行。未尝有四海之内卿士大夫，农商工贾，异口同辞，咸以为非，独信二三人之偏见，而能成功致治者也。伏望陛下出臣近所上疏，宣示中外，庶使共决是非。） 若臣言果是，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治臣妄言及违慢之罪，明正刑书。庶使是非不至混淆，微臣进退有地，不为天下之所疑怪。取进止。又案：《太平治迹统类》云：方光力辞，韩琦亟走，书文彦博请勉之云：“主上倚重膺之，庶几行道，道不行，然后去之可也。”彦博以琦书示光，光正色曰：“古今为此，名利所诱，亏坏名节者不少矣。”於是彦博复琦书曰：“君实作事，令人不可及，直当求之古人中也。”）
　　１３、庚申，刘希奭为走马承受。（《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壬戌，刘希奭标定界至。原注：云：刘希奭时为走马承受，已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１４、诏收还司马光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原注：林希云：凡除两府，听其让，遂止者，国朝未之有也。希又云：先是，光每因事请对，或上召，光已立殿下，安石必以条例司先光而进，其所陈皆所以沮难光者。光有所言，上酬答皆安石之言，如对严敌。及罢枢密，入谢，上中夕批付邠门，使光诘旦对。安石本无进呈事，遽取数卷书，率韩绛上殿，又先光而进，惟恐上闻光言而悦也。邠门官吏皆为之窃叹。） 先是，上欲光置两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复视事，因固辞，遂罢之。曾公亮以为不可，曰：“青苗事，臣等亦数论奏。”上曰：“此事何预於枢密副使，光不当以此辞。”公亮乃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时有知越州山阴县陈舜俞以自劾违旨，不散青苗钱，降监南康军税，五年而卒。苏轼为文哭之，称其“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复，士大夫识与不识皆深悲之”云。案：《宋史·陈舜俞传》：三年，以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诏俟代还馆职。舜俞辞曰：“爵禄名器，砥砺多士，宜示以至神，乌可要期如付剂契？”缴中书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方今小民匮乏，愿贷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见饴蜜，孰不染指争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积甘，足以生病。民间出举财物，取息重止一倍，约偿缗钱，而穀粟、布缕、鱼盐、薪蔌、耰钮、釜锜之属，得杂取之。朝廷募贷取，有司约中熟为价，而必偿缗钱，欲如私家杂偿他物不可得，愚民多至卖田宅、质妻孥。有识耆老，戒其乡党父兄，诲其子弟，未尝不以贳贷为不善治生。祖宗著令，以财物相出举，任从书契，官不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远如此。今乃官自出举，诱之以便利，督之以刑威，方之旧法，异矣。诏谓振民乏绝而抑兼并，然使十户为甲，浮浪无根者毋得给俵，则乏绝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终行，愈为兼并地尔。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计口受饷，但权穀价贵贱之柄，使积贮者不得深藏以邀利尔。今散为青苗，唯恐不尽，万一饥馑荐至，必有乘时贵粜者，未知将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钱取息，富室藏镪，坐待邻里逋欠之时，田宅妻孥随欲而得，是岂不为兼并利哉。虽分为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期与夏敛之期等，夏放之月与秋敛之期等，正月放夏科，五月放秋科，所敛亦在当月，不过展转计息，百姓以给为纳，实无所利，使吾民一取青苗钱，终身以及世世，每岁尝两输息钱，无有穷已。是别为一赋以敝海内，非王道之举也。”奏上，责南康军监酒税。又案：《宋史·食货志》上，亦载舜俞奏，与本传文互有详略，谨参合附录之。
　　又：许州长葛知县乐京曰：提举常平官言助役不便。使之条悉，又不报，不肯治县事，乃去。提举官劾之，夺著作佐郎。案：《宋史新编》卷百九：京，荆南人，在乡以行义闻，用荐校书郎，为湖阳、赤水二县令。神宗求言，京以畏天保民为请。知长葛县，不奉助役法，自劾匄去。坐夺官，经十年，乃复监黄州酒税，以承议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阙，不至，终於家。
　　又：刘蒙知唐州湖阳县。常平使者召会诸县令议免役法，蒙以为不便，不肯与议，退而条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夺官归乡。案：《宋史新编》卷百九：蒙字子明。都转运使刘庠举遗逸，召试第一，知阳湖县。常平使者召议免役法，蒙条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夺官，归乡教授养亲。卒年四十。门人诔其行，号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赐其家帛。
　　又：赵抃自除参政后，感激思奋，与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辅政，以公议为主。安石初参政事，下视庙堂如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曰：“公辈坐不读书尔。”抃折之曰：“君失言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后与安石议论多不协。既而司马光辞枢密副使，台谏、侍从多以言者求去。抃上疏言：“朝廷事有轻重，体有大小。财利之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於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荙为大。今不罢财利而轻失民心，不罢青苗使者而轻？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轻，得小而失大，非宗庙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也。”言入，即求去。不许。是岁复申前请，乃除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抃素号宽厚，杭之无赖子弟，皆骈聚为恶。抃知其意，择重犯者率出配他州，恶党相率遁去。未几，徙青州。用其朴厚，临以清净，青人便之。时山东旱蝗，青独多麦。蝗自淄川来，至境，遇风退飞，堕水而尽。案：《长编》卷二百十二：三年四月己卯日，抃知杭州。《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二月连及之，因文与《长编》少抃，姑存此。
　　１、三月壬辰朔，曾公亮、陈升之皆称疾在告，与王安石争青苗钱不胜故也。（《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东都事略·曾公亮传》云：初荐王安石可大用，神宗以安石参知政事，公亮乃阴助安石。安石置条例司，更张众事，公亮一切听之，於是神宗益专信任。而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御史至中书争论青苗事，公亮俯首不言，安石厉声，与之往反。於是言者亦以安石为专，而公亮不与也。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２、枢密副使韩绛与文彦博、吕公弼争议拣退禁军，彦博、公弼曾言其不便，上命且依旧制。是日，绛亦称疾在告。（《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书，大惭欲怒，则不敢答书，但言道不同而已。书凡三返。（《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传家集》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与王介甫书》云：光居常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於将命者。春暖，伏惟机政馀裕，台候万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馀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虽并多闻，至於直谅，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则固不敢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曏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蔊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馀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亦欲望众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窃意门下之士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於左右者也。非门下之士则皆曰：“彼方得君而专政，无为触之以取祸，不若坐而待之，不过二三年，彼将自败。”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则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则不然，忝备交？之末，不敢苟避谴怒，不为介甫一一陈之。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於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於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如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末利乎？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惟民是虐，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是知条例三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衒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馀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公邦君室。”伊尹为阿衡，有一夫不获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孔子曰：“君子求诸己。”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极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须臾离。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与贤皆过人，及其失也，乃与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自古人臣之圣者，无过周公与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尝无过，未尝无师。介甫虽大贤，於周公、孔子则有间矣。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喜之，与我不合则恶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谄谀之士何由远？方正日疏，谄谀日亲，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远难矣！夫从谏纳善，不独人君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郑人游於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或谓子产毁乡校。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薳子冯为楚令尹，有宠於薳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马。申叔豫以子南、观起之事警之，薳子惧，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周舍死，简子临朝而叹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谔谔，吾是以忧也。”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赞阝文终侯相汉，有书过之史。诸葛孔明相蜀，发教与群下曰：“违覆而得中，犹弃敝屩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董幼宰参书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及。孔明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颙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忽一旦尽以身亲，欲其役不复付任，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孔明谢之。及颙卒，孔明垂泣三日。吕定公有亲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荐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定公时有得失，原辄谏争，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尽哀，曰：“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於何闻过哉？”此数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乐闻直谏，不讳过失也。若其馀骄亢自用，不受忠谏而亡者，不可胜数。介甫多识前世之载，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诗》云：“执柯伐柯，其则不远。”言以其所愿乎上交乎下，以其所愿乎下事乎上，不远求也。介甫素刚直，每议事於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於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从介甫游，介甫於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於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成王戒君陈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诗》云：“先民有言，询於刍荛。”孔子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圣恩过听，欲使之副贰枢府。光窃惟居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报。故敢申明去岁之论，进当今之急务，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谁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损於明！介甫诚能进一言於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於目前矣！於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於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诗》曰：“周爰咨谋。”介甫得光书，傥未赐弃掷，幸与诚信之士谋其可否，若示谄谀之人，必不肯以光言为然也。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之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於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将何择焉？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虽然，施於善人，亦何忧之有？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属以辞避恩命，未得请；且病膝疮不可出，不获亲侍言於左右，而布陈以书，悚惧尤深。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诟詈而辱之，与言於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又三月三日《与王介甫第二书》云：光以荷眷之久诚，不忍视天下之议论汹汹，是敢献荩言於左右，意谓纵未弃绝，其取诟辱必矣，不谓介甫乃赐之诲笔，存慰温厚。虽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绝之，足见君子宽大之德，过人远甚也。光虽未甚晓孟子，至於义利之说殊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过也。《传》曰：“作法於凉，其弊犹贪；作法於贪，弊将若何？”今四方丰稔，县官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后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赋之外更增息钱役钱。又言利者，见前人以聚敛得好官，后来者必竞生新意，以朘民之膏脂，日甚一日，民产既竭，小值水旱，则光所言者，介甫且亲见之，知其不为过论也。当是之时，愿毋罪岁而已。感发而言，重有喋喋，负罪益深。又《与王介甫第三书》云：光皇恐再拜，重辱示谕，益知不见弃外，收而教之，不胜感悚，不胜感悚。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且人存则政举，介甫诚能择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虽日授以善法，终无益也。介甫所谓先王之政者，岂非泉府赊贷之事乎？窃观其意，似与今日散青苗之意弃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顾以此独为先务乎？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之息，谓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挌邪说，难壬人，果能如是，乃国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与变法而讲利者，邪说、壬人为不少矣，彼颂德赞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盘庚曰：“今我民用，荡析离居。”又曰：“子岂汝威，用奉畜汝众。”又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废厥谋，吊由灵。”盖盘庚遇水灭而迁都，臣民有从者，有违者，盘庚不忍胁以威刑，故勤劳晓解。其卒也，皆化而从之，非谓尽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也。光岂劝介甫以不恤国事而同俗自媚哉？盖谓天下异同之言亦当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宣。安石答书，见《临川集》者仅一通，馀不载，他无所考。据《临川集》答云：安石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於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盖儒者所重，尤在於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安石则以谓受命於人主，议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挌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於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於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安石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不改其度，盖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又案：此答当在温公第二书之后，第三书之前。盖第三书文义皆与此答相针对，馀二答书，《临川集》未载，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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