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文稿，功夫在诗外，先树立四种思维

作为一名大叔级的文字工作人员，在和“小鲜肉”交流如何撰写文稿时，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写材料，找“度娘”吗？

我的回答非常明确：“度娘”不是娘，靠不住的。

不得不承认，网络好似一扇打开的窗户，让我们的视野一下子开拓起来。但就材料撰写而言，依靠依赖网络现学现卖、急学急卖往往又是得不偿失的。

不少年轻人在接到材料任务后，想走捷径，打开电脑，输入关键词，敲回车键，海量资源扑面而来，美名其曰“拿来主义”。这边看看，那边瞧瞧，从（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到省市各类讲话林林总总，可总感觉，管用有用好用的并不多：比如，这篇文稿虽好，但文风和我们服务的领导不搭；这篇材料不错，但其研究部署的重点问题在本地本部门又不是那么突出；这篇讲稿质量高，但我能找到，别人就能找到，如果这样，会不会给领导留下投机取巧的坏印象……

一番折腾后，叹了口气，工作毫无进展。可秒针分针时针他们不叹气，不仅不叹气，而且在马不停蹄地向前赶。离最后交稿的时间又近了。

不找“度娘”怎么办？还是那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与其临时着急找“度娘”，不如把功夫下在平常、干在日常。

作为文字工作人员，平时读书看报，甚至是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启迪和收获，文字上的、观点上、理念上的，等等。别人可能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出，但我们要做有心人，记在心头、写在案头、录入在键头。

起草文稿得先树立四种思维：

遇到不完善的观点别急着否定

我认为，同我们起草文稿结合得最紧密的有四种思维。

源头思维。我们研究问题、寻找对策，首先要找源头。前几年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写了一本书，叫《瞩望新轴心时代》。所谓轴心时代，就是指古代希腊、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中国这样的文明，当时都是独立形成一个个辉煌的历史时期。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进入中世纪之后，通过研究古希腊时候的东西，如(名称替换)、艺术等而重新兴盛起来的。汤先生讲到，我们中国的宋明理学，为什么成为一个新的高度？因为经过印度佛教的传入，大家一时迷茫了，于是回到孔子、孟子那个时代里去找，后来就形成新的宋明理学。所以我们不管搞什么研究，一定要从源头上去看，会发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也正是不忘初心的要求所在。

框架思维。就是有一个框架、结构来装你要说的内容，才能够说清楚问题。我们讨论问题、起草文稿，一般就是讲几条，分几个方面、分几个层次讲，很有条理，这就是一种框架意识。我们起草报告等文稿，也很讲究框架思维和逻辑顺序。比如十八届（每届组织每年召开的一次重大会议）决定中第十部分讲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第一句话，是讲这项改革很重要，属于论断。后面接着讲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再接着讲的就是具体措施，这就是框架。缺少框架思维的人往往只是罗列现象，没有逻辑，没有高度，因为他没有提炼、概括和归纳。

结合思维。这是我们中国人重要的思维方式。比如，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結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我们在起草文稿的时候，有些好的观点和建议一开始尽管不完善，也要尽量留在那里，不要马上就否定掉，随后再一点一点往前拱，不断完善，最后就出来新东西了。我们起草讲话稿，只有把大家所有好的意见汇总、梳理出来，形成一个吸收各方意见、反映共识的稿件，大家才会比较满意。

国际思维。要从国际的范围来考虑中国的问题。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是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综合国力逐年上升，国际地位越来越高。所以我们治国安邦的政策必须要有全球视野，借鉴人类文明中所有有益的东西。我们在提对策建议的时候，要看看国际上有什么思想理论可以借鉴，有什么经验可以学习，有什么教训可以汲取。我们要有中国立场，还要有国际视野。只要有可利用的成果，我们都要利用起来。

无意的摘抄，也可以管用并出彩

熟悉业务情况、把握工作规律，是做好文稿起草的基本功。要重点了解（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的有关政策、工作的最新动态、基层的实际情况，及本单位的具体业务。我曾经同新到（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纪委研究室的同志讲过，研究室的工作领域，你一块一块地理清楚，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了。

此外，我们纪委的同志还要了解熟悉组织、宣传等(单字替换)建领域其他方面的工作，同时还要了解熟悉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等工作，这样你的业务面就宽了，视野就开阔了，真正做到胸中有全局，你写的文稿也会有厚重感了。

还要养成全面认识和分析问题的习惯，看到成绩和不足，研究现实和历史、发展规律等，并在个别中发现一般，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为了更好地起草文稿，我们要随时收集各种有用的资料。特别要学会利用网络等现代化工具，搜寻信息，占有材料，提高效能。平时看书看报看电视、茶前饭后同别人交谈、日常生活中的感悟都是好的素材，要随时动笔，及时记下所思所想，勤做读书笔记。

有时在起草文稿时，把平时思考和总结的观点写进文稿中，可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前些年，我在杭州市纪委刊物上看到材料，里面有一个“生存代替正义”的观点，认为在金融危机下，有的企业家为了生存下去会向官员行贿，因此这个时期腐败现象可能会增加。我认为这个观点新颖，后来我们起草反腐败形势报告时用了这个观点，结果形成了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