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胡乔木学写文章

胡乔木是我们党内的文章大家，他的文章写作之道对我们提高写作水平具有重要借鉴价值。这里收集整理了胡乔木谈怎样写文章的一些论述，供大家参考。

“要把文章写得好，写得生动，只有下苦功夫，这里是没有近路可走的”

胡乔木曾说：“要把文章写得好，写得生动，只有下苦功夫，这里是没有近路可走的。”他的工作常态，正如其诗《有所思》中“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所描述的一样，是伏案工作、灯火长明。

当然，他也十分重视学习的方法、写作的方法。他曾经在一篇社论里写道：

什么是正确的学习方法?那就是从做中学、学着做，那就是懂得实际生活、参加实际生活、并改造实际生活。那就不是把工作与学习分成两橛，而是把两者联成一体;不是把学校与社会隔离，而是使两者互相沟通;不是把革命理论当教条去背诵，而是当做行动的指针去活用。那就不是幻想一个特别便于进行学习的环境，或是一个特别便于自己施展本领的天下，而是随时随地孜孜不倦地去研究问题，脚踏实地地去改进工作。从实际事物的观察去学习，从实际活动的参加去学习，这就是收效最大的学习方法。

“如何使文章按中央的要求能够让人看下去”

胡乔木一生撰写、整理、修改的文件、讲话、社论不计其数。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使文章按中央的要求能够让人看下去”。关于文件、报告要起到怎样的效果、满足怎样的要求，他说：

一要引人看，要有好的介绍方法，要有吸引人的力量。毛主席常讲，文章的题目和头几句话很重要，首先头几句就给人家的印象不好，人家就不愿意看。不仅开头引人看，还要人家能够一口气看到底。

二要使人看得懂，人家看不懂或不完全懂，就看不下去，看下去了也难得动员他。似懂非懂，目的就达不到。

三要能说服人、打动人。如果看完了、看懂了，说服不了人，还是达不到目的。

胡乔木认为文风与写作水平及效果密切相关。他曾说：

新的文风，应当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别人的好文章，必须读，必须研究它的结构，但任何好的结构都不能硬拿来自己用。自己的结构，应看每次是说什么话，对谁说话而有所不同。最好的裁缝师，不是用衣的样式硬套在人的身上，而是根据人的身材，决定衣的样式。写文章也一样。不公式化，就可少点“八股”气。这是使文章写得新鲜活泼的一个重要条件。

“写得愈长看的人就愈少”

上世纪40年代初，胡乔木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短些，再短些!》的文章，倡导写短新闻、短通讯。他说：

话说得短，说得简要对我们沾了“长风”的不是易事。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延安反对党八股的大会原先就叫压缩大会，四年半了，压缩尚未成功。那次引的鲁迅的话，“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依然是我们的警钟。

接下来他向《解放日报》提议，文章要缩短篇幅，还解释说，这对读者作者都有大好处，多数作者也是爱写短的，写得愈长看的人就愈少。

胡乔木分管《人民日报》期间，在一次报纸评读会上，分析为什么有些报纸版面不生动时，他说：

主要是新闻条数太少，长新闻长文章像是几个大胖子挤在一张床上，他们的姿势摆得再美也不会好看。报纸版面要想编排得生动，首先不要让大胖子上版。

“文字要有波澜起伏，不要像一潭死水”

胡乔木很注重文章的生动性。他在指导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曾说：

文字要有波澜起伏，不要像一潭死水。如果老是从头到尾平铺直叙地写下去，就很难吸引人读。一段或几段开头，要有很精彩的话把事情提纲挈领地提出来。

他在指导编辑记者写评论时也多次提出文章要生动。他曾以地平线作比喻：

每篇文章都有它的结构，也就是形式，形式注意不要平淡。发展农业生产，平原最好，因为平原上庄稼容易生长，容易机械化。但是文章就不要平原，画家也怕画平原。画地平线就不好处理，画得太靠上吧，天就显得太小，不像样子;画得靠下些吧，天太大了，空荡荡的，只能画人、鸟，很单调。地平线上，无非画些庄稼、农舍、牛吃草，很难有多少变化。文章最大的弱点就是平铺直叙。这样的文章不生动，没有吸引力。文章虽然是逻辑思维的表现，也应该生动。

要生动，就得有变化。怎样变化呢?无非是说了正面，又去说反面;说了这一面，又去说那一面;用了肯定的语气，又用怀疑的语气。一篇文章，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句号，连一个问号和感叹号也没有，大概不会很好，说书的人喜欢卖关子，弄个悬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就是为了让听的人发生兴趣。

“用‘画龙’比做写文章，用‘点睛’比做制标题，是非常恰当的”

胡乔木一贯重视标题的制作，并常常为此花费大量时间反复推敲。他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

文章标题是很有讲究的……如果用“画龙”比做写文章，用“点睛”比做制标题，是非常恰当的。龙身画得好，龙眼点得好，这条龙就活了起来。否则，龙身画得再好，而龙眼点得没有神，就是一条死龙。有人说画龙容易点睛难，我说画龙——写文章也不容易，做标题更难。有时候想一个好的标题，等于写一篇文章所用精力的三分之一……一定要在制作标题上下苦功夫，既要学画龙，更要学点睛。

“我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胡乔木常说：“我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胡乔木写文章可以说很少有真正的定稿，反复修改是他写文章的一大特点。他的文章不管转载多少次，每次都有新改动。由他主持起草中央重要文稿反复几十遍甚至上百遍，一点也不奇怪。为了改动其中一个词，在散步途中折回，对他来说是常有的事。有时在不到一个小时里，他会连续返回几次。他常常为某一个词或某一句话究竟怎样写才合适弄得夜不能眠，而且往往在排印过程中还打电话修改某些句子和提法，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印厂改动，直到正式付印为止。

胡乔木改文章，堪称一绝。从选题到立论，从标题到全篇，从理论到政策，从观点到材料，从布局谋篇到层次结构，从引语数字到标点符号，经过他的细心掂量和推敲，举凡有什么毛病、偏差和欠缺，都难逃过他的眼睛。他对文稿的每一个概念、判断和推理，每一个表述和提法，都力求准确、恰当、贴切、得体，合乎实际，合乎逻辑，合乎分寸，合乎政策意图。因此，一篇文章经胡乔木一改，哪怕是改几句话，加几句话，甚至只是改几个字，就大为改观。看稿时胡乔木心中似乎有一把精密度很高的尺子，一篇文稿用我们的尺子衡量还满不错的，用他的尺子衡量就不合格了，甚至基本上不能用。《人民日报》编辑送他审阅的稿子，一般都用八开新闻纸，在当中排印三栏长的文字，周围留有很大的空白。经他改后的稿子，往往布满密密麻麻的清秀的钢笔小楷，而原稿的文字有时候几乎“全军覆没”。

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总理才如此评价胡乔木：“许多文件只有经过胡乔木看过，才放心发下去。文件经过胡乔木修改，就成熟了。”

(文章摘自《秘书工作》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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