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会晤：股东和董事会需要交流

人们很容易将“股东之春”仅仅视作一场反对银行业薪酬制度的运动。实际上，它对各式各样的企业产生了影响，比如法国航空-荷兰皇家航空集团(AirFrance-KLM)、零售商家乐福(Carrefour)、石油企业壳牌(Shell)以及世界最大的广告集团WPP，影响范围则从美国、英国到法国、德国和瑞士。与“阿拉伯之春”一样，这场运动也有着一个相当宏伟的名字。在它的冲击下，药业集团阿斯利康(AstraZeneca)、保险集团英杰华(Aviva)以及媒体集团Trinity Mirror的掌门人纷纷下台。

为了探究机构投资者如何“品味”自己的胜利，上上周我专程赶赴里约热内卢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国际公司治理网络(ICGN)年度会议。ICGN是一个全球性会员组织，其使命在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准，主要会员是合计代表着约18万亿美元管理资金的机构投资者。

但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是，那里并没有洋溢着欢庆的气氛，而是弥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与许多市场中连股东基本权利都缺位的大环境相比，这次的“造反”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

在眼下的代理人/股东年会季中，欧洲和美国的股东们正在彰显自己的力量。但即便是在这两个地区，人们也强烈地感觉到，尽管对薪酬方案投下反对票仍是股东们表达自己反对意见的最佳工具，但当他们想改变公司战略或更换首席执行官时，这件武器却不那么锋利。

那么，董事会成员为什么不更加直接地与股东沟通呢?把他们选上台的难道不正是这些股东吗?

赫莫斯焦点资产管理公司(Hermes Focus Asset Management)董事长戴维o皮特-沃特森(David Pitt-Watson)在会上表示，这种沟通并不容易，而且，应该由股东们来考虑未来几年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接下来说的话让整件事变得更有意思：“股东们应当在一切进展顺利时就参与沟通，而不是等到出问题的时候再介入。”

但人们不能低估股东们受到的种种局限。实际上，在此次里约年会上，只有17%的与会者认为，世界上有足够多的投资者具备与董事会展开有效沟通所必需的长远眼光和水平。

在近日与美国公司董事共同参加的其他会议上，我也听到了很多类似的担忧。一家蓝筹大型跨国公司的董事对我表示：“我站到了(赞同)管理层应掌握全部发言权的阵营。”另一名董事表示：“人们对董事直接与股东建立联系感到极其不安，担心股东们可能会在无意之中为管理层设置障碍。”他们的主要担忧是，股东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分歧。

同时，也有一些董事担心会违反一些规则，比如美国证交会(SEC)关于禁止选择性披露消息的公平披露规则(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一家大型美国公司的首席董事(lead director)对我表示，“现在的危险比以往都要高;一个人要是说出了公司尚未披露的情况，很可能铸成大错”。

然而，巴西基础设施与物流上市公司EcoRodovias的董事杰拉尔多o若则o卡波内(Geraldo José Carbone)在里约年会上表示：“如果我们出于法律上的原因不能展开对话，起码我们可以去倾听。”

但参加里约年会的董事们感到不解的是，股东们在代理人/股东年会季的热烈场面之外缺乏与公司展开沟通的兴趣。

雀巢(Nestlé)执行董事会成员戴维o弗利克(David Frick)说到了一项计划，即邀请大股东们与雀巢董事长在美国和欧洲的各个城市会面。他表示，股东们“不是婉拒，就是根本不在会议上现身”。

尽管如此，有些董事仍支持加强与股东们的对话。意大利倍耐力(Pirelli)首席独立董事卡洛o塞基(Carlo Secchi)表示，这将是一个“有趣的实验”。他补充道，“战略、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和可持续性都是不错的对话主题”。

随着大多数公司的股东年会都已开完、大多数代理人都已投完票，股东们进入了一个平静期。对那些精明的董事来说，这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遇窗口期，使他们能够与股东进行对话，以阻止明年春天再度上演“股东之春”。

会后，我抽出短暂的时间在伊帕内玛海滩上散了散步，走着走着我想到了一件事：跳桑巴舞得要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