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程凭什么始终稳居“大清第一文臣”之位？

他出身名门，乃宋代大学士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

他满腹韬略，乃公认的史上“十大谋士 ”之一。

他辅佐清初几代帝王，为满清开创帝业立下了不朽之功。于是，有人说他是千古第一大汉奸。

他一生历清四世而佐其三主，功绩堪比汉之张良、明之刘伯温。于是，又有人说他是远见卓识的谋略家，至于那个腐朽的明朝廷叛了也罢。

他就是清初一代重臣、文臣之首、汉官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范文程。那么，在“满官”“汉官”矛盾尖锐的清初朝廷，范文程凭什么能历经四朝，在皇权更迭的血雨腥风中，始终稳居“大清第一文臣”之位呢？

8年寂寞的冷板凳

范文程，字宪斗，生于公元1597年(明万历25年)，卒于公元1666年(清康熙5年)。今辽宁沈阳人。他祖籍江西，按谱系，他是宋代名儒、名臣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他的曾祖名范锪，曾任明兵部尚书。因其为人刚直不阿，受到当权大臣严嵩的排挤，只好弃官离去。后来，他家族流落辽东沈阳，范文程就出生在这里。

关于范文程投清，清史上说的不那么清楚。有种说法流传比较广泛，说范文程考上秀才后，正赶上努尔哈赤攻陷抚顺，范文程“仗剑谒军门”，也就是毛遂自荐，请求加入后金政权。努尔哈赤接见了范文程，知道他是名门子孙，很高兴，郑重嘱咐他的儿子们和诸大臣，要好好对待他。

不过，这种说法颇有疑点。当时范文程也就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他凭什么资历去“仗剑遏军门”，并得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收纳和肯定？仅凭老祖宗范仲淹？殊不知，当时的努尔哈赤，对汉人十分鄙薄。他当时的政策就是“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惯常的做法，第一是杀，第二是籍为奴，同时，努尔哈赤对明朝之衣冠人物(包括儒生)也十分反感，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可见，范文程根本不可能被“重用”。

倒是野史有一种说法可信些。据说，努尔哈赤攻克抚顺等地，大肆掳掠，其“论功行赏，将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其降民编为一千户”。范氏兄弟，亦当在降民之列。由于范文程长得又高又大，引起努尔哈赤注意，便招至席前问话。范文程是何等聪明机敏！估计他给努尔哈赤留下的印象很好，于是，努尔哈赤便将范氏兄弟分给了镶红旗。

《清史稿》记载：“上伐明，取辽阳，度三岔攻西平，下广宁，文程皆在行间”。“皆在行间 ”，用词很妙，“行间”是什么？可以是谋士，也可以是随从，更可以是随军打仗的汉人奴隶。

显然，范文程并未受到努尔哈赤的重用，也没得到努尔哈赤的充分信任，热闹了一段时间后，就在一个不大不小的章京的位置上坐了8年的冷板凳。

章京这个官衔可大可小，一般小章京指的是那种文书类办事员，大体上相当于今天中央政府机构里科级主任科员或副处级调研员之类。

这8年的时间里，范文程可以说是怀才不遇、相当寂寞。

遭遇伯乐皇太极

正当范文程郁郁不得志之时，皇太极即位，范文程的春天来了。

皇太极对范文程另眼相看是因为一件事。

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皇太极攻打林丹汗，占领了归化(今呼和浩特)，林丹汗却率众渡过黄河，向西逃走。后金几万大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继续进攻敌踪不明，原路退回士气必将受损。

范文程、宁完我等人主张进攻明朝：当乘其不备，直抵北京，讯其和否，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壮军威。皇太极依计而行，满载而归，士气大振。

慧眼识才的皇太极对这个年轻汉官的才学和谋略备加赞赏，他很快把范文程招到自己身边，让他参与了军国大政。二人惺惺相惜，堪称知音。

皇帝与臣子的情谊，通常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相互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然而皇太极与范文程，却似乎是个特例。他们君臣之间真挚的情感，默契的配合，让人感叹。

皇太极的忠实御用智囊

皇太极即位，面临君权与满洲贵族利益水火不容的处境。范文程毫不犹豫，立场坚定地站到皇太极的阵营中，成为御用智囊团主要成员之一，从而深得信任与倚赖。

不仅忠诚，作为名人之后的范文程也相当有谋略。皇太极执政时期制定的许多策略，不能说都是范文程一个人的智慧，但至少，他给皇太极出了不少好主意。

宁远之战后，明朝派袁崇焕督师辽东，蒙古又背叛了与后金的盟约，后金面临着极大的困境。此时袁崇焕整顿军备需要时间，提出议和。范文程建议皇太极将计就计，提出以议和对议和以争取喘息的机会，并提出了征抚蒙古，恩抚朝鲜，招抚明将的策略，有力地扭转了不利局势。

皇太极执政之初权力不稳，范文程又针对四大贝勒共治国政所造成的权力分散的弊病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建立适应皇帝权力的政体制度，以利大权集中，政令通顺。

在袁崇焕做好充分准备即将攻打后金之时，范文程又向皇太极提出借道蒙古，绕过锦州宁远攻打北京，使袁崇焕被动地回师北京，造成其引八旗军入关的假象，遭致杀身大祸。

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蒙古林丹汗妻子来降，带来传国玉玺制诰之宝后，建国一事提上日程。范文程审时度势，提出“侵扰、等待、建号、建制”的方针。即继续侵扰明朝，等待时机。大凌河战役胜利后，大批明将来降，明朝的辽东防御土崩瓦解。恰逢此时，范文程进言皇太极称帝。这既可表明皇太极不再是和蒙古诸汗一样的边族之国，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又是后金征伐事业的新起点。

肝胆相照的君臣际会

皇太极在对范文程的使用上，做到了“用人不疑”，从而为这段君臣际会的佳话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据说，为表示尊重之意，不论人前人后，皇太极对范文程一律以“范章京”相称。皇太极不仅对“范章京”言听计从，而且每逢诸臣议事，若范文程不在场，皇太极必定先问：“范章京知否？ ”

每当群臣意见不一议事不决的时候，皇太极就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一下？ ”只有当众臣下说：“范文程已经同意。 ”皇太极才最后批准。有时，如果范文程生病没上朝，皇太极甚至会将一些事情延后，等范章京病好后再作裁决。后来，凡是范文程起草的文件，他不再过目便予批准，他说：“我相信范章京不会出错。 ”就此，范文程成了真正的大章京。

君臣二人私下的关系也极为亲密。皇太极经常将范文程召入宫中议事，二人经常一坐就是几个时辰。有时，范文程深夜刚刚离开皇宫回家躺下，皇太极又派人来请范章京进宫议事。

皇太极还经常让范文程陪同进膳。范文程有一次入侍，面对美味佳肴，想到家中的老父亲还没有尝到过，迟迟没下筷子。皇太极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意，立即派人把这桌美味佳肴原封不动地送给了他的父亲。

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农历七月，皇太极赐予范文程一等大臣的品级，此时的范文程俨然稳居清政权汉族文臣第一人的位置。

险遭夺妻之辱仍以大局为重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皇太极突然离世，形势对于范文程急转直下险恶万分。

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以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向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游说，谋立多尔衮为君，代善、多尔衮告诸王贝勒，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讬处死，籍没其家。范文程原是硕讬的属下人员，此时被拨入镶黄旗。

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旗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色胆包天，竟然要抢夺范文程漂亮的老婆，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解决，诸王贝勒审实后，决定罚多铎一千两银子，夺其十五个牛录。范文程虽然化险为夷，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多铎日后会舍此不究吗？万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难免灭门之灾了。

尽管身遭故主被戮、爱妻险被欺凌的双重危难，范文程仍以大局为重，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急关头，献计献策，立下了大功。

将自己撰写所有文件的草稿付之一炬

范文程是满清开国功臣，功盖一时。然而，他又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他知道，他是汉人，相对满清皇室贵族而言，出身卑微，一奴才也。因此，其一生处处小心谨慎，避免“功高震主”，以求“安身避祸”。他既要运用谋略对付敌人，以取得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胜利，又要谨防祸起萧墙，巧妙摆脱内部的倾轧。他的一生，凭借智慧，应付自如，多次化险为夷，终使自己的地位安如磐石。

范文程为人深自谦退，从不矜伐其功。这一点，在满清权力更迭的残酷政治斗争中，表现尤为突出。他信守一条基本原则，始终保持谋臣的公允地位，从不参与权力之争。但是，他是皇太极的最重要谋臣，难免招致摄政王多尔衮的诸多猜忌，顺治五年，摄政王多尔衮大权独揽，曾命范文程等人删改《太祖实录》，范文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旦政局有变，恐有杀头之祸，遂以养病为由，闭门不出。果然，多尔衮死后即被问罪，清史记载，范文程“与同官当连坐，上以文程不附睿亲王，命但夺官论赎。是岁即复官。 ”他的机智谨慎，终使其安然无恙。

范文程一生所进奏章，数量惊人，尤其是皇太极当政时期，众多重要的奏章多出自范文程之手，但是，他却焚毁了他撰写的所有文件的草稿，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事实上，历代伟人之作，很多都出自属下之手，但凡渲染此等事者，均无好的下场。范文程深知其中之奥秘，从不居功自傲。他的做法，就是不说，也不存，统统付之一炬。

急流勇退安享晚年

顺治十一年八月，顺治帝福临特加封范文程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显然，顺治皇帝福临对范文程是相当敬重的。他说，“文程在盛京时不附贝勒，后亦不附睿亲王，众所共知。 ”但这时，范文程却急流勇退了。他上疏称谢的同时，却以体弱多病为由请求退休。顺治皇帝福临温谕慰勉，同意他“暂令解任”，一个“暂”字，说明顺治皇帝还是想待其病愈后再召用他的。顺治甚至还亲自为他调药；遣画师为其画像，藏于内府；又经常赐给他御用衣物，因为范文程身体高大魁梧，还下令为他特制衣冠。

然而，范文程去意已决，政治之凶险，他是了然于胸的。“乞休 ”之后，他干什么呢？与好友亲朋种种花木，写写诗词，教教学生，从此不问政事世事，一心一意安度晚年了。

公元1666年(康熙五年)八月庚戌，自称“大明骨大清肉”的一代谋臣范文程去世，卒年70岁。康熙皇帝“亲为文”，赐葬于北京怀柔县之红螺山，立碑以纪其功绩。此后，康熙还亲笔题写“元辅高风”，以为范氏祠堂的横额。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范文程面对各种复杂的形势，能够识大体、顾大局，言所当言，为所当为，不仰人鼻息，不随风摇摆。他韬略过人，又能悟移人主，急流勇退。几经血雨腥风仍能稳坐“大清第一文臣”的位置实在是因其大智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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