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高官评慈禧：都怨老太太 可没她更完蛋

庚子之役后，李鸿章主持和议，张之洞屡屡发电议论，两大臣发生龉龃。《南亭笔记》中称，庚子张、刘(指刘坤一)既订东南之约，李在京惟日往来于联军总统瓦德西之门而已。张遗书诮让之。李告人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盖谓其不谙大局也。张之洞听后勃然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滑”，随后便回电讥讽：“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时人目为天然对偶。

对于洋务派前辈李鸿章，张之洞既有敬意，又有不满。所谓敬意，主要是李鸿章开了洋务之先河；所谓不满，则因其步子迈得太小。据称，李鸿章70大寿时，张之洞为作寿文而三天三夜未睡，后来的这篇文章，堪称所有寿文中的压卷之作。然李鸿章死后，张之洞既无祭文，也未作挽诗挽联，仅送祭帐一悬，中间只有一个“奠”字。无话可说，竟止于此。

李鸿章死于1901年，此时离“洪杨之役”已过去三十余年，中兴老臣们相继凋谢：1902年底，刘坤一去世；1903年，荣禄去世。荣禄是慈禧太后的宠臣，也是军界之重臣，甲午年后的军制改革、新军编练即出自其手，可惜屡遭乱世、时运不济；李鸿章既是淮军首领，也是洋务派领袖，做过多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坤一历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多年，可谓是湘军的最后一个大佬。这些人在这个世纪之交，都去了。

《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张之洞与西太后关系甚深，极感知遇，折谓：“殿试对策，指陈时政，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置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过之”。《金銮琐记》亦有诗云：“湖园召见上帘钩，年少探花已白头。各有伤心无一语，君臣相对涕横流”，作者高树在诗下自注：

“癸卯张文襄来，湖园召见，出殿门，树往迎之，扶到朝房休息数刻，坐肩舆回小寓。后遇濮梓泉前辈，闻之内监云，‘孝钦与文襄见面，孝钦呜咽涕泣，文襄亦涕泣，始终未交言’。盖各有伤心，不知从何处说起，惟有对泣而已。对泣已久，孝钦命休息，乃出。孝钦癸亥垂帘，阅定文襄殿试卷，是时文襄二十六岁，今免冠叩首，白发鬅鬙，孝钦焉能无感！”

张之洞与1903年奉旨朝觐慈禧太后，时年六十七岁。慈禧太后比张大两岁，庚子年后亦年老力衰，会见大臣时忆及西狩苦况常做涕泪流状，因张之洞系她一手栽培，宠任素专，此次君臣相见，竟无语对泣，诚为百感交集后的心境悲凉，时人粗线白描的作诗记事，亦足以传神。

相比于当年湘淮军诸路豪杰封疆各地、清流众君子喧哗朝野的同光盛状，无论是张之洞还是慈禧太后，都能体会到那批中兴名臣凋谢后无尽的孤独和落寞。这种孤独与落寞，不但没有因为清末新政与立宪的蒸蒸日上而有所减弱，反使慈禧与张之洞感到惶惑与无助，而在诸多的朝臣疆吏中，同类相属且能以心相交的人，已近绝迹。

张之洞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国事日非，心境悲凉，这次重返京师，但见“老辈凋零，风雅歇绝，守旧者率鄙陋闭塞，言新者又多后进践躁之流，可与言者殆少。感愤之余，屡屡形诸吟咏。”如往观慈仁寺观松，则感叹：“遗此区区老秃树，岂足增壮帝京色”；远足西山又作诗：“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

历史学者杨国强先生说，“以历史进步主义为尺度，清末最后的十年新政曾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但显见得促成了清末十年新政的张之洞并没有一种与之相匹配的心境”；“身当中西交冲之际的张之洞出入乎清流和洋务之间，从而出入乎是非和利害之间，一生都在努力造时势，一生又都在被时势所摆布，并因之而一生都与晚清的国运相系连。他在一个身不由己的时代里成了一个身不由己的人”。

时势变换，往往出乎人的意料。1901年10月，清廷发布上谕，其中称：“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除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在朝廷的屡次电促下，张之洞与刘坤一于1902年7月合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提出“兴学育才”四“大端”、“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等。由于刘坤一此时已经衰病残年，“江楚会奏三折”实际上是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具体化，由此成为清末新政的总纲领与路线图。

维新派喋血街头不过三五年，清末新政事业已经在全国各地逐次铺开，而且走得更远、所涉及的领域更广更深，历史的吊诡而残酷，又何须多言。事实上，“江楚会奏三折”既包含了洋务派的主张，也融合了维新派的观点，但步子迈得更大更稳健，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实际可操作性是那些年轻操切的变法书生们所不能企及的。这是经过多年斗争乃至流血后的教训所凝结成的一份宝贵财富，也是封疆大吏对国情传统及政治运作悉加洞察后的精妙设计，假以时日，中国的近代化转型与中华民族的强大复兴，未必就是一个迷梦。

变法更张势必牵动四面八方，除旧布新也难免豕突狼奔，历史的车轮一旦加速，有良好的设计蓝图而无强有力、高技巧的掌控者，最终的结局亦将一哄而散。1906年，张之洞入京陛见时，在朝房与军机大臣王文韶相遇，张之洞闲聊中提及废科举后湖北兴办新学之事，言辞中不免有夸耀之意。王冷笑一声，袖出一册《湖北留学生界》示之，张之洞阅数页默然无语。退朝后，即电令鄂督将与事的留日学生召回国。

王文韶浙江仁和人(今杭州)，比张之洞大7岁，咸丰二年(1852年，22岁)进士出身，其为人透亮圆到，遇事不持己见，唯独对废科举一事，王文韶坚持己见，曾放言：“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人多以为异。据说，王文韶曾面批张之洞，大意是别人说要废科举，我没意见，但你是科场出身、当年的探花，你坚持要废除科举我不能理解。当时在朝掌权的是荣禄，因其非科举出身而慑于王文韶，竟不敢极力主废，张之洞亦无术以易之，唯太息而已。直到1905年，王文韶已罢枢务，沿袭千年的科举制才最终废除。

曾任吏部主事的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王文韶“人极圆通，人以‘琉璃球’目之；然其扬历中外，老成持重，任吏部侍郎时，判事敏决，满腹精神。庚子拳乱，渠适在军机，以白发老臣一人，相从西幸，备极贤劳。余丙午到京，见其老态龙钟，视乙未在天津节署见时，风采顿减，然忧国之意，溢于词色。且对余言：‘大家皆抱怨老太太(指慈禧)。汝须防老太太一旦升天，则大事更不可问。’言下盖别有感慨也。”

慈禧太后亡于1908年11月，与光绪的驾崩相隔不过一日。王文韶亦卒于同年。在前一年，张之洞离开经营了18年之久的湖北，入京拜体仁阁大学士，充军机大臣，首入廷枢，参与朝政。然此时的张之洞已入七十古稀之年，垂垂老矣。

民国闻人徐树铮曾记一事，说在李鸿章去世后，当时的大臣以张之洞资望最高，袁世凯“仰公如神”，但张之洞见袁后“殊形落寞，项城执礼愈恭，则愈自偃蹇以作老态”。有一次张之洞路过保定，袁世凯盛情招待，徐树铮“躬侍陪席，亲见项城率将吏以百数，饬仪肃对，万态竦约，满坐屏息，无敢稍解，而公欹案垂首，若寐若寤，呼吸之际，似骴骴然隐鞬动矣”。张之洞死后数月，袁世凯仍为此耿耿于怀。若徐所记为实，则张之洞此时确已年老，精力不济，或对非科举出身的袁世凯有所轻慢，但文中“殊形落寞”四字亦见其状态及心态。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称，“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清末湖北留日学生总数接近5000人，仅1906年即有1360人之数，居全国之冠。有心栽花却插柳，张之洞派遣年轻人出国留学，既存复兴国家之期望，或又有消弭革命之念想，不料“育才之举，反为酿乱之阶”，忠君爱国五十载，反成了革命之酿造师。担任张之洞幕僚近20年的辜鸿铭亦曾戏称：“民国成立，系孙文与香涛合作的产物”。晚清遗老恽毓鼎则在《澄斋日记》中直指清廷覆亡三原因：一是派东洋留学生，二是编练新军，三是推行立宪，而“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

张之洞所期望的东西最终走了样，变成了他接受不了的东西。后人曾追叙说，“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任鄂督时，指驳新律，电奏凡百余言，词绝沉痛。及内用，管理学部。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员以单进。之洞指汪荣宝名曰：是轻浮子，不可用，取朱笔抹之。顾满尚书荣庆曰：我翰林院遂无一堪胜此任者乎？”

汪荣宝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后参与修订法律馆，对“西法东渐”有所贡献，张之洞指之为轻浮，想必其对日本留学生印象不佳。早在前两年，原两湖书院学生黄兴自日本归国后至武昌，期间发表反清革命演说并散发《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刊，张之洞闻讯大怒，下令将黄兴驱逐出境并严禁“逆书”，称“本部堂访获《警世钟》一书，系自上海传来，诬谤朝廷，搅扰和局，诋良民为奴隶，赞会匪为志士，狂吠毒蛰，凶惨万状”；“又有《猛回头》一书，词意亦极悖谬，与《警世钟》大同小异，亦系此等乱党所为”，“无论坊贾居民，概不准将《警世钟》、《猛回头》等逆书营销传送，如先径有是书者，立即送官销毁，傥敢故匿不报，或翻印传布，一经查出，定即治以应得之罪。”

在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辞世后，张之洞虽为三朝老臣，但在这个“新学猖狂”的年代，他已经是四顾茫然，力不从心了。不错，“新政倡自湖北”，但这位设计师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大势趋坏，他指驳新律时“词绝沉痛”的上奏，已经证明他在新政的新阶段中已经与那些更激进的改革者分道扬镳，同路殊归。

在老臣凋谢之后，年少的亲贵与同样年少而新派的留学生结成同盟，他们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做更浅层次的理解，但对于权力与利益的贪婪，却远胜于当年的科场中人。张之洞入廷枢后宁可摒弃留日学生而改用翰林中人，后又在湖北设存古学堂保护国学，便是这种忧虑心态的写照。

1909年七月，张之洞病。八月，病势加重。摄政王载沣亲至张家慰问，张之洞一片赤心，试图利用最后的机会规劝载沣，促其幡然醒悟，以振朝纲，但载沣只是不痛不痒的说：“中堂有名望，公忠体国，好好为国珍重”，张听后，从枕席上挣扎着起来答道：“公忠体国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张之洞话中有话，意在讽谏载沣要“廉正无私”，不要任用亲贵，可惜主政者浑浑噩噩，不以为意，再多的言语不过鸡同鸭讲。载沣走后，陈宝琛问张之洞：“监国之意若何？”张长髯抖动，无他言，惟叹息道：“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

当年，津浦铁路督办吕海寰、总办李德顺因强占及廉价收购土地情事为人参劾而连带撤职，载沣在召见军机大臣时提议由唐绍仪接任督办，张之洞以为不可，曰：“唐绍仪不洽舆情，未便继任。”载沣冷笑道：“中堂以乡绅重望，如以为可，谁还能说不可。”张回奏称：“朝廷用人，如不顾舆情，恐怕要激起民变。”载沣说：“有兵在，还怕什么民变。”张愤然：“国家养兵，岂是用来打老百姓的？”君臣不欢而散。张之洞出而咳血，长叹道：“不意闻亡国之言！”次日即病，不再入朝。

“国运尽矣！”就在载沣前来看望的当晚，大失所望的张之洞在说完最后一句话后溘然长逝，享年72岁。

临终前，张之洞告诫护持病榻前的子孙们，“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按张的幕僚辜鸿铭回忆，张家实则无财产可争，张之洞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

张之洞在病危时已经写好遗折，做最后一次进谏：“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所有因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然日见其多。”

“满汉一体，内外兼筹，教战明耻，尊亲大义”，字字珠玑无人理。从之后的历史来看，张之洞的循循善诱并不起作用。当时的朝局，“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亲贵掌权，实则为“旗门掌权”，“满人敢于为此，实归国留学生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可惜的是，亲贵不识时务，留学生不解国情，在帝国的变革越走越快、离心力也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已近衰亡的张之洞又能如何。

张之洞死后谥号“文襄”，按《大清会典》，“辟地有德曰襄，因事有功曰襄”，清廷表彰的似乎是其武功。清代大臣的谥号规定，只有曾入翰林或获授大学士者才可用“文”字。“文”字谥号中，又以“文正”最为难得，清朝二百多年只得八人获谥“文正”。“文正”以下为“文忠”，再之下者有“文襄”，这三个谥号均须皇帝亲自特谕颁赐。在晚清以军功崛起的重臣中，曾国藩谥“文正”，左宗棠谥“文襄”，李鸿章生前也曾预想百年后会谥“文襄”，但他获得的是“文忠”。

张之洞以词臣起家，其在两广总督任内主持军务，主要以募兵筹饷、供械荐才为主，上阵接仗则未有所闻。其门生所辑《抱冰堂弟子记》中说，中法战争是“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来，未有如此大胜者”，或许能自圆其说，但以常理而论，确属异数。据说，张之洞死前，枕边放着一部《张居正全集》并不断称赞其相业，张居正的谥号是“文忠”。又，张的遗折中称：“臣受孝钦显皇后特达之知，虽宋宣仁皇后之于宋臣苏轼，未能远过”，苏轼的谥号亦为“文忠”。或称遗折中有“不树党援，不殖生产”二语触某邸之忌，将原本是“文忠”的谥号临时改成“文襄”，而这或许是不符合张之洞愿望的。

张之洞辞世两年后，在他“久任疆奇”的湖北省城武昌，辛亥首义爆发并最终埋葬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君主制度。一个叫欧阳萼的人，曾对张之洞大张挞伐：“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骄纵军人，养痈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殊堪浩叹！”

事机凑泊，种豆得瓜，苛责古人固然容易，但张之洞的本意何尝如此。曾有人问辜鸿铭：“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辜答道：“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

张之洞去世的当年，大学士、管学大臣孙家鼐去世；次年，大学士、原军机大臣鹿传霖去世，同年，“出洋五大臣”之一、原军机大臣戴鸿慈去世。回首百年，岁月沧桑，正所谓：一代老臣凋谢尽，国运兴衰岂相同；咳血长哀黄鹤去，世上已无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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