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人家眼中的义和团：一群乌和之众的胡闹

就在侯姓人家独享荣华富贵的同时，历史进入了1900年，1900年中国发生了两桩大事，第一件大事是义和团运动，第二件大事则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使中国大地遭受了一场可怕的洗劫。

关于义和团运动，我祖父一生于此耿耿于怀，他绝对不承认义和团是什么革命运动，他坚决认为义和团只是一些乌和之众的胡闹，对中国近代历史是一次大破坏。

1900年。庚子。

对于每60年轮迥一次的庚子年，中国人历来有一种恐惧感，远古时期不说，就是近百年来，每逢庚子，中国都要发生一次大的灾难。1840年这个庚子，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愣用坚船利炮将一个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中央帝国国门炸开，这时才令统治者明白这世上还有比我们横的，而到了1895年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又全军覆没。甲午战争的失败，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强国梦，中国强大的梦想，一下子被现实打得粉碎，中国必须变革，中国必须重生，第一次中国的知识分子感觉到了历史对中国的挑战。

1900年又逢庚子，这一年的灾难，注定了满清王朝必然覆没的命运，至于这一年中国人蒙受的可怕灾难，那已经就是罄竹难书了。

尽管人们预感1900年的庚子可能是个灾年，但这一年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变，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老祖父生前对我说，一进入庚子年，人们就觉得有些事情正在暗中发生着不可琢磨的变化，1900年，庚子，最初的感觉就是人心惶惶，中国人精神上动荡不安，人们在等待着不可逆转的灾难。

果然，大难临头。

义和拳开始传入天津，没有人将这看做是一个组织，最先只是听说天津西南郊区有许多农民聚众练拳，天津西南一带郊区，原来是南下北上的交通咽喉，历史上是一个盗贼横生的多事地区，天津土匪，举世闻名，有一道歌谣:“过了窦家庄，还有吴家桥，人过要留财，这要留毛，汉子不在家，婆娘也不饶。”可见当地土匪之猖蹶。

有土匪，就有镖局，镖局就是专业的保镖，明代定都北京，江南学士到北京做官，一任朝令，天高三尺，每年都要往家里送回金银细软。当时北上南下的道路一条是水路，另一条就是旱路，无论水路旱路都要经过天津西南一带地区，为防土匪抢劫，就得雇用保镖，《三侠剑》里的胜英，还有土匪黄天霸，都是那一带地方的名流，从山东闹起来的义和拳，很快就在这带地区找到了生存的土壤。

渐渐地义和拳传进了天津市区，最先，河东一带地方出现有人练习义和拳，河东一带居民多是下层贫苦居民，脚行、苦力居多，贫苦民众需要自卫，都要有一身的硬功，这就使义和拳传入天津找到了民众基础。

民众习武，对于任何人都不构成威胁，也没有人把义和拳看做是一种势力，但渐渐地山东的义和拳发展成了义和团，有了组织，有了政治口号，而且寻衅闹事，制造了许多起事件，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甚至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呼风唤雨，一呼百应，由是，人们开始感到可能要出大事了。

义和团的出现，确实如后来所说的那样引起了社会恐慌，但这种恐慌是一种负责任的恐慌，当时天津由著名教育家严复主办的报纸《国是报》，就将义和拳称为是拳匪，《国是报》更在《论拳匪》一文中称义和拳是“愚人之法”，是“直乱世界之匪徒”。《国是报》的看法代表了大多数正直中国人的看法，帝国主义欺压中国是实，但由义和拳出来以不负责任的偏激行为“灭洋”，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天津义和团势力日益壮大，他们的行为越来越无法阻止，满清政府企图利用这股愚昧的民众势力抵御列强对中国的欺压，义和团势力借助满清腐败政府的支持更加发展壮大起来，最后终于形成了一股无可阻挡的洪流。

义和团势力在天津的胡作非为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了，满清政府的官员腐败无能的确激起了民众愤怒，但义和团不可能认识到满清政府官员的腐败的深层政治原因，只是对满清政府官员极尽侮辱之能事，假民众势力煞官府威风，地方政权完全瘫痪，好好的一个天津变成了义和团的天下，他们为所欲为，实现了他们愚昧的社会“理想”。

义和团势力在天津最光辉的政治行动，也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义和团不把皇帝拉下马，他们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自然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政治立场，那就是维护满清王朝的政治统治地位，而只是消灭洋人势力，以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离。

义和团不反清，只以打倒地方官员为能事，天津府道台大人，也是封疆大臣了，乘轿走在路上，被义和团团民识出，立即一涌而上，强行把天津道台拉下轿来，众人围上去，七嘴八舌地破口大骂，道台自然不敢反抗，似是颇知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义和团人多势力众，又得到满清王朝的支持，一个道台，怎么敢对抗呢？天津府道台大人只好俯首听候民众责骂，更为甚者，义和团弟兄要道台大人向民众低头谢罪，直到义和团弟兄于精神上得到最大满足之后，才放道台大人过去，真也是造反有理了。

义和团运动最“伟大”的壮举:杀二毛子，什么人算二毛子？一切和洋人接触的中国人都是二毛子，信洋教的，开洋行的，在洋行做事的，外国办事机构的中国雇员，甚至于连留过洋的新潮学子都被视为是二毛子，都在被杀之列。

义和团杀人如麻，他们杀人不需要调查审问，其实就是私刑。据老祖父生前对我们说，只要有一个人指着一户人家说是二毛子，义和团立即冲进院里见人就杀，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斩草除根。

义和团杀二毛子，确实也是有的二毛子行为恶劣，洋教开始传入中国，更直接地说，就是开始传入天津，曾经受到天津人的抵制，早在十九世纪初叶，一位到天津传教的教士就曾向他的上级报告说:“这座城市的教徒为数不多，尚有成千上百的人需要归化，但是要想打动这里民众的铁石心肠，非有一个会行奇迹的人不可，他们心中对外国人充满了蔑视，对我们不是当面辱骂，就是吐痰表示轻蔑，他们对洋鬼子成见极深。”一连多少年，洋教在天津没有寻找到立足之地，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教会才找到一个“会行奇迹”的传教士，将他派到天津。这位传教士来到天津，很快就发展了一大批教徒，洋教很快在天津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势力。何以这位传教士就马到成功在天津发展起来洋教势力呢？原来他也没有什么“会行奇迹”的本领，他的“奇迹”，就是将一大批社会渣滓发展为教徒，这些人的胡作非为得到教会保护，他们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群体，于是一些地痞流氓，再有一些好逸恶劳的社会闲杂，都成了教民。这些教民在天津做尽了坏事，激起了天津市民的愤怒，但人们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地受不法教民的欺侮。

义和团组织的迅速发展，也是受欺压的中国人反抗教会势力的正常要求，但义和团运动没能得到正确的引导，而且恶性发展，他们没有社会理想，没有纲领，只有对洋人和二毛子的仇恨，再加上满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的利用，义和团运动一未能扶清，二未能灭洋，最后必然引起更大的灾祸，酿成一场历史浩劫。

义和团杀二毛子，不需要任何证据，公开的教民人家自然难得幸免，杀到后来，义和拳拳民可以随意拦住路人，不经询问，只要说这个人是二毛子，立即就格杀勿论。

义和团发展的极盛时期，在天津市区、郊外，设立了许多坛口，每一个坛口是一个基层组织，在这个坛口活动的拳民听从这个坛口领导者的指挥，坛口的领导，被称为是大师兄，去杀哪一个二毛子，怎样一个杀法，都由大师兄说了算，大师兄有了生杀大权，行使这种权利一不需要请示，二不需要调查研究，由此，杀二毛子就成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流血灾难。

拳民拦截路人，如何判定这个人是不是二毛子呢？无需任何甄别，完全是听天由命。过去奠祭死者，有一种仪式，天津地方民俗，叫烧封筒，我看见过的，就是用黄纸帛折成一个长方形空筒，烧的时候将黄纸筒吹起来，使里面充满空气，这样一烧起来封筒就会爆出一个大火团，由此表示死者虽然去了，但把好日子留给了后辈。但赶上天气潮湿，封筒烧起来就不旺，也不喷火球，这样就是不吉利，表示后辈一定有什么对不起死者的地方，死者不肯将好日子留给子孙。

拳民辩认二毛子，也使用烧封筒的办法，他们将过路人拦住，让这个人跪在地上，双手捧着一只大盘，大盘上立起一只封筒，拳民将封筒燃着，燃烧的封筒喷出火球，好人一个，立即放行，而且还受到拳民敬仰，封筒燃烧的火苗不旺，没有出火球，二毛子无疑，立即杀掉。

义和团运动所以能够得到迅猛发展，一个原因是满清政府的利用，第二个原因是义和团弟兄自认为有正义理想，义和团在揭帖中宣言:“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义和团将人们的仇恨转移到教堂和教民的身上，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做为他们的最高目的。义和拳弟兄敢于杀洋人，杀二毛子，他们自信练就了一身刀枪不入的功夫，他们不畏洋枪洋炮，只要“8千10万神兵起”，立即就“扫灭洋人世界新。”

除了刀枪不入，拳民们还练就了真金不怕火炼的本领，据我的老祖父生前对我们说，稍稍有一点常识的人也知道人体是经受不起火焰燃烧的，但拳民们确实在公众面前表演过烈火烧身的真功，其实那不过就是在身上涂上酒精燃烧罢了，酒精的燃点极低，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抓火的游戏，在酒盅里倒满烧酒，点着之后，升起火苗，用手去抓，一点感觉也没有。

再至于刀枪不入，就更是一种骗局了，表演刀枪不入的壮汉，不过就是有一点肌肉收缩的功夫而已，关键在于向他耍枪耍刀的人，要表演得非常到位，类如今天的戏剧武功表演，无论是拳是脚，都要表演得出神入化，力量要用到位，但不能伤着对方，此中是有许多技术的。

其实在天津卫，侯六爷才是地地道道的二毛子，侯六爷为三井洋行服务，帮助日本财阀掠夺中国财富，三井洋行表面上只是一个商业洋行，但暗中代表日本政界和中国做金融生意，满清政府向日本政府贷款，一切都经过三井洋行的商业渠道，所以三井洋行绝不仅仅是一个贸易机构，它带有半官方机构的性质，它的经济活动都带有政府色彩。

说到杀二毛子，杀侯六爷一家那是不容置疑的，杀侯六爷的全家，虽然那时候连我父亲都没有出生，但杀了侯六爷，杀了我祖父，后来也就没有了我父亲，当然也不会日后再有我出来兴风作浪了。

义和团弟兄既然不是天兵天将，血肉之驱，本乡子弟，都是喝海河水长大起来的，老门老户就不可能没有一点通融。

那时的侯家大院地处大王庄积庆里，积庆里义和团弟兄自然都是积庆里一带居民，家住积庆里，没有人不知道侯家大院，知道侯家大院，就更知道大名鼎鼎的侯六爷侯春源侯大人的，而且侯家大院还是有名的六块匾侯家，侯春源大人更是一方贤达，积庆里有名的善人。

自从积庆里一带有了义和团，侯六爷就留心哪一个是这一带义和团弟兄的首领，很快，侯六爷就得知积庆里义和团的大师兄，原来就是一个挑水的人夫，天津话叫“挑水的”，叫张二。自然，当上了义和团大师兄，他也就不再挑水、而成了专职义和团首领，虽然没有俸禄，却也有饭吃了，而且不必出卖劳动力，或者套个后来的词汇，叫做“提干”了。

挑水的张二做上了大师兄，积庆里一带民众再不敢唤他张二了，叫什么呢，按照天津人的习惯，称他是“爷”吧，只怕他自己也不好意思点头，再叫他张二吧，大家又觉得不为恭敬，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想出了一个合适的称呼，人们不约而同地就叫他是张二哥了。

据老祖父对我们说，天津义和团拳民多是下层民众，这个阶层因为社会地位的制约，在心理上有一种自卑感，即使他们成了拳民，再譬如像张二哥那样做上了大师兄，但从精神上他们绝对不会膨胀到觉得自己就是历史创造者的程度，张二哥当上了大师兄，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当地乡绅、大门大户人家疏通关系，而且以确保当地乡绅和大门大户人家的平安为条件换取存在的合法性，说起来也应该是一种默契了。

侯六爷侯春源大人再平易近人，再天性善良，再没有架子，他也不会屈尊和张二哥对话，张二哥担着两只水桶走在路上，看见侯六爷从对面走过来，张二立马得侧着身子给侯六爷让路，还要将一对水桶横过来靠着墙壁。唯恐溅侯六爷身上水珠儿。如今就算是张二哥提干了，做上了义和团的大师兄，但到底他也忘不了自己的身份，绝对不像后来的造反派那样，胳膊上一挎上红箍就六亲不认，嘴巴上喊着“舍得一身剐，敢将皇帝拉下马”，真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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