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亲贵怡亲王府内患洋祸乱世浮沉录

　　怡亲王胤祥
　　八代怡亲王曾分别生活于北京的三座府邸。
　　第一座怡亲王府坐落在紫禁城以东帅府园，占地极广。今东安市场、王府饭店、协和医院等都在王府界内。雍正八年，第一代怡亲王允祥薨。根据允祥生前的要求，将此王府变为庙宇，遂改名为贤良寺，遗址今已无存。雍正帝曾为此留有御制碑文，以祈冥福。
　　允祥生前政绩显赫，是雍正朝仅次于皇帝的第二号人物。为此，全国各地普遍建有贤良寺、贤良祠以志追思，如京西白家疃和正阳门东顺城街曾分别建祠，又如苏杭等地至今留有遗迹。
　　第二座怡亲王府在朝阳门内北小街，今为中国散文诗学会、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等近10家单位所在地。此府不仅占地广阔，且规模宏伟，其主体规模和构架至今保存得相对比较完好。它是第二代怡亲王弘晓的府邸。嗣后袭爵的几位怡亲王－－弘晓之子永琅、永琅之孙奕勋、奕勋之长子载坊、载坊之弟载垣亦生活于此。
　　第三座怡亲王府在东单北极阁，今为中国话剧团所在地。其前身是允祥第四子弘皎府邸。弘皎受封宁郡王爵，故此府规制略小。咸丰十一年九月(1861年)，慈禧发动政变，载垣被夺爵赐白，此后第三年(1864年)，弘皎的四世孙载敦和五世孙溥静先后承袭怡亲王爵。弘皎后人永福、绵誉、奕格皆被追封为怡亲王。至此，宁郡王府升格为怡亲王府。
　　清帝逊位时，载垣后人均已不在第二座怡亲王府，人去楼空，因此，在皇室优待条件下一并将该府划归了末代怡亲王毓麒。后两座怡亲王府是爱新觉罗·毓麒的主要生活场所和故事的发生处。
　　以毓麒出生时间为界，怡亲王爵前后各空缺一年。
　　毓麒袭爵的背景，要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说起。是年五月至九月(公历六月至十一月)，不足半年时间，怡亲王府先后发生了“三大灾难”和“一场变故”。
　　爱新觉罗·溥耀(1860－1900年)，溥静胞弟，末代怡亲王毓麒的生父，咸丰十一年五月生，同治九年赏戴花翎，光绪三年赏头品顶戴、六年授镇国将军、十八年授侍卫班领。
　　爱新觉罗·载敦(1827－1890年)，溥耀生父，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赏戴花翎，十二月赏三品顶戴，咸丰七年十二月授三等镇国将军、二等侍卫，八年六月袭奉恩镇国公，授散秩大臣，十一月派补进六班，九年二月授正黄旗总族长，十二月派去守护西陵，同治三年七月授正蓝旗近支第二族长。载敦37岁袭爵，是年溥静15岁、溥耀4岁。此后，载敦一帆风顺，官运亨通。自光绪二年起，他先后出任镶红旗蒙古都统、署理镶红旗汉军都统、管理镶黄旗觉罗事务、查内七仓大臣、查城大臣、专操大臣、阅兵大臣、圆明园八旗印匙等三十多个军政要职。这说明，尽管载垣被赐白的阴影未去，但怡亲王府依然受到朝廷重用，其地位并未急转直下。
　　光绪十六年(1890年)载敦辞世，次年三月溥静袭怡亲王世爵，是年溥静42岁、溥耀31岁。应当说，兄弟俩正值风华正茂年代。但他们同时也赶上了慈禧独断专行、一味擅权时期。自太平天国起义至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内忧外患，国势衰微。
　　光绪二十五年前后，河北、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团运动，搞得朝廷鸡犬不宁。朝廷曾下旨：“昨已将团民仇教，剿抚两难，及战衅由各国先开各情形，谕知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矣。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抅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尔各督抚若知内变如此之急，必有寝馈难安、奔问不遑者，尚肯作此一面语耶！此乃天时人事相激相迫，遂成不能不战之势。尔各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如有疏失，惟各该督抚是问。”(《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下册，第106页)
　　一个时期以来，大臣们对义和团的态度形成了两派势力：以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为代表的一批人坚决主张“剿”；以端王载漪、内阁大学士刚毅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则主张“抚”。溥静袭爵以来，行事小心收敛，通常并不轻易发表议论。如此这般，他自然与两派势力瓜葛不大。但是，怡亲王不甘寂寞，平整的朝服背后掩盖着一颗强烈的“上进心”。他在等待、在窥测。慈禧出于“抑剿扬抚”的临时性考虑，先后斩杀了徐用仪、立山、联元以及太常寺卿袁昶、吏部侍郎许景澄等人。
　　溥静看到局势有利于“抚派”，他终于按捺不住，流露出倾向于载漪和刚毅的言行举止。胞弟溥耀为人谨慎、按部就班。他根据朝廷对“乱民”的一贯态度和做法，特别是基于对太后老佛爷的了解和认识，曾力劝溥静缓慢抉择，反复提醒王兄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要三思而行。长期以来，兄弟俩相互帮衬，彼此提醒，仕途得以安然无恙。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末，溥耀疾病突发，五月一日去世，享年40岁。他咽气前，将独子毓麒托付给胞兄，又深恐胞兄重蹈载垣覆辙，再度贻害家族，临终前不忘提醒溥静：“王爷，请您一定沉住气，务必好好看看局势再说……”遗憾的是此后仅仅24天，溥耀的话被不幸言中。溥静心血来潮，引火烧身。
　　溥耀去世时，毓麒出生不足2个月。按满族贵胄的生活习惯，父辈对子女并不直接看护照顾，甚至不一定关心，但有父亲和没父亲的孩子在心理上毕竟是有很大差别的。
　　溥静对毓麒很好，视若己出。但溥静在溥耀亡故之后仅4个月，也离开了人世。溥静曾有两个儿子：长子毓常生于同治六年五月，八年十一月不满3岁时夭折；次子毓善(号子良)生于光绪十八年十月，嫡福晋佟佳氏。除王府的几位长辈太福晋、福晋外，毓麒主要是在大他8岁的兄长毓善和大他12岁的嫂子佟佳氏监护下长大的。毓麒和毓善的感情深厚，因此，毓善一家始终没有搬出王府去分居生活。
　　溥耀比溥静小11岁。溥耀的去世使怡亲王府在政治上失去了一位参谋，家族里缺少了一双臂膀。溥耀亡故是继载垣之后怡亲王府政治命运转折的起点和噩梦开始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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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团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史上，尽管迷信色彩较浓，组织领导也不十分严密，但仅就发动群众的深度、广度而言，恐怕没有哪次农民起义比得了它。太平天国设女官、有女兵，多为青年女子，而义和团则把社会上不同年龄的妇女分别组织在青灯照、蓝灯照、红灯照名下。不仅老、中、青全有，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男女平等。义和团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光绪二十六年春，义和团在北京设坛达800余处。各地不断引发的“教案”，成为中外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据仲芳氏《庚子记事》载：“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民，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并不伤害良民。”
　　列宁曾愤怒地写道：“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8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
　　5月25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向各国使馆下战书，企图借用义和团的力量打击洋人，也希望洋人能替她消灭义和团。战书义愤填膺，甚是大义凛然：“我朝二百数十年深恩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莫不待以怀柔……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
　　战书极大地鼓舞了义和团，他们迅速从直隶、山东等地蜂拥来京，进行“兄弟支援”和“革命串联”。霎时间，大街小巷都是义和团，北京城人满为患。慈禧由颐和园銮驾回京，义和团沿途列队，毅然护驾，慈禧检阅后非常欣慰，拨内帑两千两银赏赐之！
　　太后老佛爷下旨攻打大使馆和洋兵营，许多王公大臣闻风而动。怡亲王溥静原本对义和团并不认可，也不接纳。但此刻却不甘落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想抓住机会积极表现一番。
　　溥静把露宿街头的“大师兄”、“二师兄”们纷纷迎进王府，允许他们“设坛祭神”，并提供食宿。北方人喜面食，王府为其提供的餐食常常是经济实惠的面条。溥静不计较壮汉们的饭量，却苦于酱、卤、醋等拌料总是不够用，任凭怎样变换增添仍然不能满足需要。溥静灵机一动，文思泉涌，居然把这种“怠慢”和“招待不周”，变成了“战前总动员”。他几乎为每次重大行动制定了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战斗口号”：
　　吃面不搁酱，炮打江民巷！
　　吃面不搁卤，炮打将军府！
　　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
　　……
　　考察“食文化”历史，炸酱面、麻酱面、打卤面能成为老北京今天充满平民特色的知名品牌，当与庚子年间的义和团运动、怡亲王府规模浩大的“面条宴”及其充分的“口头宣传效应”有重要关系。
　　“江民巷”即现在的东交民巷。当时中国人愚昧，地理知识欠缺，不知道英格兰为何物、法兰西在何方。当发觉岸畔跑上异类时，就认为他们是“海洋里冒出来的”，于是，沿海一带称他们为“洋人”。内陆人看见“大鼻子”、“凹眼睛”们从“江面”爬上来时，则称之为“江民”。“江民巷”地名就是由外国人在北京集聚栖息的现场演化而来。
　　将军府指外国军队指挥部。
　　西什库是指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建造的一座天主教堂，即有名的“北堂”(解放后北京第39中学校址曾长期在此)。“北堂”与建立在宣武门内的另一座天主教“南堂”遥遥相对。洋教堂是牧师和教民聚集的场所，是洋教会的分支机构。
　　溥静干得兢兢业业、有滋有味，却没想到战书仅仅下达了4天，慈禧太后立即宣布停止攻击，并派兵保护教堂和使馆，同时反过手来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官员载漪、刚毅、溥静等人没摸清慈禧太后本意，在支持义和团的问题上被认为失之有度，并因此充当了慈禧的替罪羊。这场风波很快平息，但也就此埋下了祸根。溥静本来想逢迎“老佛爷”，结果却是忤逆了“老佛爷”。动机与效果的南辕北辙，使他去世前一直生活在忐忑不安之中。
　　“纵容义和团”事件完全是溥静的一着臭棋，它预示了怡亲王府的全面危机即将到来。
　　7月中旬，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们怀着复仇的凶残、发财的美梦和强盗的贪婪，明火执仗、杀人越货。洗劫圆明园的情景历历在目，占了大便宜的要旧梦重温，觉得“利益不均”的要“弥补损失”，“新入伙的”则跃跃欲试。他们以十倍的贪婪和百倍的疯狂，把这次洗劫的主要目标锁定在城内的各个王府，怡亲王府当然是重点目标。
　　说不清谁是这次洗劫的主谋。进得门来，不由分说，一通乱摔乱砸，乱吼乱抢。他们分工明确：有的在大门外站岗放哨，有的在院子里警戒盯梢，有的人专事洗劫、搬运、装车。他们操作有序：先是明面上的壁挂摆设，次是女眷们的首饰，再是府库金银、宝物收藏……总之，把他们认为值钱的、能抢走的，全抢走了！抢不走的，统统给摔碎了、砸碎了！据毓麒的嫂子佟佳氏讲，窗棂砸坏了不少，王府在事后清理那些破损的瓶、碗、盘、盆、缸、瓮、罐，零零碎碎，大大小小堆起了六七座“小山”。名贵的观赏鱼干死了一地，十多口硕大的鱼缸被砸得半个不剩！
　　对北京的洗劫，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于1900年10月22日写给德国皇帝的报告中这样描述：“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瓦德西进一步写道：“在英国方面，关于此类行军特长，却曾被以一种特别方式，即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某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此外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曾落居人后。”瓦德西继续写道：“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损毁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下册，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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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年间，为编纂《四库全书》，令全国将有价值的家藏珍秘齐集北京，唯念怡贤亲王允祥功高，特准其子弘晓保留府藏。清朝极其著名的私人藏书阁有王士祯的“池北书库”、纳兰性德的“珊瑚阁”、纪晓岚的“阅微草堂”、怡亲王的“明善堂”(又名“安乐堂”)。第二代怡亲王弘晓字秀亭，号冰玉道人，为清朝著名藏书家、诗人。弘晓积学好古，凡经史传记、诸子百家，靡不毕览。怡府藏书，大橱九楹，积书皆满，其中不乏世之罕见者。所藏之书，主要得自季振宜和徐乾学旧藏。据耿觐光《明善堂集序》记：“冰玉主人于九经、诸子靡不详加厘定，使阅其书者不致有亥豕鲁鱼之叹，知主人信古之深、嗜古之笃矣。及得游藏书所，牙签缥，充盈栋宇，凡有关于世道人心及为诸经羽翼者，不下千百种，而文集、诗集尤为钜观。永叔云：‘物聚于所好，好得于有力’。其然乎？”
　　允祥本人工诗词，善书画，喜收藏。经六七代怡亲王积累，大量古籍字帖，诸多名人字画，即令不能与朝廷比肩齐眉，亦可独撑京城一隅。而府藏之名望，高士名人无不仰慕；府宝之殷实，坐商游贩无不垂涎。《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怡亲王载垣革爵后，其府第虽归孚郡王奕，即九爷。而府中所有庄园，皆仍归其子溥斌，字文斋。迁居于东四头条东口之小府，即旧邸之跨院。其府中书画玩物，皆上品也。宋版书籍多至数百种，皆卖于隆福寺三槐、同立诸书肆。画件尤多，至有未裱之迹。瓷、玉各物称是。琴弦、冰弦、雅扇皆怡府出名之物，不计其数，卖之四十年不能尽。至庚子以后，此溥大爷犹存，诸物始零落。翁文公所得之善本书，维桂庭通侯庆之石谷、王云合绘之南巡图，皆怡府物也。盛伯羲得者亦不少，皆在同治末、光绪初年。南巡图四大卷，巨迹也。后归东北商人李某，以数万元廉价得之”。可以说，绝大部分宝物，件件价值连城。
　　经八国联军至民国初年，宝物流失散落，有的已遭毁灭。如近期发现的怡亲王府抄本《红楼梦》，现存于荣宝斋的怡亲王弘晓印鉴(这是两枚田黄大对章，印文分别为“和硕怡亲王宝”、“冰玉道人之章”，印石各重945克)，以及已经陨失的稀世珍宝《华山碑帖》等。这就是“至庚子以后……诸物始零落”的过程。
　　同圆明园的损失相比，各王府的损失可能是小巫见大巫。但把各王府的损失加起来，就非常可观了。就朝廷的重视程度而言，官员们早麻木了。这次浩劫的损失究竟有多大，各王府没来得及统计，也没有人统计。官员们当时只顾逃命，逃命第一！仅就怡亲王府而言，被掠财富十有七八。
　　八国联军洗劫王府，是对王府财政经济的根本颠覆。
　　溥静没听溥耀规劝。他认为自己看对了、看准了，就去做了。不料，时隔不久，轮到“主抚派”倒霉了，载漪、刚毅遭到太后重惩。
　　八国联军对慈禧的“派兵保护”等一系列善意举动并不买账，他们变本加厉，不仅要求惩罚义和团，同时逼迫清政府严办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八国“公使团”开列出一个名单，要清廷答应立即将以下诸人处死：载漪、载勋、溥静、载濂、载滢、载澜、董福祥、刚毅、赵舒翘、英年。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先行一步挟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她把责任都推给了别人：她骂载漪“肇祸”，说刚毅是“首祸”。庄亲王载勋被赐死，载漪被免去一切职务，次年又被发配到新疆伊犁。载漪之子溥俊曾被慈禧内定为皇储，名号“大阿哥”。父亲获罪，儿子自然遭受牵连，于是被削去了名号。刚毅在西逃的路上，病死在山西侯马镇。
　　眼前形势突变，怡亲王府危机四伏！对老佛爷的处世为人、行为风格，溥静太了解了！尽管诛杀大臣不一定是慈禧本意，但为保存自己、讨好洋人，老佛爷绝不会放过溥静。
　　溥静遭当头棒喝，万分惊恐。他独自冥思苦想，感到无助无援，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眼前似乎只有漫漫黄泉一归途。他终日焦虑不安、抑郁成疾。整个怡亲王府皆受影响，上上下下如丧考妣，没有一丝欢笑，没有一缕曙光。
　　溥静变得暴躁易怒，摔盆打碗、斥东呵西，失去了王爷昔日的风范。他深悔自己不听溥耀规劝，致使“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时局表明，渴望就是失望！虎头铡已经张开，只等“替罪羊”就刀！
　　9月，饱受打击的怡亲王溥静被宗人府圈禁。不久，即在溥耀亡故仅仅4个月后，他便在绝望中去世。兄弟双亡，英年早逝，怡亲王府平添了几分凄凉。
　　慈禧的记性特别好，她并没忘记溥静欠她的这笔账。为索要这笔欠账，不惜追讨到阴曹地府－－“肇祸”、“首祸”没有轻饶，你溥静岂有逃脱之理！溥静的罪名是“纵容义和团”，处分是革去怡亲王爵。
　　其实，看到太后老佛爷派兵保护使馆、镇压义和团，溥静身心早崩溃了。他预感到末日来临，他在进行最后挣扎－－怡亲王府的精神象征已经暗淡无光。
　　“获罪革爵”之变，是对怡亲王府的全面打击。
　　据族人讲，老佛爷对是否处罚溥静始终在犹豫。虽说同是对待义和团，其间却有态度的不同和陷入程度的区别：载漪和刚毅自始至终站立潮头，是铁杆“主抚派”，怡亲王溥静是在特定时候、特定条件下“卷进去”的，有“临时抱佛脚”和“一时糊涂”的意味。慈禧关于“纵容义和团”的“量刑”，还算主辅分明，层次清楚。所谓“纵容”，属于“扇阴风、点鬼火”，“躲在背后，推波助澜”之类的角色。如若没有“肇祸”、“首祸”，很可能“风”“浪”难兴，其罪行显然轻多了。再说，溥静袭爵以来对太后忠心耿耿，埋头拉车、不事张扬。“庚子祸端”令溥静身心与家财俱遭重创。而溥耀亡故，与其说加重了老佛爷的犹豫，不如说触动了太后那点极其微弱的恻隐之心。“惩罚”之事依然悬而不定、拖而未决……
　　正是溥静的去世使老佛爷当即作出“一罚一奖”两个决断：
　　“打死虎”，革王爵。此举一石二鸟：对内可“杀一儆百”，对外能“结友邦之欢心”。
　　彰显威仪，奖掖溥耀。太后耳目众多，对怡亲王府的情况了如指掌。溥耀在关键时刻虽然没能阻止胞兄的错误行为，但他“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表现出了一个大清臣子应当具有的优秀品质。褒奖的具体落实是把“铁帽子王”赏赐给溥耀撇下的幼子毓麒。但是承袭王爵，要等一等、看一看，须经“两年观察考验期”。
　　慈禧不愧是驾驭权力的高手。她抱定太极，张弛有度。此间，显露出娴熟的政治手腕：“革爵”是打、是压；“袭爵”是揉、是拉；王爵空缺两年，直到溥静去世后的第二十三个月，毓麒才得以袭爵。如此“耗”着你，是让你好好想想，不听太后老佛爷的话是什么下场；慈禧单单选择刚满2周岁的毓麒“袭爵”，完全是傀儡的复制。这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运用自如、游刃有余，大大拓展了掌控大臣的时间和空间。　
　　“三灾一变”，前后五个月，厄运接连降临，致使怡亲王府的政治地位急转直下，经济状况一蹶不振。严重打击了王府的威严、挫伤了王眷的自尊，直接威胁着溥静、溥耀家族的生活、前途乃至生存，全面危机嵌入了每个亲属的记忆。
　　“三灾一变”是继载垣被赐白之后，怡亲王府的空前浩劫。它深深影响了末代怡亲王毓麒的性格和行为。阴影下的生活，致使他从小对时政变幻“心有余悸”，对仕途险恶“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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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团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史上，尽管迷信色彩较浓，组织领导也不十分严密，但仅就发动群众的深度、广度而言，恐怕没有哪次农民起义比得了它。太平天国设女官、有女兵，多为青年女子，而义和团则把社会上不同年龄的妇女分别组织在青灯照、蓝灯照、红灯照名下。不仅老、中、青全有，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男女平等。义和团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光绪二十六年春，义和团在北京设坛达800余处。各地不断引发的“教案”，成为中外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据仲芳氏《庚子记事》载：“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民，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并不伤害良民。”
　　列宁曾愤怒地写道：“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8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
　　5月25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向各国使馆下战书，企图借用义和团的力量打击洋人，也希望洋人能替她消灭义和团。战书义愤填膺，甚是大义凛然：“我朝二百数十年深恩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莫不待以怀柔……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
　　战书极大地鼓舞了义和团，他们迅速从直隶、山东等地蜂拥来京，进行“兄弟支援”和“革命串联”。霎时间，大街小巷都是义和团，北京城人满为患。慈禧由颐和园銮驾回京，义和团沿途列队，毅然护驾，慈禧检阅后非常欣慰，拨内帑两千两银赏赐之！
　　太后老佛爷下旨攻打大使馆和洋兵营，许多王公大臣闻风而动。怡亲王溥静原本对义和团并不认可，也不接纳。但此刻却不甘落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想抓住机会积极表现一番。
　　溥静把露宿街头的“大师兄”、“二师兄”们纷纷迎进王府，允许他们“设坛祭神”，并提供食宿。北方人喜面食，王府为其提供的餐食常常是经济实惠的面条。溥静不计较壮汉们的饭量，却苦于酱、卤、醋等拌料总是不够用，任凭怎样变换增添仍然不能满足需要。溥静灵机一动，文思泉涌，居然把这种“怠慢”和“招待不周”，变成了“战前总动员”。他几乎为每次重大行动制定了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战斗口号”：
　　吃面不搁酱，炮打江民巷！
　　吃面不搁卤，炮打将军府！
　　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
　　……
　　考察“食文化”历史，炸酱面、麻酱面、打卤面能成为老北京今天充满平民特色的知名品牌，当与庚子年间的义和团运动、怡亲王府规模浩大的“面条宴”及其充分的“口头宣传效应”有重要关系。
　　“江民巷”即现在的东交民巷。当时中国人愚昧，地理知识欠缺，不知道英格兰为何物、法兰西在何方。当发觉岸畔跑上异类时，就认为他们是“海洋里冒出来的”，于是，沿海一带称他们为“洋人”。内陆人看见“大鼻子”、“凹眼睛”们从“江面”爬上来时，则称之为“江民”。“江民巷”地名就是由外国人在北京集聚栖息的现场演化而来。
　　将军府指外国军队指挥部。
　　西什库是指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建造的一座天主教堂，即有名的“北堂”(解放后北京第39中学校址曾长期在此)。“北堂”与建立在宣武门内的另一座天主教“南堂”遥遥相对。洋教堂是牧师和教民聚集的场所，是洋教会的分支机构。
　　溥静干得兢兢业业、有滋有味，却没想到战书仅仅下达了4天，慈禧太后立即宣布停止攻击，并派兵保护教堂和使馆，同时反过手来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官员载漪、刚毅、溥静等人没摸清慈禧太后本意，在支持义和团的问题上被认为失之有度，并因此充当了慈禧的替罪羊。这场风波很快平息，但也就此埋下了祸根。溥静本来想逢迎“老佛爷”，结果却是忤逆了“老佛爷”。动机与效果的南辕北辙，使他去世前一直生活在忐忑不安之中。
　　“纵容义和团”事件完全是溥静的一着臭棋，它预示了怡亲王府的全面危机即将到来。
　　7月中旬，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们怀着复仇的凶残、发财的美梦和强盗的贪婪，明火执仗、杀人越货。洗劫圆明园的情景历历在目，占了大便宜的要旧梦重温，觉得“利益不均”的要“弥补损失”，“新入伙的”则跃跃欲试。他们以十倍的贪婪和百倍的疯狂，把这次洗劫的主要目标锁定在城内的各个王府，怡亲王府当然是重点目标。
　　说不清谁是这次洗劫的主谋。进得门来，不由分说，一通乱摔乱砸，乱吼乱抢。他们分工明确：有的在大门外站岗放哨，有的在院子里警戒盯梢，有的人专事洗劫、搬运、装车。他们操作有序：先是明面上的壁挂摆设，次是女眷们的首饰，再是府库金银、宝物收藏……总之，把他们认为值钱的、能抢走的，全抢走了！抢不走的，统统给摔碎了、砸碎了！据毓麒的嫂子佟佳氏讲，窗棂砸坏了不少，王府在事后清理那些破损的瓶、碗、盘、盆、缸、瓮、罐，零零碎碎，大大小小堆起了六七座“小山”。名贵的观赏鱼干死了一地，十多口硕大的鱼缸被砸得半个不剩！
　　对北京的洗劫，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于1900年10月22日写给德国皇帝的报告中这样描述：“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瓦德西进一步写道：“在英国方面，关于此类行军特长，却曾被以一种特别方式，即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某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此外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曾落居人后。”瓦德西继续写道：“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损毁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下册，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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