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代晋帮茶商经营方式、利润和绩效

　　内容提要：有清一代，茶叶贸易是晋商最主要的经营活动之一，从中他们实现了从采购、加工、运输、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方式。使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极大地促进了国內茶叶的生产和国际贸易的。从18世纪下半叶到鸦片战争前晋商已控制了西北茶叶市场，垄断了恰克图茶叶贸易。进入19世纪80年代，由于国外茶叶充斥市场、茶价下跌及海路、铁路运输的开通，晋商驼路运茶的优势荡然无存，加之清廷课以重税，导致业茶利润甚微。当外部制度变化使晋商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同时，其內部制度中的缺陷也日益显现，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晋帮茶商走向了衰亡。
　　关键词：山西茶商  经营方式  获利分析  交易费用
　　一、清代晋帮茶商的经营方式
　　晋帮茶商从事茶叶贸易活动，采用的是从茶叶采购、加工包装到运输销售的一体化经营方式。尽管茶商一般不参与茶叶生产，但其经过销售实现了茶叶的价值，而且经其加工、包装给茶叶带来了一定的附加值，因而这种经营方式有别于传统长途贩运中贱买贵卖、赚取差价的商品流通方式。通过产、供、运、销的“产业链”运作方式使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是晋帮茶商经营中的一大特色。现对晋帮茶商业茶中采购、加工、运输、销售四个环节分别予以分析。
　　茶叶的采购环节  在这一环节中，山西茶商与茶农、茶行的关系甚为密切。其收购茶叶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茶商到当地购茶，先投至当地茶行，由茶行派人同茶商一起看茶定价，茶行负有引导评价之责，并分别向茶农、茶商收取佣金；二是茶商在茶叶产地开设分庄(或称子庄)，由茶号派人进山直接购茶，议定价格后，送毛茶①回茶号，经加工精制后制成砖茶或其他成茶出售。湖南安化以黑茶、红茶闻名，晋帮茶商在安化办茶方式略有不同：采办黑茶，是由茶商到茶户家中收买，之后送回本号加工后制成砖茶或花卷，转销口外；采办红茶，则由茶号在当地开设子庄收购毛茶，随后送回茶号加工打包，运往汉口售于洋庄。在《祁县茶商大德诚》中记载了祁县茶商在安化办茶过程：其一，在进山办茶前作好准备工作：“先要择点应用什物家倨器皿以及蔑器、木器，……再要择选(茶)行内先生、管楼、管厂、管行人等”；其二，要从色、味、形等方面辨别茶的真伪，“重条紧、色顺、纹直、沉重、味佳、外乌油色，内朱干色，必是安化正路茶”；其三，注重茶叶质量，绝不以次充好，申明“勿惜价，贪便宜，岂有好货。”②晋帮茶商不仅在各茶区办茶，而且注重开拓新
　　
　　①  毛茶就是茶农采摘后简单加工而成的茶叶。
　　②  参见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社会史资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的茶区，为其采购开辟茶源。咸丰年间，因红茶需求旺盛，“晋皖茶商，往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以栽培及制造红绿茶之方法。”①很快，羊楼洞、羊楼司一带形成著名茶区，并成为晋帮茶商的定点采购基地。仅山西茶号王玉川、巨盛川到鄂南羊楼洞设庄制砖茶，每年就可生产砖茶近八十万公斤，②其后祁县乔氏设立的大德兴茶庄③、榆次车辋村常氏开设的茶庄也纷纷在此地开发不毛，买山植茶，并鼓励和指导当地山民种茶，当地农民也因之温饱。④至“光绪初年，茶叶贸易极盛，经营茶庄者，年有七八十家，……当时尚用土法制造，有砖茶厂十余家，统由山西帮经营。”⑤
　　茶叶的加工环节  由明至清，制造茶叶，习俗相沿。一般是由茶农随采随制，经过简单加工后，售于茶行或茶贩，再转运各地。俟至五口通商，茶叶出口大增，国际市场对茶叶的品质要求不一，茶商遂购得毛茶后再加以重制，经过精制包装之后再行销售，不仅使茶商获利，且市场需求旺盛，故此种茶叶加工方式在各茶区广为流行。
　　茶叶加工工序十分繁复。近年在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发现了19世纪30年代由广州画家庭呱所绘制的线描作品，其中有18幅是当时制作茶叶的绘画，依次为：筛茶、踩茶、搓茶、晒茶、猴子采茶、斩茶、渡茶、装茶、舂茶、拣茶、试茶、托茶、分茶、整茶饼、号茶箱、装茶、炒茶、洒水。尽管上述制茶过程似有颠倒，但当时手工制茶工序之繁、耗费之多，可见一斑。晋帮茶商多雇佣当地人在其所办茶场中制茶，进行连续性生产：从毛茶到产出成品，一般要经过踹、拣、焙、筛等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在茶叶出号前，还要对成茶进行包装。洋箱茶用锡罐或铅桶，外裱以板箱，平均每箱可装茶50到70斤不等，口庄茶由篓袋盛贮或“带蔑包箱”。据《祁县大德诚茶商文献》记述，祁县茶商在安化设场制茶，场中以茶工人数最多，有拣工、筛工、踹工等区别，且工钱不等，“黑茶每帮踹手八人，掌冲打吊二人，踹手每工钱一百六十文，打吊每工钱一百文。帮踹人八名，每人工钱六十文，……(筛工)每日大工钱一百二十文，有一百四十文者，不一。”⑥此外还有蔑工、裱工、铅匠、锡匠等。可见当时茶场规模少则数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在湖北省之羊楼洞，山西茶商每年常设立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茶，”⑦“厂房率多宽敞，公事房、制造室、打包间应有尽有，最大者能容二千人。”⑧茶场的繁荣促进了茶市的兴盛，湖南平江“茶市方殷，贫家妇女，相率入市拣茶……拣茶者不下二万人，塞巷填街，寅集酉散，喧嚣拥挤。”⑨可见，茶商雇工制茶，一方面带动了当地茶叶生产的发展，给当地农民带来生计，另一方面也带动了相关手的发展。
　　茶叶的运输环节  清代晋帮茶商经营茶叶主要是将茶叶运至恰克图与俄商贸易为主，同时兼营与蒙古、新疆等西北地区的茶叶贸易。他们从茶产地始，水陆兼程，贯穿数省，栉风沐雨，跋山涉水，奔波数千里方能抵晋，再行万里经恰克图输入俄国及欧洲腹地。晋商茶叶贸易按区域不同分为：对库伦、恰克图的“北路”贸易，赴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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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戴啸洲：《湖北羊楼洞之茶叶》，《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5期，第185页。
　　②  《茶讯》：《茶人、两湖茶的过去和现在》1953年第3期，第77页。
　　③  参见黄鉴辉：《山西票号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9页。
　　④  参见程光、梅生：《儒商常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⑤  《国际贸易报告》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民国二十五年；转引自渠绍淼、庞义才等著：《山西外贸志》，山西地方史志资料丛刊1984年版，第104页。
　　⑥  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资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页。
　　⑦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第165页。
　　⑧  《晋商在湖北制造砖茶之现状》《中外经济周刊》第171号，1926年7月17日。
　　⑨  李元度等：同治朝《平江县志》。
　　路”贸易，赴东北边陲与俄贸易及越界赴伊尔库茨克、涅尔琴斯克、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贸易。概括而言，其贸易路线为：北路由东西两口经库伦(大同至张家口经库伦，或从右玉人内蒙归化至库伦)再至恰克图；西路由归化出发经百灵庙至漠北赛尔乌苏、布彦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再分别至塔尔巴哈台、古城及乌鲁木齐；东路(进入东北边陲)由张家口经多伦诺尔，通往漠南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尔、漠北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①
　　晋帮茶商在没有工具的条件下运输茶叶，遇水路，雇船装之，遇早路，则赖马、牛或驼载之。若雇船，须船行至岸后再付讫运费，并另付运货上船及下船的小费；若雇车马，则“脚价涨吊不等”，有每千斤四五十两及十三四两不等之行情。晋帮茶商在分别估算运费、比较高低后再行运输。陆路运输中晋商多采取“托运”方式，其特点为：运输费用一般分两次付清，雇车驼时，先预付大部分费用，余者在到埠后再行给付；若延误货物到埠，车驼帮负责赔偿；凡途中所遇关卡，由茶商自行纳税。据文献记载，祁县茶商运茶须经过赊旗镇，当时赊为陆路转运码头，“百货皆聚”，为确保按期到货，与当地运商建立了“回票”制度。“(光绪二十三年)合行公议发货日期新定章程：郭、汜……汝州、禹州马车脚价付九欠一，以十天为期，二十天见票，误期每车罚银八两；会镇马车限十六天送到，三十天见票，误期每车罚银八两：汝州、禹州牛车每辆欠银三钱，限十二天送到，误期每车罚银二千。……”②上述运输方式较随行随雇安全方便，且有保障，因而极大地促进了陆路运输。
　　茶叶的销售环节  晋商在经营茶叶的各环节都投入了大量资金，其中主要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运输成本、货物保管成本及途中货物损失带来的成本等，即“一分贸易，四倍资本”。这些大量的先期投入和经营利润的实现都需要在茶叶销售这一阶段实现，因而销售环节尤为重要。晋帮茶商销茶共分两大类，即外销茶和内销茶。外销茶主要有红茶、砖茶、帽合茶等，“中国红茶、砖茶、帽合茶均为俄人所需，运销甚巨。此三种茶，湘鄂产居多，闵赣较少，向为晋商所运。”③此外，安徽建德所产之“千两朱兰茶，专由茶商由建德贩至河南十字店，……专贩与向走西疆之商，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售卖。”④俄人不习此茶，再由俄商输往欧洲及其他国家。内销茶为砖茶、花卷、皮包茶等多个品种。汉口在清中晚期，一直是繁华的商业重镇，有“九省通衢”之称，也是砖茶制造、出口和红茶外销中心。晋帮茶商在汉口分为红茶、盒茶和卷茶三帮，经营着红茶、三九砖茶、三六砖茶、二四砖茶、天尖贡茶、千两卷茶、合茶、皮包茶等名目的茶货。
　　晋商在茶叶销售中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垄断西北及对俄陆路茶叶贸易的茶叶卖方市场阶段和五口通商后外茶充斥茶市的茶叶买方市场阶段。在恰克图市场开通后，由于俄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对茶叶的大量需求，使晋商盈利空前。晋帮茶商从陆路运至恰克图的茶叶销售额由1800年约280万卢布增至1843年的1 240万卢布，增长了近5倍。俟至七八十年代，茶叶出口区域扩大，茶埠增多，“厥后泰西诸国通商，茶务因之一变。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其输至俄罗斯者皆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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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刘建生等：《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及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资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2页。
　　③  王先谦：《议复华商运茶赴俄、华船运货出洋片》，见刘坤一遗集，奏疏卷，第17页；转引自渠绍淼等著：《山西外贸志》，山西地方史志资料丛刊1984年版，第107页。
　　④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7、56。
　　茶也。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此三市场外，又有广州、天津、芝罘三所，洋商亦麋集焉。”①由于印度、锡兰、日本等国所产外茶的冲击，使茶叶市场的供给大于需求，洋商对华茶的品质便提出更高的要求，因外茶与华茶相比价廉质优，从而迫使华茶不得不降价销售，导致业茶者利微。晋帮茶商由于失去垄断恰克图贸易的优势，且陆路运输成本颇高，其茶叶贸易开始陷于低谷。从1871年输出茶叶202 184担，降到1893年的53 541担。②此后数年，经晋帮输出之茶，徘徊于三五万担之间，至1905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开通后，晋帮茶商销路维艰，趋于衰败的边缘。
　　上述四个环节表明晋帮茶商经营茶叶贸易，从采购原料加工包装，一直到长途运输批发零售，实现了一体化的经营方式。晋商由茶产地购茶到茶区设厂制茶的转变，表明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移，经历了从间接控制到直接经营的发展过程，反映出商业资本对茶叶生产的控制、支配的进一步深化。然而由于其所处时代的限制及其经营中的缺陷，使晋商在与外商竞争中不可避免的处于不利地位。
　　二、晋帮茶商经营利润分析
　　经营利润是指在某一经营周期内，通过对投入资金的使用所获得的收益。晋帮茶商的经营利润就是指销售茶叶所得收入抵付从购茶、制茶到运茶、销茶各环节中的全部支出后的余额。为便于核算，将茶商支出分为成本、费用两类，其中成本类主要包括：采购成本、制茶人工费、包装材料及包装费、运输费用、仓储保管费等，费用类主要包括在茶叶运销中所交纳的茶税、厘金、关税、落地税及各项捐税等诸多支出。因而其利润可由下述公式：
　　茶商经营利润＝销茶收入－(采购成本＋制茶人工费＋包装支出＋运费＋货物保管费＋茶税＋厘金＋关税＋落地税＋各种捐税支出)
　　(1)采购成本：即晋帮茶商采购毛茶所需资金。茶商采购毛茶一般采取通过茶行购买或直接向茶农购买两种方式。茶商如通过茶行买茶需向茶行支付佣金，此外，茶商向茶行租借竹、篾器具的支出也计人此项。由于茶叶产地不同，茶叶品质各有高下，茶叶收购价格相差悬殊。一般而言，粗茶或次茶的收购价为每担3两上下，若上等茶或精品茶则其收购价为每担10余两。在《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中，虽无确切记载，但在《桃源买黑茶规估迭安化价码》一节对安化黑茶却有估价：“假如安化时价本三堆每包实银一两六钱零七厘四”，而一包茶约为二十六斤。因三堆茶为中等茶，由“上二堆、正二堆、次二堆、正三堆、三堆、次三堆”各相差四钱五厘推算，每担上等茶收购价约为11．37两，中等茶约为6．18两，劣等茶约为2．72两。(2)制茶人工费：即毛茶进号加工为成品茶所支付给茶工的工钱，还包括伙食费、茶师工费、路费、点心费等开支。(3)包装费：茶叶制成后需打包包装后再行销售，因而所需箱桶罐篓均计人此项，此外，请工匠制箱篓费用及包装用纸张竹木也列入此项(参见表1)。(4)运输费：从茶叶产地运至销地分水旱两路，故运费主要包括雇船费用和雇车费用两项。此外，茶叶上船、车的搬运费也计人此项。(5)货物保管费：也称栈力费。即运茶途中停歇向客栈支付保管货物的费用。(6)茶税：清代茶政实行茶引法，茶商领引办茶，按引纳课。引课在茶价中扣除。清初茶引课额不等，有征一钱之余，也有征一两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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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清史稿》《食货志五》《茶法》卷124。
　　②  转引自渠绍淼等著：《山西外贸志》，山西地方史志资料丛刊1984年版，第88页。
　　俱按产地不同而异。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由于财政需要扩大，除仍征茶正税之外，还增加了茶厘、茶捐等项，加重了茶商的负担。其中茶厘为厘金的一种，为清后期开征税种，分为坐厘、行厘两种。晋帮茶商主要交纳行厘，即通过地厘金，从茶产地到张家口，一路经过厘卡约计数十处，且重复征收，使晋帮茶商深为所累。(7)关税：包括常关税、海关税两部分。常关税即清政府在水陆交通要道、关隘等处，设立关卡，向通过货物课税。关税税率据《户部则例》规定为从价5％计征，但清后期各关自定税率，随意课征，在正税之外又有附加，如盖印费、单费、验货费等等。1840年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清廷始有海关之设置。清代海关税包括进口正税、出口正税、洋药税等项。晋商出口茶叶须交纳出口税。如道光年间，出口茶税银由每担课银2两5钱，增为每担课银7两8钱。晋帮茶商运茶销往恰克图，须持票运销，从张家口到恰克图，不论粗茶细茶，俱按每票一张，缴纳规费银50两，待出口交易，还需按每担4两之余交纳出口茶税。(8)落地税：清前期将该税并入关税杂课，同关税一同管理，清后期，该税为厘金一种，是在出产地和销售地交纳的一项税费。
　　表1    祁县茶商制茶工费与包装工费明细    (单位：文／担)
　　上等茶叶
　　中上等茶叶
　　普通茶叶
　　低等茶叶
　　筛工工钱
　　2 275
　　2 092
　　1 745
　　1  110
　　踹工工钱
　　552
　　552
　　480
　　480
　　拣工工钱
　　1930
　　1 017
　　653
　　507
　　包装箱费及工钱
　　362
　　362
　　362
　　362
　　其余开支
　　300
　　300
　　300
　　300
　　各项合计
　　5 419
　　4 423
　　3 540
　　2 759
　　资料釆源：史着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资料与研究》中《祁县杀商大德诚文献》。
　　现根据《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有关资料计算茶商利润(参见表2)。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成本、费用的全部或单项由于资料的欠缺，核算较为困难，只能根据估算而得。另外由于当时物价波动，使资料数据难免失真，故以祁县茶商从安化办茶运至汉口，以汉口茶价估算这一阶段晋帮茶商的盈利状况。以一两可以兑换1 650文①计算，上等茶叶制茶及包装等需银3．28两，中上等茶叶需2．68两，中等茶叶需银2．14两，劣等茶叶需银1．67两。
　　表2    安化茶叶销至汉口的成本利润明细表    (单位：两／担)
　　上等茶叶
　　中上等茶叶
　　普通茶叶
　　低等茶叶
　　汉口茶市售价(分a、b两个时期)
　　a)40  b)20
　　a)  30  b)  15
　　a)  15  b)  10
　　a) 10    b)6
　　—安化毛茶成本
　　11.37
　　8.76
　　6.18
　　2.72
　　—制茶工费与包装箱费及工钱
　　3.28
　　2.68
　　2.14
　　1.67
　　—运费(即水脚费)
　　1.40
　　1.40
　　1.00
　　1.00
　　—厘金
　　0.41
　　0.41
　　0.41
　　0.41
　　—关税及各项捐税
　　1.7
　　1.7
　　1.0
　　1.0
　　各项成本及费用合计
　　18.16
　　14.95
　　10.73
　　6.8
　　利润(也分为a、b两个时期的利润)
　　a)盈利21.84
　　b)盈利1.84
　　a)盈利15.05
　　b)盈利0.05
　　a)盈利4.27
　　b)亏损0.73
　　a)盈利3.2
　　b)亏损0.6
　　资料来源：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资料与研究》中《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及姚贤镐著：《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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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据金耀华：《中国价格史》中关于银钱比价的估算，表中计算以一两银兑换1 650文计。
　　表中a、b分别表示茶叶价格高涨和跌落时期。两时期的利润分别是从销售价格中扣除各项成本及费用得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茶叶市场兴盛时期，茶价较高，茶商获利丰厚，利润率为47％至120．26％，到了茶叶市场低靡时期，茶价下跌，利润率为0．3％至9．8％，甚至亏损。
　　三、晋商经营茶叶绩效的分析与评价
　　如前所述，晋商经营茶叶采用的是从采购原料到加工生产再到运输销售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经营方式。由于在各环节中晋商交换方式不同，我们将晋商在经营茶叶中的不同环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内部，即从毛茶人号，经车拣焙筛等工序到成茶经包装出号的加工环节，茶商须组织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付出转化费用和交易费用，转化费用与交易费用之和等于生产费用，在此环节中主要是以能否节约生产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为其经营绩效的评价标准；另一部分是在企业与市场间，即采购、运输、销售环节，晋商与外界市场发生密切联系，须与原料供应商、运输商、经销商建立契约。由于契约与交易费用是孪生的，不同的契约形式具有不同的控制和激励功能，在绩效上有不同表现，因而“交易费用一契约形式选择一经济绩效”是考察经济组织效率的框架。在此，我们引入交易费用分析法，衡量晋商的经营绩效。交易费用常常很难度量，但由于可以观察到交易费用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我们可通过对晋商在各经营环节的交易费用定性分析并加以比较，评价其经营绩效。基于以上认识，现对晋商在经营茶叶各个环节中的经营效率分别分析，以期解析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
　　采购环节  纵观晋商在采购茶叶中不同时期的特点，他们与原料供应者建立的契约形式(交易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与茶农建立的收购契约形式；第二种是通过茶行进行收购的契约形式；到清咸丰年间，晋商在湖北蒲圻一带买山种茶，从控制流通领域到控制原材料的生产、供应，实现了第三种契约形式。现对三种契约形式中的交易费用分别加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三个维度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的大小，即交易发生的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一般而言，多次发生的交易较之一次交易产生的交易费用较高，更需要经济组织来保障。在第一种契约形式中，茶商收购茶叶须挨家挨户上门收购，由于茶农居住分散，茶叶产量与茶质参差不齐，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及多次交易势必导致交易费用相对较高，采购效率较低。在第二种契约形式中，茶行作为茶商与茶农之间的中介，代客收购，并负责茶叶的介绍、评价、过秤，茶行向茶商收取佣金。茶行这一组织的出现降低了前一种契约形式中茶商须与茶农谈判及质量鉴定等带来的交易费用，提高了采购效率。然而在实际收购中，茶行常以高称收进、多取茶样、付款折扣等方式盘剥茶农，不少茶农则将茶梗、茶末搀人毛茶中，或劣茶掺人好茶，蒙骗茶行，这样在茶农与茶行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内损机制，最终导致茶商采购成本增高，交易成本仍处于较高的水平。有鉴于此，晋商采用了第三种契约形式，不仅买山植茶，且传授当地人种茶技艺，保证原料的供应和质量，既稳固货源又内化交易费用，并在提高采购效率的同时，使资源得到了有效配置，可以说这是晋帮茶商在经营中的创新。
　　由于茶叶生产是以茶农为基本单位，从茶树种植、管理到茶叶采摘、粗制均由茶农承担。其生产过程便显示出以下特征：其一是种植面积狭小，茶地分散，种茶多在荒山参差之地，如湖南平江，在红茶盛行之时也仅是在“泉流地上，凡山谷闲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①；其二是粗放经营。因“产茶之家，半属贫民，每岁锄茶树需工，摘茶需工，踹茶需工，拣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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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李元度等：同治朝《平江县志》第20卷，第3页。
　　需工，……每每入不敷出”①，为了节省开支，茶农疏于对茶树的管护和投入，以上特征共同决定了茶叶产量较低且茶质较差。在华茶风靡亚欧大陆，颇受消费者青睐之时，晋商经营华茶的这些弱点还未显现，但到17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由于外茶质优价廉，晋商采办之茶在质量、成本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因而在此环节晋商已埋危机。诚如汪敬虞先生指出：“近代既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大茶园，也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大茶厂。茶叶加工制造的承担者，一头是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小农户，一头是以经营商业为主的茶庄、茶栈。”②
　　加工环节  此环节也是茶叶的生产环节。诺思认为，将生产要素组织起来生产物品或劳务，要受到制度和技术两方面的制约，在现实世界中，制度与技术都对生产发生作用，故交易费用在生产费用中也扮演重要角色。由于技术是决定企业产出的基本因素之一，并代表着一定生产要素组合，因而以此考察可见：晋商茶叶加工工场属劳动密集型，其投入的劳动较多，资本较少，技术水平较低；相对而言，俄商的机器工厂则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投入资本较多，劳动较少，技术水平较高。根据生产函数Q＝Minimum(L／U，K／V)，其中Q表示产量，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U和V分别表示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由于产量Q取决于L／U和K／V这两个比值中较小的那一个，因而晋商产出必定低于俄商。在史料中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以制造砖茶为例，晋商制造砖茶是用木制平压机，“其压制方法极为幼稚，置茶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倾人模型中，置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之。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干燥。”俄商于19世纪后期在华开办制茶工厂，使用蒸汽机制茶，与手工制茶相比，“手压机每日出产60篓，有25％的废品，而蒸汽压机每日出产80篓，只有5％的废品，并且因使用机器而节约的费用，每篓计银l两，按照以上产量每日即达银80两或英金20镑。”③
　　晋商加工茶叶一般在茶叶手工工厂(茶号)内完成。他们虽然在当时的茶叶加工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但其手工工场与俄商后来建立的机器工厂相比，除了在生产效率、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不足外还有以下缺陷：其一，管理滞后，生产损耗多。仍以制砖茶为例，茶叶性畏潮，又“经火烘炕，其质甚脆”，在茶叶出厂经手工打包装箱时，若“总管司事不亲自监视，任工人尽力复压，其茶碎裂细末极多”④，“末多则价必减，是于客商有碍”，而俄商制茶用机器，则无此况。其二，缺乏工艺创新。在选用原料上，“查中国制造砖茶，向用茶末，以为运销蒙古之用，……(俄商)所需原料不仅茶末，而茶叶亦有之，按机器所制之砖茶，较用旧法所制者，坚固异常，而难于碎裂，……俟至本期(1872—1881)终时，砖茶贸易遂为俄商所垄断也。”⑤可见晋帮茶商以手工工场形式业茶难与俄商抗衡，这是其衰败的原因之一。
　　运输环节  在茶叶运输中，能否节约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是评价绩效的关键。在此环节中，晋商受到扩大资本规模和承担无限责任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晋商在前期已投人大量资本用于茶叶的采购、加工，再投人大量资金承担运输则增加资金周转困难；另一方面，晋商自己承担运输中的无限责任(包括茶叶运输费用、保管费用、途中损失等)，风险较高。基于以上两点，他们采用了与运商(如车帮、驼帮)订立契约的“回票”制度，对货物从发货到验货、途中损失的赔偿等均作出规定，明晰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双方交易规模、交易时间都较为确定，因而不仅降低了交易费用，同时进一步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此项制度在晋商垄断恰克图贸易期间为其贸易的增长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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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2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和茶叶的化问题》，载自《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③Trade Reports 1878 Hankow p．43。
　　④  光绪十三年九月初四日，芜湖关税务司李华达申呈总税务司，访察茶叶情形文件，第30页。
　　⑤  班恩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95、196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13、1314页。
　　运输成本至少取决于以下三方面因素：其一是路程的远近，其二是运输商品的特性，其三是运输工具决定的效率。由于晋商赖以运输的工具以牛、马、驼为主，效率低下，尤其在长途运输当中，茶叶的管理费用较高，且损耗较多，因而晋商赖以运输的方式交易费用较高，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到鸦片战争后，随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俄商海路、铁路运输的开通，晋帮茶商由于陆路运输成本高、耗时长等诸多不利因素，逐渐显现。加之运输途中，关卡林立，清廷苛征滥派，捐输繁多，加速了晋帮茶商的衰亡。
　　销售环节  在此环节中，茶商销售状况直接与茶叶市场的供求状况密切相关。为便于分析，将晋商茶叶销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恰克图互市开通到鸦片战争前，此时由于北部茶叶贸易仅在恰克图等地进行且为晋商所垄断，华茶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因而可将此时的市场看作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第二阶段是鸦片战争后到清末民初，此时通商口岸相继开通，茶叶贸易的范围已拓展到多个地区，印度茶、日本茶、锡兰茶等外茶纷纷抢占国内和国际茶叶市场，晋商受到俄国等外商的有力挑战，可将这一时期市场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
　　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由于需求水平的变动会引起均衡价格与均衡产量同方向变动，而供给水平的变动则会引起均衡价格的反方向变动。在第一阶段中，由于消费者对茶叶偏好程度的增强，市场需求旺盛，与此相适，晋商等国内茶商纷纷加入到茶叶贸易中，茶叶的供给有所增加，然而由于国内对出口茶叶数量加以限制，使茶叶供给增加的程度远低于需求的增长，表现出茶叶价格与产量均有大幅增长。第二阶段，一方面由于茶叶市场日趋饱和，消费者对茶叶的品质、口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国内茶叶在质量、品质、包装等方面逊于外茶，国际茶叶市场由国内茶叶占主导地位向外茶占据优势转化；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决定了厂商以最低成本生产产量的大小，俄商等外商茶厂技术水平较高，生产规模较大，而晋商生产茶叶的技术水平较低，生产规模较小，且要承担采购、加工、运输方式落后及贸易路线漫长、艰险的高成本，他们与外商在同一市场中竞争不可避免会处于不利地位。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需求下降，晋商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从前期盈利逐渐到盈亏相抵最后到了亏损的境地。
　　通过以上对晋商经营茶叶各个环节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一，在鸦片战争前，晋商努力寻找内部制度的改进形式(如在茶叶采购中契约形式的变迁及运输中契约形式的选择)，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改变企业运行中的相对成本，提高了经济绩效；其二，由于后期外部环境的改变，晋商在经营中的绝对成本大大高于与之竞争的俄商的经营成本，加上晋帮茶商在内部制度的缺陷与在外部环境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共同导致了他们走向衰亡的结局；其三，在比较晋商与俄商的经营制度之后，可大体得出晋商的经营制度是一种效率相对较低的制度这一结论，但其在经营前期运转良好，可见外部制度环境对经济组织的经营绩效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影响。
　　三、晋商经营茶叶绩效的分析与评价
　　如前所述，晋商经营茶叶采用的是从采购原料到加工生产再到运输销售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经营方式。由于在各环节中晋商交换方式不同，我们将晋商在经营茶叶中的不同环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内部，即从毛茶人号，经车拣焙筛等工序到成茶经包装出号的加工环节，茶商须组织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付出转化费用和交易费用，转化费用与交易费用之和等于生产费用，在此环节中主要是以能否节约生产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为其经营绩效的评价标准；另一部分是在企业与市场间，即采购、运输、销售环节，晋商与外界市场发生密切联系，须与原料供应商、运输商、经销商建立契约。由于契约与交易费用是孪生的，不同的契约形式具有不同的控制和激励功能，在绩效上有不同表现，因而“交易费用一契约形式选择一经济绩效”是考察经济组织效率的框架。在此，我们引入交易费用分析法，衡量晋商的经营绩效。交易费用常常很难度量，但由于可以观察到交易费用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我们可通过对晋商在各经营环节的交易费用定性分析并加以比较，评价其经营绩效。基于以上认识，现对晋商在经营茶叶各个环节中的经营效率分别分析，以期解析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
　　采购环节  纵观晋商在采购茶叶中不同时期的特点，他们与原料供应者建立的契约形式(交易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与茶农建立的收购契约形式；第二种是通过茶行进行收购的契约形式；到清咸丰年间，晋商在湖北蒲圻一带买山种茶，从控制流通领域到控制原材料的生产、供应，实现了第三种契约形式。现对三种契约形式中的交易费用分别加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三个维度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的大小，即交易发生的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一般而言，多次发生的交易较之一次交易产生的交易费用较高，更需要经济组织来保障。在第一种契约形式中，茶商收购茶叶须挨家挨户上门收购，由于茶农居住分散，茶叶产量与茶质参差不齐，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及多次交易势必导致交易费用相对较高，采购效率较低。在第二种契约形式中，茶行作为茶商与茶农之间的中介，代客收购，并负责茶叶的介绍、评价、过秤，茶行向茶商收取佣金。茶行这一组织的出现降低了前一种契约形式中茶商须与茶农谈判及质量鉴定等带来的交易费用，提高了采购效率。然而在实际收购中，茶行常以高称收进、多取茶样、付款折扣等方式盘剥茶农，不少茶农则将茶梗、茶末搀人毛茶中，或劣茶掺人好茶，蒙骗茶行，这样在茶农与茶行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内损机制，最终导致茶商采购成本增高，交易成本仍处于较高的水平。有鉴于此，晋商采用了第三种契约形式，不仅买山植茶，且传授当地人种茶技艺，保证原料的供应和质量，既稳固货源又内化交易费用，并在提高采购效率的同时，使资源得到了有效配置，可以说这是晋帮茶商在经营中的创新。
　　由于茶叶生产是以茶农为基本单位，从茶树种植、管理到茶叶采摘、粗制均由茶农承担。其生产过程便显示出以下特征：其一是种植面积狭小，茶地分散，种茶多在荒山参差之地，如湖南平江，在红茶盛行之时也仅是在“泉流地上，凡山谷闲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①；其二是粗放经营。因“产茶之家，半属贫民，每岁锄茶树需工，摘茶需工，踹茶需工，拣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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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李元度等：同治朝《平江县志》第20卷，第3页。
　　需工，……每每入不敷出”①，为了节省开支，茶农疏于对茶树的管护和投入，以上特征共同决定了茶叶产量较低且茶质较差。在华茶风靡亚欧大陆，颇受消费者青睐之时，晋商经营华茶的这些弱点还未显现，但到17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由于外茶质优价廉，晋商采办之茶在质量、成本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因而在此环节晋商已埋危机。诚如汪敬虞先生指出：“近代既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大茶园，也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大茶厂。茶叶加工制造的承担者，一头是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小农户，一头是以经营商业为主的茶庄、茶栈。”②
　　加工环节  此环节也是茶叶的生产环节。诺思认为，将生产要素组织起来生产物品或劳务，要受到制度和技术两方面的制约，在现实世界中，制度与技术都对生产发生作用，故交易费用在生产费用中也扮演重要角色。由于技术是决定企业产出的基本因素之一，并代表着一定生产要素组合，因而以此考察可见：晋商茶叶加工工场属劳动密集型，其投入的劳动较多，资本较少，技术水平较低；相对而言，俄商的机器工厂则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投入资本较多，劳动较少，技术水平较高。根据生产函数Q＝Minimum(L／U，K／V)，其中Q表示产量，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U和V分别表示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由于产量Q取决于L／U和K／V这两个比值中较小的那一个，因而晋商产出必定低于俄商。在史料中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以制造砖茶为例，晋商制造砖茶是用木制平压机，“其压制方法极为幼稚，置茶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倾人模型中，置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之。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干燥。”俄商于19世纪后期在华开办制茶工厂，使用蒸汽机制茶，与手工制茶相比，“手压机每日出产60篓，有25％的废品，而蒸汽压机每日出产80篓，只有5％的废品，并且因使用机器而节约的费用，每篓计银l两，按照以上产量每日即达银80两或英金20镑。”③
　　晋商加工茶叶一般在茶叶手工工厂(茶号)内完成。他们虽然在当时的茶叶加工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但其手工工场与俄商后来建立的机器工厂相比，除了在生产效率、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不足外还有以下缺陷：其一，管理滞后，生产损耗多。仍以制砖茶为例，茶叶性畏潮，又“经火烘炕，其质甚脆”，在茶叶出厂经手工打包装箱时，若“总管司事不亲自监视，任工人尽力复压，其茶碎裂细末极多”④，“末多则价必减，是于客商有碍”，而俄商制茶用机器，则无此况。其二，缺乏工艺创新。在选用原料上，“查中国制造砖茶，向用茶末，以为运销蒙古之用，……(俄商)所需原料不仅茶末，而茶叶亦有之，按机器所制之砖茶，较用旧法所制者，坚固异常，而难于碎裂，……俟至本期(1872—1881)终时，砖茶贸易遂为俄商所垄断也。”⑤可见晋帮茶商以手工工场形式业茶难与俄商抗衡，这是其衰败的原因之一。
　　运输环节  在茶叶运输中，能否节约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是评价绩效的关键。在此环节中，晋商受到扩大资本规模和承担无限责任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晋商在前期已投人大量资本用于茶叶的采购、加工，再投人大量资金承担运输则增加资金周转困难；另一方面，晋商自己承担运输中的无限责任(包括茶叶运输费用、保管费用、途中损失等)，风险较高。基于以上两点，他们采用了与运商(如车帮、驼帮)订立契约的“回票”制度，对货物从发货到验货、途中损失的赔偿等均作出规定，明晰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双方交易规模、交易时间都较为确定，因而不仅降低了交易费用，同时进一步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此项制度在晋商垄断恰克图贸易期间为其贸易的增长提供了保障。
　
　　①  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2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和茶叶的化问题》，载自《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③Trade Reports 1878 Hankow p．43。
　　④  光绪十三年九月初四日，芜湖关税务司李华达申呈总税务司，访察茶叶情形文件，第30页。
　　⑤  班恩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95、196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13、1314页。
　　运输成本至少取决于以下三方面因素：其一是路程的远近，其二是运输商品的特性，其三是运输工具决定的效率。由于晋商赖以运输的工具以牛、马、驼为主，效率低下，尤其在长途运输当中，茶叶的管理费用较高，且损耗较多，因而晋商赖以运输的方式交易费用较高，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到鸦片战争后，随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俄商海路、铁路运输的开通，晋帮茶商由于陆路运输成本高、耗时长等诸多不利因素，逐渐显现。加之运输途中，关卡林立，清廷苛征滥派，捐输繁多，加速了晋帮茶商的衰亡。
　　销售环节  在此环节中，茶商销售状况直接与茶叶市场的供求状况密切相关。为便于分析，将晋商茶叶销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恰克图互市开通到鸦片战争前，此时由于北部茶叶贸易仅在恰克图等地进行且为晋商所垄断，华茶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因而可将此时的市场看作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第二阶段是鸦片战争后到清末民初，此时通商口岸相继开通，茶叶贸易的范围已拓展到多个地区，印度茶、日本茶、锡兰茶等外茶纷纷抢占国内和国际茶叶市场，晋商受到俄国等外商的有力挑战，可将这一时期市场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
　　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由于需求水平的变动会引起均衡价格与均衡产量同方向变动，而供给水平的变动则会引起均衡价格的反方向变动。在第一阶段中，由于消费者对茶叶偏好程度的增强，市场需求旺盛，与此相适，晋商等国内茶商纷纷加入到茶叶贸易中，茶叶的供给有所增加，然而由于国内对出口茶叶数量加以限制，使茶叶供给增加的程度远低于需求的增长，表现出茶叶价格与产量均有大幅增长。第二阶段，一方面由于茶叶市场日趋饱和，消费者对茶叶的品质、口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国内茶叶在质量、品质、包装等方面逊于外茶，国际茶叶市场由国内茶叶占主导地位向外茶占据优势转化；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决定了厂商以最低成本生产产量的大小，俄商等外商茶厂技术水平较高，生产规模较大，而晋商生产茶叶的技术水平较低，生产规模较小，且要承担采购、加工、运输方式落后及贸易路线漫长、艰险的高成本，他们与外商在同一市场中竞争不可避免会处于不利地位。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需求下降，晋商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从前期盈利逐渐到盈亏相抵最后到了亏损的境地。
　　通过以上对晋商经营茶叶各个环节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一，在鸦片战争前，晋商努力寻找内部制度的改进形式(如在茶叶采购中契约形式的变迁及运输中契约形式的选择)，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改变企业运行中的相对成本，提高了经济绩效；其二，由于后期外部环境的改变，晋商在经营中的绝对成本大大高于与之竞争的俄商的经营成本，加上晋帮茶商在内部制度的缺陷与在外部环境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共同导致了他们走向衰亡的结局；其三，在比较晋商与俄商的经营制度之后，可大体得出晋商的经营制度是一种效率相对较低的制度这一结论，但其在经营前期运转良好，可见外部制度环境对经济组织的经营绩效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影响。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