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开明专制化及其失败

　　清末的开明专制化过程，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它们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自变法以后，晚清政权实际上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从传统专制向开明专制政体转变的历史努力，由于晚清新政的失败与清王朝的崩溃，中国清朝统治者最终并没有完成向开明专制政体的成功转变。
　　为什么一个旧王朝在承受西方列强的挑战之后，最早的现代化选择，是一种开明专制化运动呢？这是因为，人们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运用当时的政治组织来尝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一个旧王朝的政治精英，在面对民族危机这种巨大的压力时，他们想到的首先是通过传统王朝体制来抵制西方列强的侵凌，维护王朝自身的利益，他们不可能超越这一时代限定条件。然而，当他们认识到，只有仿效西洋先进的技艺，才能增加自己的抵抗西方侵略的能力时，他们就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迈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并由此而一步一步地走上新的历史道路。在这一仿效过程中，他们迟早就会意识到，只有进行更为开明的政策创新和体制创新，才能使官僚体制能有效地吸纳社会上的现代化精英，才能够更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非如此不能最终实现他们的既定目标。这一行为逻辑决定了，只要专制体制的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过程一旦开始，那就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进入了从传统专制向开明专制化转变的过程。所谓的开明专制化，就是专制政体的“旧瓶装新酒”，利用皇帝的权威和既定的官僚体制，作为政治杠杆来推行现代化的转型。从世界历史上看，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可以说是通过开明专制化获得现代化初步成功的实例。而晚清的开明专制化运动，可以划分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三个阶段。以下对这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考察。
　　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由沿海沿江的地方大员开始启动的。西方挑战引起的危机感，可以以当年湘军领袖胡林翼进攻安庆时反应作为例子，胡林翼在安庆城外的山头看到长江上像野马般狂驶的洋舰，他从马上惊跌下来，不久后呕血而死。他真切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挑战的严重性。这很能说明西方挑战在中国士绅官僚中引发的深度危机感，以及由此给予中国士大夫官僚知识分子的强烈冲击力。这种深度危机感引发的避害反应，体现于李鸿章的一句名言里，李鸿章把西方挑战看作是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数千年未有的之强敌”，这一著名的概括标志着一种新的态度在清后期政治精英中的出现。这种由危机意识引发的警惧感，民族求生意志，以及通过仿效洋人来增强自己的自卫能力的世俗理性态度，就构成了洋务派的基本政治选择。
　　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首先在于两点，第一点，它标志着朴素的世俗理性的觉醒过程，所谓的世俗理性，就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摆脱了教条和信仰主义的支配，用追求实效，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务实地根据所收集的信息作出行动选择，以求达到实际功效的最大化。这种思维原则，有时也可以称之为工具理性，或日常生活的健康理性，即日常生活中，在不受信仰原则影响的情况下采取的理性态度。现代化首先要打破信仰和教条。这种克服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与教条思维的过程，首先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用儒家意识形态教义来进行统治的国家，中国人中的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并不是人权与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这种为民族生存而激发的以务实地摆脱危机为目标的避害趋利意识。虽然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洋务派精英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意识，然而，只要他们意识到只有仿效西方，才能抵御西方，他们实际上就在世俗理性的引导下，不自觉地进入摆脱中古式的教义的历史过程。
　　其次，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的第二点，我们可以称之为“防卫现代化的弥散效应”，那就是，只要洋务派在军事自强运动的现代化的方向上走出第一步，他们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他们为了保住第二步不至于前功尽弃，就不由自主地要走出第三步、第四步。这是前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学家蒋廷黼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提出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观点。更具体地说，洋务派一开始确实只想仿效西方先进的军事器械与技艺，他们并没有更为远大的现代化目标与理想，然而，当他们这样做时，客观上却由此引发了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历史潮流:洋务派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而要发展这些工业门类，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小农经济社会很难积累如此庞大的资金，为了积累重工业的资金，他们又不得不进一步去发展能在较短周期内提供流通资金的轻工业，如纺织、日用品加工等等。为了实现以上这些目标，洋务自强运动又需要培养大量懂得现代工业技术的专门人才，于是不得不引进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馆，译书局。现代化就是这样一个从一个点向一个面的不断弥散过程。这种弥散效应之所以不可避免地发生，乃是因为西方文明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引进这种工业文明中的某一因子时，就不得不引入其他因子来与前一因子相配合。这就是严复在所说的“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①。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中国人就一步一步地，甚至可以说“身不由己”地走向现代化过程了。
　　当然，洋务运动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低效率。但是平心而论，几乎所有的后发展的现代化国家，它的发展初期都是一个腐败的高发期。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来说，制度就是人类行为的游戏规则，人类只有在发现社会交往行为中的冲突与矛盾问题以后，才有可能在长期试错过程中，为解决矛盾而形成约束性的游戏规则的，制度是作为解决矛盾的办法而产生，并在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的逐步跟进的。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在持续试错中逐渐的针对性的跟进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个社会在进入现代化初期阶段，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腐败现象:当一个社会从非市场经济开始引入市场经济时，由于传统体制中并没有预先准备好处理市场经济中的诸多问题的约束性制度，这种有效制度的空白，就会使掌握权力与机会的人们获取不当得利时，风险成本极低，而收益甚大。这样，各种腐败现象就会大量应运而生。在发生腐败问题，针对性的防腐败制度没有跟进以前，也即制度尚没有形成对腐败的有效控制之前，就一定会有一个腐败的高发期。
　　长期以来，人们对洋务运动总体上的评价是不高的，然而，从现代化的历史来看，洋务运动的低效率，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加以合理的解释:一个传统国家的统治精英在对对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作出回应时，他们不得不集中国内相当有限的经济与财赋资源，来致力于达到某一个特定的目标，保证某些与国防有关的特殊部类的工业，如军事工业的迅速增长。当他们这样做时，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就不得不牺牲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效率。换言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与效率，是在几百年时间里，在无数微观个体的反复博奕与充分竞争过程中，逐渐地磨厉出来的。西方工业社会只有经历了相当漫长的竞争，才得以实现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的。然而，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中国洋务运动，追求的是迅速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实现防务现代化的单纯目标，为此而集中全国财力，这种引进式的工业发展模式根本没有西方社会那种微观的长期磨合过程。而且，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也不可能为迅速的军事工业引进式的发展，提供合适的专业人才，这也使军事工业的低效率性，成为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从理论上讲，如果给洋务运动一个更长的时间，例如50年，这种种发展中的问题，还是有可能通过渐进演化方式，通过试错过程中的制度建设，来予以逐渐解决，并经由这一路径，中国可以缓慢地走向开明专制型的现代化过程。
　　开明专制化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相当于俄国彼得大帝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国防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阶段。然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并不可能在无限长的时间内自然演进到开明专制。清王朝的洋务运动的命运，并不决定于中国人自己，而实际上不得不取定于日本是否比中国更快地、更有效地实现现代化起飞，正如历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日本人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明治维新，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并发起了对中国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十分不幸的是，中国不得不过早地与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摊牌。中国在这场决定性的战争中的惨败，不仅是现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也是现代性的制度生长能力不足所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一举打败了中国，标志着洋务运动这一防务现代化渐进模式的失败。中国官僚士绅政治精英陷入了深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中。一种不同于洋务运动的新的激进模式取而代之。这就是戊戌变法阶段的来临。
　　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这样一批体制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由于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迅速地成为激进的变法派，并在同样承受着焦虑压力的青年皇帝的青睐下，迅速地进入了帝国的政治中心，成为清帝国变革的主导者与策划者。他们和年轻的光绪皇帝相结合，形成了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新的精英势力。这些少壮派变法人士精力充沛，有着强烈的改革热忱，具有比洋务派精英更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与世界眼光。
　　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两个根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心态上的危机感和他们强烈的焦虑感妨碍了他们做出理性的政治决策，正是在这些激进变法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在短短100天的时间里，发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些上谕彼此之间几乎都不配套。变法派以一种迅速的、彻底的、急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变革。这样，他们势必会过多地触犯到广大的官员的实现利益。实际上，一场官僚体制下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改革派能否获得广大处于中间状态的温和派的支持，以及能否让既得利益者保持有限支持或中立，只有这样才能使反对变革的保守派在官僚中被孤立起来。然而戊戌变法的实际情况却是，极端反对变革的顽固守旧派（例如徐桐、倭仁等人）、曾经一度有限地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如慈禧与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鼐等人）这三种政治势力，却在反对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派的过程中，形成了“神圣同盟”。实际上，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在变法失败以前，在给自己友人的一封信中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他在信中批评康有为的激进做法是“规模太广，包揽太多，举行太大，同志太孤，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②这段话最清楚不过地透露出激进变法战略是变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他们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没有在官僚体制内从事变法的经验，在从政以前，他们远离政治中心，大部分时间在在深山里读书讲学，实际上始终处于政治上的边缘状态。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做过一天官。相对于其他官僚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他们的热忱、血性、高调与张扬的行事风格，使他们在庸常的官僚群体中鹤立鸡群，并冲破层层官僚体制的阻力而引起皇帝的注意。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事风格，在甲午战败，危机来临，而又朝中无人的特殊情况下，恰恰又引起同样充满焦虑感的青年皇帝的注意，他们从皇帝那里获得了政治上极其罕见的支持与信任。然而，当这些书生政治家在皇帝支持下进行变法时，他们自身缺乏在体制内实行改革的经验这一严重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他们的大言高论与咄咄逼人的行事风格，与人们对传统官僚的角色期待大相径庭，这就使他们在群臣中十分孤立，备受讥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官僚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水平之低，远远超过后人的想象。只须举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地纸上谈兵，书生误国了。
　　一个例子是，康有为居然让他的学生上奏折，建议朝廷下诏，要求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穿西装。理由是日本人也穿西装，只有穿了西装，人的精神面貌才显得焕然一新，从而可以使变法取得成功。直到多年以后，康有为才给梁启超的信中坦言，当时怎么会想出如此不切实际的办法来，他的信中写道，如果真让全国农民都穿洋服，那么乡村里织的土布卖不掉怎么办？当然这是后话。③另外一个例子是，康有为提出，变法不是需要大量钱款吗？其实筹措这大笔款项并不困难。既然英国对西藏垂涎三尺吗，朝廷就可以把西藏这一片毫无用处荒蛮之地卖给英国，就像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一样。这些变法派还提出全国要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的建议。这个天文数字不是根据中国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而是根据康有为“量出为入”预算方案倒推出来的，康有为的方案是，海军与陆军建设需要2亿两，三大铁路建设需要3亿两，1亿用于其他各项开支。④康有为居然完全不考虑当时中国农民是如此穷，而且清政府又如此缺乏信用，全国一年总收入只有1亿两，怎么可能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
　　戊戌变法的不切实际的激进主张引起了包括保守派、既得利益者与有限支持改革的温和派在内的广大官僚群体的不满。康有为在变法危机来临时，不但没有及时改变激进策略，反而在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假借皇帝的假圣旨，孤注一掷地要搞一次注定失败的包围颐和园的政变。最终引起慈禧的反政变，导致这场变法以悲剧告终。当时，严复在对变法派深表同情的同时，相当尖锐地指出过，康梁变法是“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是“庸医杀人”⑤，这一判断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
　　这里有一个值得后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危机压力下而获得的千载难逢变法机会，却恰恰是由一批完全缺乏最起码的政治经验的书生型的知识精英来主导？这里可以反映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深刻的两难矛盾:一方面，由于传统专制集权的儒家官僚体制实在太封闭了，一个官员在这个体制中生活得越久，阅历越丰富，他在体制越能游刃有余地适应官僚环境，那么，他也就越是习于所安，承袭旧章，感觉迟钝，越是缺少变革的意愿、知识与能力，换言之，他们就会在这一体制内就会变得越保守，越是无法适应环境的挑战。另一方面，只有那些较少与这一官僚体制有关联的边缘知识分子，才能不受体制规矩的约束，用我们的话来说，不受专制官僚文化这一“大酱缸”的浸泡，能在实际生活中，发展出新的思维与接受新的价值，并具有更敏锐的世界眼光，然而，此类体制外的边缘知识分子又同时具有另外一种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正因为他们与体制无关，缺乏在体制内的经验与实际政治磨练，当由他们来主持变革时，他们却缺乏必要的官僚经验来进行有效的变革。
　　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在官僚体制内有经验的人，在这一体制中能游刃自如的人，能通晓这一体制的游戏规则与潜规则的人，却在这个体制的大染缸里丧失了变革的愿望与热情；相反，那些体制外的保有改革的朴素愿望与热情的人们，却没有在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任何经验。这正应验了当时一位士绅在给皇帝奏折中的一句话“默察京师大局，其老成者苦于素无学术，其新进者又苦于未经历练。有‘有君无臣’之忧”⑥。这一奏折是以变法开始以前写就的，后来的历史却由它不幸而言中了。这是中国专制官僚体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两难悖论。
　　清末新政这是清王朝所进行的最后一次也是最认真的现代化努力。这场新政运动也印证了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过的一句话:“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迅速的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力的真诚。”⑦清末新政运动是由以慈禧为首的王朝统治者发起的，并自上而下地在全国各省全面推进，新政的内容又极其广泛，包括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等等。这场新政运动内容的丰富，对社会生活冲击的深刻，均远远超过了当年仅在沿江沿海地区进行的洋务运动。从时间上说，它从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开始启动，到辛亥革命爆发才结束，长达11年，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的一百天。清末新政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有着远为深刻的影响。
　　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这样一批体制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由于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迅速地成为激进的变法派，并在同样承受着焦虑压力的青年皇帝的青睐下，迅速地进入了帝国的政治中心，成为清帝国变革的主导者与策划者。他们和年轻的光绪皇帝相结合，形成了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新的精英势力。这些少壮派变法人士精力充沛，有着强烈的改革热忱，具有比洋务派精英更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与世界眼光。
　　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两个根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心态上的危机感和他们强烈的焦虑感妨碍了他们做出理性的政治决策，正是在这些激进变法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在短短100天的时间里，发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些上谕彼此之间几乎都不配套。变法派以一种迅速的、彻底的、急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变革。这样，他们势必会过多地触犯到广大的官员的实现利益。实际上，一场官僚体制下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改革派能否获得广大处于中间状态的温和派的支持，以及能否让既得利益者保持有限支持或中立，只有这样才能使反对变革的保守派在官僚中被孤立起来。然而戊戌变法的实际情况却是，极端反对变革的顽固守旧派（例如徐桐、倭仁等人）、曾经一度有限地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如慈禧与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鼐等人）这三种政治势力，却在反对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派的过程中，形成了“神圣同盟”。实际上，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在变法失败以前，在给自己友人的一封信中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他在信中批评康有为的激进做法是“规模太广，包揽太多，举行太大，同志太孤，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②这段话最清楚不过地透露出激进变法战略是变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他们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没有在官僚体制内从事变法的经验，在从政以前，他们远离政治中心，大部分时间在在深山里读书讲学，实际上始终处于政治上的边缘状态。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做过一天官。相对于其他官僚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他们的热忱、血性、高调与张扬的行事风格，使他们在庸常的官僚群体中鹤立鸡群，并冲破层层官僚体制的阻力而引起皇帝的注意。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事风格，在甲午战败，危机来临，而又朝中无人的特殊情况下，恰恰又引起同样充满焦虑感的青年皇帝的注意，他们从皇帝那里获得了政治上极其罕见的支持与信任。然而，当这些书生政治家在皇帝支持下进行变法时，他们自身缺乏在体制内实行改革的经验这一严重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他们的大言高论与咄咄逼人的行事风格，与人们对传统官僚的角色期待大相径庭，这就使他们在群臣中十分孤立，备受讥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官僚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水平之低，远远超过后人的想象。只须举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地纸上谈兵，书生误国了。
　　一个例子是，康有为居然让他的学生上奏折，建议朝廷下诏，要求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穿西装。理由是日本人也穿西装，只有穿了西装，人的精神面貌才显得焕然一新，从而可以使变法取得成功。直到多年以后，康有为才给梁启超的信中坦言，当时怎么会想出如此不切实际的办法来，他的信中写道，如果真让全国农民都穿洋服，那么乡村里织的土布卖不掉怎么办？当然这是后话。③另外一个例子是，康有为提出，变法不是需要大量钱款吗？其实筹措这大笔款项并不困难。既然英国对西藏垂涎三尺吗，朝廷就可以把西藏这一片毫无用处荒蛮之地卖给英国，就像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一样。这些变法派还提出全国要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的建议。这个天文数字不是根据中国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而是根据康有为“量出为入”预算方案倒推出来的，康有为的方案是，海军与陆军建设需要2亿两，三大铁路建设需要3亿两，1亿用于其他各项开支。④康有为居然完全不考虑当时中国农民是如此穷，而且清政府又如此缺乏信用，全国一年总收入只有1亿两，怎么可能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
　　戊戌变法的不切实际的激进主张引起了包括保守派、既得利益者与有限支持改革的温和派在内的广大官僚群体的不满。康有为在变法危机来临时，不但没有及时改变激进策略，反而在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假借皇帝的假圣旨，孤注一掷地要搞一次注定失败的包围颐和园的政变。最终引起慈禧的反政变，导致这场变法以悲剧告终。当时，严复在对变法派深表同情的同时，相当尖锐地指出过，康梁变法是“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是“庸医杀人”⑤，这一判断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
　　这里有一个值得后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危机压力下而获得的千载难逢变法机会，却恰恰是由一批完全缺乏最起码的政治经验的书生型的知识精英来主导？这里可以反映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深刻的两难矛盾:一方面，由于传统专制集权的儒家官僚体制实在太封闭了，一个官员在这个体制中生活得越久，阅历越丰富，他在体制越能游刃有余地适应官僚环境，那么，他也就越是习于所安，承袭旧章，感觉迟钝，越是缺少变革的意愿、知识与能力，换言之，他们就会在这一体制内就会变得越保守，越是无法适应环境的挑战。另一方面，只有那些较少与这一官僚体制有关联的边缘知识分子，才能不受体制规矩的约束，用我们的话来说，不受专制官僚文化这一“大酱缸”的浸泡，能在实际生活中，发展出新的思维与接受新的价值，并具有更敏锐的世界眼光，然而，此类体制外的边缘知识分子又同时具有另外一种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正因为他们与体制无关，缺乏在体制内的经验与实际政治磨练，当由他们来主持变革时，他们却缺乏必要的官僚经验来进行有效的变革。
　　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在官僚体制内有经验的人，在这一体制中能游刃自如的人，能通晓这一体制的游戏规则与潜规则的人，却在这个体制的大染缸里丧失了变革的愿望与热情；相反，那些体制外的保有改革的朴素愿望与热情的人们，却没有在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任何经验。这正应验了当时一位士绅在给皇帝奏折中的一句话“默察京师大局，其老成者苦于素无学术，其新进者又苦于未经历练。有‘有君无臣’之忧”⑥。这一奏折是以变法开始以前写就的，后来的历史却由它不幸而言中了。这是中国专制官僚体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两难悖论。
　　清末新政这是清王朝所进行的最后一次也是最认真的现代化努力。这场新政运动也印证了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过的一句话:“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迅速的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力的真诚。”⑦清末新政运动是由以慈禧为首的王朝统治者发起的，并自上而下地在全国各省全面推进，新政的内容又极其广泛，包括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等等。这场新政运动内容的丰富，对社会生活冲击的深刻，均远远超过了当年仅在沿江沿海地区进行的洋务运动。从时间上说，它从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开始启动，到辛亥革命爆发才结束，长达11年，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的一百天。清末新政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有着远为深刻的影响。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