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袁世凯有没有告密?

　　到了1898年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正式诏告天下，宣布变法。从这一天起，至当年的9月20日(八月五日)止，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史称戊戌变法，因前后只有一百零三天，故又称百日维新。
　　诏书发布当天，光绪特意去了一趟颐和园，为的是告诉慈禧。光绪还给慈禧带去了几份关于变法的奏折，其中就有康有为介绍世界强国变法的宏论。光绪皇帝在慈禧的榻前汇报，慈禧斜倚在榻上眯着眼睛听，感叹这些奏折说得很透彻，可以一试。光绪见慈禧高兴，就建言把这几本折子的内容印刷一下，大臣小吏们人手一册。慈禧点点头：就这么办吧。
　　光绪皇帝的变革令涉及到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光经济体制变革令就有七十多件，鼓励民间对农工商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变革财政制度等，设立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邮政总局，兴办商会、农会，鼓励私人创办新式工业，奖励发明创造，创办国家银行，编制预算。文教变革令八十多件，明令变革过去按照书本选拔人才的方法，废除八股文，以后的考试要考三场：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同时创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书院为学校，选学西学，派遣留学等。政治变革令最多，达九十多件，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官员，立即撤销通政司、光禄司、太仆寺、大理寺等。在变革令中，还大力倡导鼓励“官民论政”。在军事方面：裁汰绿营，改革武科考试制度，编制陆军，增办兵工厂和武备学堂。
　　一直坚持学习英语、坚持自视独立的光绪的此番变法，更像是他跟慈禧在为某一件事赌气。很明显，年轻的光绪皇帝缺乏政治经验，变法内容之多，涉及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这么多新政同时出台，不仅社会始料不及，似乎连他自己，也被如此之多的新政引起的动荡，感到不堪重负。各个环节对于新政的反应很快传到慈禧太后的耳中，慈禧大约突然意识到如此新政过于草率，也过于匆忙了，对于变法表示出极为不放心。就在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之后的第三天，慈禧太后下旨：一是免去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内阁大臣职务，让其“开缺回籍”，翁氏被黜，让光绪失去了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维###人的家长；二是命荣禄代理直隶总督；三是将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回收。
　　维新政策推不动，光绪自感压力很大，整日在宫中大发雷霆，手下大臣和太监惶惶不可终日。朝廷老臣们不敢怪罪于光绪皇帝，便迁怒于那些变法的维###人。变法后不久，曾有一个外国人这样描述光绪：“大清国皇帝陛下的容貌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衰老得多。他额部凹陷，脸色发黄。他的嘴角流露出的是悲伤的、疲惫的和带有孩子气的笑容。当他咧开双唇时，嘴里露出的是参差不齐的长长的黄牙齿，两侧脸颊上都出现了深深的凹坑。他的表情并非缺乏同情心，不过更多表现出的是麻木不仁。从他的容貌上看，我们看不到一点生趣。事实上，光绪皇帝给我的印象是：克制、冷漠、无趣、缺乏精力、疲惫不堪，整个人就像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好像生活对他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这样的人必定在走下坡路。”
　　接下来的形势很快就验证了袁世凯的担心，由于变法令过于繁杂，难以付诸实施；同时，地方督抚对于政令既缺乏了解，也缺乏支持。所以，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都对变法诏令持观望态度，或者干脆置之不理。诏书下发一个月后，颇有名望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颇能代表地方大员们的心理：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无暇究其所以然……地方大员都对变法困惑，更何况平民百姓了。于是，变法很快就陷入困顿。新政慢慢不了了之，有的甚至还扭曲变形。
　　时间到了9月的时候，北京的政局变得更加微妙了。光绪已方寸大乱，他的行为看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从一系列前后矛盾的行为来看，似乎不知道这个年轻的皇帝到底要做些什么--他变得一意孤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经常暴跳如雷，甚至一个人悄悄地哭泣……在变法最至关重要的时期，光绪突然下旨，让康有为离开京城；紧接着，在小站的袁世凯也接到荣禄的通知，说光绪皇帝命他来京，一同接待来京的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听到这个消息，袁世凯费神思考了很久，袁世凯不知道光绪让他一道见伊藤博文的真正意图。外界都在传闻光绪拟聘伊藤博文为清国维新顾问；同时拟邀担任顾问的，还有美国人李提摩太。这样的说法让袁世凯感到震惊，毕竟，伊藤曾是清国的仇人。如果这样安排，不知道慈禧会有什么感受，想必，自尊心极强的老佛爷是不会同意的。
　　9月14日，袁世凯与伊藤博文同时抵达北京。9月16日，光绪皇帝于颐和园毓兰堂，召见了袁世凯。光绪先是询问了袁世凯一些军事情况，接着话锋一转，问道：“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袁世凯的答复是肯定的，但心里不由忐忑，毕竟，这样的询问太不正常。当天，上谕下，袁世凯以外官三品臬司，超升京卿二品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样，袁世凯便从一个中级地方官，升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9月17日，光绪皇帝又一次召见袁世凯，光绪帝对袁世凯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个时候，无论是谁都能看出光绪的用意了，他这是在争取力量，拉拢袁世凯，让他直接听命于自己。
　　在光绪接见袁世凯的同时，形势突变--这当中极可能是慈禧觉察到什么，毕竟，袁世凯的手中，有一支极有战斗力的新军--9月18日一早，荣禄即下令：一是调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七千人进驻天津陈家沟，切断袁世凯新军入京之路，以防袁世凯有变；二是调集甘督提督董福祥部一万二千人，进驻宛平、长辛店一带，其中一部直入北京，以加强慈禧住地颐和园的拱卫；三是致电总理衙门及袁世凯，谎称军情，说英俄开战，英舰多艘游弋大沽口，要袁世凯立即返回天津听候调遣；四是授意御史杨崇伊等到庆王奕匡府，呈递奏请太后训政折，以便到时给朝臣们一个说法。部署完成之后，不仅北京卫戌军总数超过了四万八千人，而且，从山海关至北京沿途驻军也达到十三万人，总兵力是袁世凯的新军的二十倍。
　　与此同时，维###人也清楚感受到危机的来临，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孤注一掷--18日深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拿出光绪皇帝“密谕”的草稿，要求袁世凯举兵，先杀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带兵围攻颐和园，清除后党。显然，维###人已把袁世凯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了。维###人如此冒失行事，也是错认了袁世凯，袁世凯主张变法，但他一直是个缓进的改革派，并不主张激进。谭嗣同以这样的方式来见袁世凯，显然是铤而走险了。这当中的原因极可能是维###人听到慈禧恢复“垂帘听政”的消息后，与光绪之间有过密议并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唯一可以挽救时局、扭转乾坤的办法，就是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这个计划，维###人之一的毕永年后来在《诡谋直纪》中，曾有过涉及。在维###人看来，袁世凯如能效忠皇上，则时局或许能够改变。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维###人决定让谭嗣同去力劝袁世凯。谭嗣同见袁世凯的情景，一直流传着两种版本，一是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追记，另一个，就是袁世凯在被贬的那一年所撰写的《戊戌纪略》。康有为对于这一天的记载，是这样的：
　　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筹划求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徐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从康有为的文中可以看出，在那天晚上，袁世凯当场回绝了谭嗣同，表态说围攻午门不太现实，只有等光绪去小站阅兵时，才有可能以上命杀荣禄。
　　对于谭嗣同与袁世凯的密谈，梁启超的描述显得现场感更强，也更为生动：
　　初三夕日，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
　　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太后把光绪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
　　袁曰：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救我君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慈禧住处)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所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惟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康、梁的说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袁世凯当时表态得非常果敢，表示坚决站在光绪一边，口口声声“杀荣禄如杀一只狗一样”。不过袁世凯提出杀荣禄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皇上必须到自己的营中来亲自下令。
　　袁世凯又是怎样说及这一段密谈的呢？袁世凯《戊戌纪略》中，是这样写的：
　　(初三日晚)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用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袁世凯随后写道：一段寒暄过后，谭嗣同先说了一通他与康有为曾怎样向皇上力荐袁世凯，但都因荣禄阻碍，使得袁世凯的晋升缓慢。之后，谭嗣同话锋一转，出示了在袁世凯看来非常可疑的光绪手谕：让袁世凯在荣禄前宣读皇上的命令后，诛杀荣禄，然后，“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
　　予(袁自称)闻之魂飞于天外，因诘之：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慈禧)，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也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以袁世凯一向处事的冷静风格，在没有看到上谕之时，肯定是不会动手的。袁世凯当然知道，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束手就擒，全军覆没；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光绪，有可能自己的脑袋也不保。袁世凯自述道：当时他强调了两点：一是杀荣禄容易，但要奉旨行事；二是立即举事不易，因为营中枪弹均为荣禄控制，必须先设法预贮弹药，然后方能依策行事。天津为各国聚集之地，如果忽然杀了总督，会引起###；并且，在自己的新军周围，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城内也有旗兵数万人，自己的军队只有六七千人，怎么能办成此事？对于袁世凯提出的第一条，谭嗣同回答说：20日早晨袁世凯请训时，光绪帝自然会亲自下达命令。而对袁世凯所说的第二条，谭只好表示同意，并且，认为袁世凯是“奇男子”。
　　有关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的表现，焦点就是袁世凯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这一天，到底有没有向慈禧或者荣禄告发，以致直接引发了21日早晨慈禧的重新归政。袁世凯直接告密的可能性，肯定是没有的，即使刚刚擢升为候补侍郎的袁世凯，也没有资格、无可能立即见到慈禧太后，即使袁世凯来京后谒见过的后党权臣刚毅、王文韶等，也不可能“引见”他觐见慈禧太后。唯一能让袁世凯见到慈禧的，只有奕匡。不过当时袁世凯跟奕匡交情并不深，他们的交好，也是后来的事。所以，奕匡当时也不可能带袁世凯去见慈禧。总而言之，对于慈禧和荣禄来说，很可能是通过其他的渠道，对于光绪和维###人“围园杀后”的计划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一定非得通过袁世凯的告密。不过9月19日那一天，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回了天津。从时间上来说，徐世昌倒是有可能向荣禄密报，再通过荣禄电报告知慈禧。当然，这只是推测和臆度。徐世昌的日记中，丝毫也没提见到荣禄的事。假如袁世凯通过徐世昌告密的话，慈禧在收到荣禄的急电后，决不会等到两天后的21日才动手。在此紧急情况下，按照慈禧的风格，应该会当机立断的。
　　9月20日这一天是在一种紧张无比的气氛中度过的：早晨，光绪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后来在《戊戌纪略》中表明，那一次召见，袁世凯并没有得到谭嗣同所称的密谕，光绪帝也绝口不提兵变的事情。这当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光绪对于谭嗣同劝袁世凯勤王一事不知情；二是光绪在权衡了自己的实力后，放弃了反抗。袁世凯利用了这次请训机会，大胆向光绪帝进言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谏。”
　　袁世凯这一番话可以说确切表明了态度。在骨子里，袁世凯是看不上康有为等自命不凡的书生的，也觉察到年轻的光绪皇帝在性格、经验以及能力上的致命弱点，所以力劝光绪稳妥行事。可以判断，袁世凯这一番话的确是肺腑之言，也是真实看法。
　　光绪召见袁世凯的同时，康有为离开了生活数年的南海会馆，悄然“奉旨出京”。中
午，袁世凯登上去天津的火车。下午3点左右，袁世凯到达天津。当时报载，袁世凯回津后的欢迎场面十分热闹，很多文武官员都去车站迎接。这个热闹非凡的场面并不能说明什么，当时官员出行都有类似的迎来送往。到达天津之后，荣禄以让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为名，不让他回小站，这样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袁世凯的怀疑，也可以看作是对他的保护。下午5点左右，荣禄带着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的关防大印，乘专车启程入京。同一天下午，光绪接见了伊藤博文，在会客厅屏风的那边，慈禧细细地聆听双方的谈话。当天晚上，慈禧召集荣禄等紧急开会，一直开到夜半时分。
　　21日一早，慈禧宣布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24日，朝廷宣布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治罪。26日，上谕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此案。谭嗣同本可以逃走，但是他觉得自己是新政先锋，新政失败，自己有殉难的义务。至于另一个维新派杨深秀，在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的缘故，抗疏慈禧归政。28日，军机大臣传谕刑部，将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六人一起绑赴菜市口正法。被杀的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朝廷对于袁世凯的处理，可谓是颇费一番功夫--1898年9月25日，也就是荣禄赴京的第五天，上谕公布，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荣禄还让天津知府李荫梧等人送来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关防大印。此时，光绪皇帝已被囚于瀛台，维###大多被捕入狱，北京的政局已为保守派控制。三天后，也就是“戊戌六君子”被杀的那一天，慈禧太后任命荣禄为军机大臣，仍节制北洋各军；任命裕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朝廷的这一举动显然是针对袁世凯来的，表明还是信不过袁世凯，当初让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只不过是为了安抚袁世凯，让他服下一粒“定心丸”。
　　很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来天津上任。袁世凯交出关防大印，重新回到小站。小站的周围，也就是天津芦台一带，布满了新调来的董福祥的甘军和宋庆的毅军。派军牵制袁世凯的同时，慈禧又以取消原定天津阅兵的理由，给袁世凯部送来了奖赏新建陆军的白银四千两，以示体恤。袁世凯不失时机递交一个奏折，表明了自己的效忠。紧接着，袁世凯又向慈禧上了另一道奏折，对洋人[秘书工作：msgz.org]随意进京一事，作了提醒，并提出应对的办法。不久，慈禧连续几次召见了袁世凯，袁世凯也向慈禧作了军事上的建言。袁世凯毕竟是个能臣，对于军事尤其在行，他的有条不紊、思路敏捷以及对中外军事力量的洞察，给慈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世凯的危机初步解除了。1899年朝廷的考核当中，朝廷发出上谕，对于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的三年，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让慈禧觉察到袁世凯有过人能力，是袁世凯处理山东日照的一起排外事件。1899年4月，德国工程师三人在山东日照被当地民众殴伤，德国以此为借口，侵占沂州、日照等地，沿途烧杀抢掠。朝廷命袁世凯率所部，由天津开赴德州一带实行保护。在德州那一段时间，袁世凯接连给朝廷上了好几个奏折，论证了中国的病因以及根治办法，再次引证了甲午中日战争数十万中国军队一溃千里的惨痛教训，提议在东北各省增练五万新军，加上原有北洋武卫军五万人，就可以达到十万人，以这样的军事实力，国家防卫力量会有一个明显的改观。袁世凯还提议，让自己参考模仿各国军事，详拟兵法、操法、军规、器械等方面的章程，请旨颁发各省军营，一体遵照执行。慈禧当然同意了袁世凯的这一请求，对于慈禧来说，她这一辈子的心结，就是练兵了。现在，出现了袁世凯这样的现代军事人才，慈禧当然很高兴。袁世凯很快拟定了有关军事要略，上报朝廷下发；还撰写了《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计十二册，另附阵图等，呈送朝廷。主要内容包括：战法、战规、行军、攻守、驻扎等；步兵、炮兵、骑兵、工程兵的操法、阵法、战法。并插绘了许多简明图解，附录了各种章程、条规、饷章、格式等。后来，朝廷正式出版了这部军事着作，下发全国作为训练新军的军事教科书。
　　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所受到的怀疑和冷落，算是彻底烟消云散了。这个冷静而精明的中原汉子，又一次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冷静涉险过关。在危险和灾难面前的屡屡逃脱，让袁世凯徒增了很多勇气，也平添了更多的信心。
从康有为的文中可以看出，在那天晚上，袁世凯当场回绝了谭嗣同，表态说围攻午门不太现实，只有等光绪去小站阅兵时，才有可能以上命杀荣禄。
　　对于谭嗣同与袁世凯的密谈，梁启超的描述显得现场感更强，也更为生动：
　　初三夕日，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
　　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太后把光绪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
　　袁曰：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救我君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慈禧住处)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所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惟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康、梁的说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袁世凯当时表态得非常果敢，表示坚决站在光绪一边，口口声声“杀荣禄如杀一只狗一样”。不过袁世凯提出杀荣禄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皇上必须到自己的营中来亲自下令。
　　袁世凯又是怎样说及这一段密谈的呢？袁世凯《戊戌纪略》中，是这样写的：
　　(初三日晚)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用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袁世凯随后写道：一段寒暄过后，谭嗣同先说了一通他与康有为曾怎样向皇上力荐袁世凯，但都因荣禄阻碍，使得袁世凯的晋升缓慢。之后，谭嗣同话锋一转，出示了在袁世凯看来非常可疑的光绪手谕：让袁世凯在荣禄前宣读皇上的命令后，诛杀荣禄，然后，“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
　　予(袁自称)闻之魂飞于天外，因诘之：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慈禧)，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也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以袁世凯一向处事的冷静风格，在没有看到上谕之时，肯定是不会动手的。袁世凯当然知道，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束手就擒，全军覆没；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光绪，有可能自己的脑袋也不保。袁世凯自述道：当时他强调了两点：一是杀荣禄容易，但要奉旨行事；二是立即举事不易，因为营中枪弹均为荣禄控制，必须先设法预贮弹药，然后方能依策行事。天津为各国聚集之地，如果忽然杀了总督，会引起###；并且，在自己的新军周围，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城内也有旗兵数万人，自己的军队只有六七千人，怎么能办成此事？对于袁世凯提出的第一条，谭嗣同回答说：20日早晨袁世凯请训时，光绪帝自然会亲自下达命令。而对袁世凯所说的第二条，谭只好表示同意，并且，认为袁世凯是“奇男子”。
　　有关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的表现，焦点就是袁世凯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这一天，到底有没有向慈禧或者荣禄告发，以致直接引发了21日早晨慈禧的重新归政。袁世凯直接告密的可能性，肯定是没有的，即使刚刚擢升为候补侍郎的袁世凯，也没有资格、无可能立即见到慈禧太后，即使袁世凯来京后谒见过的后党权臣刚毅、王文韶等，也不可能“引见”他觐见慈禧太后。唯一能让袁世凯见到慈禧的，只有奕匡。不过当时袁世凯跟奕匡交情并不深，他们的交好，也是后来的事。所以，奕匡当时也不可能带袁世凯去见慈禧。总而言之，对于慈禧和荣禄来说，很可能是通过其他的渠道，对于光绪和维###人“围园杀后”的计划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一定非得通过袁世凯的告密。不过9月19日那一天，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回了天津。从时间上来说，徐世昌倒是有可能向荣禄密报，再通过荣禄电报告知慈禧。当然，这只是推测和臆度。徐世昌的日记中，丝毫也没提见到荣禄的事。假如袁世凯通过徐世昌告密的话，慈禧在收到荣禄的急电后，决不会等到两天后的21日才动手。在此紧急情况下，按照慈禧的风格，应该会当机立断的。
　　9月20日这一天是在一种紧张无比的气氛中度过的：早晨，光绪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后来在《戊戌纪略》中表明，那一次召见，袁世凯并没有得到谭嗣同所称的密谕，光绪帝也绝口不提兵变的事情。这当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光绪对于谭嗣同劝袁世凯勤王一事不知情；二是光绪在权衡了自己的实力后，放弃了反抗。袁世凯利用了这次请训机会，大胆向光绪帝进言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谏。”
　　袁世凯这一番话可以说确切表明了态度。在骨子里，袁世凯是看不上康有为等自命不凡的书生的，也觉察到年轻的光绪皇帝在性格、经验以及能力上的致命弱点，所以力劝光绪稳妥行事。可以判断，袁世凯这一番话的确是肺腑之言，也是真实看法。
　　光绪召见袁世凯的同时，康有为离开了生活数年的南海会馆，悄然“奉旨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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