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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历史

百日维新,袁世凯有没有告密?

繁体中文】  作者:佚名   发布:2016年06月07日   阅读: 次   【以稿换稿

  到了1898年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正式诏告天下,宣布变法。从这一天起,至当年的9月20日(八月五日)止,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史称戊戌变法,因前后只有一百零三天,故又称百日维新。
  诏书发布当天,光绪特意去了一趟颐和园,为的是告诉慈禧。光绪还给慈禧带去了几份关于变法的奏折,其中就有康有为介绍世界强国变法的宏论。光绪皇帝在慈禧的榻前汇报,慈禧斜倚在榻上眯着眼睛听,感叹这些奏折说得很透彻,可以一试。光绪见慈禧高兴,就建言把这几本折子的内容印刷一下,大臣小吏们人手一册。慈禧点点头:就这么办吧。
  光绪皇帝的变革令涉及到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光经济体制变革令就有七十多件,鼓励民间对农工商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变革财政制度等,设立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邮政总局,兴办商会、农会,鼓励私人创办新式工业,奖励发明创造,创办国家银行,编制预算。文教变革令八十多件,明令变革过去按照书本选拔人才的方法,废除八股文,以后的考试要考三场: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同时创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书院为学校,选学西学,派遣留学等。政治变革令最多,达九十多件,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官员,立即撤销通政司、光禄司、太仆寺、大理寺等。在变革令中,还大力倡导鼓励“官民论政”。在军事方面:裁汰绿营,改革武科考试制度,编制陆军,增办兵工厂和武备学堂。
  一直坚持学习英语、坚持自视独立的光绪的此番变法,更像是他跟慈禧在为某一件事赌气。很明显,年轻的光绪皇帝缺乏政治经验,变法内容之多,涉及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这么多新政同时出台,不仅社会始料不及,似乎连他自己,也被如此之多的新政引起的动荡,感到不堪重负。各个环节对于新政的反应很快传到慈禧太后的耳中,慈禧大约突然意识到如此新政过于草率,也过于匆忙了,对于变法表示出极为不放心。就在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之后的第三天,慈禧太后下旨:一是免去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内阁大臣职务,让其“开缺回籍”,翁氏被黜,让光绪失去了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维###人的家长;二是命荣禄代理直隶总督;三是将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回收。
  维新政策推不动,光绪自感压力很大,整日在宫中大发雷霆,手下大臣和太监惶惶不可终日。朝廷老臣们不敢怪罪于光绪皇帝,便迁怒于那些变法的维###人。变法后不久,曾有一个外国人这样描述光绪:“大清国皇帝陛下的容貌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衰老得多。他额部凹陷,脸色发黄。他的嘴角流露出的是悲伤的、疲惫的和带有孩子气的笑容。当他咧开双唇时,嘴里露出的是参差不齐的长长的黄牙齿,两侧脸颊上都出现了深深的凹坑。他的表情并非缺乏同情心,不过更多表现出的是麻木不仁。从他的容貌上看,我们看不到一点生趣。事实上,光绪皇帝给我的印象是:克制、冷漠、无趣、缺乏精力、疲惫不堪,整个人就像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好像生活对他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这样的人必定在走下坡路。”
  接下来的形势很快就验证了袁世凯的担心,由于变法令过于繁杂,难以付诸实施;同时,地方督抚对于政令既缺乏了解,也缺乏支持。所以,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都对变法诏令持观望态度,或者干脆置之不理。诏书下发一个月后,颇有名望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颇能代表地方大员们的心理: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无暇究其所以然……地方大员都对变法困惑,更何况平民百姓了。于是,变法很快就陷入困顿。新政慢慢不了了之,有的甚至还扭曲变形。
  时间到了9月的时候,北京的政局变得更加微妙了。光绪已方寸大乱,他的行为看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从一系列前后矛盾的行为来看,似乎不知道这个年轻的皇帝到底要做些什么--他变得一意孤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经常暴跳如雷,甚至一个人悄悄地哭泣……在变法最至关重要的时期,光绪突然下旨,让康有为离开京城;紧接着,在小站的袁世凯也接到荣禄的通知,说光绪皇帝命他来京,一同接待来京的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听到这个消息,袁世凯费神思考了很久,袁世凯不知道光绪让他一道见伊藤博文的真正意图。外界都在传闻光绪拟聘伊藤博文为清国维新顾问;同时拟邀担任顾问的,还有美国人李提摩太。这样的说法让袁世凯感到震惊,毕竟,伊藤曾是清国的仇人。如果这样安排,不知道慈禧会有什么感受,想必,自尊心极强的老佛爷是不会同意的。
  9月14日,袁世凯与伊藤博文同时抵达北京。9月16日,光绪皇帝于颐和园毓兰堂,召见了袁世凯。光绪先是询问了袁世凯一些军事情况,接着话锋一转,问道:“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袁世凯的答复是肯定的,但心里不由忐忑,毕竟,这样的询问太不正常。当天,上谕下,袁世凯以外官三品臬司,超升京卿二品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样,袁世凯便从一个中级地方官,升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9月17日,光绪皇帝又一次召见袁世凯,光绪帝对袁世凯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个时候,无论是谁都能看出光绪的用意了,他这是在争取力量,拉拢袁世凯,让他直接听命于自己。
  在光绪接见袁世凯的同时,形势突变--这当中极可能是慈禧觉察到什么,毕竟,袁世凯的手中,有一支极有战斗力的新军--9月18日一早,荣禄即下令:一是调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七千人进驻天津陈家沟,切断袁世凯新军入京之路,以防袁世凯有变;二是调集甘督提督董福祥部一万二千人,进驻宛平、长辛店一带,其中一部直入北京,以加强慈禧住地颐和园的拱卫;三是致电总理衙门及袁世凯,谎称军情,说英俄开战,英舰多艘游弋大沽口,要袁世凯立即返回天津听候调遣;四是授意御史杨崇伊等到庆王奕匡府,呈递奏请太后训政折,以便到时给朝臣们一个说法。部署完成之后,不仅北京卫戌军总数超过了四万八千人,而且,从山海关至北京沿途驻军也达到十三万人,总兵力是袁世凯的新军的二十倍。
  与此同时,维###人也清楚感受到危机的来临,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孤注一掷--18日深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拿出光绪皇帝“密谕”的草稿,要求袁世凯举兵,先杀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带兵围攻颐和园,清除后党。显然,维###人已把袁世凯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了。维###人如此冒失行事,也是错认了袁世凯,袁世凯主张变法,但他一直是个缓进的改革派,并不主张激进。谭嗣同以这样的方式来见袁世凯,显然是铤而走险了。这当中的原因极可能是维###人听到慈禧恢复“垂帘听政”的消息后,与光绪之间有过密议并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唯一可以挽救时局、扭转乾坤的办法,就是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这个计划,维###人之一的毕永年后来在《诡谋直纪》中,曾有过涉及。在维###人看来,袁世凯如能效忠皇上,则时局或许能够改变。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维###人决定让谭嗣同去力劝袁世凯。谭嗣同见袁世凯的情景,一直流传着两种版本,一是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追记,另一个,就是袁世凯在被贬的那一年所撰写的《戊戌纪略》。康有为对于这一天的记载,是这样的:
  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筹划求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徐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从康有为的文中可以看出,在那天晚上,袁世凯当场回绝了谭嗣同,表态说围攻午门不太现实,只有等光绪去小站阅兵时,才有可能以上命杀荣禄。
  对于谭嗣同与袁世凯的密谈,梁启超的描述显得现场感更强,也更为生动:
  初三夕日,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
  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太后把光绪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
  袁曰: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救我君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慈禧住处)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所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惟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康、梁的说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袁世凯当时表态得非常果敢,表示坚决站在光绪一边,口口声声“杀荣禄如杀一只狗一样”。不过袁世凯提出杀荣禄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皇上必须到自己的营中来亲自下令。
  袁世凯又是怎样说及这一段密谈的呢?袁世凯《戊戌纪略》中,是这样写的:
  (初三日晚)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用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袁世凯随后写道:一段寒暄过后,谭嗣同先说了一通他与康有为曾怎样向皇上力荐袁世凯,但都因荣禄阻碍,使得袁世凯的晋升缓慢。之后,谭嗣同话锋一转,出示了在袁世凯看来非常可疑的光绪手谕:让袁世凯在荣禄前宣读皇上的命令后,诛杀荣禄,然后,“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
  予(袁自称)闻之魂飞于天外,因诘之: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慈禧),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也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以袁世凯一向处事的冷静风格,在没有看到上谕之时,肯定是不会动手的。袁世凯当然知道,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束手就擒,全军覆没;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光绪,有可能自己的脑袋也不保。袁世凯自述道:当时他强调了两点:一是杀荣禄容易,但要奉旨行事;二是立即举事不易,因为营中枪弹均为荣禄控制,必须先设法预贮弹药,然后方能依策行事。天津为各国聚集之地,如果忽然杀了总督,会引起###;并且,在自己的新军周围,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城内也有旗兵数万人,自己的军队只有六七千人,怎么能办成此事?对于袁世凯提出的第一条,谭嗣同回答说:20日早晨袁世凯请训时,光绪帝自然会亲自下达命令。而对袁世凯所说的第二条,谭只好表示同意,并且,认为袁世凯是“奇男子”。
  有关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的表现,焦点就是袁世凯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这一天,到底有没有向慈禧或者荣禄告发,以致直接引发了21日早晨慈禧的重新归政。袁世凯直接告密的可能性,肯定是没有的,即使刚刚擢升为候补侍郎的袁世凯,也没有资格、无可能立即见到慈禧太后,即使袁世凯来京后谒见过的后党权臣刚毅、王文韶等,也不可能“引见”他觐见慈禧太后。唯一能让袁世凯见到慈禧的,只有奕匡。不过当时袁世凯跟奕匡交情并不深,他们的交好,也是后来的事。所以,奕匡当时也不可能带袁世凯去见慈禧。总而言之,对于慈禧和荣禄来说,很可能是通过其他的渠道,对于光绪和维###人“围园杀后”的计划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一定非得通过袁世凯的告密。不过9月19日那一天,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回了天津。从时间上来说,徐世昌倒是有可能向荣禄密报,再通过荣禄电报告知慈禧。当然,这只是推测和臆度。徐世昌的日记中,丝毫也没提见到荣禄的事。假如袁世凯通过徐世昌告密的话,慈禧在收到荣禄的急电后,决不会等到两天后的21日才动手。在此紧急情况下,按照慈禧的风格,应该会当机立断的。
  9月20日这一天是在一种紧张无比的气氛中度过的:早晨,光绪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后来在《戊戌纪略》中表明,那一次召见,袁世凯并没有得到谭嗣同所称的密谕,光绪帝也绝口不提兵变的事情。这当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光绪对于谭嗣同劝袁世凯勤王一事不知情;二是光绪在权衡了自己的实力后,放弃了反抗。袁世凯利用了这次请训机会,大胆向光绪帝进言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谏。”
  袁世凯这一番话可以说确切表明了态度。在骨子里,袁世凯是看不上康有为等自命不凡的书生的,也觉察到年轻的光绪皇帝在性格、经验以及能力上的致命弱点,所以力劝光绪稳妥行事。可以判断,袁世凯这一番话的确是肺腑之言,也是真实看法。
  光绪召见袁世凯的同时,康有为离开了生活数年的南海会馆,悄然“奉旨出京”。中
午,袁世凯登上去天津的火车。下午3点左右,袁世凯到达天津。当时报载,袁世凯回津后的欢迎场面十分热闹,很多文武官员都去车站迎接。这个热闹非凡的场面并不能说明什么,当时官员出行都有类似的迎来送往。到达天津之后,荣禄以让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为名,不让他回小站,这样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袁世凯的怀疑,也可以看作是对他的保护。下午5点左右,荣禄带着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的关防大印,乘专车启程入京。同一天下午,光绪接见了伊藤博文,在会客厅屏风的那边,慈禧细细地聆听双方的谈话。当天晚上,慈禧召集荣禄等紧急开会,一直开到夜半时分。
  21日一早,慈禧宣布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24日,朝廷宣布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治罪。26日,上谕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此案。谭嗣同本可以逃走,但是他觉得自己是新政先锋,新政失败,自己有殉难的义务。至于另一个维新派杨深秀,在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的缘故,抗疏慈禧归政。28日,军机大臣传谕刑部,将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六人一起绑赴菜市口正法。被杀的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朝廷对于袁世凯的处理,可谓是颇费一番功夫--1898年9月25日,也就是荣禄赴京的第五天,上谕公布,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荣禄还让天津知府李荫梧等人送来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关防大印。此时,光绪皇帝已被囚于瀛台,维###大多被捕入狱,北京的政局已为保守派控制。三天后,也就是“戊戌六君子”被杀的那一天,慈禧太后任命荣禄为军机大臣,仍节制北洋各军;任命裕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朝廷的这一举动显然是针对袁世凯来的,表明还是信不过袁世凯,当初让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只不过是为了安抚袁世凯,让他服下一粒“定心丸”。
  很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来天津上任。袁世凯交出关防大印,重新回到小站。小站的周围,也就是天津芦台一带,布满了新调来的董福祥的甘军和宋庆的毅军。派军牵制袁世凯的同时,慈禧又以取消原定天津阅兵的理由,给袁世凯部送来了奖赏新建陆军的白银四千两,以示体恤。袁世凯不失时机递交一个奏折,表明了自己的效忠。紧接着,袁世凯又向慈禧上了另一道奏折,对洋人[秘书工作:msgz.org]随意进京一事,作了提醒,并提出应对的办法。不久,慈禧连续几次召见了袁世凯,袁世凯也向慈禧作了军事上的建言。袁世凯毕竟是个能臣,对于军事尤其在行,他的有条不紊、思路敏捷以及对中外军事力量的洞察,给慈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世凯的危机初步解除了。1899年朝廷的考核当中,朝廷发出上谕,对于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的三年,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让慈禧觉察到袁世凯有过人能力,是袁世凯处理山东日照的一起排外事件。1899年4月,德国工程师三人在山东日照被当地民众殴伤,德国以此为借口,侵占沂州、日照等地,沿途烧杀抢掠。朝廷命袁世凯率所部,由天津开赴德州一带实行保护。在德州那一段时间,袁世凯接连给朝廷上了好几个奏折,论证了中国的病因以及根治办法,再次引证了甲午中日战争数十万中国军队一溃千里的惨痛教训,提议在东北各省增练五万新军,加上原有北洋武卫军五万人,就可以达到十万人,以这样的军事实力,国家防卫力量会有一个明显的改观。袁世凯还提议,让自己参考模仿各国军事,详拟兵法、操法、军规、器械等方面的章程,请旨颁发各省军营,一体遵照执行。慈禧当然同意了袁世凯的这一请求,对于慈禧来说,她这一辈子的心结,就是练兵了。现在,出现了袁世凯这样的现代军事人才,慈禧当然很高兴。袁世凯很快拟定了有关军事要略,上报朝廷下发;还撰写了《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计十二册,另附阵图等,呈送朝廷。主要内容包括:战法、战规、行军、攻守、驻扎等;步兵、炮兵、骑兵、工程兵的操法、阵法、战法。并插绘了许多简明图解,附录了各种章程、条规、饷章、格式等。后来,朝廷正式出版了这部军事着作,下发全国作为训练新军的军事教科书。
  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所受到的怀疑和冷落,算是彻底烟消云散了。这个冷静而精明的中原汉子,又一次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冷静涉险过关。在危险和灾难面前的屡屡逃脱,让袁世凯徒增了很多勇气,也平添了更多的信心。
从康有为的文中可以看出,在那天晚上,袁世凯当场回绝了谭嗣同,表态说围攻午门不太现实,只有等光绪去小站阅兵时,才有可能以上命杀荣禄。
  对于谭嗣同与袁世凯的密谈,梁启超的描述显得现场感更强,也更为生动:
  初三夕日,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
  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太后把光绪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
  袁曰: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救我君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慈禧住处)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所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惟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康、梁的说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袁世凯当时表态得非常果敢,表示坚决站在光绪一边,口口声声“杀荣禄如杀一只狗一样”。不过袁世凯提出杀荣禄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皇上必须到自己的营中来亲自下令。
  袁世凯又是怎样说及这一段密谈的呢?袁世凯《戊戌纪略》中,是这样写的:
  (初三日晚)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用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袁世凯随后写道:一段寒暄过后,谭嗣同先说了一通他与康有为曾怎样向皇上力荐袁世凯,但都因荣禄阻碍,使得袁世凯的晋升缓慢。之后,谭嗣同话锋一转,出示了在袁世凯看来非常可疑的光绪手谕:让袁世凯在荣禄前宣读皇上的命令后,诛杀荣禄,然后,“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
  予(袁自称)闻之魂飞于天外,因诘之: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慈禧),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也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以袁世凯一向处事的冷静风格,在没有看到上谕之时,肯定是不会动手的。袁世凯当然知道,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束手就擒,全军覆没;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光绪,有可能自己的脑袋也不保。袁世凯自述道:当时他强调了两点:一是杀荣禄容易,但要奉旨行事;二是立即举事不易,因为营中枪弹均为荣禄控制,必须先设法预贮弹药,然后方能依策行事。天津为各国聚集之地,如果忽然杀了总督,会引起###;并且,在自己的新军周围,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城内也有旗兵数万人,自己的军队只有六七千人,怎么能办成此事?对于袁世凯提出的第一条,谭嗣同回答说:20日早晨袁世凯请训时,光绪帝自然会亲自下达命令。而对袁世凯所说的第二条,谭只好表示同意,并且,认为袁世凯是“奇男子”。
  有关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的表现,焦点就是袁世凯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这一天,到底有没有向慈禧或者荣禄告发,以致直接引发了21日早晨慈禧的重新归政。袁世凯直接告密的可能性,肯定是没有的,即使刚刚擢升为候补侍郎的袁世凯,也没有资格、无可能立即见到慈禧太后,即使袁世凯来京后谒见过的后党权臣刚毅、王文韶等,也不可能“引见”他觐见慈禧太后。唯一能让袁世凯见到慈禧的,只有奕匡。不过当时袁世凯跟奕匡交情并不深,他们的交好,也是后来的事。所以,奕匡当时也不可能带袁世凯去见慈禧。总而言之,对于慈禧和荣禄来说,很可能是通过其他的渠道,对于光绪和维###人“围园杀后”的计划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一定非得通过袁世凯的告密。不过9月19日那一天,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回了天津。从时间上来说,徐世昌倒是有可能向荣禄密报,再通过荣禄电报告知慈禧。当然,这只是推测和臆度。徐世昌的日记中,丝毫也没提见到荣禄的事。假如袁世凯通过徐世昌告密的话,慈禧在收到荣禄的急电后,决不会等到两天后的21日才动手。在此紧急情况下,按照慈禧的风格,应该会当机立断的。
  9月20日这一天是在一种紧张无比的气氛中度过的:早晨,光绪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后来在《戊戌纪略》中表明,那一次召见,袁世凯并没有得到谭嗣同所称的密谕,光绪帝也绝口不提兵变的事情。这当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光绪对于谭嗣同劝袁世凯勤王一事不知情;二是光绪在权衡了自己的实力后,放弃了反抗。袁世凯利用了这次请训机会,大胆向光绪帝进言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谏。”
  袁世凯这一番话可以说确切表明了态度。在骨子里,袁世凯是看不上康有为等自命不凡的书生的,也觉察到年轻的光绪皇帝在性格、经验以及能力上的致命弱点,所以力劝光绪稳妥行事。可以判断,袁世凯这一番话的确是肺腑之言,也是真实看法。
  光绪召见袁世凯的同时,康有为离开了生活数年的南海会馆,悄然“奉旨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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