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过“大明”的“大清”国号

清朝皇帝午门大阅

　　皇太极的“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崇德”年号，意思明显，不烦解说；晚出的大清第一个年号“崇德”，取义既类似而又高于当时大明先定
　　的年号“崇祯”（1628年始），也无需细析。那么，皇太极的国号“大清”，是否也是和行用已近270年的朱由检的“大明”国号相对比而制定的呢？并且其取义也胜出“大明”？
　　大清国号的取义，《满文老档》、《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以及当时及稍后的明、清文献，都没有任何说明。不过，联系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形势，考虑到皇太极建大清为国号的同时，复受汉式尊号、用汉式年号、上汉式谥号，以及制定汉式皇帝仪仗、冠服，甚至祭祀孔庙等等的情况，则汉式国号“大清”，取义本乎汉族经典，合乎汉族传统文化，顺乎汉人一般的思想观念，当是肯定无疑的。而由这一思路出发，“大清”在气势、含义等方面，的确压住了“大明”！
　　其一，也是最容易见出的，“明”属火，明国姓“朱”色赤，赤为火色；而“清”、“满洲”（新定族名）三字都带水。这符合五行相克说的水克火，寓清灭明的吉祥之兆。又原国号“金”，以五行论，犯火克金的忌讳，皇太极之废“金”，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
　　其二，后来的大清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帝）在《钦定满洲源流考》中的御制韵诗里，有“天造皇清，发祥大东”之句。按《说文解字》：“皇，大也。”又《释名·释言语》：“清，青也。去浊远秽，色如青也。”清叶德炯注：“青、清古通。”是“皇清”即“大青”。青为五色之一，五色配五方，东方色青；又“东”为四方之首。如此，天造东方的大清，是可以“去浊远秽”、扫除廓清南方的大明的。
　　其三，由“天造皇清”一句引申，“天”与“清”之间也有着关联。汉语常见词有青天（天色青）、清妙（天体）、清汉（天河）、清浮（天空）、清穹（天）、清都（天帝所居的宫阙）等等；满洲人又视“天”为至高的存在，宗教上既显示出绝对的尊崇与敬畏，政治上也重天命以护佑国家，如努尔哈赤汗印有“天命”之文，汗号有“天授”之文，皇太极汗号“天聪”，其意义，类似汉族所谓“受命于天”。而“明”字分开为日、月。日、月在天，天包容日、月，这样，“大清”气势复在“大明”之上。
　　其四，就为政而言，“清”可以表示王者的风范，王政的理想。“清平”即太平，“清时”即太平盛世，“清晏”即清静安宁，“永清四海”即天下永远安宁。又有“清明”一词，尤其值得注意。《诗·大雅·大明》：“肆伐大商，会朝清明。”《礼记·孔子闲居》：“清明在躬，气志如神。”《礼记·玉藻》：“色容厉肃，视容清明。”《礼记·乐记》：“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清明”，也是“清”在“明”前，“清”居“明”上。再有“大清”在“大明”之前之上者，如明末颇为流行、万历至崇祯年间即有不下十几种刊本的《管子》，其《内业》云：“鉴于大清，视于大明”。又《心术》：“镜大清者，视乎大明。”反之，“明”在“清”前、“明”居“清”上的“明清”一词，皇太极建“大清”（或简称为“清”）之前，不见于文献。
　　然则综上所作间接的推测，应该可以断言：就汉文化系统来说，皇太极所以定国号为“大清”，在于“大清”的气势、含义压住了“大明”。进之，在女真或满洲方面，“大清”是否也有讲究呢？依据众多学者的研究，答案是肯定的。兹列述相关见解如下。
　　日本学者市村次郎《清朝国号考》指出：“金与清在北京音稍有相近，金为Chin之上平，清为Ching之去声。北京人可明确区别开，然外国人则颇易混同。女真民族当时不可能正确区别汉字之发音，因而改金之国号为清，乃取音声之近似耶？”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说：“清即金之谐音，盖女真语未变，特改书音近之汉字耳……满人金息侯梁，撰有《光宣小纪》，亦称清即金之谐音，并举沈阳抚近门额，汉文称大金天聪年，其满文即终清世之大清字样。是可知金之为清，改汉不改满。有确证矣。”又李洵、薛虹主编的《清代全史》祖述此说并论其意义道：“‘金’的音近汉字中，只有‘清’字的字义，作为国号比较适宜，而且这个‘清’字，中国历史的朝代中还没有人用过，不论用五行相克学说，还是其它解释，也都能找出根据……清国比金国的民族意义少得多，它的包容量却大得多。清国和中国历史上的汉、唐、宋、元、明的大朝代，在汉族文化系统中，并无二致，说明努尔哈赤、皇太极开创的事业，此时开始已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轨道。”
　　按以上清史研究大家的论断，各有其理，又互为补充；皇太极之易“金”为“大清”，能为本民族上下人等所认同，便也在情理之中了。还有可以指出的是，归服皇太极的蒙古各部，也必赞成皇太极易“金”为“大清”。
　　首先，女真、蒙古本来族类相近，久通婚姻。如努尔哈赤时，纳蒙古科尔沁部女为妃；其子代善、莽古尔泰、德格类等也都娶蒙古札鲁特部女。皇太极亦曾娶蒙古后妃数人。明正统年间，女真诸部又曾在蒙古统治之下。其后，喇嘛教（藏传佛教）还成为蒙古、女真共同的宗教信仰。然而溯而上之，女真完颜金国灭于蒙古与宋之联军。这样的历史因缘，既使得女真即满洲雄主皇太极不愿再用“金”国号以取辱于蒙古，又使得已归服金国汗皇太极的蒙古王公自然地感到尴尬。在满蒙关系中，“金”由此成为一个不适宜的国号，“大清”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其次，蒙古民族最壮丽辉煌的功业，是成吉思汗大蒙古国的创立；在中土，则为继承蒙古大汗之位的大元。1634年十二月，蒙古墨尔根喇嘛带着嘛哈噶喇投靠皇太极；又1635年六月，皇太极得历代传国玉玺于蒙古察哈尔部。按嘛哈噶喇是大元帝师八思巴为元世祖忽必烈铸造的金佛像，也是大元皇帝和蒙古大汗的象征；传国玉玺则是全中国正统皇帝的象征，《旧满洲档·天聪九年档》即云：“此玺相传为历代传国之宝，后为蒙古大元国所获。”又大明降将孔有德奏曰：“此宝非比寻常，乃汉时所传，至今已有二千余年矣！他人未得而独为汗所获者，盖汗爱民如子，顺时应天，故上天置千里之遥于不顾，赐汗九重至尊，造福于天下无疑矣！……尧舜之一统天下，今日再现矣！”大明降将耿仲明也奏道：“夫印者乃天子所掌国家之至宝也。既主天下，必当用之……汗当速成大业以副臣民之所望。”换言之，嘛哈噶喇、传国玉玺这两件宝物之归皇太极，可能会被蒙古王公认作皇太极足以继承大元皇帝兼蒙古大汗之位的有力凭证。皇太极得玉玺的当年十月，即定族名满洲；次年四月，乃建国号大清。而大清既建，蒙古各部除承认清帝为中国皇帝以外，更承认皇太极继承了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汗统。
　　要之，1636年皇太极易“金”为“大清”，可谓各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主要的内部因素言，“金”国号已不足以范围其未来的发展，更不利于安抚其已统辖的汉、蒙民族；以关键的外部因素论，“大清”国号合乎“大元”、“大明”取号的传统，气势、取义更胜过“大明”。然则金国天聪汗皇太极之成为大清宽温仁圣皇帝，绝非简单的名号改易，其借鉴于历史，取典于文化，服务于现实，作用于未来，并且兼顾了本民族的传统与利益，在在都显示出皇太极及其身边的满、汉、蒙大臣心思之细密，考虑之周到，以及雄图之远大。
　　（摘自《中国国号的故事》，胡阿祥、宋艳梅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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