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政治文明杂谈

　　徐栋所辑的《牧令书》中说：“官场陋习，乐于见长，不乐于见短，喜顺恶逆。”（卷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都乐于报喜不报忧，喜欢听赞扬顺从的话，厌恶听逆耳之言，这已成为官场的一种陋习。
　　这种现象也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一个上谕这样说：“至于一切颂扬之文，俱属无益。朕见近来颂圣之语殊多，悉应停止。凡事皆宜务实，何必崇尚虚文？即如尔等师生之间，一发议论，即互相推赞。书札往来，亦大都奖誉过情，此甚无谓也。”（《康熙政要》，卷八）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一直提倡“凡事但求实际，不务虚名。”身处“乾纲独断”的“万乘之尊”，能够反对“颂圣”，把对他的肉麻颂扬看作是“俱属无益”的“虚文”，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官场中，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对上司的阿谀逢迎，师生、同僚之间的相互吹捧，已经习以为常，无处不在了。谄媚之风的盛行，谀颂之词的泛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厌恶，纷纷揭露“悦谀成风”已成为政风败坏的一个突出问题。
　　好谀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喜欢听别人对自己的阿谀奉承，在别人的吹捧面前自我陶醉，忘乎所以；另一种是对上司望风希旨，投其所好，奴颜婢膝，迎合趋承。这两种情况，都会对执法理政产生很坏的影响。
　　在封建时代，一旦跨入仕途，立即高踞人上，成为站在老百姓头上的老爷，权势显赫，威风八面。所以，“居官时不患无谀词，而患无规语。民即怨诅，不遽入耳。”（汪祖辉：《学治臆说》）官员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很容易听到谀谄之词，却很难听到规劝和批评的话，老百姓即使有对你抱怨甚至诅咒的语言，也不会一下子传进你的耳朵里。当你被种种谀词所包围，并且沾沾自喜而得意忘形时，就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有的书作了这样的分析：“居官之人，身处民上，一令百从，谀言日至。自视地位高于人，才识无不高于人，自是之见渐习渐惯，其尚能低首下心勤学好问也哉！趾高气扬，非独办事乖错，必贻民物之忧，即终身才识，亦以一得自阻矣。吁，可畏哉！”（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卷六）这段话对好谀之害，揭露得入木三分，可谓鞭辟入里。一个缺乏自觉的人，在谀言的浸淫下，就会自我膨胀，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官位高了，学问才识也会水涨船高，无不高人一等，于是自以为是，趾高气扬，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这样，不但办事常常出错，个人也必然固步自封，闭塞了增长才智的通道。
　　问题远不止于此。好谀之人，往往会失去对人对事的是非好恶的准确判断力。对那些巧言令色、希恩固宠之流，视之为心腹，倚之为亲信，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而对那些敢于犯颜直言，讲一点真话甚至逆耳之言的人，则不惬于心，怒形于色，甚至深恶痛绝。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谄媚之徒飞扬跋扈，正直之士缄口不语。黑白混淆，是非颠倒，歪风盛行，正气不申。这样的政治环境，必然使谗言佞语乘虚而入，招摇过市。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闻谤而怒者，谗之囮也；见谀而喜者，佞之媒也。谗言之入，起于好谀。”（《居官警语》，第56页）
　　喜欢下属吹捧的人，面对上司，也必定是“趋跄跪拜，迎合谄媚”、“诳语支吾”，“唯诺随人”。他们的处事原则是“善事上官，不恤民瘼”（《居官警语》，第127页）。只要把上司伺候好了，老百姓的疾苦是不必放在心上的。这样的人最善于揣摩。“仕途恶习，不讲实在是非，惟以私心摹拟。”“全以私心揣测上司，一倡百和，而激扬之公泯，劝戒之意不昭矣。”“况有揣摩之心，便工迎合之计。奔竞钻营，无所不至，其有关吏治风俗，人品心术，殊非浅鲜。”（徐栋：《牧令书》，卷一）陈弘谋《学仕遗规补编》对这种人有这样的描写：“萎靡不振，悦谀成风。上官曰是，彼亦曰是；上官曰非，彼亦曰非。迨其后事势乖违，民怨沸腾，彼则曰此上官之意，非距心所得为也。其居心之险，大非事上之敬。”（卷三）对这样的人来说，个人私利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准绳，阿谀上司，是为了能取悦于人，以便仕途腾达；一旦事情搞砸了，“事势乖违，民怨沸腾”，就立即表示这都是“上官之意”，把所有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喜欢阿谀逢迎的人，不但在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会迅速变脸，就是在平时，也常常是两副嘴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媚上者必欺下。”对上是一副面孔，对下则又是另一副面孔。“事上则俯首鞠躬，临民则逞志作威。”（《学仕遗规补编》，卷三）“小人之事上也，必谄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陈弘谋：《从政遗规》，卷上）人们不必惊诧于他们面目变化之神速，因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官与民、上司与下属之间，前者对后者的颐指气使、呼幺喝六，同后者对前者的低眉顺眼、胁肩谄笑，都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看似冰火不容的两种面目就合乎逻辑地统一在这种卑劣陈腐的意念之中。
　　大凡好谀之人，总是特别热衷于沽名钓誉。做表面文章，图热闹好看，真正关乎老百姓痛痒和民生疾苦的事，却漠然置之。有时甚至会打着“便民”的旗号干“病民”的勾当。汪辉祖《学治臆说》就讲了这个道理：“一有沽名邀誉之私，其奉我以虚名虚誉者，即导我以偏好偏恶，而便民之事，亦且病民。”（卷下）方大湜《平平言》也说：“官不可好名。实者，名之形；名者，实之影。一味好名，则纯盗虚声，毫无实际，必至名裂而后已。”很明显，这里所讲的“官不可好名”，决不是说当官的不必看重和珍惜自己的名声，而是说不要一门心思地去沽名钓誉，欺世盗名，最后落得个图虚名而得实祸。所以，为政“宜崇实效不宜务虚名”，实在是一条至理名言。
　　说到底，能不能杜绝好谀之风，关键在于官员们是不是能够真正实心任事，办事的出发点究竟是“为民”还是“为名”？对于这一点，老百姓心里其实是一清二楚的。高廷瑶《宦游纪略》中有一段话，讲得极为精彩：“不可沽名邀誉。到任时做一二事以市名，后将不继，前此皆假矣。进锐退速，名岂能久？惟地方一切利弊，或因或革，实心实力办去，实至而名自彰。百姓愚而最神，所为为名也者，百姓知之；所为为民也者，百姓无不知之。”（卷下）一个封建士人，竟能以如此明白的语言，宣称素被视作“愚民”的老百姓，其实是“愚而最神”，他们对官员们的所作所为，“为名”抑或“为民”，统统都心知肚明，这样的识见在当时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但这却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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