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调停”中日战争

　　担心日本独吞远东貌似公道实则为己
　　德国出面主持“公道”
　　1937年7月7日，中国北平（现北京）卢沟桥畔的枪声，不但惊醒了抗日的中国民众，也惊呆了远在欧洲的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对于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国，德国也不想轻易放弃。原因是，由于蒋介石政府奉行亲德政策，使德国在中国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另外，希特勒也不想让日本趁火打劫，独吞远东。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希特勒迅速召开紧急高层会议商讨对策。在听取一些高官们的建议后，希特勒决定采取所谓的“中立”政策，静观事态发展。
　　德国政府出于维护其法西斯同盟的目的，没有在公开场合大肆批评日军的行动，尽量避免对中日冲突作正面评论。当然，德国政府也绝对不可能站在中国一边，尽管蒋介石绞尽脑汁，先后派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曾留学德国的军事家蒋百里访问德国，但始终没有得到希特勒的明确支持。
　　出乎日本人预料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下，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日军遭受沉重打击，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对抗日决心摇摆不定的蒋介石实行诱降，企图通过谈判来巩固侵华战果。看到日本人抛来的橄榄枝，蒋介石欣喜万分。不过，他希望能让英美等国出面调停，但日本坚决不同意，只同意让德国充当中介人。此时的蒋介石政府，根本没有胆量同日本人争执，只好同意了日本的要求。于是，德日经过一番密谋后，希特勒答应出面主持“公道”。
　　初次“调停”失败
　　1937年10月22日，德国驻日武官奥特从日本秘密来到上海。在上海，他转交给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一份日本参谋本部提出的停战条件备忘录。10月底，根据德国外交部的指示，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陈介，表示德国政府反对南京当局对苏联实行的友好政策，希望中方同日本进行直接谈判。11月3日，德国驻日大使向德国政府报告了日本政府提出的议和条件，并建议德国政府“对南京施加压力，使它接受这些条件”。同日，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电令陶德曼将日本的条件通知蒋介石，并故意说，“我们觉得那些条件可接受，并可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向蒋介石通知了日本的七项“议和”条件：第一，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第二，华北非WZ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华北行政权仍属中国中央政府，但须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第三，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第四，停止反日；第五，共同防共；第六，降低日本货物的进口关税；第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如果蒋介石答应这些条件，日本不仅能够真正巩固已经取得的在华利益，而且会为下一步的侵略创造条件。对此，蒋介石心知肚明。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再表示万分感谢德国政府“所作的努力”。不过，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众的强大压力，为了自己的“宝座”，蒋介石也不敢轻易答应日本人的要求。他表示，日本提出的这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且觅取友好的谅解”，但必须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状态。蒋介石还向陶德曼表示，假如“同意日本的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中国政府垮台，那么惟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在谈话快要结束时，蒋介石故意告诉陶德曼，“由于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中国是它们“关切的对象”，因此中国目前不能答应日本的要求。陶德曼明白蒋介石还在指望英美等国为他撑腰，不会立刻投降。这样，德国政府的初次“调停”失败。
　　日本层层加码
　　1937年11月下旬，英美等国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结束时，并没有采取实际措施，制止日本侵华。这让蒋介石大失所望，感觉被出卖。
　　这时，日本政府再次请德国出面斡旋，并表示和谈条件不变。
　　11月26日，陶德曼主动向孔祥熙表示，德国愿意继续负责调停中日冲突。此后，他又接连拜访了孔祥熙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大肆游说中国官员。陶德曼一再声称：“日本人的条件并不苛刻，伟大元首希特勒也希望中国考虑同日本议和。”11月29日，蒋介石雇用的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利用其特殊身份，对孔祥熙说：“从军事角度看，妥协总比无限制地拖延战争好。”
　　此时的蒋介石正陷入手足无措的窘境。由于奉行片面的抗日政策，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抵抗节节败退。对德国的“调停”，蒋介石求之不得。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军事将领会议，确定同意德国继续调停。会后，蒋介石再次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闻听此讯，陶德曼异常兴奋，甚至急不可耐地提出了双方停战的具体步骤。
　　对于这个出卖国家利益的谈判行动，蒋介石做贼心虚，他专门要求日本政府对初步谈判，特别是条件，要保密。陶德曼心领神会，向德国政府建议说：“应支持蒋的要求，否则蒋的地位将大大动摇以致下台，而使亲苏的人掌握政府。”
　　当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兴冲冲地把陶德曼调停的备忘录交给日方时，日本人却迎面泼来一盆冷水。12月14日，即日军占领南京之后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就发表声明，称“国民政府毫无反省之意，日本决心提携亲日政权，彻底惩罚抗日政权”。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为日华和平谈判事项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变本加厉地狂妄提出：如果中国政府承认日本提出的下列条件，向日本政府“表示乞和态度，则帝国准备答应开始进行日华直接谈判”。在复文中，日本又提出了四项新的更为苛刻的条件：第一，中国放弃容共和抗击日“满”政策，与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协作；第二，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器地带，并在该地区内的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第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第四，中国应对日本赔款。对于日本的无耻行径，就连狄克逊都感到十分“惊讶和气愤”，他觉得“要中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是极端不可能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则蛮横地说：“鉴于当前时局的改变，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我们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案。”
　　12月26日，陶德曼在汉口向孔祥熙和宋美龄转达了日本提出的新条件。当时，国内舆论已经注意到“中日秘密媾和”的动向，这使一直寻求对日妥协的蒋介石感到了一种“痛苦的压力”。他深知，“和议成后，政府内受国人之攻击，外受日方之继续压迫，不出一二月，政府必不能维持。”为此，蒋介石决定采取“鸵鸟政策”。12月31日，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对日方的要求暂不给予正式答复。
　　“调停”以闹剧收场
　　德国不希望调停半途而废，与日本展开了一些私下的磋商。1938年1月1日，陶德曼向中方表示，“对日本提出的条件的解释，仍有松动之处”。1月10日，陶德曼询问行政院副院长张群，有无对日方的正式答复。张群答称：“目前对日本的要求还正在研究之中。”1月13日，陶德曼向中方转达了日方的要求，限在1月15日前答复，否则，日本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利。1月15日，自觉得罪不起日本人的蒋介石让孔祥熙会晤陶德曼，表示“中国诚恳地希望寻觅每一条可能的和平途径”。迫于国内和平力量和正义之士的压力，蒋介石没敢全盘接受日方的迫降条件。
　　但是，已被战火熏昏头脑的日本人再也等不及了，他们要立即看到中国政府俯首帖耳地投降。眼看诱降企图难以实现，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1月18日，日本召回驻华大使川越茂，国民政府也召回了驻日大使许世荣。和谈大门就此关闭。之后，日本全力支持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势力，使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受到极大冲击，这在客观上促使蒋进一步走上抗日道路。1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能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伴随声明的发表，德国的“调停”活动宣告结束。
　　德国的“调停”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勾心斗角的表现。日本人池田诚在《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中指出：“德国考虑到，日本的行动会促使中国共产主义化，把中国赶到苏联一边，便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工作。然而，日本方面的条件是，全面压迫中国让步，使和谈根本没有调停的余地。”失望至极的德国法西斯政府在“调停”失败后也很快撕下了伪善的面纱，被迫答应日本的要求承认了伪“满洲国”，彻底走上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道路。图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揭开序幕。这是第二十九军战士守卫在卢沟桥上。
　　这时，日本政府再次请德国出面斡旋，并表示和谈条件不变。
　　11月26日，陶德曼主动向孔祥熙表示，德国愿意继续负责调停中日冲突。此后，他又接连拜访了孔祥熙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大肆游说中国官员。陶德曼一再声称：“日本人的条件并不苛刻，伟大元首希特勒也希望中国考虑同日本议和。”11月29日，蒋介石雇用的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利用其特殊身份，对孔祥熙说：“从军事角度看，妥协总比无限制地拖延战争好。”
　　此时的蒋介石正陷入手足无措的窘境。由于奉行片面的抗日政策，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抵抗节节败退。对德国的“调停”，蒋介石求之不得。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军事将领会议，确定同意德国继续调停。会后，蒋介石再次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闻听此讯，陶德曼异常兴奋，甚至急不可耐地提出了双方停战的具体步骤。
　　对于这个出卖国家利益的谈判行动，蒋介石做贼心虚，他专门要求日本政府对初步谈判，特别是条件，要保密。陶德曼心领神会，向德国政府建议说：“应支持蒋的要求，否则蒋的地位将大大动摇以致下台，而使亲苏的人掌握政府。”
　　当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兴冲冲地把陶德曼调停的备忘录交给日方时，日本人却迎面泼来一盆冷水。12月14日，即日军占领南京之后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就发表声明，称“国民政府毫无反省之意，日本决心提携亲日政权，彻底惩罚抗日政权”。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为日华和平谈判事项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变本加厉地狂妄提出：如果中国政府承认日本提出的下列条件，向日本政府“表示乞和态度，则帝国准备答应开始进行日华直接谈判”。在复文中，日本又提出了四项新的更为苛刻的条件：第一，中国放弃容共和抗击日“满”政策，与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协作；第二，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器地带，并在该地区内的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第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第四，中国应对日本赔款。对于日本的无耻行径，就连狄克逊都感到十分“惊讶和气愤”，他觉得“要中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是极端不可能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则蛮横地说：“鉴于当前时局的改变，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我们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案。”
　　12月26日，陶德曼在汉口向孔祥熙和宋美龄转达了日本提出的新条件。当时，国内舆论已经注意到“中日秘密媾和”的动向，这使一直寻求对日妥协的蒋介石感到了一种“痛苦的压力”。他深知，“和议成后，政府内受国人之攻击，外受日方之继续压迫，不出一二月，政府必不能维持。”为此，蒋介石决定采取“鸵鸟政策”。12月31日，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对日方的要求暂不给予正式答复。
　　“调停”以闹剧收场
　　德国不希望调停半途而废，与日本展开了一些私下的磋商。1938年1月1日，陶德曼向中方表示，“对日本提出的条件的解释，仍有松动之处”。1月10日，陶德曼询问行政院副院长张群，有无对日方的正式答复。张群答称：“目前对日本的要求还正在研究之中。”1月13日，陶德曼向中方转达了日方的要求，限在1月15日前答复，否则，日本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利。1月15日，自觉得罪不起日本人的蒋介石让孔祥熙会晤陶德曼，表示“中国诚恳地希望寻觅每一条可能的和平途径”。迫于国内和平力量和正义之士的压力，蒋介石没敢全盘接受日方的迫降条件。
　　但是，已被战火熏昏头脑的日本人再也等不及了，他们要立即看到中国政府俯首帖耳地投降。眼看诱降企图难以实现，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1月18日，日本召回驻华大使川越茂，国民政府也召回了驻日大使许世荣。和谈大门就此关闭。之后，日本全力支持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势力，使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受到极大冲击，这在客观上促使蒋进一步走上抗日道路。1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能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伴随声明的发表，德国的“调停”活动宣告结束。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