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教士南怀仁看所谓的“康熙崇尚科学”

　　从传教士南怀仁看所谓的“康熙崇尚科学”
　　我们不妨先来说说某些人疯狂歌颂赞美的满清主子康熙的一件逸事。看看某些人吹嘘的康熙，究竟是怎么开明睿智，聪慧无比，看看这个做了几道平面几何题目就洋洋自得，就害的大小奴才们激动的浑身觳觫战栗，屁滚尿流，颂圣的肉麻词汇，源源不绝，喷滚而出的康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看见满清统治下，科学技术在中国残败没落，甚至过去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实在看不下眼去，于是他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说起南怀仁，确实是传教士当中的异类，和其他传教士不一样，他并非把科学仅仅当成传教的手段，他本人就对科学技术有非常浓厚的热情兴趣，而且有相当的才能。关于他的贡献作为，在下面还会介绍。现在单说他的这部丛书，这部书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还是明朝翻译出版的书籍的汇集综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祯皇帝能热心鼓励赞助的书籍，他现在又加以整理汇总，让康熙过目一下，然后“镂板施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明朝的崇祯组织人力对西方科技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大规模翻译研究，现在不必要求你满清再去这么做，那至少把过去已经做好的东西加以整理保存发扬流传，总不是太难的事情吧。
　　然而他，却真的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碰了一个大钉子！愚昧到极点的康熙，也确实呢看了或者说翻了这部书，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书很轻松很仁慈地发还给了南怀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
　　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的愚昧，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说起来写《康熙起居注》的那些御用奴才和文人们，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反成了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愚昧而又无耻嘴脸的标本，这大约是他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吧。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已是接近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可笑的是，明代人早就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满清主子奴才那里居然就变成了“于理实为舛谬”！
　　与此做对照，我们来看看明朝的崇祯皇帝又是如何。
　　徐光启在1629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真是斩钉截铁，字字有力！以翻译为手段，以超胜为目标，这是何等气魄，又是何等雄心！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但是这本书中涉及的化学知识，实际上，有相当部分明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已经掌握了（当然随着明代的灭亡，已经掌握的知识也会消失），在《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中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有这样的介绍
　　“中国最早记述无机酸的是徐光启的一篇手稿《造强水法》。据研究，《造强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绿矾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将矾炒去，约折五分之一。将二味同研细，听用。次用铁作锅，约乘（盛）药外，尚有空。锅口稍敛，以承过筒。另用内外有油（釉）大坛一具，约乘（盛）四五十斤者则不裂。以玻璃或瓷器为过筒，一端合于锅口，一端合于坛口。铁锅置炭炉上。坛中加水如损绿矾之数，如矾折一斤则加水一斤也。次以过筒接锅坛二口，各用盐泥固济。锅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渐加武火，满二十四刻灭火，取起冷定，开坛则药化为水，而锅亦坏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化过它金之水，加盐则复为砂，沉于底，惟黄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点）之。……强水用过无力，或有它物杂之，仍用前之器制，则复为水，滓留于锅矣。盛水坛下宜置一缸，恐一时迸破，水犹在缸也。”
　　此外“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到：‘有■水者，剪银块投之，则旋而为水。倾之孟中，随形而定。复取硇水归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窑烧一长管，以炼砂，取其气。道未公为予言之。’道未是汤若望的字，因此这是汤若望向方以智介绍的一种制取无机酸的方法。‘■’就是硇砂（氯化铵，■NH4Cl）。但这段记载过于简略，难于借以判断硇水（或■水）是什么物质。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较浓硝酸（强水），则可得到王水，因此才能对贵金属（金、银）起溶解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绿矾蒸馏，则可得到盐酸。究竟何者为是，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物理小识》还提到：“青矾厂气熏人，衣服当之易烂，栽木不茂。”这里所说的“青矾厂气”，当指煅烧硫酸亚铁（FeSO4·7H2O）后产生的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这类气体遇水或湿空气，会生成硫酸、亚硫酸或具有腐蚀性的酸雾，说明当时对于硫酸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认识。”
　　在明代李天经时期翻译的重要书籍还有《主制群征》，里面就牵涉到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所认为的：“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根据《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一文，这本书介绍了神经系统，里面“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明清之际”，但实际上里面真正介绍到书，全是明朝时期编写的。列举如下：
　　《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相同时期），《西国记法》（1595），《性学觕述》（1623），《主制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这里没有一本是清朝时期的书，只有一部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算是满清时期的，然而这本书显然根本没有印行，只是西方传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只供给满清的头目康熙一个人看的，所以所谓“现藏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第2009号手稿”，以至于这个作者只能说“关于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笔者未能得见，今不具论”。
　　在李天经时期，还有组织编写翻译的其他三十多部天文学译著，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接下来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崇祯历书》
　　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明朝政府开始了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在徐光启看来，这些工作已经并非仅仅是为了修历本身，他说“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
　　说的很明确，最后的目标是能成为万务之根本。
　　《崇祯历书》正是按照这样的目标来编写的，它被分成了基本五目。
　　第一，法原，这是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各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二，法数，这是天文学、数学用表
　　第三，法算，天文学计算所必须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第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第五，会通，中国的传统方法和西法的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正是为了实现“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占据了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共有40余卷，占全丛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法中是绝无仅有的
　　崇祯历书采用了西方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引入地球的概念，以及地理经纬度，引入球面三角形，区分冬至点和日行最速点，引入蒙气差校正，采用黄道圈为基本大圆的黄道坐标系统，采用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织下进行的。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江晓原把《崇祯历书》称为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关于《崇祯历书》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哥白尼学说的关系，他有一段话，引用如下：“
　　“……《崇祯历书》不采用哥白尼学说，而是利用第谷的体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大概从来不看《崇祯历书》的。《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第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从精确程度上来说，当时是第谷体系最好。但是他们对哥白尼并没有偏见。按照今天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们给哥白尼的地位太低，但是以客观的立场来分析的话，他们的态度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
　　明亡以后，曾参与编写《崇祯历书》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无耻的把《崇祯历书》剽窃据为已有，改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了他的满清主子，可惜此人在满清统治下也并未得到善终，1664-1669历狱中被控以各种罪名，差点被凌迟处死，在监狱里饱受折磨摧残，最后虽然放出，但也终于在1666年因为经不起折腾而一命呜呼。
　　徐光启关于历法，关于科学的宏大规划，长远设想在满清的统治下自然全盘落空。所谓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连翻译都寥落的情况，会通超胜更无从谈起，在满清统治下的，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钦天监”这个职位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并非是汉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有了人才，满清也根本不能用，当然更谈不上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出于根深蒂固对汉人的恐惧心理排斥心理，他们宁愿用西方人。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理论，徐光启苦心孤诣组织编写的“法原”，在满清愚昧的统治，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在满清的愚昧统治下，自然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用江晓原的话说“
　　《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这是历史的悲剧。徐光启当时曾谈到‘力求汇通’，至少徐光启本人有这个意思。至少，到了满清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比欧洲落后两三百年，这不是徐光启生前领导历局的时候愿意看到的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徐光启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上面江晓原这段话里应该该把“我们”换成“满清”，因为这落后的恶果完全是满清愚昧的统治所导致的，完全无须用“我们”来为满清推卸责任。事实证明，明朝时期中国是完全有能力克服自身文明的缺陷，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发展。“力求汇通”不仅是徐光启本人的意思，而且是当时大部分明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意思，也是崇祯皇帝的意思。
　　前面提到了汤若望在满清统治下，遭受历狱折磨，最后死于非命。这里有必要再详细介绍一下。历狱起于杨光先对西方历法的攻击，杨光先此人本无足道,根据满清自己的记载，此人“在故明时以无籍建言，希图幸进，曾经廷杖，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也”。他本来是明朝的官吏，明亡之后投靠满清，阿谀颂圣，肉麻无比，成为一条道地的汉奸走狗。可笑的是这个人在做了汉奸之后，却还偏偏以卫道士自居，可谓无耻之尤（不过看一下明末历史就可以发现，凡是能积极研究西方科学技术，毫无偏见成见的明朝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誓死和满清抗争，没有死的也成了明朝的遗民，绝不与清廷合作；反倒是那些僵化守旧古板的人，满嘴维护道统的人成汉奸的不少）。就是这样一个在明代不过是不为人所齿的跳梁小丑，在满清统治下却开始掀风弄浪。
　　在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最后的结果，汤若望被找个借口放了出来，虽然被放出来，但经过这一番摧残虐待，还是一命呜呼了。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凌迟的凌迟，斩头的斩头。徐光启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大批汉人的西方数学天文专家，被彻底杀灭扫荡干净。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1633年，徐光启逝世后，特意把历局的工作交代给了李天经。所以明代官方天文局的工作，在徐光启之后就是李天经负责，李天经同样是一位出色卓越的人才，他在徐光启逝世以后，很好的完成了《崇祯历书》这一巨著余下部分的整理统筹编写工作。1644年满清入京，李天经，作为徐光启的接班人，自然不会为满清这个残暴黑暗的政权效力，所以毅然弃官回家（可以和杨光先这种小丑做一下对比）。李天经是1659年死的，可以想象，如果他没有弃官，又活到康熙三年的话，也绝对难逃满清的毒手。
　　康熙八年，康熙给汤若望平反，又要处死杨光先，但因为他年老，看在他确实是给满清卖命效忠好狗的份上，把他赶回家，最后还是死于回家路上。
　　在满清的统治下，历法之争变成了生死之争，胜利的人就能活，失败的人就要死。在这样的气氛下，无论胜利的是哪一方，最后的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就是科学的彻底停滞。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崇祯时期，难道就没有人反对西方历法吗？当然有的！当时有个平民魏文魁，他自己研究历法，写了《历元》，《历测》两本书，献给朝廷，并且和徐光启进行了辩论。崇祯皇帝没有象满清那样用行政手段来干涉。魏文魁不是觉得自己的历法好么？那好，明朝政府就干脆为他设立一个历法机构，和徐光启组织领导的西法历局，还有原来的大统历局，还有回回历局，一共是四家机构，大家平等竞争，公开辩论。这样有魄力的举措，即便是几百年后的现在看了，也不得不拍案，叫一声好！
　　众所周知，科学的进步，很达程度上来源于不同理论上的彼此争鸣，互相辩论讦难。旧的理论被推翻了，新的理论产生了，而新的理论本身又需要接受其他不同的理论的挑战质疑，只有这样，科学的发展才有活力，也才有可能不断的前进。象满清那样，制造恐怖气氛，即使暂时胜利的是较为正确的理论，但这理论也会缺乏挑战质疑，而停步不前，从而变的过时落伍。《崇祯历书》在满清的遭遇，从明朝同步于西方，到满清统治下，又因为停滞不变，最后落后西方两百年，这样的事实足够能说明问题了！当徐光启面对魏文魁的质疑反对，不但不厌恶反感，相反在辩论的同时，还欢迎他加入到研究中来，希望他能提出更多的质疑，崇祯皇帝也并不因为徐光启是明朝高级官员、内阁大臣，而魏文魁不过是一个布衣平民而对他鄙夷不屑，相反为他专门设立一个历局，用实践来证明他的错误。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气量，对比满清那帮鼠目寸光的大臣，鼠目寸光愚昧而又喜欢自我吹嘘的康熙，相距真是不啻千里。
　　江晓原在他的文章《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三方面的考察及有关讨论》这一段描述是颇精彩的
　　“李天经于1633年徐光启去世后接替其领导历局之职，也无形中继承了徐光启作为“西法”代表人物的身份。魏文魁本是布衣，他全力攻击“西法”，一时也颇有影响。‘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其时外有满清叩关，内有李白成、张献忠辈问鼎，当此内外交困、大厦将倾之际，却能有如此一番天文学说的争鸣繁荣，很值得玩味。”（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1卷1期，1989）
　　正如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所说的“统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无理干预。无论是皇帝还是礼部官员，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虽然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为改历设置过障碍，但一般说来，这些障碍都是新事物成长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碍。”“明政府设置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
　　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气氛中，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组织的历法变革征服了人心，还是引用江晓原的话
　　“
　　在‘言历四家’辩论的热潮中，有‘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一篇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其中谈到他们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过程：‘
　　向者己已之岁(即1629年——引者案)，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
　　”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拿出来说，前面已经提到“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那么到了清朝，情况又如何呢？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尚智丛著）一书有一张表格，列出了从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最多的是16世纪30年代，一共有134种书，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满清统治时期，最多的60年代，已经只有83种了，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民间继承明朝时期遗风而进行的译著，以后总体趋势就是不断衰减。
　　另外在这本书的第五十页，有一张表格列举了1582年到1683年格物穷理之学的主要著述，这张表格应该说相当不全面，大量明朝时期的重要科学译著都没有收入，但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原来的表格仅仅是按照学科来分类列举，我现在不妨分别按照明清两个朝代，来列举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论方面的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出版
　　《寰宇始末》王丰肃1637年出版
　　《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出版
　　以上都是介绍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
　　历法
　　《五纬历指》罗雅谷1637年《崇祯历书》中的一部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
　　天文仪器
　　《表度说》熊三拔1611年
　　《远镜说》汤若望1626年
　　上面是托勒密、第谷.布拉赫、伽里略传统
　　地球知识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地理知识
　　《职外方纪》艾儒略1623欧洲中世纪地理知识和16-17世界航海发现的地理知识
　　人体生理解剖和心理学
　　《性学粗述》艾儒略1637年
　　《主制群征》汤若望1636年
　　几何学
　　《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
　　算术
　　《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介绍西方算术，笔算
　　测量学
　　《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
　　工程与机械
　　《奇器图说》邓玉函和王徵1634年介绍16-17世纪的欧洲机械和工程
　　《泰西水法》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
　　逻辑学与方法论：
　　三段论演绎推理和辩证法
　　《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辩证法
　　形而上学：
　　十个范畴；四元素说
　　《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二、在清朝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仪器：
　　《仪象志》和《仪象图》南怀仁1674年
　　地理知识：
　　《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南怀仁1674年
　　动物习性：
　　《狮子说》利类思1675年
　　仅从数量的对比上来看，明朝的是17种书，而到了满清的统治下，只有三种（或许勉强可以算五种）
　　从涉及的人员对比上，明朝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传教士7人，中国人5人；而到了满清时期，涉及的人员只有两人，而且都是西方的传教士。
　　值得注意的是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除了这张表格内收入的外，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还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者和《崇祯历书》有关。
　　然而而到了满清统治下，他却连一本象样的著述都没有。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的作者尚智丛的话说“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我们注意到历狱发生在1664年，而从1644年到1661年，汤若望和满清的头目顺治相处的是非常好的，从客观条件上说，并没有限制汤若望从事著述翻译或创作的因素，那么为什么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一本象样的科技著述都没有呢？这就涉及到我前面曾经说过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根本的目的是为传播宗教，而不是传播科技。在明代，他们之所以大量参与到科技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活动当中，是应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明朝政府的要求不得不这么做，不这样做，他们就根本没有办法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兴趣，甚至没有办法在中国立足。而到了满清，条件就完全改变了。当他们可以直接笼络满清头目，从而为他们传播宗教打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他们当然就没有动机也没有欲望再从事传播翻译科学，而且在满清的黑暗残暴统治下，中国士大夫阶层逐渐消亡，能看的见的都是奴才，对满清奴才来说，当然不会有对科学的热情与兴趣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满清统治下，除了汤若望之外，其他从事翻译编写科技著作的人如此稀少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分析利马窦一开始到中国来传教的经历，就足够能说明问题。一开始他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子，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扬西方科技，马上就改变了处境，招徕了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然后是他的两个学生。再然后是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等。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养默却告诉他，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但这时利马窦反对这种翻译，因为他意图根本不在此。
　　直到后来利马窦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如果他不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更新更深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他们的交往就变的相当消极，来拜望利玛窦的人员远不如从前。这才同意了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但实际上利马窦答应的也是相当勉强，他的想法是直接翻译西方的历法书籍，这样可以作为打开宫廷的敲门砖，但徐光启坚持说“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明朝的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的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以后，曾经三次担任过内阁首府，这是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了。
　　利马窦去世以后，澳门教会当局曾经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从事散播科学的工作。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的时候，就表现的吞吞吐吐，以至让徐光启感到非常不满意，甚至说出“可以窥见其人”的话来。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作者张承友张普王淑华）中的谬论。这是我看到过的水平最低劣，作者的史德也最卑劣的一本书。全书到处都充斥满了对满清统治者肉麻无耻的吹捧。一方面当列出具体的事实时，大部分都是明朝的成就，比如中外学者合作的三个典型代表，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全是明朝人，其实至少还可以列一个李天经，也是明朝人！在列出的三次中外合作的重大科技项目中，明朝占了两次（清朝的那次还是为满足满清统治者病态政治心理的《皇舆全图》，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项目）。
　　另一方面，当比较明末和清初的交流规模和科技成果的时候，这本书的作者厚颜无耻的说明末的交流规模小，而清初的交流规模大，而他们的论据是是什么呢？并不是科技成果的比较，也不是翻译书籍的比较，而竟然是以传教士的多少和天主教的势力大小来衡量，按照这本书的说法，在明末的时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势力很小，信仰基督教的人也不多，然后他们得意洋洋的宣布，“到1701年，全国13个行省中，有传教士117人，教堂250所，教徒30万人”。
　　无耻到这个地步确实罕见，比较的是科技交流的规模，结果以宗教势力的规模大小作为论据！没有相当程度的勇气和水平的，是不能愚昧无耻到这个地步的。基督教在西方本身就是以反科学，阻碍科学进步的面目出现，在明朝的时候，为了吸引士大夫，传教士不得不在外界的压力下传播西方科技，明朝的人，吸取西方科学的精华，却丢掉愚昧和落后的宗教的糟粕，科学的传播和发展畅通无阻，宗教却寸步难行；而到了满清，传教士却可以直接为传教而传教，一切颠倒过来了，愚昧落后的基督教可以畅行无阻，科学却寸步难行，这本身就足够说明满清统治下中国文明的倒退，满清统治的愚昧和黑暗程度。然而这些缺乏起码的良知和人格的作者嘴巴里，却反而成了褒扬满清的根据，确实只能用寡廉鲜耻四个字来形容。按照这些东西的逻辑，满清的禁教是在1722年，这时候满清建立统治已经接近百年，这几十万的教徒，百多个传教士进行的所谓科学交流的庞大规模之下，播撒了多少科学的种子，何以仅仅过了一百年，满清统治下面的大小奴才主子就愚昧到了用粪尿对付枪炮，视机器轮船为骗人邪术的地步？奉劝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要无耻，可以！但也应该有点水准，动点脑子。
　　其实再看这些作者下面所做的所谓科学交流成果的比较，就已经可以看出他们是在用谎言打自己的耳光，一方面还在无耻的说清初“所取得的成果就更多”，另一面列举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居然是所谓“汤若望修订《时宪历》”，真是令人喷饭，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时宪历》就是《崇祯历书》，只不过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压缩版，只不过改换了名字而已，现在居然被他们厚着脸皮拿出来充当满清的成果了，大概他们自己也知道满清的那点货色实在拿不来见人吧！所以只好这么自欺欺人了！以他们的知识而言，再无知也不可能无知到《时宪历》就是《崇祯历书》的地步，所以只能认为他们是无耻到极端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崇祯时期的徐光启，竺可桢曾经把徐光启和英国的学者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徐光启丝毫不逊色于这位英国大学者,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他.《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的作者王青建对此作了分析，现摘录如下：
　　“两人生活于同时代，徐光启小培根一岁，又比培根多活了七年；两人同为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代开创者，又都向往着新的科学时代的到来；巧合的是两人都做过高官。……培根是首创近代归纳法的大师，把经验从一向受人鄙视，受贬抑的卑贱地位上升到一种科学原则，……但他不能很好理解数学语言的重要性；而徐光启却演绎推理鼓吹推广到一向只重视经验归纳传统的中国，并且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语言上，认为这才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两人都强调科学实验，但徐光启本人就是大科学家，亲自进行观察和实验，……徐光启在实验科学的具体贡献是培根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他对数学的重视和运用更远远超过了培根。……事实上，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远远超过了西方传教士之上。当时西方‘传教士的科学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东西’，但徐光启却深刻的提出了科学必须其中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这样的思想正和近现代科学的思想吻合”
　　也许有人觉得这样的比较，过于夸大徐光启的地位和作用，但你看了下面的内容，就会明白，这半点都没有夸大！！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这比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早了几百年。徐光启列出了十条（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难怪有人为此激愤的说道：“落后的建州女真贵族，在取代朱明政权，统一中国以后，为了维持他们的一小撮人的部族野蛮统治，直到预备立宪的末日，始终处心积虑遏止全社会的进步。在经济政策上，从疯狂破坏生产转到恢复小农经济，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过此再也不肯前进一步，生怕经济的继续发展超越他们的控制能力，就会直接威胁他们的统治。在思想领域里，用高压手段禁锢学术发展，使得全国读书人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不敢稍有立异，干犯禁忌，触及刑网。清朝统治者方以此为得计。徐光启的企图取代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术主张，当然不可能为竭尽权利维护其野蛮统治的清王朝所采用。”
　　“培根死后不过三四十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在英国就以1660年（顺治十七年）成立皇家学会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和生产大发展。而徐光启的“度数旁通十事”的拟议，在当时，虽然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但随着明朝政府的灭亡，满清空前残暴黑暗统治的建立。这样的规划，一搁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在促进生产上发挥作用。在明朝时期同步于世界发展的中国，经过满清的反动统治，远远落后于世界生产的先进国家，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徐光启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摘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23页）
　　明代中国的文明是正常的，所以尽管蒙古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按照《中国人口史》葛剑雄主编，1215年的时候中国人口是1亿4千万，经过蒙古屠杀破坏之后的1290年只剩下6800万的人口，超过一半的人口被消灭掉，这对一个文明的破坏是接近于毁灭性，元气大伤），又经过元末的战乱大破坏，明朝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起来，并且放眼世界，积极的取长补短
　　明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普遍都有宏大的眼界，开阔的胸襟。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一直做到兵部尚书的王廷相就已经在<慎言.五行>中说
　　“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
　　王廷相这里却明确提出了“天下之国,何啻千百”，而中国只不过是这千百个国家中的平等一个，认为如果天象之变都“为中国之君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说那就是老天太偏心了，何以单独照顾中国呢？
　　这样的观念可以说明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对于对于天下的认识已经相当开阔，眼界已经相当的宏大。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是确切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普通一个而已。
　　再看看艾儒略记载的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的事迹，当时利马窦死后，明朝政府赐予葬地“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明朝的内阁首相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可见胸襟见识不凡。
　　再拿一个有代表性的，明末著名的反清志士，和满清不共戴天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这又是何等豁达，是何等自信开放的胸襟。
　　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说的好，明朝“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尽管当时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骚扰中国，被中国军队打败，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的向被自己打败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
　　正德十六年，明朝政府下令将占据屯门的葡萄牙人驱除.明军当时的将领是汪鋐，葡人被打的溃不成军，死者狼藉，很多人被明军俘虏，就连从暹罗开往中国的葡萄牙船只也大部被捕获．剩下的葡萄牙人眼看要全军覆没，只得连夜溃逃而去．汪鋐在屯门打败了葡萄牙人之后，缴获了许多葡萄牙人使用的枪炮．他马上上疏给明朝政府，认为这个兵器发展的潜力很大，威力很大，要求大量仿制改进并装备部队．明朝政府马上听从了汪鋐的建议，并提升汪鋐为右都御史，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以后明代的火器基本上都是相当敏锐的紧跟整个世界的动态，一发现最新式的火器，马上就是不遗余力的大规模仿制和改进，并且自身独立研制和创造的火器的能力也在不断增长，到最后无论在火器的研制还是火器的装备规模上已经有反超西方的趋势。
　　甚至对于来访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员都不会放过他们随身携带的火器，而是要拿去研究仿制。
　　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述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和他的同伴遮罗尼莫.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军人到明朝来联络消灭中国海盗林风的事情，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然而到了野蛮封闭僵化的满清统治下，这样开放自信从容的态度是荡然无存了，满清统治者不仅自己不主动寻求对西方先进事物的学习，甚至当这些先进事物已经送到满清那些愚昧残暴的头目那里的时候，还是仅仅被他们当成玩物，这和明朝相对照，是相当可怕的对比。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在送给乾隆的礼品包括各种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仪器和武器，“礼品介绍中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榴弹、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然而所有这些在那个愚昧残暴的乾隆看来，仅仅成了是他个人的玩物而已，这些送上门来的先进武器，对满清没有任何影响，一只到了几十年后，满清在使用的还是两百多年前明朝时代的武器，甚至更为落后，被英国教训的头破血流，摇尾乞怜求饶的时候，这才知道要去学习，而这时的满清已经成为西方殖民强盗的奴才和代理人了。对比明代，只能认为这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文明内的事情。（还有南怀仁的蒸汽机以及应用设想，愚昧而又残暴的康熙是怎么对待的呢？和他的孙子实在是一路货色）
　　《清代前期海防：思想和制度》一书的作者王宏斌曾经做了这样一个比较
　　“明代中后期中国出使琉球使臣所乘封舟尺度如下，1533年封王尚清，舟长17丈，宽3.16丈,深1.33丈,造船度量约为537个单位；1633年封王尚丰，舟长20丈，宽6丈，深五丈，造船度量为1200个单位”，这样的船只和欧洲当时一般的商船是差不多的，在同一个水平上。
　　到了满清时期“1663年封王尚质，张学礼出使乘坐的封舟长18丈，宽2.2丈,深2.3丈;
　　1684年，长15丈,宽2.6丈
　　1719年,长10仗,宽2.8仗,深1.5仗
　　1756年，长11.5丈,宽2.75丈,深1.4丈
　　到了1800年,长只有7丈,宽2.75丈,深为1.3丈
　　赵文楷问为什么如此小，‘抚军以闽县海船但有此等’对，由此可见中国的民船制造技术，在满清统治时期是处于不断退步的过程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王宏斌明清两代的海防思想做了一个对比。明代的海防思想是认为敌人来自海外，应该把它堵截消灭在海上，而满清统治者是“重防其出”，认为海上的敌对势力（反清WZ）出自国内，必须严格限制出海，断绝接济，所以“重防其出”的海防主要对象是国内，岸防是重点，水防是辅助，“限制民船制造规模，技术以及航海能力，把移民海外视同是叛逆行为，勒令禁止”。
　　1717年，康熙统治下的满清觉得“海外如吕宋，葛喇吧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薮”，于是要求禁止南洋贸易，还要控制渔船商船。
　　接任的雍正也不逊色他的父亲，这些满清的统治者对海洋的恐惧，汉人的恐惧已经到了荒诞的地步，连渔船他们都觉得不放心，认为广东的“拖风渔船规模大，可以冲风破浪，恐生奸猾，建议全部拆毁”，有人提出反对，认为渔船太小了，根本无法深入洋面捕鱼，雍正听了之后坚决否决他的反对，于是廷议的结果是“广东渔船梁头不得过五尺，舵手不得过五人”，雍正的批令是“禁海宜严，余无多策，尔等封疆大吏不可因眼前小利，而遗他日之害”。
　　但是这样的限制，还是不能让清廷的统治者走狗满意，“不知梁头虽系五尺，其船腹甚大，依然可以冲风破浪”“请议定其风篷，止许高一丈，阔八尺，不许帮篷添裙，如果船篷高阔过度，即以奸歹究治”，此外还要对淡水携带加以限制。可笑的是满清统治者甚至把船只压舱的石头都看成对他们的统治有威胁，在乾隆统治下的1756年。规定“出海渔船，商船每借口压舱，擅用石子、石块为拒捕行凶劫夺之具。嗣后，均止许用土坯、土块压舱。如有不遵，严拿解纠”
　　满清统治者始终把海外的汉人当成它们的一大威胁，当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屠杀华侨上万名，鲜血把河面都染红，史称“红河事件”，乾隆听到这个消息是怎么说的，他感觉很高兴，觉得荷兰人帮了他的忙，他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也就是说这些人，他本来就想杀掉，但因为鞭长莫及，杀不了，现在荷兰人帮他杀了，他觉得很痛快，所以叫做“孽由自取”。这就是这个禽兽皇帝的心理了。
　　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他们“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著）
　　马嘎尔尼发出这样的感叹很正常，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当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他们是羡慕中国的造船工艺和技术，中国的祖先实在是不无知，也并不笨拙。中国人并不顽固，也并非天生有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惰性，所有这一切实在是替满清统治者背了黑锅
　　在满清这样的残暴黑暗的统治之下，中国如果能进步，确实是咄咄怪事了
　　正确的直面历史，才能正确的面对未来，否则连落后是因为什么而落后都弄不清楚。
　　最无耻的是一面谈到历史责任，追究落后责任的时候，承认汉族是国家的主体，要这个国家主体来承担责任，另一面却又对把国家主体民族极尽摧残压迫杀戮提防之能事的统治者歌功颂德，开脱罪行。
　　最无耻的是受了压迫受了奴役,还不能认识这种压迫奴役的罪恶，还在重复那套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的奴才心理,还在无比体贴的从那些屠杀者压迫者，那些干下禁书屠城迁海暴行禽兽的角度考虑,表示理解表示宽容,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表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一个人受到残害的时候,没有愤怒，没有不满，反而站在残害他的人角度来表示理解,我们说这是一个已经丧失了做人起码的尊严的人，成为一个典型的心理病态的奴才的标本，这是公认的常识.个人是如此，民族何尝不是如此.
　　一个最没有出息的民族就是患有自虐症状的民族，自轻自贱的民族,把不属于自己的罪过压到自己的身上,把不属于自己的错误揽到自己的头上,自以为得意,而开脱真正元凶的罪行.一个具有这样症状的民族,是奴才民族,永远只能沉沦在万劫不复的深渊中不能自拔，一个具有这样症状的人，是奴才性格的人,永远浸淫在自虐忧郁的阴影下,成为一个废人
　　我们提倡民族团结，首先要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一切种族屠杀种族压迫的暴行严厉谴责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一切开文明倒车的行为无情声讨的基础，建立在正视历史事实在对历史正确评价的基础上,否则只能是自欺欺人,只能是玩火自焚.
　　其实，明朝资本主义的过度发展，导致中央权力体系的急剧衰弱，政权动荡酝酿着中国前所未有的变革,显示文明进化的前景
　　资本主义过度发展，财富大量都集中在新生的资本集团,与此同时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导致北方农民负担加重,国家却依然按照农民是国家主题的情况下收税,没有能对新生的资本集团施加足够的压力，从他们那里榨取应该得到资金,依旧从农民那里获得收入,这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最后逼迫陕西的农民在天灾的推动下铤而走险，起来反抗，捍卫自己的利益
　　没有满清的干涉，这场战争，将最终演变成北方的农民利益集团和南方的大商人大资本家利益集团和海上力量联盟之间的对决,由于农民本身的保守,文化的落后，最终将失败，南方的资本家集团将建立自己的政权
　　再引用上边话:
　　“
　　任何文明的进化，都必然要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过程，否则只能停滞不前。
　　人性的张扬、个性的独立、党争不断、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关键时期。
　　而这一个阶段，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恰恰是一个文明最虚弱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
　　“满清这种把凶残推到极致的屠杀，也确实收到了他们所想要收到的效果。现在的人不是常常在问，为什么满清十几万的军队能够征服上亿人口的明朝中国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满清这种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屠城政策，却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残暴到极点政策下，任何想反抗满清暴行和黑暗统治的人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他自己可以不怕死，甚至他自己的家人，他也可以不顾惜，但如果是一城的人，一整个地区的人，几十万的人，乃至几百万的人的性命，他还能不考虑不顾忌吗？
　　越是有决心有勇气反抗满清暴行的人，就越是正直高尚的人，越是正直高尚的人，就越不能不考虑众多无辜百姓的生命。满清的屠城政策等于把所有无辜百姓作为人质，来要挟所有敢于反抗他们的人放弃反抗，屈服顺从。对满清统治者，他们杀戮的是异族，杀的再多也不顾惜，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野心，就算把所有汉人全部屠杀光，他们也会去做的。而对于反抗满清暴行的人来说，他们又怎么能置这片土地上同胞的生命于不顾呢？
　　可以想见，面对满清这样一个残暴到非人程度的政权，那些一向真诚信奉仁义传统的明朝士大夫知识分子，确实有一种手足无措，无从下手的感觉。可以想见有多少视死如归铁骨铮铮的明朝志士，却不得不咬碎钢牙，饮恨吞声，老死山林。世间最悲惨最痛苦的事情，大约就莫过于此了。
　　所以问题答案很简单，明朝的中国正在经历文明转折的关键时刻，所以当然是最脆弱的时刻，这个时候被野蛮民族趁火打劫，结果就导致了三百年的沉沦。文明的进化本身没有错误，那么错误在哪里呢？为什么西方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但是这本书中涉及的化学知识，实际上，有相当部分明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已经掌握了（当然随着明代的灭亡，已经掌握的知识也会消失），在《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中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有这样的介绍
　　“中国最早记述无机酸的是徐光启的一篇手稿《造强水法》。据研究，《造强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绿矾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将矾炒去，约折五分之一。将二味同研细，听用。次用铁作锅，约乘（盛）药外，尚有空。锅口稍敛，以承过筒。另用内外有油（釉）大坛一具，约乘（盛）四五十斤者则不裂。以玻璃或瓷器为过筒，一端合于锅口，一端合于坛口。铁锅置炭炉上。坛中加水如损绿矾之数，如矾折一斤则加水一斤也。次以过筒接锅坛二口，各用盐泥固济。锅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渐加武火，满二十四刻灭火，取起冷定，开坛则药化为水，而锅亦坏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化过它金之水，加盐则复为砂，沉于底，惟黄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点）之。……强水用过无力，或有它物杂之，仍用前之器制，则复为水，滓留于锅矣。盛水坛下宜置一缸，恐一时迸破，水犹在缸也。”
　　此外“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到：‘有■水者，剪银块投之，则旋而为水。倾之孟中，随形而定。复取硇水归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窑烧一长管，以炼砂，取其气。道未公为予言之。’道未是汤若望的字，因此这是汤若望向方以智介绍的一种制取无机酸的方法。‘■’就是硇砂（氯化铵，■NH4Cl）。但这段记载过于简略，难于借以判断硇水（或■水）是什么物质。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较浓硝酸（强水），则可得到王水，因此才能对贵金属（金、银）起溶解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绿矾蒸馏，则可得到盐酸。究竟何者为是，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物理小识》还提到：“青矾厂气熏人，衣服当之易烂，栽木不茂。”这里所说的“青矾厂气”，当指煅烧硫酸亚铁（FeSO4·7H2O）后产生的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这类气体遇水或湿空气，会生成硫酸、亚硫酸或具有腐蚀性的酸雾，说明当时对于硫酸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认识。”
　　在明代李天经时期翻译的重要书籍还有《主制群征》，里面就牵涉到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所认为的：“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根据《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一文，这本书介绍了神经系统，里面“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明清之际”，但实际上里面真正介绍到书，全是明朝时期编写的。列举如下：
　　《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相同时期），《西国记法》（1595），《性学觕述》（1623），《主制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这里没有一本是清朝时期的书，只有一部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算是满清时期的，然而这本书显然根本没有印行，只是西方传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只供给满清的头目康熙一个人看的，所以所谓“现藏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第2009号手稿”，以至于这个作者只能说“关于满文的《解体全录必得》，笔者未能得见，今不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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