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下中国半殖民地深化时期——巴黎和会

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下中国半殖民地深化时期——巴黎和会

第28节巴黎和会，欧美列强袒日压华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方面的胜利而告结束。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为分赃而举行的和平会议在巴黎凡尔赛宫开幕。

随着大战的结束，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在中国的矛盾又趋尖锐。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就着手筹组新银行团，以取代日本，掌握国际对华资本输出的领导权。美国公使芮恩施建议以“受中国委托”的名义，由列强共管中国财政和实行中国铁路“中立化”。与此同时，英国公使朱尔典提出一个国际共管中国铁路的方案。他们都打算从铁路入手，打破日本对中国的独占地位。于是，在中国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在铁路问题上大做文章，有的在报刊上大肆鼓吹，有的向中国政府提出具体方案。在东北，美、日正在争夺中东路的管理权。政治方面，美国、英国和日本都趁徐世昌就任大总统的机会，派出驻北京公使和驻广东领事劝说南北停战议和，争夺主张和平统一中国的旗帜，以拉拢中国，争取好感。北京政府美籍法律顾问韦罗璧则建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取消各国在中国的地区特权，废除或修改《民四条约》。日本政府和中国亲日派极力反对以上建议。种种迹象表明，帝国主义在即将举行的巴黎和会上，将为争夺在华利益而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

但在和会开幕以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有利于日本的变化。由俄国十月革命引起的社会主义革命风暴席卷全欧，势如燎原。德国和匈牙利爆发革命，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欧洲许多城市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支持苏俄，反对干涉。1918年五一节，巴黎参加游行的群众达一百万人。意大利许多城市开展了为苏俄人民征集粮食、拒运反苏军用物资的群众运动。英国各地成立了“不许干涉俄国委员会”。英国和法国都发生了士兵起义，反对干涉苏俄。在东方，中国、印度、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帝国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为了应付危局，列强之间又不得不暂时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巴黎和会，除了重新瓜分世界之外，又加上了反苏、反共、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于是日本又从竞争对手变成了反革命伙伴，从攻击目标变成了拉拢对象，而中国在帝国主义眼里，不过是他们进行政治交易的一个筹码。

巴黎和会一共有二十七个国家的七十名代表参加。帝国主义大国都派出了最强大的代表团，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George）、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Clemenceau）、意大利总理奥尔兰多（Orlando），都以代表团团长身份亲自出席。日本代表团以元老西园寺公望为团长，代表有枢密顾问官牧野伸显、驻英大使珍田捨巳、驻法大使松井庆四郎、驻意大使伊集院彦吉。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外交总长陆征祥，代表有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魏宸组。

列强参加和会的目的各有不同。英、法、意想得到割地赔款，美国要的是世界霸权。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月宣布“十四点和平原则”，提出废除秘密外交、开放海洋、贸易后由、民族自决等动人口号，其目的一方面是妄图抵消列宁《和平法令》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削弱英国的海上霸权和日本在中国的独占地位，由美国取而代之。建立国际联盟（美国是当然盟主），实行托管制度（凡托管地区都实行“门户开放”），是实现美国目的的理想形式。在威尔逊看来，成立国联是和会的最高目的，愿付任何代价求其实现，中国要求归还山东的正义事业根本不占重要地位。威尔逊最怕的是日本退出和会，成立传说中的日、德、俄联盟，所以不惜牺牲中国，对日本百般迁就。

日本参加巴黎和会，主要是希望列强承认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使它对山东的占领合法化、永久化。英、法、意已经同日本订了密约，答应在和会上予以支持；可是美国一直不肯承认，《蓝辛石井协定》也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在巴黎和会上，美、日的斗争和妥协就是围绕日占山东权益能否归还中国的问题而进行的。

日本政府经过反复的认真研究，制定了参加和会的方针和策略。总的方针是：对于与己无关的欧洲问题尽可能不表态；对于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随大流，特别是要同英国一致；对于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山东和太平洋赤道以北德属岛屿的归属问题要力争到底。在山东问题上，外交调查会决定把它分成青岛租借地和德国经济权益两个部分，区别对待，从中玩弄花招。对租借地，原敬首相认为由于归还青岛有

言在先，不好翻悔，决定履行诺言，但坚持必须先由德国让与日本，归还问题“必须完全作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来处理”，即由中、日两国直接谈判，以便对中国另作一番勒索。至于德国在山东的“经济权益”，即胶济路和沿线三十里地区内的开矿权等，外交调查会明确决定不能丝毫松手，“应直接提出战胜国权利作为政治上的论据”，“全力进行谈判，期其必成”。日本这么重视胶济路，是因为它不仅

横贯东西，控制全省，而且深入腹地，逼近中原，又可与津浦铁路连接直通北京；加上新近从西原借款和山东换文得到的铁路无限期合营、济南驻兵、控制路警等特权以及济顺、高徐路权，胶济路不仅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还有很大的军事价值。日本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归还青岛，就象强盗抢走钱财而交还钱包一样，完全是有名无实。

同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政府步调不齐，一片混乱。这时，总统换成了北洋老政客徐世昌，他有心顺应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依靠美国，对内和平统一南北，对外在巴黎和会上收复国权。但他是由段祺瑞操纵下的“安福国会”推选上台的，不能不受段系的控制。亲日派头子段祺瑞虽然被迫辞去总理职务，却留任参战督办，掌握军权，左右一切。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出

发前，徐世昌召集会议商讨媾和方针，段祺瑞发言时居然反对在和会上提山东问题。他说：“此次参战，宣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在中国之权益法权外，拟提议撤销庚子（按：应作辛丑）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亲日派企图忠实履行山东换文讨好日本，以换取日本对中国收回部分主权的支持，既要卖国，又要骗取收回国权的美名。日本横暴干涉内政，要求委任亲日派作议和代表，聘请有贺长雄为代表团顾问。但因过于露骨，北京政府不敢答应。后来亲日派争取到在给代表团的训令中加上“关于东方之事，中日两国代表应互相协商，取同一步调”这样的词句。中国代表团启程赴欧在日本等船期间，北京政府还指令陆征祥去东京访问外务省，同日本搞妥协。陆征祥向内田康哉表示：此次赴欧，万事与日本共同行动，为了事先商量所以来访，希望日本协助退还庚款和撤退驻军。当谈到归还青岛时，内田说：“只要中国不搞无谓的举动，帝国打算实行自己的宣言。”日本企图在和会内外拴住中国的手脚。

另一方面，北京政府里的亲美派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美国总统威尔逊身上，把他当作“救世主”顶礼膜拜。他们同美国公使芮恩施、美籍顾问韦罗璧一起推敲媾和政策，并且把准备向和会提出的条件事先通知美国。中国提出的条件分三大项：（一）领土之完整，包括废除租借地和租界，完全收回胶州湾、旅顺、大连、广州湾、威海卫和九龙；（二）主权之维护，包括废除使馆卫队及京津间驻军，废除治

外法权；（三）经济财政之独立，主要是收回海关和制定税率的自主权。顾维钧公使11月26日会见威尔逊，要求支持中国的议和条件。威尔逊一面表示“乐于相助”，一面强调事情难办。顾说中国希望总统的十四点原则在远东实现，威尔逊说在远东恐怕更加困难，显然没有真正帮助中国的诚意。但亲美派仍然天真地依赖美国，直到被出卖。

中国在和会上受到了侮辱性待遇。1917年，当协约国拉中国参战的时候，曾经答应在和会上给中国以大国待遇，英、法后来还有正式外交照会加以确认。可是，在巴黎和会上，几个大国事先规定，美、英、法、意、日各有代表五席，比利时、巴西等国各占三席，中国同希腊、葡萄牙等小国一样，只有二席，西园寺公望还是大会的副主席，在最高决策机构“十人会”里日本有二名代表，中国只是在被邀请时才能列席陈述意见。这种差别待遇使中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中国政府不敢提出的山东问题，却由日本提出来了。和会开议的第三天，1月27日上午的十人会上，牧野要求讨论山东德国权益和租借地的处置问题。他硬说这个问题只牵涉日、德两国，与中国无关，不同意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是，山东是中国领土这一点却谁也无法否认，最后还是决定邀请中国代表列席。当天下午的十人会上，牧野吹嘘日本在大战中的功绩，以“战胜国权利”为根据，要求德国政府

无条件让与在山东和太平洋赤道以北各岛屿的一切权利财产。至于它在对德最后通牒上曾宣告过的将胶州湾“交还中国”，却只字不提。牧野还在会上公布了日本同英、法、俄、意四国关于山东问题的密约。

中国代表团原本不打算提出山东问题，对此毫无准备，只有顾维钧前些年曾作过一些研究，所以一致推他到会上去发言。第二天上午，顾维钧代表中国陈述意见，他从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国防利益等方面，论证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要求归还山东是中国的神圣权利。牧野当场说：胶州被日本攻占后，事实上已成领属；还说，中、日两国对胶州和胶州路的处理已经通过文约约定了办法。顾维钧驳斥说：此项约章，如众所周知，是在日本最后通牒胁迫下不得已而应允的，至多不过是战时临时措施，须由和合作最后审定；即令此项条约全属有效，由于中国对德宣战，情况已大不相同，根据“情势不变”原理，今日情势已变，不能执行。中国对德宣战时明确宣布废除中、德间一切约章，德国在华享有的一切利权已归领

土主人中国；况且，中德条约明文规定不准转让他国，德国根本无权转让与日本。顾维钧的正义立场和雄辩压倒了牧野，全场惊服，博得了不少国家的同情。

日本在和会上舌战失败，转而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2月2日，小幡酉吉公使访代理外长陈箓，说“顾氏欲假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殊予日本以不快之感”，要求“电知贵国代表”。陈箓连忙说：大总统“已嘱外部电令该代表等勿得过于激烈”。小幡进一步威胁说：英国正忙于国内事务，不能援助中国；而“日本却有充分的力量可以援助，因为它有一支五十万吨的海军和一百万陆军在赋闲待”。接下去是利诱，小幡表示，如果中国代表在和会上听从日本的领导，日本愿将参战借款中未付予的一千七百万日元交给北京政府使用，否则日本将取消这笔贷款，追回已付的三百万元。这时北京的总理易人，亲日派头子段祺瑞再次上台，他让外交部出面圆场，说“日来报纸误载，谣言繁兴，世人不察，以伪为真，诚为遗憾”，竭力缩小事态，抑制反日情绪。

顾维钧的辩才并没有对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产生丝毫影响。就在中、日舌战那次会上，威尔逊虽然在顾氏发言结束后上前祝贺，可是，当主席克里孟梭建议把日本同英、法、意的密约提交和会作为处理山东问题的根据之一的时候，他眼看密约成了合法文件，他的“十四点”第一条首先遭到破坏，竟也没有表示半点意见。

事实上，威尔逊早已决定对日本妥协，只是在考虑用什么方式可以更巧妙地出卖中国而不致遭受非议。他终于认为找到了这种方式。2月3日，他在十人会上主张对德国殖民地实行国际托管，而不要直接转让。按照威尔逊的如意算盘，这样既可以使日本得到山东，满足要求；又不是直接由德国转让，可以安抚中国，同时美国还可以借国联的名义，把势力伸向德国的一切海外领地，真可谓一举数得。

日本反对威尔逊的托管办法。托管虽可以得到山东，但是跟德国直接让与大不相同。为了实现原来的要求，日本又施展新的计谋。在2月7日国联盟约起草委员会上，牧野提出所谓“种族平等”原则，即，“对于在国联成员国家中的外国人，不论在任何方面，都应尽速给予平等公正之待遇，不得因人种或国籍不同而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有任何差别”，要求载入盟约，作为国联的基本原则。接着，日本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宣传活动：石井大使在纽约“日本协会”午餐会上发表演说；夏威夷日侨给和会发电报；东京二十七团体递请愿书；大隈重信在东京招待记者；日本宣传机器在亚洲各国挑起种族平等问题的讨论；牧野在委员会上以不参加国联相威胁，等等。显然这是对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的美国的挑战和要挟。当时，和会上主要国家的远东问题专家们都把日本此举看做是一个外交上的“打岔”，一种战术上的佯

攻”，真正的目的是争取在山东问题上获胜。正因为威尔逊明白：如果不满足日本对山东的要求，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把它留在国联的；而日本只要得到山东，就不会再坚持种族平等提案了。所以，4月11日，威尔逊在起草委员会上带头反对并否决了种族平等提案，意味着宁愿在山东问题上对日让步；日本更加心里有底。4月15日，蓝辛在五人会上提出“一揽子方案”，主张命令德国放弃一切殖民地，在未

最后处理之前，由协约国和参战国共同管理。日本坚决反对，说山东不同于德国的一般殖民地，情况特殊，应作特殊处理。第二天，威尔逊稍作让步，改为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共管，“公平分配”德国的一切权益，日本也断然拒绝。第三天，威尔逊大让步，同意由日本提出一个处理山东问题的“特殊条款”草案，供委员会讨论。这等于承认了山东问题是日、德之间的问题，而把中国撇在一边。

在这关键时刻，原敬内阁外交调查会作出一个决定，寄给牧野，决定说：“关于青岛的处理，帝国的方针如前电（讲字第一百二十六号）所示，是无条件从德国接收该地，然后按日中协议交还中国。这是帝国政府的最后决定，不容改变。因此，如我之主张不得贯彻，或要我接受国联托管制度，就不要在国联盟约上签字”。这是一个及时送到的新武器，牧野拿着它和中日山东问题换文到处游说，以不参加

联进行讹诈。21日当天，牧野、珍田访问威尔逊，事后向东京报告：“这次会谈，总的感觉是大总统完全同意了日本的主张。”

4月22日上午，四人会（奥尔兰多没有出席）第二次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消息灵通，知道这次会很重要，事先就关照英、法别忘了彼此的密约。果然，当牧野进入会议室时，看见劳合乔治克里孟棱正在同威尔逊谈话，手里都拿着一些纸片（后来发现正是英、法与日本的密约），看来正在说服总统。在会上，牧野态度强硬，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一旁唱和，不是点头赞许，就是插话表示同意。威尔逊虽

然还在坚持他的“一揽子方案”，但态度温和，他完全承认了密约的效力，只是呼吁日本要设法消除中国人的恐惧。会后，日本代表团报告东京：他们对英、法忠实地履行了他们的诺言，感到非常满意。

当天下午，四人会邀请中国代表列席，其目的是劝降。威尔逊首先介绍会内会外情况，说这个案子很难办，中、日之间有换文和条约的约束，英、法和日本也有密约必须遵守。劳合乔治强调当年和日本签订密约的必要性，甚至说“这是一个神圣的条约”。克里孟梭插话说：劳合乔治的每字每句都是他想要说的。顾维钧争辩说：中日之间的条约和协议都是在日本威胁之下签订的，不是正常的国际协定。威

尔逊质问：为什么中国又“欣然同意”呢？顾维钧再争辩，威尔逊竟然背叛了自己提出的“废除秘密外交”原则，说：条约必须遵守，因为这次战争主要是为表明条约的不容破坏而战的。威尔逊这样翻云覆雨，自食其言，难怪当时有人称之为“政治教皇”！接着，他象传教士劝人信天国一样地要中国相信国际联盟，似乎一旦建立了国联组织，同样是这些侵略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就会一下子变成中国人民的朋友。但中国代表未被打动，扬言如正义不得伸张，中国将被迫投入日本怀抱。这时劳合乔治专横地说，中国眼前只有两个选择：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条约权益；或者承认并执行战时的中日条约。尽管中国代表表示二者都不能接受，会议还是决定成立一个专家小组去研究二者的孰优孰劣。

4月23日，意大利代表团因为阜姆归属问题同威尔逊闹翻，离巴黎回国。日本闻讯大为高兴。在4月30日的外交调查会上，内田外相说：“这对帝国目前的处境是有利的声援。”调查会成员犬养毅说：（意国）首相的快举如晴天霹雳，是意外天祐，赞成内田外相所说山东问题“一步也不能后退”的主张。

在美、英、法都倒向日本一边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4月24日向四人会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胶州先交五国暂收，和约签字之日起一年内交还中国；中国愿付出一笔款项给日本作为报酬；胶州全部开作商埠，也可以设立租界。这个方案，除了给日本以一定面子之外，主要目的在于反对日本以1915年条约和1918年协议为基础解决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团四出奔走，在英、美代表团中博得了一些人的同情。日本

代表坚决反对，扬言必要时将采取意大利的做法，退出和会。四人会被吓坏了，25日拒绝了中国方案。

威尔逊对日本妥协后，害怕中国人民反对，同时担心回到美国没法向国会特别是参议院作交待，因此他希望日本同意对于归还胶州实行某种国际监督。25日，四人会决定派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去同日本代表团协商，威尔逊还另派蓝辛去说服日本人。蓝辛碰了钉子，他发现日本人冷酷地坚持要他的那“一磅肉”，一点妥协余地也没有。巴尔福去会谈的情况也是一样。日本方面只愿保证：在继承德国权益后，日本只保留“经济权利”和在青岛设立租界的权利；声明1918年换文中关于日军驻扎济南的规定是过渡性的，换文执行后即行撤退，日本对山东没有军事目的。巴尔福在口头汇报时认为日本只要在山东问题上如愿以偿，就不会再坚持“种族平等”的要求，最多不过提一个抗议就完了。威尔逊总算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满足。于是四人会授权巴尔福书面通知牧野：“他们（三巨头）对中日之间关于山东问题永久性安排表示十分满意”。果然，在同天下午举行的讨论国联盟约的全体大会上，牧野宣布撤回“种族平等”提案，同意国联盟约，连巴尔福预料的形式抗议也没有提出。

29日，四人会收下了日本草拟的山东问题条款草案。三巨头甚至没有按程序把这个草案提交和会起草委员会讨论，就一字不改地列入凡尔赛条约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七条和第一百五十八条。

根据威尔逊的要求，日本代表在30日的三人会上对中日条约和协议作了如下的解释性声明：“日本的政策，系将山东半岛之完全主权归还中国，仅留业经给予德国的所有经济权利，及按照通常条约在青岛设立租界之权。铁路业主得设置特别警察、专为保证运输之安全。此特别警察不得用于其他目的。此警察队由中国人组成，充当铁路董事的日本籍教官，由中国政府任命之。”

四人会同意了日本代表的上述声明。这样，山东问题便算是处理完毕。威尔逊的背信弃义行径，甚至受到美国代表团里多数人的反对。蓝辛把山东问题的失败归结为威尔逊性格上的缺点，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真正的原因是威尔逊自己说出来的。有一次，他对美国代表团新闻秘书贝克（R.S.BaKer）谈到山东问题时说：“困难不在于争议问题的事实，而在于它的政治。”威尔逊和蓝辛等人的分歧正是在对这个“政治”的看法不同。蓝辛等认为争夺对中国霸权是最大的政治，大战已经结束，不应该再对日本妥协。威尔逊认为，美国当前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而是苏俄和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可能横扫欧洲，动摇了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的根基，要抵挡革命潮流的冲击，必须建立和巩固在国际联盟旗帜下的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日本是国联不可缺少的东方台柱，拉拢日本，挽救国联，是最大的政治。所以，他宁愿自打嘴巴，遭人唾骂，被国内政敌攻击，即使不能连任总统，也要牺牲中国利益，进行这一场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勾结。

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提出的其他三项议案——废除民四条约、取消不平等条约中部分规定的七项希望条件、收回德奥在华权益和财产——也遭到失败。关于废除民四条约和七项希望条件，四人会认为问题是重要的，但与战事无关，和会不能作任何决定，推给将来的国联理事会去解决。德奥在华权益财产理应由中国收回和处理，但帝国主义却横加限制，并趁机抢夺这些权益。和约规定：中国政府未得《辛丑和约》有关各国公使的许可，不得自行处理北京使馆内德人公私财产；取消汉口和天津的德国租界，但中国须将其开放作为公共居留贸易之用；广州沙面英租界内的德国财产让与英国；上海法租界内的德国学校、产业让与中法两国等。

山东问题失败后，中国代表团力争重新审议，但终于无可挽回。5月4日，陆征祥向四人会提出正式抗议。同一天，北京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开示威大会，高呼“还我山东”、“拒签和约”、“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愤怒的群众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学生。北京学生总罢课，全国各地学生纷起响应。6月3、4两日，北京政府更大规模地

逮捕学生，多达一千多人，更加激起了全国各界的怒潮，从上海开始，工人罢工，商人罢市，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连穷乡僻壤也响彻反帝呼声。这个辉煌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划时代的标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开端。

五四运动期间，要求拒签和约的通电雪片似地飞往巴黎，共达七千多封。日本被迫作出反应。5月18日，外相内田康哉发表半官方声明：日本将“恪守公法，将山东半岛及完全主权交还中国，且为增进两国相互利益，诚实遵行所增添之一切协定”。6月13日，小幡公使向北京政府提议中、日换文，对归还山东再作声明。日本一面以此骗取国际同情，诱使中国签字；一面施展卑劣手段破坏中国民族解放运

动。日本政府计划派遣十名特工人员组成的秘密小组，乔装中国人前往上海，暗杀外国人，制造事件，嫁祸中国，因计划泄漏未成事实。日本利用当时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散发小册子揭露英国侵略西藏的野心，以转移对山东问题的注意力。日本还吓唬美国政府说，中国目前的混乱（指五四反帝运动）有布尔什维克背景，以争取美国。

尽管山东问题彻底失败，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受到种种屈辱，反动的北京政府仍然打算在和约上签字，深怕拒绝签字会既得罪日本，又开罪美、英、法。大总统徐世昌以“咨请辞职”为名，6月11日通电全国，公然主张签字，“以维持我国际之地位”。许多驻外使节也打电报回来主张签字，理由就是“如不签字，徒伤三国感情”，害怕参加不了国联。经过一番舆论准备之后，北京政府于23日电令中国代表团“相机办理”，24日国务

院通电各省：“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北京笼罩着一片妥协投降气氛。

中国的态度越软弱，帝国主义的气焰就越高涨。中国代表团先是要求重新审议，四人会不允许；退而求其次，要求在条约里附加保留意见，也不允许。克里孟梭甚至说：“他们跟德国人一样，签了字就得算数”，竟然把中国同战败国一般看待。中国代表团再次退让，不用“保留”字样，改为在全体大会上发表声明，也不允许。和会签字的当天（6月28日）上午，中国代表分函美、英、法三国首席代表，示如果签字不妨碍将来提请重议，就可以签字；结果原函退回。四人会作出这样决绝的姿态，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签字。但是他们估计错了。国内要求拒签和约的群众运动日益高涨，加上在和会上受到的种种屈辱，使中国代表团终于下决心拒绝出席当天下午的全体大会，没有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威尔逊再次牺牲中国，同日本妥协了。和约确认日本的既得利益，将使它在中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在战争中迅速发展起来的美国金融资本很不甘心，力谋补救，参议院终于拒绝批准和约，不参加国际联盟，以保留战后的行动自由。美、日关系日益恶化，双方都在准备斗争。到了第二年，苏联击败帝国主义最后一次WZ干涉，站稳脚跟之后，美、日“反苏蜜月”便随之结束，争霸中国的斗争又重新激烈起来。

日本政府经过反复的认真研究，制定了参加和会的方针和策略。总的方针是：对于与己无关的欧洲问题尽可能不表态；对于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随大流，特别是要同英国一致；对于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山东和太平洋赤道以北德属岛屿的归属问题要力争到底。在山东问题上，外交调查会决定把它分成青岛租借地和德国经济权益两个部分，区别对待，从中玩弄花招。对租借地，原敬首相认为由于归还青岛有

言在先，不好翻悔，决定履行诺言，但坚持必须先由德国让与日本，归还问题“必须完全作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来处理”，即由中、日两国直接谈判，以便对中国另作一番勒索。至于德国在山东的“经济权益”，即胶济路和沿线三十里地区内的开矿权等，外交调查会明确决定不能丝毫松手，“应直接提出战胜国权利作为政治上的论据”，“全力进行谈判，期其必成”。日本这么重视胶济路，是因为它不仅

横贯东西，控制全省，而且深入腹地，逼近中原，又可与津浦铁路连接直通北京；加上新近从西原借款和山东换文得到的铁路无限期合营、济南驻兵、控制路警等特权以及济顺、高徐路权，胶济路不仅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还有很大的军事价值。日本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归还青岛，就象强盗抢走钱财而交还钱包一样，完全是有名无实。

同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政府步调不齐，一片混乱。这时，总统换成了北洋老政客徐世昌，他有心顺应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依靠美国，对内和平统一南北，对外在巴黎和会上收复国权。但他是由段祺瑞操纵下的“安福国会”推选上台的，不能不受段系的控制。亲日派头子段祺瑞虽然被迫辞去总理职务，却留任参战督办，掌握军权，左右一切。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出

发前，徐世昌召集会议商讨媾和方针，段祺瑞发言时居然反对在和会上提山东问题。他说：“此次参战，宣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在中国之权益法权外，拟提议撤销庚子（按：应作辛丑）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亲日派企图忠实履行山东换文讨好日本，以换取日本对中国收回部分主权的支持，既要卖国，又要骗取收回国权的美名。日本横暴干涉内政，要求委任亲日派作议和代表，聘请有贺长雄为代表团顾问。但因过于露骨，北京政府不敢答应。后来亲日派争取到在给代表团的训令中加上“关于东方之事，中日两国代表应互相协商，取同一步调”这样的词句。中国代表团启程赴欧在日本等船期间，北京政府还指令陆征祥去东京访问外务省，同日本搞妥协。陆征祥向内田康哉表示：此次赴欧，万事与日本共同行动，为了事先商量所以来访，希望日本协助退还庚款和撤退驻军。当谈到归还青岛时，内田说：“只要中国不搞无谓的举动，帝国打算实行自己的宣言。”日本企图在和会内外拴住中国的手脚。

另一方面，北京政府里的亲美派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美国总统威尔逊身上，把他当作“救世主”顶礼膜拜。他们同美国公使芮恩施、美籍顾问韦罗璧一起推敲媾和政策，并且把准备向和会提出的条件事先通知美国。中国提出的条件分三大项：（一）领土之完整，包括废除租借地和租界，完全收回胶州湾、旅顺、大连、广州湾、威海卫和九龙；（二）主权之维护，包括废除使馆卫队及京津间驻军，废除治

外法权；（三）经济财政之独立，主要是收回海关和制定税率的自主权。顾维钧公使11月26日会见威尔逊，要求支持中国的议和条件。威尔逊一面表示“乐于相助”，一面强调事情难办。顾说中国希望总统的十四点原则在远东实现，威尔逊说在远东恐怕更加困难，显然没有真正帮助中国的诚意。但亲美派仍然天真地依赖美国，直到被出卖。

中国在和会上受到了侮辱性待遇。1917年，当协约国拉中国参战的时候，曾经答应在和会上给中国以大国待遇，英、法后来还有正式外交照会加以确认。可是，在巴黎和会上，几个大国事先规定，美、英、法、意、日各有代表五席，比利时、巴西等国各占三席，中国同希腊、葡萄牙等小国一样，只有二席，西园寺公望还是大会的副主席，在最高决策机构“十人会”里日本有二名代表，中国只是在被邀请时才能列席陈述意见。这种差别待遇使中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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