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中国：大人与小孩抢牛粪别惊讶

　　晚清的一个周六，美国驻华公使馆的外交官何天爵和几位同事在中国西部地区旅行时不幸迷路了。

    
　　当天晚上，他们找到了一家乡村小店。许多年后，何天爵依然对这家小店的伙食耿耿于怀，“唯一的食物就是将小麦粉和水，擀得又平又细，再切成一条一条的，放在沸水里煮。这东西吃起来毫无味道，咬起来像皮革一样，难以下咽。”但是这家小店和所在的村子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吃的东西。这让何天爵不禁想起了某年秋天在北京城东一百多里外山谷里一座寺庙的伙食经历。当时他借住寺庙一宿，热情好客的僧侣只给他一些生板栗和从寺院水井中打上来的泉水作为晚饭。何天爵委婉地表示伙食有点寒酸，和蔼的老住持满脸惊讶，说：“板栗可不是一般的水果。吃上几斤板栗，再喝些泉水，肯定能填饱你的肚子。”当时无奈的何天爵硬是用板栗填饱了肚子，满心不甘。现在想想，这小店里的白水煮面，还不如板栗泉水呢。

    
　　第二天，何天爵的仆人发现村子里竟然有人在卖已经煮过的肉。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们立刻买了肉回来。大家都已经饿坏了，抓起肉来狼吞虎咽。肉的味道非常奇怪，难以名状，何天爵吃了一小块儿肚子里的酸水就一直往口里翻腾。美国人责怪仆人，仆人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自己判断村里那位推着手推车的老人卖给他的似乎是牛肉。好在老人卖肉的地方离小店不远，一行人都出去找那位老人。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老人家，今天的生意怎么样啊？”

    
　　“非常好。我装了一车的肉出来，现在卖的只剩下你看到的几块儿了。”

    
　　“你卖的肉是什么肉啊？牛肉吗？”

    
　　“不，这不是牛肉。我是离这个村子几里外的农民。我养的一头老骡子最近病死了。它可是我所有的财产啊。所以我就先卖了它的皮，再把它的肉煮熟了叫卖。您看，现在就只剩下车上的几块了。”

    
　　何天爵在中国居住超过二十年，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他发现中国人的日常食物包括蒸过的大米，用过量开水煮过的卷心菜和作为美味佳肴的、浸泡在盐卤水中的生萝卜。从食物上看，何天爵推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生活在我们难以想象的贫困之中”。他经常在城市和乡镇看到小孩子或者妇女一只手握着三四枚铜板，另一只手拿着破瓷碎碗，一脸庄重的表情去购买全家人饮食的必需品，酱醋油盐。“消费清单极可能包括：木炭，一个铜板；米或者面粉，两个铜板；卷心菜，一个铜板。如果比较有钱的话，可能会再买一个铜板的食油或者酱油。在极稀少的情况下，或者在重大节日里，他们会多花一个铜板，买大约一汤匙的水酒，回家热一下，吃饭的时候慢慢享受”。

    
　　“在中国，如果你看到十几个大人和小孩子为了一堆牛粪而争得不可开交，一点都不要觉得稀奇”。

    中国穷人的房子是用土块或者碎砖头垒起来的，外面糊上一层泥巴。有的房顶覆盖着瓦片，多数房屋顶部都只是盖着层席子，再在上面敷上石灰和干草的混合物。所有的房屋都没有超过一层楼的高度，一个五口之家或者六口之家就挤在这样的一间或者多间房屋中。房屋的地板是砖铺的，或者干脆就是泥土地；窗户是纸糊的；门缺少固定，开合自如，任由气流随意进出。中国的房子都没有烟囱，屋子里在夏天和冬天也都不生火。只有在做饭的时候才生火。全部家具包括一张桌子，一两把凳子，经济允许的话可能还有一个柜子。砖砌的隆起的土炕，铺上芦苇席，就是所有家人的床。

    
　　中国人从不浪费任何东西。他们收集零星的抹布和布角料，仔细聚到一定数量后糊起来，纳鞋底。他们留意哪怕是最细小的木头星，到处收集81碎木头，巧妙地粘合起来，用双手变出来整块木板或者整根棍子。北京城一半的房子是用已经使用了好几百年的砖头瓦片建造起来的，这些砖瓦还会继续被沿用好几个世纪。

    
　　中国熟练的技术工人每天的平均收入不到20美分；非熟练工人，“卖苦力”的人，每天收入不会超过7分钱。他们需要用这么点微薄的收入来养活自己，照顾一到四五个其他人的生活。何天爵固定雇用的信使，需要跑五十公里路程来赚取8分钱。中国河运船只雇用的纤夫，从天津出发逆流而上到达北京通州，走完长达二百公里的路程可以得到50分钱和单程的饮食，然后再步行返回天津。也就是说，“这些人往返远远超过从波士顿到纽约的距离，就是为了50分白银和几顿饭。”

    
　　这些人够得上美国的乞丐标准了，但在晚清社会还算是衣食有着的普通人。真正的中国乞丐，情形糟糕透了。何天爵遇到过许多乞丐--因为北京的四九城到处有他们的身影，围堵洋人乞讨。何天爵都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如果有五十到一百个衣衫褴褛、伤病缠身、难以分辨人样的乞丐聚集起来，围堵商店或者衙门，那么最好是满足他们的要求。不然，这些乞丐是不会散开的，即使你叫了警察来也没用。”一开始，何天爵不胜骚扰，叫来了顺天府的衙役试图驱赶乞丐，结果一个警察来了以后，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吧。那都是些小钱。撒了钱，他们就会散开了。”

    
　　何天爵认为乞讨被中国人默认为一个合法行业。人们对乞讨既不干涉，也不制止。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口众多，劳动生产力低下，所以平均收入极其微薄；二是官府没有固定的对乞丐的救济机制。何天爵的分析大致准确，只需做两点小小的修正。生产力水平低下是根本原因，但因为何天爵在华时期是民不聊生的乱世，所以显得乞丐特别多；而官府也设置了社会保障制度，上到给落魄书生白吃白喝的同乡会馆，下到在荒年救济灾民免得饿死的义仓，只可惜社会保障基础既薄弱覆盖面又窄，大批贫弱无依的底层弱者就加入了乞丐的队伍。

    
　　如果中国的劳动生产力不提高，社会保障依然薄弱，乞丐阶层就不会完全消失。

    
　　千百年来，中国乞丐行业就没有质的变化。首先，乞丐有特定的组织。他们从不集体行动，也不两两合作。每个乞丐都有自己的地盘，只有在遭遇排斥或者认为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召唤其他的乞丐。“事实上，中国的乞丐只要求一两分钱。但是如果你给钱给得非常爽快，他就会频繁地要你光顾他的生意。你要让他在门口等一段时间，再给予施舍，但是绝对不要断然回绝，更不要羞辱乞丐。不然的话，第二天他会带着两三个乞丐缠着你乞讨。他的同伴一个比一个龌龊肮脏，邋遢可怕。这时候，没有半个美圆你是打发不了他们的。如果你再一次拒绝他们，你就会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被至少一百个以上的乞丐团团包围住。这时候，你必须要花上百美圆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而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单个乞丐所要求的一两分钱了”。

    
　　大一点的城市中的多数商人和店主都向丐帮交纳固定的“月贡”。交钱后，丐帮会在这些商家和店铺的门口画上特殊的记号。这些记号隐晦难懂，只有组织内部的兄弟们才能理解具体的意思。每到固定的日子，总会有充当“收税员”的乞丐来向这些生意人索取这笔不太光明的佣金。其他时候，组织内部的任何乞丐都不能骚扰这些固定的商家。那些拒绝加入这样固定安排的商人和店主几乎不敢拒绝零星乞丐的乞讨。经验告诉他们，得罪了这些乞丐绝没有好果子吃。

    北京城里浮游着成群的乞丐。“你到处都能遇到他们，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真病装病，难以分辨。他们有男有女，跨越了所有的年龄段”。据说，丐帮的头领极少露面，很少有人真正见过他们。何天爵一次就拜会了北京丐帮的女首领。“她是一位干净整洁、穿着体面、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年纪大概在65到70岁之间”。虽然这位丐帮的女帮主穿着举止不像乞丐，而且过着中等偏上的生活，但她终生摆脱不了乞丐的身份。在宋元小说中就有丐帮的形象，其中的帮主因为出身乞丐，虽然富甲一方依然给子女的婚嫁带来消极的影响。

    
　　乞丐行业的蓬勃发展让许多人将乞讨当作职业，形成了乞丐家族。他们从小就开始接受家族训练。同时不断有新人加入乞丐队伍，希望浑水摸鱼。于是乞丐被区分为“职业乞丐”和“业余乞丐”。职业乞丐们有组织有训练，把城市划分为不同的乞讨区域，利益休戚与共，禁止其他乞丐无故进入领地。职业乞丐的生活一般较好。业余乞丐没有组织也没有地盘，许多人遭遇真正的不幸不得不沿街乞讨。业余乞丐往往四处游荡，不固定地在城市和乡村的角落游荡。所以职业乞丐将业余乞丐看作是不守规矩的害群之马，认为他们缺乏职业素养。

    
　　何天爵一度认为自己是区别职业乞丐和业余乞丐的行家，认为职业乞丐个个都是弄虚作假的行家，不是装病，就是伪装残疾博取同情。但他还是多次被化妆巧妙的乞丐给骗了。

    
　　何天爵有每天出外散步的习惯，散步的时候常常被一个抱着一个孩子又牵着一个孩子的年轻女乞丐所纠缠。那女的老是跟着何天爵乞讨，以最大的音量粗俗地大喊大叫，比比划划，证明是个又聋又哑的残疾人。那两个孩子则用尖细的童声哀求说：“可怜可怜我，给点钱吧..可怜可怜我，给点钱吧..”凭直觉，何天爵怀疑那女的并不是残疾人，她的双耳和嘴巴都是正常的。为了验证怀疑，一天当女乞丐又尾随何天爵高声哭叫，这一次比以前骚扰得更过分，还招来了一大群的人围观，何天爵猛然回头，高声对着她嚷了几句不太得体的话。他想，如果女乞丐有正常的听力，她就会生气。结果，女乞丐立即用流利、标准的中文对何天爵好一阵回敬。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了一片哄笑声。女乞丐突然意识到自己戳穿了自己，赶紧溜走了。之后，何天爵和那女乞丐还能常常在路上遇到。她总是既友善又不太好意思地向何天爵招呼示意，但是再也不向他乞讨了。

    本文摘自给《历史把脉之大案人心》 作者：张程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晚清的一个周六，美国驻华公使馆的外交官何天爵和几位同事在中国西部地区旅行时不幸迷路了。

    
　　当天晚上，他们找到了一家乡村小店。许多年后，何天爵依然对这家小店的伙食耿耿于怀，“唯一的食物就是将小麦粉和水，擀得又平又细，再切成一条一条的，放在沸水里煮。这东西吃起来毫无味道，咬起来像皮革一样，难以下咽。”但是这家小店和所在的村子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吃的东西。这让何天爵不禁想起了某年秋天在北京城东一百多里外山谷里一座寺庙的伙食经历。当时他借住寺庙一宿，热情好客的僧侣只给他一些生板栗和从寺院水井中打上来的泉水作为晚饭。何天爵委婉地表示伙食有点寒酸，和蔼的老住持满脸惊讶，说：“板栗可不是一般的水果。吃上几斤板栗，再喝些泉水，肯定能填饱你的肚子。”当时无奈的何天爵硬是用板栗填饱了肚子，满心不甘。现在想想，这小店里的白水煮面，还不如板栗泉水呢。

    
　　第二天，何天爵的仆人发现村子里竟然有人在卖已经煮过的肉。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们立刻买了肉回来。大家都已经饿坏了，抓起肉来狼吞虎咽。肉的味道非常奇怪，难以名状，何天爵吃了一小块儿肚子里的酸水就一直往口里翻腾。美国人责怪仆人，仆人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自己判断村里那位推着手推车的老人卖给他的似乎是牛肉。好在老人卖肉的地方离小店不远，一行人都出去找那位老人。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老人家，今天的生意怎么样啊？”

    
　　“非常好。我装了一车的肉出来，现在卖的只剩下你看到的几块儿了。”

    
　　“你卖的肉是什么肉啊？牛肉吗？”

    
　　“不，这不是牛肉。我是离这个村子几里外的农民。我养的一头老骡子最近病死了。它可是我所有的财产啊。所以我就先卖了它的皮，再把它的肉煮熟了叫卖。您看，现在就只剩下车上的几块了。”

    
　　何天爵在中国居住超过二十年，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他发现中国人的日常食物包括蒸过的大米，用过量开水煮过的卷心菜和作为美味佳肴的、浸泡在盐卤水中的生萝卜。从食物上看，何天爵推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生活在我们难以想象的贫困之中”。他经常在城市和乡镇看到小孩子或者妇女一只手握着三四枚铜板，另一只手拿着破瓷碎碗，一脸庄重的表情去购买全家人饮食的必需品，酱醋油盐。“消费清单极可能包括：木炭，一个铜板；米或者面粉，两个铜板；卷心菜，一个铜板。如果比较有钱的话，可能会再买一个铜板的食油或者酱油。在极稀少的情况下，或者在重大节日里，他们会多花一个铜板，买大约一汤匙的水酒，回家热一下，吃饭的时候慢慢享受”。

    
　　“在中国，如果你看到十几个大人和小孩子为了一堆牛粪而争得不可开交，一点都不要觉得稀奇”。

    中国穷人的房子是用土块或者碎砖头垒起来的，外面糊上一层泥巴。有的房顶覆盖着瓦片，多数房屋顶部都只是盖着层席子，再在上面敷上石灰和干草的混合物。所有的房屋都没有超过一层楼的高度，一个五口之家或者六口之家就挤在这样的一间或者多间房屋中。房屋的地板是砖铺的，或者干脆就是泥土地；窗户是纸糊的；门缺少固定，开合自如，任由气流随意进出。中国的房子都没有烟囱，屋子里在夏天和冬天也都不生火。只有在做饭的时候才生火。全部家具包括一张桌子，一两把凳子，经济允许的话可能还有一个柜子。砖砌的隆起的土炕，铺上芦苇席，就是所有家人的床。

    
　　中国人从不浪费任何东西。他们收集零星的抹布和布角料，仔细聚到一定数量后糊起来，纳鞋底。他们留意哪怕是最细小的木头星，到处收集81碎木头，巧妙地粘合起来，用双手变出来整块木板或者整根棍子。北京城一半的房子是用已经使用了好几百年的砖头瓦片建造起来的，这些砖瓦还会继续被沿用好几个世纪。

    
　　中国熟练的技术工人每天的平均收入不到20美分；非熟练工人，“卖苦力”的人，每天收入不会超过7分钱。他们需要用这么点微薄的收入来养活自己，照顾一到四五个其他人的生活。何天爵固定雇用的信使，需要跑五十公里路程来赚取8分钱。中国河运船只雇用的纤夫，从天津出发逆流而上到达北京通州，走完长达二百公里的路程可以得到50分钱和单程的饮食，然后再步行返回天津。也就是说，“这些人往返远远超过从波士顿到纽约的距离，就是为了50分白银和几顿饭。”

    
　　真正把何天爵骗到的是一个“可怜兮兮、悲惨异常”的老乞丐。那是个老年乞丐，每天都坐在路边，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身上只盖着几片破布，两只脚完全暴露在外面。难以辨认的脚正在腐烂，化脓，那种令人作呕的景象没有一个人愿意看上第二眼。

    
　　突然有一天，何天爵遇到了这个老乞丐，看到他快步流星地向家里走去。何天爵小跑着追上他，并没有发现那两只僵硬的、皮开肉烂的脚。

    
　　他俩并肩走着。何天爵问他：“你的脚坏了，怎么还能走得这么快啊？”

    
　　“噢，”他回答说，“它们就在我怀里呢。穿着它们回家，会把它们弄坏的。”

    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和羞愧，把手伸进怀里，拿出一对塞满了棉花的、伪装得肿胀变形的袜子。袜子是用帆布做成的，染上双脚的颜色，装上脱落的趾甲和腐烂的肉，令人作呕的效果就出来了。这双“脚”在强光下难以轻易识破，得以欺骗了别人好多次。

    
　　感觉被骗后，何天爵生气地指责他：“我认为，像您这样的老人家，用这样的伎俩欺骗大家，应该为此觉得羞耻。难道你找不到活做，还是因为您太懒了不愿用诚实的劳动来养活自己？”

    
　　这个老乞丐对何天爵的这个问题很矛盾，一方面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骗术很高超，有点得意，另一方面又向往正常的职业，“其实，我是个修鞋的。我也不想做乞丐这个行当了。再说，我的这双假脚太出名了，渐渐不灵了，博取不了多少同情了。整天坐在地上，叫唤'求求你，行行好吧'终归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老了，我想重操旧业，重新去修鞋吧。”

    
　　一两天后，老乞丐带着全套工具和凳子来找何天爵，希望在美国公使馆外面的街角摆摊修鞋。何天爵同意了。他就在那个角落里修了近十年鞋，直到死去。

    
　　老鞋匠死后，他的儿子来找何天爵，要求何天爵或者美国使馆能够出钱资助老鞋匠的葬礼。何天爵认为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在中国社会中，这个细节透露了可能解决乞丐问题的两大理论。第一是慈善的力量，官府或者有能力的人为乞丐群体提供帮助，帮助他们转换职业。比如何天爵同意老乞丐在美国公使馆门前摆摊修鞋。美国传教士出身的何天爵也许觉得这只是一个举手之劳。但对于老乞丐来说，他获得了摆摊的位置，而且摊位背后何天爵和美国公使馆的大招牌可以庇护他，使他免除很多麻烦。

    
　　老鞋匠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摊位和手艺，没有子承父业做职业乞丐。第二是人情的力量。进进出出打了十年照面，在中国人看来，老鞋匠和何天爵无疑不是朋友也是熟人了。何天爵或者美国公使馆为老鞋匠的葬礼出“份子钱”，而且是出大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人人相帮，可以克服一己之力难以应对的困难，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中国古代百姓生活普遍贫困，之所以很少出现大规模的乞丐流民现象，主要因为大家在低水平的生活条件下实行的互帮互助。

    
　　在社会财富没有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一时难以健全的情况下，这两种力量也许是帮助乞丐群体最可靠最有力的力量。

 

    
　　这些人够得上美国的乞丐标准了，但在晚清社会还算是衣食有着的普通人。真正的中国乞丐，情形糟糕透了。何天爵遇到过许多乞丐--因为北京的四九城到处有他们的身影，围堵洋人乞讨。何天爵都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如果有五十到一百个衣衫褴褛、伤病缠身、难以分辨人样的乞丐聚集起来，围堵商店或者衙门，那么最好是满足他们的要求。不然，这些乞丐是不会散开的，即使你叫了警察来也没用。”一开始，何天爵不胜骚扰，叫来了顺天府的衙役试图驱赶乞丐，结果一个警察来了以后，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吧。那都是些小钱。撒了钱，他们就会散开了。”

    
　　何天爵认为乞讨被中国人默认为一个合法行业。人们对乞讨既不干涉，也不制止。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口众多，劳动生产力低下，所以平均收入极其微薄；二是官府没有固定的对乞丐的救济机制。何天爵的分析大致准确，只需做两点小小的修正。生产力水平低下是根本原因，但因为何天爵在华时期是民不聊生的乱世，所以显得乞丐特别多；而官府也设置了社会保障制度，上到给落魄书生白吃白喝的同乡会馆，下到在荒年救济灾民免得饿死的义仓，只可惜社会保障基础既薄弱覆盖面又窄，大批贫弱无依的底层弱者就加入了乞丐的队伍。

    
　　如果中国的劳动生产力不提高，社会保障依然薄弱，乞丐阶层就不会完全消失。

    
　　千百年来，中国乞丐行业就没有质的变化。首先，乞丐有特定的组织。他们从不集体行动，也不两两合作。每个乞丐都有自己的地盘，只有在遭遇排斥或者认为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召唤其他的乞丐。“事实上，中国的乞丐只要求一两分钱。但是如果你给钱给得非常爽快，他就会频繁地要你光顾他的生意。你要让他在门口等一段时间，再给予施舍，但是绝对不要断然回绝，更不要羞辱乞丐。不然的话，第二天他会带着两三个乞丐缠着你乞讨。他的同伴一个比一个龌龊肮脏，邋遢可怕。这时候，没有半个美圆你是打发不了他们的。如果你再一次拒绝他们，你就会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被至少一百个以上的乞丐团团包围住。这时候，你必须要花上百美圆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而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单个乞丐所要求的一两分钱了”。

    
　　大一点的城市中的多数商人和店主都向丐帮交纳固定的“月贡”。交钱后，丐帮会在这些商家和店铺的门口画上特殊的记号。这些记号隐晦难懂，只有组织内部的兄弟们才能理解具体的意思。每到固定的日子，总会有充当“收税员”的乞丐来向这些生意人索取这笔不太光明的佣金。其他时候，组织内部的任何乞丐都不能骚扰这些固定的商家。那些拒绝加入这样固定安排的商人和店主几乎不敢拒绝零星乞丐的乞讨。经验告诉他们，得罪了这些乞丐绝没有好果子吃。

    北京城里浮游着成群的乞丐。“你到处都能遇到他们，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真病装病，难以分辨。他们有男有女，跨越了所有的年龄段”。据说，丐帮的头领极少露面，很少有人真正见过他们。何天爵一次就拜会了北京丐帮的女首领。“她是一位干净整洁、穿着体面、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年纪大概在65到70岁之间”。虽然这位丐帮的女帮主穿着举止不像乞丐，而且过着中等偏上的生活，但她终生摆脱不了乞丐的身份。在宋元小说中就有丐帮的形象，其中的帮主因为出身乞丐，虽然富甲一方依然给子女的婚嫁带来消极的影响。

    
　　乞丐行业的蓬勃发展让许多人将乞讨当作职业，形成了乞丐家族。他们从小就开始接受家族训练。同时不断有新人加入乞丐队伍，希望浑水摸鱼。于是乞丐被区分为“职业乞丐”和“业余乞丐”。职业乞丐们有组织有训练，把城市划分为不同的乞讨区域，利益休戚与共，禁止其他乞丐无故进入领地。职业乞丐的生活一般较好。业余乞丐没有组织也没有地盘，许多人遭遇真正的不幸不得不沿街乞讨。业余乞丐往往四处游荡，不固定地在城市和乡村的角落游荡。所以职业乞丐将业余乞丐看作是不守规矩的害群之马，认为他们缺乏职业素养。

    
　　何天爵一度认为自己是区别职业乞丐和业余乞丐的行家，认为职业乞丐个个都是弄虚作假的行家，不是装病，就是伪装残疾博取同情。但他还是多次被化妆巧妙的乞丐给骗了。

    
　　何天爵有每天出外散步的习惯，散步的时候常常被一个抱着一个孩子又牵着一个孩子的年轻女乞丐所纠缠。那女的老是跟着何天爵乞讨，以最大的音量粗俗地大喊大叫，比比划划，证明是个又聋又哑的残疾人。那两个孩子则用尖细的童声哀求说：“可怜可怜我，给点钱吧..可怜可怜我，给点钱吧..”凭直觉，何天爵怀疑那女的并不是残疾人，她的双耳和嘴巴都是正常的。为了验证怀疑，一天当女乞丐又尾随何天爵高声哭叫，这一次比以前骚扰得更过分，还招来了一大群的人围观，何天爵猛然回头，高声对着她嚷了几句不太得体的话。他想，如果女乞丐有正常的听力，她就会生气。结果，女乞丐立即用流利、标准的中文对何天爵好一阵回敬。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了一片哄笑声。女乞丐突然意识到自己戳穿了自己，赶紧溜走了。之后，何天爵和那女乞丐还能常常在路上遇到。她总是既友善又不太好意思地向何天爵招呼示意，但是再也不向他乞讨了。

    本文摘自给《历史把脉之大案人心》 作者：张程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