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第一课:教你如何判断一个人的权力大小

    如何判断一个人的权力大小，是观察官场的首要课程，也可能是最难的课程。出门在外，求人办事，难免要遇到这个难题。

    清朝中期，甘肃兰州出了桩大案，兰州知府行文天下州县通缉某某嫌疑人。兰州知府的公文发到了盛京将军辖区（今辽宁）奉天府（今沈阳）。奉天府尹接到兰州知府的公文，大发雷霆，扬言要参劾兰州知府。兰州知府闻讯大惊失色，赶紧给奉天府尹送去大礼，并且托人传话要拜奉天府尹为师。奉天府尹这才作罢。同为知府，兰州知府为什么对奉天府尹这么害怕呢？同为知府，级别却是不同的。比如顺天府（今北京）因为是京城所在，所以知府称府尹，为三品官（一般的知府为五品官）。奉天府因为是清朝的“龙兴之地”，知府也称府尹，等同顺天府尹待遇。官府公文往来的时候，顺天府、奉天府不列入一般州府，而尊崇靠前。兰州知府在行文的时候，忘记了这个规矩，开罪了奉天府尹，所以要低三下四地赔罪，请求原谅。不然，后果会很严重。在这里，奉天府尹的权力明显大于同为知府的兰州知府。

    晚清的时候，御史弹劾官员，查办大臣必先探询宫里的意思，看看宫廷对被弹官员的态度，看看弹劾一事有无幕后交易，再去查案。那几个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和“圣眷正隆”的大臣，即使御史台所有的御史反复弹劾，也动不了他们的位置。但是光绪三十二年御史谢远涵弹劾邮传部尚书兼参与政务大臣陈璧，三十三年御史陈田、赵炳麟弹劾军机大臣袁世凯，都取得了成功。表面看起来两位朝廷重臣都因为御史的弹劾而罢官，那么御史的权力要比他们两位的权力要大。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陈璧罢官是因为他得罪了贝子溥伦。溥伦授意谢远涵弹劾，他在后宫使劲，这才扳倒了陈璧。袁世凯罢官是因为光绪皇帝留下遗诏，要杀袁世凯。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和张之洞正争论着呢。刚好陈田、赵炳麟两人弹劾袁世凯的奏章来了，顺坡而下，罢了袁世凯的官。这么看来，御史的权力其实很弱，必须借助幕后力量，才能达到弹劾的目的。

    既然官员权力大小这么复杂难测，那么历史上有没有留下什么判断的标准或者线索呢？

    首先，官僚制度本身提供了衡量官员权力大小的法定标准：品级。

    汉朝的时候，官员的品级用领到的粮食的多少来计算。年俸一千石的官员就是“一千石”官。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太守的品级是“二千石”，大县首长称令，县令品级是“八百石”，小县首长称长，县长品级是“六百石”。隋唐之后，官员的品级逐渐固定为“九品制”，到明朝时期发展为九个品正从十八个等级，比如总督是“正一品”，知府是“正五品”，县令是“正七品”。按照法律规定，官员的品级和权力呈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品级越高，权力就越大。但如果我们把品级作为判断一个人权力大小的主要依据，那么就把中国古代政治看得太简单了。品级标准有点用处，但不大管用。

    即使同级别的官职也有肥瘦、有冷热、有优劣。比如六部之间就有高低之分。清朝侍郎在六部熬资历，一般是从工部起步，然后调任兵部或者刑部，再转礼部、转户部，最后升迁至吏部。工部侍郎转任兵部侍郎，级别和待遇都没有变，从表面来看是“调任”，但官僚圈子却视之为“升任”。因为工部管理的是工程建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属于被人鄙视的“奇技淫巧”的范围，对官场中人缺乏制约和吸引。而兵部掌管天下兵马，乱时多事，平安的时候无事可做；刑部掌管司法刑狱，比工部更要有权力资源；礼部掌管意识形态，负责文教，重要的是负责科举，所有读书人要进入官场必须和礼部打交道；户部管财政和开支，已经涉及核心权力了，官场要运转离不开户部的金钱。吏部考核天下官吏，操进退升降大权，是官场中人最在意、最敏感的权力。由清朝六部官员的升迁途径，我们可以从大到小排出六部的实际权力顺序：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兵部＞工部。清朝吏部、户部尚书和侍郎进入军机处的可能性极大，礼部次之，而工部侍郎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军机处。可见，同级不同权，更不同命。

    发展到后来，品级和官职剥离开来，变为可以独立买卖的商品了。晚清的时候，顶戴可以买卖，但不和官职相对应，俗称“某某级候任官”。《官场现形记》里的蕲州吏目随凤占虽然是个从九品的小官，但却带着五品的顶戴。因为有个人向他借钱还不了，就把五品顶戴抵押给他了。而那个人的顶戴本身就是买来的。晚清买官最高能买到四品的道员，苏南一带富人多，纷纷买个四品顶戴带在头上，导致南京城里道员满街走。随着品级和官职剥离，用品级来衡量权力大小，更加不可行了。

    第二，官僚制本身还提供了衡量官员权力大小的另一个表面标准：职权。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什么位置上就有什么样的职责和权力。按说，你是什么官职，你的权力是固定的，职位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官员之间的权力大小一目了然。然而，职权有交叉或者不清楚的地方，同时，所有有关权力划分的制度规定都是死的，抵不住活人的“运作”，职权依然不能成为衡量官员权力大小的标准。

    清代，布政使是协助巡抚行政的一省二把手，有人事权。游百川担任广东布政使时，遇到潮州知府出缺。巡抚给他递了一张条子，举荐某某人，游百川就上报拟任命某某人为潮州知府。可是，广州还驻扎着两广总督。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也给游百川递了一张条子，举荐另一个人担任潮州知府。因为已经许诺了巡抚，所以游百川就把张之洞的条子压了下来，不办。张之洞知道后大怒，即日传见游百川，厉声责备：“你竟敢藐视我而献媚巡抚，难道是有恃无恐？”游百川回答：“卑职何恃之有？只因为旧制规定总督负责军事、巡抚负责行政，卑职这是按制办理。”张之洞更生气了：“巡抚也归总督管，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说的旧制，哪来的？赶紧找来告诉我，我从此也好不问行政，安心军事。”游百川害怕了，赶回衙门就翻阅《会典》等制度档案。遗憾的是，总督和巡抚的职权划分原本就不明晰，也没有留下白纸黑字。虽然游百川说的的确是通行的惯例，但他找不出明确根据来。强悍的张之洞步步紧逼，不依不饶，天天派人催问游百川的旧制。游百川最后忧郁吐血，只好因病辞官。从此，广东的政务张之洞事事都过问，广东巡抚形同虚设。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因为职权不清和个人强过制度的例子，可见职权也不是判断权力大小的主要依据。有的时候，人的作用更重要。张之洞平时恃才傲物，又有慈禧太后的宠信，在地方为官事事把持，欺凌同僚，是个典型的强人。

    第三，有人提出，官员的收入多少可以反映他的权力大小。以收入为衡量权力大小的标准的潜在逻辑是，权力能带来收入。一个人收入越多，表明他的权力越大。这个逻辑乍看似乎有道理，能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但是，考虑到地区存在贫富差距、经手的政务的潜在利润存在差距，甚至官员个人的贪廉程度也不同，收入并不能全面反映权力大小。

    从法定收入看，清朝七品知县的年俸是45两，五品知府的年俸是80两，一品总督的年俸是180两。这基本能反映他们的权力大小的质的情况（反映不出权力量的比例来，总督和知县的权力量的比例肯定超过了180∶45）。可这仅仅是他们的“死工资”，雍正朝之后执行“养廉银”，将各地归公的火耗在当地官员中分配，那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一般情况下，地方督抚每年约有养廉银两万两，知府约有五千两。而京官的养廉银极其有限，由朝廷从各地解送的银两中挪出部分来在所有京官中平分，最多的也不超过五千两。也就是说，正一品的领侍卫内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的和珅，每年拿到手的养廉银，和五品衔的浙江台州知府的养廉银差不多，远远低于同样是正一品的闽浙总督。但是，和珅和台州知府的实际权力肯定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再举个极端的例子。海瑞品行刚正，一个铜板都没有多拿多占，纯粹靠工资生活，平常还要拿妻子纺织的布匹去街市上变卖补贴家用。他担任过应天巡抚，收入肯定不如一个平常的知县多。我们能够说海瑞的权力就小于一个平常的知县吗？所以，收入也不能成为评价权力大小的标准。

    衡量权力大小，实在是找不到一个确切、可以操作的标准。

    一个人的实际权力不单单由法定权力决定，而更取决于衍生权力。而衍生权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就为衡量权力大小增加了难度。好在权力要体现在具体的事务上，权力所有者要通过办事来显示权力，所以，我们可以从“办事”这个角度来间接观察一个人的权力大小。如果同一件事情（比如运作子弟入国子监读书、提拔某人的官职、报销某项工程款），甲官办不下来，而乙官办了下来，那么我们不管甲乙二人的品级、职权，就可以认定乙的实际权力要大于甲。套用一句时髦的话，那就是：办事是检验权力的唯一标准。

    其实在实践中，人们早就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了。比如人们去衙门办事的时候，都会去找“关键人物”，因为大家都知道找这几个人能够把事情办成。相反，人们不会按照表面的品级或者职权去找相关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表面的东西并不代表真实的权力大小。

    在一个衙门中，一把手的权力最大。为了和一把手拉上关系，人们纷纷去找“门政”或者“签稿”。门政表面看是个看大门的用人，但公文的往来、人员的接待送行，都先经过他的手。一个好的门政需要清楚来往公文的轻重缓急，迅速判断进出客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力大小，同时还要观察衙门口的情形，收集百姓对衙门口布告的反馈。他得记忆力超群，记住几个月甚至几年间访客和公文的信息，记住老爷的日程和性情，记住与衙门有关的权力网络。在实际运作中，门政扼守着他背后这座衙门的权力瓶颈，衙门里面的权力进进出出、发挥作用，都需要他的配合。对一把手来说，门政就是自己的“手机”、自己的秘书。所以，门政的实际权力可能比这座衙门的二把手都要大。来办事的人，避免不了与门政打交道，有时候摆平了门政就不需要再去衙门里活动了。门政往往上下其手自肥，聚敛了巨大的财富。

    本文摘自《泛权力》，作者：张程，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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