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被焚引来清帝国怎样的嬗变？

    不可辩驳的是，造成帝国根基坍塌的主要原因正是中国日益被卷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不平等经济与贸易秩序之中。从19世纪30年代起，鸦片贸易的后果已在实行复本位货币制度的中国被大众广泛感知，因为白银流出国外是用于偿付鸦片这种违禁品的进口，这种收支不平衡迅速破坏了税收和商业。更糟糕的是，通商口岸开放，列强资本入侵，长期作为一个封闭内循环体的中国传统农村经济被无情地粉碎，首当其冲的就是农业与家庭手工纺织业紧密结合的农村家庭生产组合。

 

19世纪60年代，西洋画刊上绘制的华洋杂处的上海街景

1860年，恭亲王奕在礼部会见英法联军代表，清廷被迫签下《北京条约》的情景（铜版画）

北京条约

1860年10月24日下午，在从安定门至清政府礼部衙门长达5公里的道路两旁，挤满了中国民众，他们翘首张望，默不作声，目送英国公使额尔金乘坐的轿子在两支军乐队、100余名英国龙骑兵和两个步X的护卫下，前往《北京条约》的正式签字仪式。相对于京城百姓的单纯好奇，对于当时年仅27岁、刚刚得以进入帝国权力中枢的恭亲王奕来说，这个日子却包含着屈辱。英国使团随员亨利·诺里斯回忆说，当额尔金的轿子随着军乐团吹奏的《天佑女王》抵达时，亲王本人走上前去，抱拳施礼。但额尔金只是“高傲而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微微欠身表示回礼”，额尔金的私人秘书罗·亨利描述了奕的惶恐不安：“从他的表情看得出，这是个聪明人，但处在恐惧中……对于一个只习惯于和自己同朝的高官打交道的人来说，他所接受的这个不同寻常和困难的使命，只能使他自己感到厌恶。”

回到当年那个历史背景：在深入这个停滞而破碎帝国的核心后，北京城使前来游历的英法两国使团和军人大失所望：“乍看上去，人们还能想象一下，这座巨大的城池该掩藏着多少奇珍异宝，一旦走进，便大失所望。到处都是肮脏破旧的房舍，旗人区的主要街道，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的街道都要宽阔，但既没有铺上石板，也没有留出人行道，无非是失修的碎石路面，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满是污泥浊水，不时出现的一口口水井堵住道路，到处是垃圾和粪便，臭气冲天。”法国军医阿尔芒在他当时所记的日记中写道：“衣衫褴褛，满脸怀疑的老百姓毫无生气可言的麻木表情，在坑坑洼洼、浮土充满车辙的大道上跋涉，绵延不断的，用没烧透的青灰砖砌成的单调房舍，使我们失去了远距离眺望京城时的美好印象，以及消融在金黄色落日余晖中所引起的无限遐想。”

为了讨好这些蛮横的征服者，恭亲王甚至知会特使额尔金与葛罗，如果他们愿意，欢迎参观北京城内的皇宫。11月6日，包括额尔金在内的一大群英国和法国使团成员在钦差大臣恒祺的带领下走进了紫禁城，然而，法国使团成员乔治·德·凯鲁莱当时对这座清帝国心脏的评价不过是：“诚然，皇宫拥有漂亮的汉白玉栏杆、精美的台阶，但总体状态破败不堪，建筑物上到处是裂缝，还布满了苔藓，书房的书架上空空如也——书籍早已被迁往圆明园，遭遇了众所周知的厄运，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就在这一天，中、英、法签订的条约协议被写成布告，张贴在北京的城墙上。“一大群中国人聚集在布告前，一些识字的就把布告上的条约内容一条条解释给其他老百姓听，他们深感好奇，却丝毫没有痛心的表示，好像他们对朝廷与西方蛮族达成的新条约感到非常满意似的。至于宗教信仰自由，他们看起来并不太关心。”

然而，相对于子民的麻木不仁，对于朝廷中枢的有识之士来说，“西夷”居然长驱直入，兴兵焚阙，迫使“天朝”订立城下之盟，实在是奇耻大辱，正如奕在随后的奏折中所说：“捻炽于北京，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鉴于两次军事上的惨重失败，以及《北京条约》对于西方国家拥有在北京常驻外交人员的确定，一向为天朝诸臣所不齿的“夷务”骤然成了重中之重——清廷为英法公使选择的使馆驻地为老君堂、国子监、马家厂，挟战胜之威的两国公使自然不肯就范，在试图占据朝阳门内怡亲王府和肃亲王府未果后，英国最终选择了东交民巷宗室奕梁的府邸，法国则强占了东交民巷景崇府第。就在英法军队仍然驻跸京城，在安定门城楼上加装大炮对准城内交通要道的10月底，光禄寺少卿焦佑瀛、侍讲学士张之万等四人就上了一份联衔奏片，首次提出了设立“办理通商处”负责外交事务的设想。该奏片说：“驭夷之法，贵有责成。查向来夷务，由军机处办理。惟枢密之地，事务大繁，只能总持大纲，于细微曲折，不能详细考查……此次换约之后，应请旨设立办理通商处，以王大臣领之，分为各司，办理各国事务，则例案分明，事有专责，可以日久相安，实为第一要务。”

1872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北京条约》订立后，清政府成立了专办洋务及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

总理衙门

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下谕，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署理所在地为东堂子胡同49号。已经在跟洋人交涉中经历了大风大浪的奕，表现出少有的谨慎和世故，为了安抚咸丰的疑虑，以及政敌们的弹劾，他和联合上折的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反复强调，这是一个临时性机构，一旦“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然而，明眼人都会看出，“夷务”只会纷沓而来，曾经于咸丰三年至五年担任军机大臣、饱尝权力滋味的恭亲王，所要的是在这清王朝国运危若累卵的时刻，给自己创造一个充分施展才华的长久舞台。

总理衙门成立之初，设英、法、俄三股。1864年增设美国股，1883年又增设海防股（后改为日本股）。英国股主要执掌英国、奥斯马加（奥匈帝国）两国交涉事务，并掌管各国通商及关税事务；法国股掌法国、荷兰、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巴西四国交涉事务，并掌教案及侨工等事务；俄国股掌俄国、日本两国交涉事务，并掌陆路通商、边防、疆界、外交礼仪以及本署官员的任免、考试、经费等事务。

“总理衙门的建立，是同治中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制度改革，此前，中国没有处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仅仅有理藩院、鸿胪寺的一部分用以处理与朝贡国的关系。虽然它的成员大部分时间在陪伴外国公使喝茶，对于自己负责的国际性事务茫然无知，但与1860年前清政府任何一个部门比较，它都类似共和政体下的外交部，并较少受陈腐的传统财政系统之害。”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这样写道。确实，当时总理衙门只设大堂、满汉司堂以及科房，全部司员为16名章京，满汉各半，奏稿、文案、照会全部由司员亲手拟就，以避书手胥吏从中舞弊。更重要的是，奕下令各省筹办洋务，对外交涉时必须“相互知照”，并要求各通商口岸地方衙署按月将中外商情以及各国报纸送至京师，以便对“中外形势了如指掌”。

很快，奕就开始尝试利用朝廷一向深恶痛绝的对外条约，作为保护清帝国自身利益的挡箭牌。正如美籍华裔中国史研究者徐中约所说的那样：“这种和平方针不应该被理解为完全屈服，相反，它是一种积极政策，是中国按照条约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唯一途径。”刚刚署理总理衙门不到一周，江苏巡抚薛焕就上奏，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最为刁诈”，将外来洋轮应交之船钞（吨税）和罚款一并扣留，作为对外赔款之用。1861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初九），奕就正式照会英国公使卜鲁斯，他声明，根据1858年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两项收入应分别用于灯塔、望楼等近海航行设施以及海关办公行销开支，与关税无关，不得扣留作为赔款。对此毫无准备的卜鲁斯不得不亲自发电昭示上海领事馆照此办理。在奕的示范下，一批敢为人先的洋务派地方督抚也开始效法：在1862年的一份奏疏中，湖南巡抚毛鸿宾就惊异地发现，“西夷”对于走私贸易的法律管制和惩办比“天朝”更加严厉，他建议所有沿海省份的涉外贸易都应被置于类似的管理之下。1866年，时任上海道台的丁日昌曾致信于前往调解潮州外国移民纠纷的郭嵩焘说：“彼遵条约而我背之，则曲不在彼而在我。”两年前，丁日昌利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列强数次试图获取条约之外权利的请求：包括美国人要求在上海城内购买房地产，英国人试图在上海和苏州之间开辟内河航线通航，以及法国人在上海和吴淞之间敷设电缆的建议。

“对西方国家国际法的陌生，导致清王朝的执政者在初期的对外交涉中犯了许多大错误，他们在一些重大利益问题上轻于让步，而在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上拼死相争。”总理衙门下属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开始从1862年起，尝试把惠顿版《万国公法原理》翻译成中文。两年后，当这一译本刚刚被送到总理衙门，清廷立即就得到了一个检验它威力的机会：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在大沽口外强行扣押了三艘属于敌对国丹麦的商船，奕依据刚刚获悉的国际法常识，抗议李福斯在中国领海内做出这种违背国际公法的行为，并拒绝接纳其赴任，从而迫使李福斯释放了扣押船只，并向清政府支付了1500美元的赔偿金。

当然，另一些情况下，北京和总理衙门则必须向列强提供更多的让步。按照《北京条约》，虽然镇江上游的九江和汉口要等太平军被镇压后才能向外国船只开放，但恭亲王为了使欧洲人在内战时支持清廷，却奉命于1860年12月将这三个商埠全部开放。1861年1月，在奕和文祥的努力下，上谕批准了江苏巡抚兼代理通商大臣薛焕的建议，让已在1858年被英国公使卜鲁斯提名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正式就任，虽然理论上外国政府不得干预这一人选，而李泰国又在担任额尔金翻译时以毫不客气和嘘声恫吓著名，但这一任命仍然被总理衙门认为有利。尽管贸易税的40%将被当做《北京条约》的赔款而被截留，但总理衙门仍然认为，这个新财源将比中国各地关卡的预计收入更大，因为后者“往往以多报少，隐匿侵蚀……无从彻底清查”。自此，海关关税迅速成为仅次于田赋的主要大宗收入，1861年，海关税收总数为500万库平两银，1871就跃升至1007万两，几乎翻了一倍。同治五年赔款付清后，清廷命各海关仍将此“四成洋税”提出解送至户部存储，使得中枢得以重建起自己的基本货币储备。

1871年，恭亲王奕摄于恭王府花园蝠厅前邀月台假山边

恭亲王奕

奕和其他具有远见的清廷官员都深刻了解，中国蹒跚起步的近代化外交只不过是繁复而浩大的“自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虎视眈眈的列强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随时可能颠覆王朝，而防务现代化则是维系清帝国自身存在、保证其改革成果的最迫切需要。就在1860年11月15日，《中俄北京条约》签订的第二天，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就来到恭亲王下榻暂住的广化寺，送上两支西式步枪和一支转轮手枪作为礼物。11月23日，奕与即将离京、前来辞行的伊氏详细讨论了俄国向中国输入武器与军械制造工匠，并派兵会剿太平军的事宜。回想9月15日，通州谈判时，奕还厉声斥责了擅自与法国使团讨论“借师助剿”的胜保，认为此事断不可行。不难想象，第二次大沽之战和通州八里桥的惨败，对奕乃至其他清廷大员的触动，使得抽象概念中的“船坚炮利”变成了无可摆脱的危机与艳羡。清军主帅僧格林沁在第二次大沽之战后，也称赞英法炮火威力“丈余壕墙，竟可穿透”，湘军悍将胡林翼在安庆日见西方汽船溯江而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因之而“变色不语，勒马画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

为了炫耀武力，彻底摧垮清帝国的抵抗意志，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远征军纷纷装备了最新式武器：英军带来最新发明的阿姆斯特朗后装线膛大炮，而法军则拥有改进型前装线膛炮拿破仑炮。在轻兵器方面，英法军队使用的是分别于1849年、1852年列装的米涅与恩菲尔德式步枪，而清军当时的主要装备仍然是冷兵器与落后的鸟枪、抬枪以及前装滑膛炮。曾亲历两次大战的法国军医阿尔芒曾惊讶地在日记中记载：“中国军队用长矛、梭镖和各种大刀、长刀、弓箭作战，还有一种像中式大圆帽一样的柳条或竹子编制的大盾牌，还有那些由两人吃力地肩扛、施放的抬枪，发射时经常导致2个人一起翻倒在地。”

更紧迫的是，清帝国视为心腹大患的太平军，已经开始输入西式武器。1858年，清廷就曾在上海附近截获过向太平军输送“洋剑、火枪、子药”的外籍走私轮船。在1860年9月开始的安庆围困战中，守卫的太平军用“西洋落地开花炮”把湘军打得“惊心动魄”。11月，在前线督师，久攻不下的曾国藩就提出“师夷智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同年12月奕与桂良、文祥联明奏请购船买炮，曾国藩极力赞同，认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之产一要务，购成之后，访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一年后，安庆陷落，曾国藩立刻在此地开设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据其心腹幕僚赵烈文的估算，一年内，安庆军械所制造的武器包括“劈山炮二十千四百，抬枪六千，小铁枪二千方够”。

很明显，俄法对于“借师助剿”的热心，最终出发点仍是将其当做扩大在华利益的契机与切入点。谨慎的奕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向远在热河的咸丰请旨定夺，一面向南方太平天国战事正盛的各省大员致函商议，综合了上海薛焕、江北剿捻漕运大臣袁甲三、皖南曾国藩等地方督抚，以及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的意见，他认为决不能向列强大规模借兵，陆路战场尤其不能听任洋兵借助剿之名占据城镇，扩张权益。最稳妥的方略在于借助洋人“兵船”控制水路，利用西方军官训练中国军队，并以输入先进武器装备与技术为要。1861年1月24日，当俄国允诺的2000支鸟枪运抵京师时，奕决然地向咸丰呈递了两个折片，请求八旗禁兵练习西式枪炮，并在东三省练兵筹饷。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自己的皇弟大展拳脚、启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波现代化改良运动的同时，远在热河的咸丰皇帝最为牵挂的问题依旧是洋人是否坚持亲自向自己递交国书，实现觐见的“国体”问题。11月3日，额尔金拜会奕，双方的会谈进行了约两小时，其中的讨论内容之一，就是觐见皇帝亲递国书。奕引用额尔金召回中“未列入准此动兵之议”一语，婉言相拒，并在次日向咸丰帝报告英法联军即将撤军的奏折中，含混地声称此事“或能即做罢论”。咸丰自然大为光火，在奏折中留下了一段言辞极重的朱批，声称“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几天后，随着英法两国远征军开始从北京撤往天津，额尔金与葛罗最终同意了奕的意见，不再要求觐见递交国书，但惊慌的咸丰仍担心回京后需要接见公使，拒不回京，甚至考虑移驾西安。11月25日，他在给陕甘总督乐斌、署陕西巡抚谭廷襄、陕西巡抚英桂的谕旨中，毫不掩饰地透露出内心的恐惧：“夷人现虽尽退，明岁尚来驻京，能否相安，实难预定，自宜择一巡幸之地，以期有备无患。”尽管咸丰最终因“工程之巨，经费之繁”，不得不取消了西狩之想，但对于这个隐患始终耿耿于怀，从而回京日程一变再变，直到1861年8月22日，自己走到生命的尽头为止。无论如何，咸丰也许可以在弥留之际稍加宽慰——在他一生中，终究没有见过一个不愿向龙椅跪拜的西方夷人。

洋枪队首领华尔

1864年，英国人戈登率洋枪队协助清军攻打苏州城太平天国守军（铜版画）

华尔的洋枪队

情急之下，“借师助剿”就成为与上海商绅关系密切的清廷江南地方官员所期望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中最为积极的就是上海道台吴煦，以及江苏巡抚薛焕。根据《北华捷报》的说法，前者因贪污中饱而有着“福图内特斯的钱袋”（意为聚宝盆），和一群往来甚密的英国朋友。吴煦的亲密助手杨坊曾担任怡和洋行的买办，是上海滩著名的首席商绅。5月26日，未来的英国公使卜鲁斯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就发表一项联合声明，中西贸易的共同利益，以及在中国境内避免杀戮与掠夺的愿望，使得联军将涉足保卫上海：1500名英法联军已经部署在外国租界周边的要冲地带和上海长达4英里的城墙上。8月16日，英国海陆军官致函太平军，警告“一旦有WZ人员攻击或接近联军在上海市区和租界的阵地，就会被认为是与联军对抗”。

《北京条约》的签订，理论上结束了清王朝与英法两国的敌对，但朝廷对于洋人的顾虑仍然存在。6月26日，咸丰帝在发给两位极力主张向英法借师助剿的地方大员——薛焕的前任徐有壬以及两江总督何桂清——的上谕中，严厉斥责“若藉资夷力，则使该夷轻视中国，后患何可胜言”。同样，对中国内战局势发展无从把握的英法列强也在干涉问题上极为谨慎：香港总督约翰包令爵士曾于1855年公布了中立政策，即对那些通过兵役、人员招募或提供武器和其他物资来支援中国“敌对势力”中任何一方的英国人，将被处以5000元罚金并监禁两年的惩罚。

在这片风云诡谲中，上海迎来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冒险家、原籍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水手——弗里德里克·汤森·华尔。华尔前半生的经历似乎丰富惊险得如同《加勒比海盗》中的杰克船长——16岁就当上了快速帆船“哈米尔卡号”的二副，随即进入诺维奇大学的前身——沃门特美国文学科学与军事专科学院，接受了基础的军事与战术培训。毕业后，不甘寂寞的他前往加州淘金，加入了臭名昭著的“灰眼讨命鬼”威廉·沃克组织的佣X，在墨西哥和尼加拉瓜WZ偷渡难民，最终因触犯美国中立法而被逮捕。在经历短暂的逮捕和拘禁后，他投身墨西哥军队充当教官，旋即加入法国军队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

华尔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绰号“海军上将”的美国冒险家高夫麾下的轮船“孔子号”上任水手。倚仗上海地方政府和各国领事馆的支持与默许，高夫成立了一个半官方组织“捕盗局”，雇佣西方无业水手、军人与菲律宾人对付海盗。在太平军大兵压境的恐慌中，各国领事馆和上海地方政府的清廷官员从高夫及其肆无忌惮的手下身上取得了灵感：一支面目模糊的外籍雇佣军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它可以规避来自北京总领事和清廷的责难与非议。归功于英国商人查理德·彼·希尔的牵线，上海洋枪队于是在6月底诞生了。华尔在高夫的帮助下，得到了大约100名菲律宾人，此后几个月里，更多浪迹于十里洋场的西方冒险家、退伍军人和海员聚集到华尔麾下，华尔支付给每人30至50美元的月薪，并许诺一旦收复任何城镇或坚固阵地，就另外分发“大量，而不固定的额外报酬”。维持洋枪队的费用来自捕盗局得到的上海关税收入和各种商绅协会的捐款，杨坊通过自己在外国租界的商行“太记行”来解决洋枪队的后勤和军火，很快，它配备了柯尔特左轮手枪、夏普斯后膛步枪等先进武器，至于洋枪队攻击的目标，则由薛焕、吴煦和杨坊会商制定。

虽然《北华捷报》曾经对华尔洋枪队做过几次言过其实的吹嘘报道，但实际上，这支队伍始终饱受缺乏训练、纪律涣散的困扰，而来自清廷正规军的协助又往往是个未知数。“在与久经沙场的太平军对阵时，一旦后者准备充分，则洋枪队就没有胜利的把握。洋枪队士兵经常缺乏约束，在投入战斗时往往是醉醺醺的，他们主要是依靠突然袭击的方式和先进的西式武器取胜。”R.J.史密斯在《19世纪中国的常胜军》中这样描述。华尔的一般战略就是夺取一个没有防备的城门，制造守军大规模的混乱，然后趁敌人惊慌失措尚未组织起有效防御前，把他们从另一个城门赶出去。7月，洋枪队取得了这个年度唯一一次显著的胜利，即在这种惯常使用的奇袭战术下，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了松江：华尔亲自带领一队士兵用两个50磅的炸药包摧毁了松江东城的内城门，手持左轮手枪和佩剑冲入缺口，与守军展开肉搏。双方距离如此接近，以至于菲律宾士兵的步枪发射焰能够点燃对面太平军的号坎。8月，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华尔决定带着他大大充实了的队伍攻打青浦，后果是灾难性的：除勇敢的副手“马尼拉人”文森特·马卡纳雅以外，所有军官都负伤了，华尔5次挂彩。最厉害的一次是一颗子弹从他的脸颊穿透到下颚，他当即倒下，若非马卡纳雅将他扶住，他肯定会仰面倒在城墙上。华尔很快就恢复了神智，指挥部队撤退。8月12日，太平军重新夺回了松江。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9月24日，美国领事士觅威良向吴煦发出了强硬的抗议，指出一些美国轮船上的“逃兵”被吴煦或其“代理人”雇佣，前往与叛军作战，这显然违背了中立法。3天后，吴煦奉命回信，声称，这些原本为消灭海盗雇佣的外国人已经被全部解雇。一个月后《北华捷报》宣称洋枪队已经被解散。对于这支难以控制的混合部队，英国的政策也摇摆不定，8月，驻上海领事密迪乐向卜鲁斯致函，认为洋枪队不断向太平军发动的袭击，可能使后者认为这是西方政府所认可的正式军事行动，从而引发大规模的报复行为。除此之外，英国担心太平天国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从而保证其商业与外交权益。虽然英国各级行政官员都曾设想过干涉叛军，但它的官方政策始终限于保护英国的贸易港口——实际上仅限于决心保卫上海。英国的“不完全中立”一直延迟至1862年初，直至卜鲁斯公使等英国外交政策制定者认为，相对于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对于鸦片贸易持敌视态度的太平天国，一个复兴的清廷更能有效地维护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届时，华尔和他后来被更名为“常胜军”的洋枪队才再次活跃在苏南战场上。

“1860年无疑是个转折点，在帝国军事武备衰落至顶点时，清廷不得不与西方列强开始合作，以自强为旗号开始了防务现代化建设，任用难于管束的西方人承担这些职业不仅是耻辱，也带来了潜在的威胁——这种援助同时不可避免地扩大了西方殖民国家对中国自身内政事务的影响。”R.J.史密斯写道。曾国藩、李鸿章在内少数深谋远虑的地方督抚，看到了这种危险的倾向，一支由西方人统领的职业WZ对于中国传统官僚结构几乎完全不相容，虽然华尔加入了中国籍，并获得了朝廷四品绿营副将的官衔——中兴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传统社会可以在怎样的程度上重新整合，同时又不损害清廷在军事和外交领域中优先近代化的目标。两年后，李鸿章率领七千淮勇驰援上海，并迅速地将这支WZ西方化——1864年华尔的常胜军解散后，它吸收了这支部队的精英官兵和炮队，拥有超过1万支来复枪。淮军也采取了西式训练法，军令用音译外来词下达，“开步走”即为“发威马齐”（ForwardMarch），“向右转”为“苏咙来得保非司”（Totherightface）。然而，洋务运动的推行者很快发现，注重器物和浅层制度的防务近代化倘若不与整个社会科层组织改革相对应，则必将失败。

1858年，英国军舰在广州珠江上炮轰清军设在沿岸的防御工事（铜版画）

晚清，身着清代服饰的洋人一家

银元、棉纱与茶叶

1860年春天，刚刚来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高温发现，中国农民的生活似乎凝固在5个世纪之前，贫穷且一成不变：住宅都是最简陋的，一律是泥土筑成的三间矮房，屋顶是高粱秆，上面抹上一层泥浆；使用的农具仍然是祖先流传下来的犁、耙与锄头；由家纺土布支撑的蓝黑色外衣肥大且松宽，衣襟垂到了臀部；食物几乎完全是同大豆或者豆腐渣混合起来的高粱、玉米或小米，一块白面馒头是一种特别的款待，当然更难吃到任何肉食。一位贫农在谈到皇帝时说道，如果他是皇帝，他就成天吃大饼，吃饱了就躺下休息，这就是中国农民对生活享受的最高理想。

毫无疑问，这种苦难肯定会使任何西方读者为之动容，然而不可辩驳的是，造成它的主要原因正是中国日益被卷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不平等经济与贸易秩序之中。从19世纪30年代起，鸦片贸易的后果已在实行复本位货币制度的中国被大众广泛感知，因为白银之流出国外是用于偿付鸦片这种违禁品的进口，而这种收支的不平衡迅速破坏了税收和商业。银与铜的比价中价值的上升，使几乎所有社会集团都身受其害，因为农民是用铜钱或谷物交纳赋税，但官吏上解时用的是银两，所以实际的税率取决于需要多少铜钱或谷物折算成定额的银两数目。由于白银越来越稀少，因而它与其他货物相比就贵起来，结果使实际的税率翻了一番或更多，从而使小土地所有者陷于绝境。1852年时，冯桂芬即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20年前，每两银兑换制钱1200文，10年前比率跌至银一两兑换1500文，而此时更已经超过2000文。升斗小民日常开支多为制钱，而交税时却要以银两缴纳，所谓“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以一倍之赋”。

更糟糕的是，由于通商口岸的开放，列强资本的入侵，长期作为一个封闭内循环体的中国传统农村经济被无情地粉碎，首当其冲的就是农业与家庭手工纺织业紧密结合的农村家庭生产组合。签订于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和随后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中，确定了“值百抽五”的从价关税，以及单一的、税率为从价关税一半的子口税，这个定例从此为各列强援引，成为一项新的协定关税，大大降低了西方各国在中国倾销工业商品和输出原材料的成本，新税则还扩大了海关免税品的范围，包括金银、米粉、碱、烟丝烟叶、酒、玻璃器皿等。

1861年，英国驻汉口领事馆在商务报告书中声称，中国农民开始发现，外国棉布比土布便宜得多，这些轻巧优美的舶来货物使得他们抛弃了粗糙而笨重的土布。同样，大量买不起绸缎和其他布料的市民也购买洋布来剪裁长衫和外衣。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清国事务》调查中，也声称在1863年，仅山东一省，棉纱进口增加了1.6844万担，达到5.6725万担，是10年前的5倍，这种增长无疑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纺纱业——许多本地贫苦农家妇女的靠山，由于进口关税较低，进口布匹的价格在逐年下降，原色棉布在1866年每米的价格是2两9钱至4两，1868年则降到了2两2钱至2两5钱，它不仅席卷了沿海省份，还能负担运输费用，深入至中国内地市场。当年，中国进口棉布总价值就达到1908万两，同样，进口棉纱的畅销，也对中国传统纺织业造成了严重打击。在江西抚州这个传统的个体纺纱业基地，同治年间以手纺土纱织就的一匹土布，价格在两千文左右，足够一位勤劳的妇女支撑起一个传统农业家庭的日常花销。然而自从咸同朝起，进口洋纱一称，可以纺布五匹，均价不过七百文，从而导致不如机纺洋纱均匀的手纺土纱失去了竞争力，土布价格跌落至每匹两百文以下，从而使得此地的手工纺织业彻底陷入停顿。

与中国手工纺织业遭遇同样不幸命运的是中国另一大宗出口商品——茶叶。1880年，海关总税务司发布的海关贸易报告也宣称，日本绿茶和印度红茶占据了中国茶曾经拥有的大部分市场，因为它们“均免出口税，则又用机器制造，成本甚廉，故中国之茶日形壅滞，无不相互贬价”。更重要的是，外国茶商利用茶叶不便存储，中国本地茶行资金链薄弱，急于将存货脱手的缺点，在每年新茶上市之际蓄意压价，“（茶行）多借人本银，愈忧息重难偿，夷人作难，非抑下四五倍价不买。如初春茶，约值市值一百万，卖后通计仅五六十万”。

与如同雪崩一般通过口岸进入中国内地的舶来商品相伴随的，是中国本地生产迅速被纳入全球性经济体系中。1860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导致全球棉花价格高昂，这股风潮迅速波及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报告说，上海当年棉花每包价格由9元大涨至28元，“按当时松江太仓一府一州各县各乡大小花行来申抛售盘货，统计不下百万包”。于是，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国变成了一个农产品与原材料出口大国：1868年，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大约为1.08亿元，而这个数字在25年中几乎翻了一倍，棉花、烟叶、食用油与蔗糖的增长最为迅速。浙江与广东的生丝，湖北、山东与东三省的豆类，直隶的花生、靛蓝与烟叶，广东的蔗糖，分别在各口岸被运至印度、日本，乃至欧洲大陆。其后果之一，就是一向以粮食自给自足为传统的中国变成了一个粮食进口国：1864年，上海一口岸年均进口米谷总量为9.1565万担，到了1880年，就猛增至84.43万担。

清末，码头市场（绘画作品）

“活厘”与地方主义

太平天国兴起后，交通梗阻，作为京师铸钱主要原料的云南“滇铜”不能运至京师，导致清廷铸钱成本上升，各种私钱、小钱泛滥。从1853年起，清廷开始铸发咸丰重宝、咸丰元宝等大钱，与各种官票、宝钞相辅流行，导致通货膨胀，钱价暴跌，使得有所回升的银钱比价再度暴涨。1860年2月，京城银价飞涨至每两合制钱两万八千文，几乎是1851年的16.5倍，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物价飞涨，杂粮、杂货、茶叶、硬煤、食盐、棉布等日用必需品价值分别上涨2～7倍不等。由于大钱在京城外无法流通，所以京郊农户与外省商贾均对进京交易裹足不前。相对于大钱，纸钞的贬值速度更为迅速，从1854～1860年，户部共造银票900余万两，“架空行用，藉资周转”的票钞虽然支撑了清廷庞大军费开支但代价却是经济的进一步混乱。当年二月初九日，惠亲王绵愉上奏，痛陈票钞泛滥之害，坦言空钞“每吊不过值京钱三百文”，银票“每两不过值京钱四百文”，且发放无限制，“兵民领此钞票者，徒苦折耗，而铜局收捐，宝钞一吊即抵一吊制钱，官票一两即抵一两实银，市井奸商因此渔利，高下其手，贵贱从心”。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清廷开捐例，铸大钱，发票钞，增加赋税，无所不用，但重中之重，乃是允许各省自筹饷需，从而导致晚清重要的支柱性税收之一厘金的诞生。

作为商业税的厘金，在清代前期并不受到朝廷重视，被归于“杂赋”内。咸丰军兴之后，财政困难，提请加征遂成为不得已之事，再加上朝廷允许地方自筹饷需，厘金遂应运而生。作为定制的厘金，最早由咸丰三年，帮办扬州军务的刑部右侍郎雷以諴创办，雷氏在扬州附近仙女庙、宜陵等镇米行实行“商贾捐厘”，“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计升仅捐半文，于民生毫无关碍……且细水长流，源源不竭，于军需实有裨益”。对此措施十分满意的咸丰帝立刻下谕江苏官员按此“妥速商酌筹办”，并由仅向商铺征收“坐厘”，发展到建局设卡，对行商走贩征收“活厘”，抽厘所涉及的商品由最早的稻米，扩大至日用百货，以及茶、食盐、鸦片等特殊货产，税率也从最初的“值百抽一”逐渐提高，最高可达货价的10%至20%，各省画地为牢，境内厘卡林立，1864年，从扬州至淮安短短300里路程之内，即有厘卡8处，纳税额竟达货物总价之10%，“卡若莭比，法若凝脂，一局多卡，一卡多人，只鸡尺布，并计起捐，碎物零星，任意扣罚”。

繁复的厘金抽税，无疑从根本上损害了帝国商品经济整体的流动性和竞争力。1863年，刘振桥在《上曾涤生相国议善后条陈》中坦言，厘金“名虽病商，实病民”，因为商贾可以抬高价格，囤积居奇，而百姓则“日计不足，无暇远谋”，所以平日百货因厘金税收升价，导致“穷民受害独酷”。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也认为：“中国原定洋货税过轻，土货税则过重。”精明的李鸿章后来特地算了一笔账：“以煤斤论，洋煤每吨税银五分，土煤每担税银四分，合之一吨，实有六钱七分两厘，盈拙悬殊，至二十倍之多。”

由于缺乏资料，咸丰年间全国厘金征收数量无从考察，但通观同光两朝，此项收入在1400万～1500万两，与关税并等，为晚清政府岁入三大支柱之一。这还远不是厘金征收的真实统计，虽然各省必须向中央奏销厘金收入，但既无统一制度，也无核实机制。1861年初，潘祖荫曾在《遵议整顿厘金章程疏》，宣称厘金“十分之中，耗于仆隶者三，耗于官绅者三，此四分中，又去正费若干，杂费若干，国家所得几何？”确实，厘金的设立，使得地方督抚获取了前所未有的自主财源，进一步巩固了其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实力，对高度中央集权财政体制和政治统治的影响，意义自不待言。

督抚获取财政自主后，“奏销”这一清代前期中央财政最为重要的管理制度迅速沦为名存实亡，各省督抚、统军将帅“自为出入”，使得户部完全丧失了对各省财务的监督控制。对于这一点，咸丰以及中枢朝臣不是没有察觉，就在1860年4月甲申，内廷发出上谕，严令两广总督劳崇光、广东巡抚耆英将“该省迭次防剿处所支用军需确实细数……按限分晰造册报销”。然而由于战事吃紧，南北交通阻塞，直到同治二、三年间，户部、兵部与工部才得以派员分赴各地探察，但连年兵祸，已使各级衙司档案账簿散失焚毁，各类战时开销皆为新创，全无定例旧案可循等种种原因，主管户部的大学士倭仁被迫采纳户部郎中王文韶的建议，将各省累年军费奏销，简化为勒令各路统军督抚大员“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不了了之。

自此之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依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洋务派督抚，坐拥兵权财权，进而获取了官员任用上的部分人事权。军兴时期创办的筹防、后勤以及各种洋务新政的相继启动，使得各省地方政府不断增设全新的机构，诸如厘金、军需、保甲、商务、机器等局，其官员不在传统职官编制之内，因而由地方实力主义官员自选，越发瓦解了清帝国中枢权力对于地方的控制。正如《李鸿章与淮军——19世纪中国地方主义》的作者斯坦利·斯佩特克所说：“这些趋势汇集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保留在清政府权力体系中，但又发挥着国家部分功能的地方主义。”正是帝国基础坍塌的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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