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运动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已有大量著述问世，作者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但是对这场运动的了解仍然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特别是有关它的早期。就像已经成为历史的任何其他运动一样，它是由一些无名之辈发起的，这些人养成了非同寻常的领导能力。从现在已知的有关运动起源的材料来看，最初的推动力似乎是宗教。不过，当发起者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创造的工具所具有的潜力时，其他意图占了主导地位，于是这场运动发展为政治斗争，而非宗教运动。运动的目的变成推翻统治的王朝。为了追求这个目标，帝国的一打最富庶、人口最多的省份遭到蹂躏，大量的惨剧和死亡落到大汉子民的头上，其悲剧性超过了其他任何类似的国民经历。

　　在道光皇帝(1820－1850)治下的中国，按照当时许多国民的看法，全国总的形势预兆着王朝的早期衰败。在这个时期中，年年都能听到帝国的某个局部传来造反的呐喊。在这一连串的运动中，广西省最为抢眼。在那个时期的任何时段，很难确定当局是否掌控过该省的全局。在1820年、1832年到1834年以及1836年，运动的规模较大，再也瞒不过北京的朝廷。这一系列运动中的第二次波及较广，运动首领赵金龙有僭越之举，不仅皇袍加身，还在袍子上绣了“金龙王”字样。［1］根据报告，所有运动都被镇压了，但此起彼伏，表明当局未能十分有效地镇压造反运动。

　　全国的形势有利于农民运动的发生。人口对耕地的压力是沉重的，当时的人口数量达到了19世纪的顶峰。根据帕克的说法，1852年的总数为4.32亿，或者说有可能在100年内增加了2亿多人。中国的人口统计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一点似乎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即从1750年到1850年之间中国的人口数大约翻了1倍。而有效耕地的面积没有显示可观的增长，田土的出产似乎也未有提高。

　　有人把太平天国运动看作争夺土地的农民运动。我无意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仍然可以发现，中国的土地保有权体制不会像其他国家的地产业一样使生产用地大面积缩水，也不会限制土地的最大生产能力。那时的问题和现在一样：不论在什么样的土地权保有体制之下，可利用的土地究竟能不能产出足够的作物来维持这么多人的温饱？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前的中国，可以肯定穷人是更穷了，但还无法证明富人变得更富。

　　人口的压力产生了一大批被剥夺了人权的人口，他们最容易遭受暴力和动乱的侵害。不过，由经济因素造成的不幸和贫乏，虽然最容易令人奋起战斗，但它们本身还不足以促使人们拿起武器。中国西南的经济因素并不比其他许多没有发生暴动的地区糟糕很多，至少在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之前，这种反差并非很大。

　　广东和广西的居民，其中特别是广西，不像华中和华北那么单一，包含了大批的客家人、苗民和本国土著居民的遗民。这个地区一直存在对满人的敌意，比18行省中的其他任何省份都要强烈。从乾隆时代以来，秘密结社在全国孳衍，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叫做三合会。这个组织的成员在两广人数尤多。

　　三合会建立于康熙治下，它的成员发誓反清复明。他们协助了最初的太平天国运动，但时隔不久便与之分道扬镳。不过，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三合会都未曾停止造反活动。另一个会党似乎大力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起，据说它的创始人是著名的独立传教士和汉学家郭士立博士。“他在中国创立了一个秘密结社性质的组织，名叫‘中国会’，其目的是通过中国人自己把中国人变成基督徒。”［2］这个组织与早期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关系并不清晰，但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思想基础，是一个特殊中国版本的基督教。

　　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西南发展进程中的另一个有力因素是1839年至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英国派到广州并沉重打击了中华帝国的军力，相对于它取得的成效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广州百姓早就不喜欢洋人，当他们看到帝国的最高官僚们被一小撮可恨的洋人击败和羞辱，在这一地区早已表现出来的反朝廷情绪便大大高涨。政府的软弱和腐败是如此明显，在整个华南都产生了丧失民心的显著效果。政府的领导层，不论级别高低，加上地方官员，全部无力面对很快就会发生的问题。他们当中有些人，如果能够得到康熙或乾隆那样的皇帝强有力的鞭策，一定会表现得很出色，但他们没有这样的幸运。

　　形势对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极为有利。不过，条件尽管有利，却还不够充分。有利的条件还要等待一个或一群领袖人物的出现，才能给一场运动带来方式和目的。又过去了几年，领袖们才冒出头来。如果这些人才具平平，太平天国运动就只会是一场小规模的零星叛乱，就像多年来在帝国各个地区爆发的那些暴动一样。如果他们的凝聚力再强一些，行政才干再大一些，他们肯定能够成功地推翻朝廷。所有那些倾向性的因素都有利于农民运动，可是领导力量与机会不对称，于是这场运动衰退为可怕的失败。

　　人们经常讲述一个故事：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人物洪秀全是一个求官的学者，但是经历了在第一学位考试中多次落第的痛苦。有一天，一位中国的巡回传教士交给他许多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洪秀全懒得阅读这些宣传品，但他还是将它们带回家里，束之高阁好几年。后来他得了一场重病，昏迷中看见天国大门对他敞开，他在这种状态下有一些奇遇。醒过来后，他深信自己在人世间负有天国的使命。他开始阅读他早已拥有的基督教小册子，在其中找到了那些幻像所具有的更深的现实意义，以及使命的紧迫感。他被深深打动了，相信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于是他出门布道，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

　　有个人名叫李秀成，他在太平天国的后期以“忠王”闻名于世，写过一篇自传，题为《太平天国始末》，通常被称为《忠王自述》。写作时间是他身陷囹圄，等待帝国官员将他处死的那些日子。由于他曾跟随太平军从广西一直打到南京，他对这场运动起始的叙述是不无趣味的，至少就太平军的看法而言，可以说有相当的准确度。他写道：

　　时逢甲子六月，国破被拿，落在清营，承德宽刑，中丞大人量广，日食资云。又蒙老中堂驾至，讯问来情，是日逐一大概情形回禀，未得十分明实，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自我主应立开基之情节，依天王诏书明教传下，将其出身起义之由，诏书因京城失破，未及带随，可记在心之大略，写呈老中堂玉鉴。我一片虔心写就，并未瞒隐半分。

　　一将天王出身之首，载书明白。其在家时，兄弟三人，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异母，其父名不知。长、次兄是其前母所生，洪秀全是后母所生。此之话是天王载在诏书教下，屡屡讲讲道理，教人人可知。长、次兄住家种田。洪秀全在家读书，同冯云山二人同窗书友。

　　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道光十七年，1837年——译注)之病，死去七日还魂。自还魂之后，俱讲天话，凡问之话少言，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如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

　　天王是广东花县人氏，花县上到广西浔州、桂平、武宣、象州、藤县、陆川、博白，俱星罗数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此之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世人。是以一人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

　　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各实因食而随，此是真言也。

上一页1

　　欲查问前各王出身之来由，特将前各王前后分别再清。

　　至东王杨秀清，住在桂平县，住山名叫做平隘山，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其实不知。天王顶而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于他，军令严整，赏罚分明。

　　西王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筒人氏，在家种田种山为业。天王妹子嫁其为妻，故其重用，勇敢刚强，冲锋第一。

　　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北王韦昌辉，桂平县金田人氏，此人在家，是出入衙门办事，是监生出身，见机灵变之急才足有。

　　翼王石达开，亦是桂平县白沙人氏，家富读书，文武备足。

　　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与人做工，并无是乜才情，忠勇信义可有，故天王重信。

　　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劝化。在家之时，并未悉有天王之事，每村每处，皆悉有洪先生而已。到处人人恭敬，是以数县之人，多有敬拜上帝者此也。

　　自教人拜上帝之时，数年未见动静，自道光廿七八年(1847—1848年——译注)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

　　道光三十年(1850年——译注)十月，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3］

　　如同所有农民运动领袖的情况一样，有关天王的传说到处流传，要对此人有个清晰的印象是极为困难的。据说他在第一次赶考的途中，遇到一个算命先生，叫他不要为考试浪费时间，因为他注定是个大人物，他决不可能获得常人的学位，他应该只靠自己来完成使命。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开始对自己的宿命深信不疑，他不再费神去努力影响事情的进程。他不会理解克伦威尔的那句座右铭：“相信上帝，同时让你的火药保持干燥。”

　　根据中国人在非官方历史书［4］中对太平天国运动起始的叙述，洪秀全在考试落第之后，分析天下大势，发现满人的力量正在迅速衰退，官员腐败，毫无进取之心，普通百姓不得温饱。于是他萌生了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王朝的想法。他跟一个名叫朱九俦的男人密切交往。此人组织了一个结社，名叫“上帝会”，表面上是宣传基督教的教义，实际上是为了复兴明朝。人们会产生联想，这个结社与传言由郭士立博士创立的中国会或许有什么关联。洪秀全与朱九俦成了至交，而冯云山跟他们一起学习。朱九俦不久就去世了，会员们推举洪秀全继承他的教主地位。当局风闻这个组织的存在，而且当时对基督教教义的宣传怀有敌意，派人缉拿洪秀全，但是洪秀全逃到了香港。

　　他在香港跟一位英国传教士学习了一段日子，然后同冯云山一起前往广西。他们在鹏化山待了一段时间，劝化了若干信徒。这时洪秀全在桂平镇的曾玉衡家里得到一个教书的职位。他在桂平期间，为自己的事业招徕了5个人，他们的才干给这场运动带来最大的成功，使太平军得以扎根南京，洪秀全得以登上王位。他们是杨秀清、石达开、萧朝贵、秦日昌和韦昌辉。这些人和冯云山一起，成为他最忠实的信徒，最早参与他那秘密的使命。

　　洪秀全经常进入昏迷状态，接受神奇的启示，他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追随者视为超自然的存在。饥荒在广西发生，盗抢随之四处风行。冯云山和杨秀清把洪秀全的追随者组织成“防盗民团”，形成一支军事力量，并且为大业筹集资金。桂平知县对洪秀全起了疑心，在1847年的某个日子将他逮捕下狱。实施逮捕时，搜出了19本名册，上面登记了追随者的姓名。知县向巡抚建议立即将洪秀全正法，但巡抚是一位脾气温和、害怕暴力的高官，他下令释放洪秀全。知县很不情愿地执行了命令，说这无异于放虎归山。

　　运动开始更迅速更公开地发展。下一年，一些三合会的头目与拜上帝会取得了联系，但他们大多不喜欢严格的纪律约束，失望而去。几名留下来参与运动的头目如下：洪大全，后来以天德王闻名；罗大纲和林凤祥，后者在1853年把太平军的旗帜扛到了距离天津只有40里的地方。

　　拜上帝会的会员们蓄起了长发，穿上明朝的服装。当局得到了警报，但还不愿让北京了解真正的形势。他们派出的部队只是公文上的数字，根本无法有效地应对局面。到了1850年夏天，省政府开始把军队调集到离桂平县不远的平罗。拜上帝会此时开始在金田动员，这里是桂平县的一个村庄。他们在1850年7月在此公开与当局对抗。据说他们大约有1万人。但1万这个数字经常被用于统计造反者，往往有所夸大。不过，在与政府WZ的一次交手中，他们取得了大捷，官军惨败，于是在那年的8月份，这场农民运动第一次在北京的官方挂了号。广西巡抚被撤换，朝廷从广东和湖南派去了部队。

　　1851年1月1日，拜上帝会在金田大败官军，一名满人将领也在阵亡者之列。拜上帝会开始夺取城镇，征用他们需要的一切财物。他们的推进颇为自由，任何地方的官军都不是纪律严明的拜上帝会的对手。他们推进到东北方的象州，与官军打了几仗，于1851年9月25日进入永安。

　　他们在永安正式组建政府，号称“太平天国”。洪秀全自封为天王，将杨秀清封为东王，萧朝贵封为西王，冯云山封为南王，韦昌辉封为北王，石达开封为翼王，洪大全封为天德王。最后的这个天德王，在上面引用过的李秀成自述中没有提及，他在太平天国的组织中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在运动的这一阶段，洪大全有可能在实际上与洪秀全平起平坐，权力相等。在这场农民运动爆发以后的若干年内，人们认为天德王和天王是同一个人——洪秀全。但是，有力的证据［5］表明，天德王是洪秀全吸收入组织的，大约是在他们首次与当局发生真正的武力冲突的时候。他在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改名洪大全，他的地位与洪秀全相等，或者仅在洪秀全之下。太平天国的组织完善和目标定位主要是他的功劳。

　　盖勒利和伊万摘录了两名奉命招降太平军的政府官员审讯天德王的官方报告。据这份报告记载，天德王曾对这两位官员说，他是明皇室的直系后裔，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的第十一代传人，他征集军队是为了恢复祖先的大统。［6］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洪秀全声称自己是明皇室后裔的记载，尽管他偏爱长发和明朝服饰。

　　官军很快就包围了永安的太平军，有一段时间太平军的处境十分危险。李秀成后来回忆说，他们在永安无法获得军火，只能靠从官军那里缴获的供给维持下去。1852年4月6日，［7］他们向围城的官军发起决定性的攻击，突围而去。官军被击溃以后，尽管还在跟追，但被再次击败。

　　4月底，太平军包围了广西省会桂林。不过，为了冲出永安，太平军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担任后卫指挥的天德王洪大全被官军俘获。他和太平军之间被分割时的情况，令人怀疑他是被故意抛弃的，这是几个太平军领导在实施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他在严密的看守之下被押送到北京，在那里被处死。在行刑之前，他做了招供。他说他其实并不姓洪；他和洪秀全在太平天国组织中是平级的；他并不同情这些太平军的宗教诉求，但他看重其赢得和保有追随者的号召力，因此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一直是太平军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他对天王缺乏政治远见、求助于魔术以及他淫逸的习惯非常担忧；他曾希望天王垮台，以便自己能够成为惟一的领袖。［8］看来拜上帝会的原核心人物怀疑他的企图，非常巧妙地把他铲除了。后来他们隐瞒了洪大全与这个运动早期关联的所有事实。

2

　　根据天德王的招供，太平军在撤离永安时集结了1.2万名WZ人员，加上随军家属，总人数可能在4万到5万之间。他们在桂林城下驻扎了1个月，尽最大的努力攻城。他们的装备无法摧垮城墙，到了5月底，他们放弃了努力，向北挺进湖南。他们在桂林夺取了江上的所有船只，乘船通过与湖南湘江的源头相连的古河渠。他们打算乘船沿江而下，直抵长沙。

　　湖南当局已经调集江忠源指挥的军力保卫边界，而江忠源在靠近湘江流入湖南之处的蓑衣渡设障拦截。1852年6月初，企图顺流直下长沙的太平军遭遇了埋伏在湘江两岸的官军，同时遇到了横跨江面的栅栏。他们战斗了两天两夜，企图突破防线，继续前进，但是他们失败了，损失惨重，包括失去所有的船只。太平军最大的损失是南王冯云山的永别。此人自孩提时代就是洪秀全的伙伴，他是这场运动最早的组织者。他智慧超凡，目光远大，而且是第一批王爷中最忠心的一位。蓑衣渡的挫败，是这支太平军在野战中遭遇的第一次大败。

　　太平军失去船只之后，只好放弃顺流直下长沙的计划，转而东进湘南。他们攻下了道州、永明、江华和郴州，后者位于湖南和广东之间的南北大通道上。据说在湘南的这些地区，他们新招了大约5万人。［9］天王暂时坐镇郴州，而西王萧朝贵跟林凤祥一起，带着一支精兵，迅速北进，直指长沙，打算靠奇袭来夺取这座城市。

　　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当他们在1852年9月10日出现在长沙南城墙外面时，由于来得太突兀，他们在城门关闭前差一点杀进了城里。但是太平军误将东南角城墙的塔楼当成了南门，这个失误挽救了长沙城，这一点点拖延的结果是，给了当局调人守卫城门的时间。［10］在随后的交战中，西王萧朝贵阵亡。他是太平天国第一批王爷中最有才干的战斗指挥员，而且是一位严格的纪律训练者，指挥着太平军中一个以斯巴达式的纪律来约束的团体。

　　天王听到萧朝贵的死讯，立刻从郴州出发，率领全军逼近长沙。他们在湘南收集了不少军用物资，发誓要夺取湖南富庶的大都会。

　　当时的中国人似乎一般都不会采取将一座城市围得水泄不通的战术，太平军也未曾将长沙的北面围死。也许这对守军有一种精神作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逃跑的机会。然而长沙的保卫者们丝毫无意于放弃城市，他们以不小的勇气来捍卫城防。

　　太平军在城墙下埋设地雷，于11月10日炸开一个缺口，但是守军迅速将它堵合，并且击退了太平军。11月13日太平军再次炸裂城墙，还是没有达到目的。最后一次，在11月29日，他们埋设炸药，在南城墙上炸开一个长达8丈的缺口，再次猛烈攻城。攻击部队再次被堵回，守军堵合了裂口。

　　太平军现在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广西开来的官军和江忠源的部队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包围了围城的太平军，切断了他们的粮草供应，太平军粮食紧缺。1852年11月30日，太平军撤围，向西北方洞庭湖边的益阳推进。他们打算前往常德，以便在湖南西北部建国。可是他们在益阳找到了几千只船，于是决定乘船顺流而下。［11］

　　在长沙遭到围攻时，左宗棠进入了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事件链。上面说过，早在这场暴风雨袭击湖南的两年前，他就感到情势日益凶险，在山间为他的家庭找了一个避难所。当太平军打到湘南时，他举家迁到了这个隐秘的处所，准备静观事态发展。

　　朝廷将张亮基从云南调任湖南巡抚。左宗棠的挚友胡林翼正在贵州为官，写信给张亮基推荐左宗棠，说这个人对他在湖南的差事会有最大的帮助。张亮基正在前往湖南的途中，写信给左宗棠，请他到常德一见。左宗棠拒绝了邀请。

　　不久，张亮基抵达长沙，太平军已经包围了这座城市，张亮基再次写信给左宗棠。左宗棠和家人躲在大山深处，收到第二封邀请函，决定应邀出山。他在1852年10月8日夜间到达长沙北城墙下，爬着梯子登上城墙，进入长沙。巡抚把他安排在衙门里当军事顾问。他立刻开始工作，在被围的剩余日子里，特别是在太平军于11月发起的轰城强攻中，他表现出能力、冷静和勇气，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据说他在围城中很少睡眠，不断巡视城防，观察防卫部署的每个细节。不过，他没有司令权，没有权威。他所能做的就是观察、指正和建议。

　　长沙解围后，太平军决定顺江流而下，这是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相信当事人之一李秀成的说法，那么这场农民运动的计划在这里首次显示出明显的优柔寡断。如上所述，他们打算去常德建国，但是在益阳发现了大量船只，天王显然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预兆，于是决定沿着长江走下去。在1847年到1852年期间，天王的组织已经完善，许多服从纪律的官兵已被彻底洗脑。在1851年的最后一个月，可以说这场运动已经从一场暴动发展为一场羽翼丰满的农民运动，一个大致的国家政权已经建立。

　　放弃立足于广西向外发展的意图，决定向北挺进征战，是一个关键的转折。广西是一个穷省，放弃广西无疑是因为考虑到进入财富和人口中心的必要性。李秀成说，当他们离开永安时，计划进入广东。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这肯定是天德王洪大全的主张，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更合理的方案。天德王被捕后，计划就改变了，这表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和他作对，而这一变更是掌控权势的必要表达。

　　有力的证据表明，运动组织的规划主要出自冯云山和洪大全之手，太平军在4月6日失去了洪大全，又于7月初旬失去了冯云山，再于9月10日失去了他们最有能力的部队指挥官萧朝贵。这些损失是最为严重的，即便在湖南补充5万人的新鲜血液，也无法弥补3位杰出领导人的缺失。这份损失再也没能弥补，他们的去世明确地标志着这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注释：

　　［1］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1卷，第440页。

　　［2］盖勒利与伊万：《中国叛乱史》，第120页。

　　［3］《太平天国始末》，第1－3页。

　　［4］《太平天国野史》，第1卷，第1－13页。

　　［5］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50－74页。

　　［6］《中国叛乱史》，第139页。

　　［7］《太平天国始末》，第4页。

　　［8］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56－59页；盖勒利与伊万：《中国叛乱史》，第142－147页。两个版本的记述略有不同。

　　［9］《太平天国始末》，第4页。

　　［10］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77页。

　　［11］《太平天国始末》，第5页。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