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对义和团的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热潮，腐败的清政府无力阻止列强的侵略，使中华民族生存危机日益加深。至十九世纪末国破在即的严重时刻，华北、东北、京津广大地区，爆发了以农民为主自发反击外来侵略的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民在与帝国主义进行过英勇不屈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至1900年最终被残酷镇压。导致义和团走向历史悲剧的原因，除去清政府的出卖、西方帝国主义的武力剿杀、以及群众自发运动的先天不足之外，其自身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夜幕下，那三三两两的神秘人影
　　义和团并没有全国统一的组织，也没有集中的领导和协同一致的行动，甚至没有统一科学的思想作指导。
　　不同地区的义和团各自以地区或头领为单位，通过坛口、坛场、拳场独立活动，互无联系。坛内有事串联相告，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而统一他们思想、指导他们理想和目标的，竟然是愚昧的封建迷信。
　　从资料看出，当时义和团的宣传动员会议，以及他们散发的宣传资料，包括他们上级对下级的指令，几乎都是用谶语、扶鸾、乩语、神咒等形式体现。这些文件文字言辞诡谲，神秘莫测，甚至假托神意。
　　比如，义和团的首领们常常用这样的口吻发指示：“我非别人，乃玉皇大帝现身下凡，汝等知道，世道将大乱，此天意注定，今尔三界之人士，必须万众一心精练义和团拳术，才得息天怒。”他们假托天意指导下级：“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后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
　　首领们还编造了不少坛谕、揭帖之类的东西，让团民们互相传递。比如他们发布的《仙师乩语》《关帝坛谕》《神人咒语》《圣人天师语》《请神咒》《老祖降坛谕》等等。对上边发下来的这些“指示”，人们通过口信、传单、字条，或口口相传，或直接递送，或在树上、墙上、街上、家庭内到处张贴。
　　团民们互相之间也制造和传送充满迷信色彩的语言，用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行动。比如：“今夜勿睡，将有妖邪人人家”，“贴符字，或用红布盖烟囱，可免灾”等等。在义和团活动的地区，不管团内团外，时时处处都被迷信的气氛所包围。夜幕降临，三三两两的人们，鬼鬼祟祟，神神秘秘，聚聚散散，用极快的速度传递着这些生命攸关的“信息”。
　　很显然，义和团的封建迷信思想是无知者的世界观，不可能成为带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先进科学思想。如此庞大的军事团体，靠这些愚昧离奇的东西维系整个队伍的思想统一，甚至用以指导自己的具体行动，包括每一场战斗和团民的具体生活，有可能起到一时维系人心的目的。但由于它不可能与其重大的政治、军事目标相配套，其队伍思想建设的先天不足就暴露无遗，其失败的结局就有了必然性。
　　不容你不信，大难即将来临的迷信预测活灵活现
　　义和团的封建迷信并不具有独创性，他们完全是从其他宗教中临时搬用。比如，为了让别人和自己深陷迷信之中，就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佛教的“劫”和道教的“神仙”观念，由此进一步生发制造出具体的迷信恐怖，用以对团民和百姓解释现实世界成坏无常，充满灾难，需要神仙救赎，从而为其超凡出世的说教开辟道路。
　　1899年，为了配合即将采取的重大行动，以及盼望改天换地的时机快点到来，义和团就广泛散布：“明年是劫年，将诸神下降”，“大劫临头，只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横流”，“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年上刀兵起，十方大难死七分”。显然这是用佛教和道教的元素进行的一种再造。
　　不仅如此，义和团制造的迷信恐怖，还与“仇洋”紧密结合。例如，为了抵制洋人，他们把拒绝使用购买洋人的任何东西，也列入恐怖内容中来，说“勿用洋油、洋火、洋布，用则必受其灾”等。人们还把1899年河北大旱不止，归结为洋人的火车、轮船、电灯、气球、电话、邮政、报房、学堂和洋教来到中国，说是这些东西的到来和使用，让“神爷怒，仙爷烦”，才导致灾难不止。中国人要想活命，必须把这些东西破坏掉。
　　他们在传布封建迷信思想时，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传布活动中来，在传单后常常加上一些威胁性和逼迫性的语言。比如：“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村之灾；传百张，免一方之灾”；“见贴不传，性命难全”；“今年人死七分，传此帖，灾能免，若不传，灾加重”；“见单快传，如若不传，必受刀兵”等等。人们由于恐怖，便自觉和不自觉地加入到了迅速传递的队伍。
　　另外，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对广大民众进行劝导入教，号召民众只有“信神”才能“救劫”，只有“入教”才能“避劫”。其公开的宣传口号是：义和团有诸神保护，义和团的教主就是神的化身，教主通过施法，随时随地都在暗中保护着自己的每一个“团民”。
　　有意思的是，这些子虚乌有的行为，不仅得到了民众的赞同，连一些清朝高级官员、地方官僚、知识分子，也对此相信起来。他们被义和团的宣传搞得神魂颠倒，许多人都“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不仅开始相信，有的还参与其中。
　　所以，义和团通过宣传恐怖紧张气氛，传布灾难动乱命定难逃的预测，达到了让各阶层民众对灾难产生畏惧心理的目的。适应了人们对社会不满，期盼通过天降大灾难使现实世道得以改变的迫切心态。由此加速了义和团队伍的扩大，只是这些人是因为恐怖和惧怕而来，其革命理想的科学成分必然大打折扣。
　　再没有比“刀枪不入”更让人向往的事了
　　义和团在宣传封建迷信思想时，为了让人们对自己的封建迷信深信不疑，他们还把其他宗教的“修炼”概念引了进来。并声称一个普通的凡人经过修炼，就会成为一个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这就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
　　他们为此创造了一整套“修炼”的形式，让人们沉湎其中。包括烧香上法、画符念咒、降神附体、武术气功、打坐定念。义和团认为，只要用这些方法修炼下去，而且思想虔诚，就会“神灵下降，神仙附体”，从而达到“不怕火烧油烫，刀枪不入”。甚至靠意念“日行千里”，“来无形，去无踪”，达到几乎可以无所不能的境地。而正常的军事训练倒被列为其次了。
　　人类与生俱来的想超越自身能力的憧憬，促使人们疯狂响应起来。那时候，团民们几乎家家设坛，户户供桌，人人念咒，希求特异功能早日降临到自己身上。许多人通宵静坐，夜夜烧香，咒语连连。
　　不像佛教有释迦牟尼，道教有元始天尊和玉皇大帝，基督教有耶稣这样的膜拜对象，义和团并没有统一的最高神灵偶像。这导致团民们各家供奉五花八门：二郎神、济公、吕洞宾、托塔天王、哪吒、黄超、马汉、华佗，甚至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等都成了自家供奉的对象。团民们胡乱请出这些偶像，当作自己的救、世主和希求达到的目标，然后疯狂膜拜。
　　膜拜练功时的诵语咒语也五花八门，各自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比如当时就有这样一个《避枪炮咒》：“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神铁庙铁莲台，铁人铁衣铁壁塞，止住风火不能来”。团员们称只要将这些咒语一念，神灵就开始保护自己，就会“金刚附体”，敌人的枪炮在自己身上就不起作用。
　　甚至非常离奇地说，“口诵咒语，能避火炮，且能闭火门，而不使之发”，意思是向着敌人的枪口念咒语，敌人枪内的子弹就打不出来。有的团民还说，只要“弟子同心苦用功，遍地草木化成兵”，“妇女托真神附体，能于空中飞舞”等等。
　　义和团宣传的另一个最吸引人的练功好处是：练功可以健身强体，可以不得病，或者得了病可以用功治病不必吃药。资料记载，那时候就有不少得了病“通宵烧香上法、画符念咒而不去就医”的人，甚至向神灵“磕响头至夜半”，以求病愈。这种不吃药就可以防病治病的许诺，正好适合了当时穷苦百姓缺医少药的现实利益。
　　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假想的美好目标，导致“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吏卒，几乎无人不团”，“各府各县人民，皆愿受其传，争相炫饰，举国若狂”，“邑中有识绅士，亦洋洋乐道其事”，几乎到了“一唱百和，从者如归”的局面。那期间常常有人神神秘秘地宣布，自己有了“功法”，手伸进烧开的油锅里也不疼，刀砍在手上皮也不破。这就更加剧了人们深信不疑、盲目从众的局面。
　　之所以如此众多的中上层人士和百姓一起，都纷纷靠拢义和团，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思想混乱，极度彷徨状态，巨大的思想和信仰真空，促使人们只有选择其他信仰来填补。另一方面，显然与人们对这种超自然能力的获得希求有关。因为在那个年代，政权腐败未来渺茫，人们无力改变社会，也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只有寄希望于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肉身与铁火的较量，得到的只能是无情的结局
　　即使没有其他因素，仅义和团靠宗教狂热和迷信愚昧，对付已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帝国主义列强，其失败的结局也是注定的。
　　北方是义和团活动的重要地区，列强联军早就恨之入骨。1900年7月，侵华联军拿下京津后，慈禧太后、光绪帝逃跑西安。联军总指挥瓦德西决心以镇压义和团为借口，继续向南进攻保定，在消灭保定义和团的同时，也向逃跑的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为下一步的和谈增加胜算的筹码。
　　瓦德西迅速组织了10000余人的部队。出发前，他将此次军事行动通知了李鸿章，要求他撤退沿途官兵。李鸿章委曲求全，大气不敢吭，赶紧命令北京至保定的清军转移外地驻防，躲避侵略军。这样，与侵略军正面作战的就只有保定一带的义和团了。10月12日侵略军分两路同时向保定进犯。
　　按说，当时保定及周边义和团有数万人，人数占绝对优势。无奈他们的武器只是长矛大刀和棍棒，比起瓦德西军队的洋枪洋炮，简直像是烧火棍，侵略军枪炮一开，义和团尸横一片，一触即溃。
　　几乎没有费什么劲，侵略军很快攻至保定，并迅速占领保定城。进城后，联军奸淫烧杀，疯狂抢掠，搜捕屠杀百姓和团民。其间，联军还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出城烧杀保定以外近三十个州县，扩大战果。基本上遇到的都是无力的抵抗，所到之处义和团都土崩瓦解。
　　很短的时间内，为抵御外侮，河北一带的义和团就在侵略军的枪炮之下，为中华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但他们绝对想象不到，他们的鲜血换来的却是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逼迫下，签订的令中国人民齿冷心寒的《辛丑条约》。
　　不管怎样说，义和团运动毕竟是农民群众一场自发的难能可贵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愚昧迷信不可能使他们正确认识斗争对象、分析斗争形势、制定斗争策略、形成具体战斗力。但他们不愧是一批在当时社会和生产力条件下，勇于追求理想，勇于反抗的提前觉醒了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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