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宣讲团

1731年6月，左都御史史贻直率领51个人的“雍正思想宣讲团”，声势浩大地离开京城，前往陕西、甘肃二省“开导训谕，觉悟愚蒙”。

在宣布正式任命宣讲团的谕旨中，皇帝向成员们强调了此行意义所在，假若陕甘人民能够“笃尊君亲上之义，消亢戾怨怼之情”，便可以借此澄清那些流言诽谤——它们恶毒攻击皇帝对准噶尔部用兵、运输军需物资和征调兵役等对百姓造成的搅扰。如此，不但帝国的官员们可以“安居乐业，俯仰优游”，还牵引着官二代官三代们的美好未来。

一个月后，史贻直率团抵达西安。按照分工，史贻直留在西安，办理西安、凤翔两府和临近几个州的宣谕化导；钦差大臣杭奕禄、郑禅宝分别率一队继续向西，往榆林、延安二府。史贻直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他从刑部大牢中提出一名重犯——1728年曾静案的主犯张熙，带往陕西。他派一位亲信观察这个犯人一路上的言行举止，以便向皇帝报告其对谋逆大罪的悔改程度。

宣讲团此次的理论武器之一，正是曾静案的专案材料《大义觉迷录》。编印这样一本不寻常的书，堪称专制君主雍正创造性的统治术。在他之前，没有哪个帝王有胆识公布这样“大逆不道”的材料，作为全民教材。他想抵达知识分子的思想甚至灵魂深处，让他们自我批判，以此改造他们的思想，做大清朝驯服的臣民。

史贻直命令把雍正的一系列上谕——包括宣谕化导、征讨准噶尔和转运军需等写成标语口号，张贴于城乡市镇交通要道和路口，务令最多的人亲沐皇帝的圣恩。他把西安分为三片，各自搭建一个龙亭和讲台，首先召集士绅与庶民，焚香顶礼龙亭内皇帝的长生牌位，然后宣讲开始。自然，史贻直是第一主讲人，然后是帝国的其他知识精英们上台。他们宣读上谕和《大义觉迷录》里的内容，再用通俗的语言加以解释，阐扬其中的精义。

至于宣讲效果如何，如今所见则只有官员们的一面之词。在给雍正的奏报中，史贻直报告宣讲极其成功。署理陕甘总督査郎阿率领一批官员，亲自参加了郑禅宝小分队在肃州的宣讲。他写给皇帝的奏折，报告说，当宣讲团人员讲到康熙、雍正两位皇帝如何勤政爱民时，听众“无不中心感激，涕泪交下”；当揭发蒙古部落狂悖叛乱，皇帝的兄弟们、年羹尧等人怀挟异志，兵民们又“无不发愤激烈，怒形颜面”；当颂扬雍正天性纯孝英明神武时，百姓则“无不欢喜踊跃，嵩呼如雷。自晨至暮，无有倦色”。当宣讲人员问百姓们从前办军需，可有致怨皇上或私相谤议时，听众跪地回禀：皇帝原是为民大发天兵，岂有致怨之情理！再说，“办理一切军需，丝毫并不扰累民间，我等不但不知采办军需之苦，且因此而大沾天恩，家家丰衣足食”。

真是一份完美煽情的报告。我们无从知晓雍正接到这份报告，内心深处作何思考。自己的这一奇招真有此奇效？还是已深谙帝国官员欺上瞒下的伪饰习性而有所保留？

雍正又有了一个新构想。他成立一个空前绝后的“四人小组”，集中火力批判曾静和众多潜在叛逆者们的精神教父吕留良。作为一个深具政治敏感的皇帝，他深知，精神上的流布比具体的一两次行动更具危险性。雍正认为“四人小组”的批驳显示，吕留良不过是一个“口谈圣贤之言，言行不符之小人”。这部由内廷刊印的《驳吕留良四书讲义》被发到全国学宫收藏，供士子们览阅学习。

次年2月28日，西行宣讲团工作结束。史贻直被擢升为兵部尚书，暂时留陕代行巡抚之职。他上书请求圣裁张熙的去向。通过近九个月的观察和一系列面谈，他认为张熙确有悔改之心，但“观其言动举止，实系卑污下贱之辈”。这份奏折在3月送抵宫中，皇帝答复，把张熙遣回原籍湖南安仁，若有用他处，谕旨一到便来。

曾静曾说，雍正是个“世路上英雄”，即俗谚所谓“光棍”。光棍而有想法，就更加让人生畏。他以霹雳手段残害读书人，定点清除声望高影响力大的精神领袖，又以非常手法在民间和士人中间展开“整风运动”。其结果，便如黄裳先生所言，“终于转移了一代士风，大大加强了奴性。流风馀韵，至今还没有销歇净尽”。

本文摘自《新世纪》2011年第14期，作者：庄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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