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

(1613～1682)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学家。初名绛，字忠清，清兵南下,他改名炎武,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佣”，人称亭林先生。昆山(今属江苏)人。少年时深受嗣祖顾绍芾的影响，关心现实。注重实学，凡天文、地理、水土、兵、农、历代典章，无不熟究。曾参加“复社”反对宦官擅权的斗争。清兵南下，嗣母王氏绝食而死。他参加了昆山、嘉定一带人民的抗清斗争。清顺治十三年(1656)，只身北上，遍游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结纳各地爱国志士，观察中原地区的地理形势，以图恢复。康熙七年(1668)，为山东“黄培诗案”株连入狱。经友人营救获释。清廷曾多次逼迫他参加纂修《明史》，均遭严词拒绝。顾炎武研究经学，反对空谈，注重确实凭据，辨别源流，审核名实，开清代朴学风气。一生律己很严，操行卓越，身处逆境而终无颓唐之想，表现出坚定的民族气节和不屈精神。

顾炎武学识广博，著作宏富，在经学、音韵学、史学、文学诸方面有很深造诣。其文学成就主要以诗见称，现存各体诗412首,其中包括徐嘉《顾诗笺注》的《集外诗补》中所收的4首佚诗。顾炎武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他说：“诗不必人人皆作”,“和韵最害人诗”,反对一切阿谀、剿袭及无聊的应酬文学，提倡严肃的创作态度。他主张“诗主性情，不贵奇巧”，但并不一般地反对运用技巧。他指出《汉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史记》则“情态横出,文亦工妙”,所以他认为《汉书》不如《史记》。他反对盲目地摹仿古人，曾批评一位朋友的诗文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与人书》十七)顾炎武墨迹顾炎武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十分强烈，带有明显的史诗特色。清军南渡，一路烧杀淫掠。顾炎武写下了一系列国亡家破、长歌当哭的壮烈诗篇。他在《秋山》中描写江阴、昆山、嘉定等地人民抗清失败后被屠杀劫掠的惨状：“旌旗埋地中，梯冲舞城端。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烈火吹山冈，□火来城市。天狗下巫门，白虹属军垒。可怜壮哉县，一旦生荆杞”。杨廷枢、陈子龙、何腾蛟等抗清不屈而死，他都作诗哀悼。他起初寄希望于南明政权，在《京口即事》中，他将督师扬州的史可法比作东晋志图恢复的祖逖。南明唐王遥授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他收到唐王的诏命后十分激动和兴奋，《延平使至》诗中写道:“身留绝塞援□伍,梦在行朝执戟班”。著名的七言律诗《海上》四首，关心恢复事业，悲感苍凉，林昌□《射鹰楼诗话》评为:“独超千古,直接老杜。”南明政权相继覆灭，使他深感悲痛，以“春谒长陵秋孝陵”(《重谒孝陵》)寄托胸怀。《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雁》、《元旦》、《又酬傅处士次韵》、《汾州祭吴炎潘□章二节士》、《井中〈心史〉歌》等，都表现了他直至垂暮之年，怀念故国之心仍耿耿不释。

顾炎武对政治、世事的阅历很深，他的思想带有不少进步的因素，如反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与友人论学书》)，主张国君应“以公心待天下之人”(《郡县论》)等。在《日知录》中，他批判了“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之防”的做法，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等观点，突破了封建伦理观念的局限，迸发出民主主义的思想火花，给他的爱国思想带来了新的色彩。

顾炎武生当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时期，正视现实，反映现实,诗歌形成了沉郁苍凉、刚健古朴的艺术风格,精神骨力,接近杜甫,在清初成就很高。沈德□评他：“肆力于学，……无不穷极根柢，韵语其余事也。然词必己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诗别裁》)

顾炎武同时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书信笔锋锐利，议论文简明宏伟，记事文如《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等，或揭露清军屠城罪行，或表彰志士的高风亮节，读来情景如在目前，人物跃然纸上。

顾炎武著作,有《亭林诗文集》,清代有潘耒、蒯光典等人的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潘刻本,中华书局校补为6卷本。此外还有《日知录》、《音学五书》、《韵补正》、《天下郡国利病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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