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移居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晚年又署文木老人。康熙四十年(1710)，出生在“科第仕宦多显者”的一个官僚家庭。远祖在明代永乐年间被封为骁骑尉，受邑江苏六合。高祖吴沛，字海若，为人耿介正直，宁肯贫居度日，不愿攀附权贵，时宁国太守关骥以书召进，他谢而不往。吴沛博学多才，能文善诗，工书法。最近发现了他的遗作珍本《西墅草堂遗集》，是由其子吴国鼎、吴国器、吴国缙、吴国对、吴国龙各辑一卷，另外还著有《诗经心解》六卷、《读史论略》、《四书口授真解》等。

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顺治时的探花，选拔为翰林院庶吉士，工于诗赋古文，善书法，还擅长八股文，著有《赐书楼集》二十四卷。吴敬梓家乡又发现了吴国对《赐书楼集》之外的逸诗《吴玉随诗翰》，是手抄本，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吴国对的诗作成就，而且还能领略他的书法造诣。

吴敬梓的祖父吴旦做过州同知，“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祖辈中的吴晟是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著有《洪范辨证》、《周易新解》等。吴晟康熙三十年以一甲第二名及第，亦有文名，著有《宝稼堂集》、《卓望山房集》等。对吴氏家族来说，这是他们引以为荣的黄金时代，吴敬梓就曾以自豪的口吻做过这样的描写：

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绿野堂开，青云路近。宾客则轮毅朱丹，奴仆则绣锦妆靓。卮茜有千亩之荣，木奴有千头之庆。

友人王又曾也说：“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吴。”诗赋的语言，固然难免夸饰，但也可见他家的显赫的声势。但到了他父亲吴霖起，家道开始衰落，吴氏家族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吴霖起是康熙丙寅年(1686)的拔贡，做过江苏赣榆县教谕。

吴敬梓称述他父亲能“守子云之志，安黔娄之贫”，“鲑菜萧然，引觞徐酌”，是一个重节操、淡泊名利，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吴敬梓十三岁丧母，十四岁随父至赣榆任所。在父亲的督促下，吴敬梓不倦地学习着，他“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开始显露出文学才华。这样的家庭与环境，使他窥见了八股文写作的门径，所谓“溺管为文摧齐偶，渐得佳境啖蔗甘”，“下笔丽丽千言就，纵横食叶如春蚕”。他深切渴望有朝一日能在科场上大显身手。与此同时，他还进行诗歌创作。《文木山房集》收有他的第一首诗：《观海》：浩荡天无极，潮声动地来。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此诗充分表现了少年时代吴敬梓的奋发意气和广阔胸怀。

康熙六十一年吴霖起因病辞官，吴敬梓陪送父亲从赣榆返回故里，但吴霖起终于一病不起。吴敬梓二十三岁中秀才，也就是在这年，父吴霖起病故。从此吴敬梓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是族人们倚仗人多势众，提出了分家的要求，“兄弟参商，宗族诟谇”。在一场争夺遗产的内战中，孤立无援的吴敬梓终以失败告终，留给他的资财寥寥无几。分家之后，吴敬梓的病弱的妻子陶氏也因不甘忍受族人的欺凌，饮恨而死。他对人生、社会的看法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吴敬梓从小“不习治生”，又慷慨好施，挥金如土，“性耽挥霍”，“倾酒欢呼穷日夜”，不上十年就把家产荡尽，开始了穷困潦倒的生涯，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这时，他在科举道路上也很不得意。考取秀才以后，一直没有中举。雍正七年(1729)他到滁州去应科考，由于“文章大好人大怪”，他有被黜落的危险，幸亏后来遇到一位姓李的学政，才破格加以录取。但到了秋季，他参加乡试，却又名落孙山。这件事使他对科举制度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

科学考试上的失败，亲友故交或拒之门外，或避于路途，于是，他在雍正十一年三十三岁时，怀着“逝将去汝”的忿满心情，同他新娶的续弦夫人叶氏自全椒移居南京秦淮水亭。这时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爱好宾客交游，“四方文酒之土，推为盟主”。

在南京的日子里，对于吴敬梓撰写杰作《儒林外史》有着特殊意义。他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文人，甚至还与道士、艺人频相往来。特别是他还从程廷祚、樊圣谟等朋友中，接触到清初进步的哲学思想，这都为他写作《儒林外史》和其他诗文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也得到了思想艺术构思上的哲理启示。

家道中落，使吴敬梓对世态人情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场屋失利，也使他对举业由热衷到失望，提出了“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怀疑。他逐渐看到了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们的招摇撞骗，以及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卑污灵魂和丑恶嘴脸。这一切都使吴敬梓很自然地产生愤世嫉俗的感情。他的愤激之情，甚至达到了“嫉时文士如仇”的地步。生活的剧变，也为他开拓了与下层人民接触的机会，使他有可能看到底层人民的一些优秀品质，这无疑对他的创作和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雍正十四年(1736)，吴敬梓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行文举荐他到北京应“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他以病辞。开始时他还有些后悔，后来看到堂兄吴檠、友人程廷祚落选而归，却又感到庆幸，从此他不再应考，再一次用实际行动对科举制度作出否定。乾隆帝游江南，士大夫都去夹道迎拜，他却“企脚高卧向栩床”，表示对帝王的蔑视。吴敬梓曾有一诗赠友人，诗中写道：“长安卿相旧相识，应须笑傲凌王侯。”这说明他对于富贵功名确实看得已经很轻了。

南京雨花台有先贤祠，祀吴泰伯以下名贤二百三十余人，祠圮已久，吴敬梓倡议修复，由于工费甚巨，他甚至捐献了出卖房屋的钱。但此时他的生计也更为艰难了，“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并靠卖文和朋友的接济过活。有时竟陷于“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的困境。冬日苦寒，缺乏御寒之物，往往邀朋友绕城堞数十里而归，谓之“暖足”。在经历了这段艰苦生活之后，他更加鄙视那些形形色色的名利场中的人物了。而且更为可贵的是，贫穷的境遇，使他更坚定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骨气，决不向达官贵人乞讨，正如他在自己的诗中所说，“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据。”

乾隆十九年(1754)吴敬梓寄居扬州，因旅况贫窘，谋生艰难，于十月甘九日凌晨猝然而逝，卒年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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