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

(1716～1797)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改放外任，在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任知县，有政声。乾隆十三年辞官，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市)，筑室小仓山隋氏废园，改名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从此不再出仕。从事诗文著述，广交四方文士。晚年自号仓山居士。

袁枚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他活跃诗坛60余年，存诗4000余首，基本上体现了他所主张的性灵说，有独特风格和一定成就。他有少量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诗歌，如《苦灾行》、《征粮叹》等。但袁诗思想内容的主要特点是抒写性灵，表现个人生活遭际中真实的感受、情趣和识见,往往不受束缚,时有唐突传统，在艺术上不拟古，不拘一格,以熟练的技巧和流畅的语言,表现所感受到的思想体会和所捕捉到的艺术形象，追求真率自然、清新灵巧的艺术风格。其中较突出的佳作，主要有两类：即景抒情的旅游诗和叹古讽今的咏史诗。前类如七古《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写旅游广西桂林七星岩的观感。其形容洞中钟乳状态：“怪石成形千百种，见人欲动争□□”，如万古仙鼠、盘古不死、女娲施变、蚩尤喷雾……，想象“山川人物熔在一炉内”、“忽然罡风一吹化为石”，都成了“唐突真宰”、“耿耿群飞欲刺天”的勃勃形象，鲜明而夸张，有浪漫气息。又如七绝《沙沟》写山东境内、黄河北岸的旅途风光和感受：“沙沟日影渐朦胧，隐隐黄河出树中，刚卷车帘还放下，太阳力薄不胜风。”黄昏时在车中所见黄河景色引起诗人观赏的兴致，而北方晚风的寒凉却使他不愿下车，通过这闪念变化的直白，抒发了日薄西山的感慨，寄托着一种朦胧的时代感伤，情在其中，意在言外。后类如七律《秦中杂感八首》之一“百战风云一望收”，写远望秦中山川的秋色：“旌旗影没南山在，歌舞台空渭水流，天近易回三辅雁，地高先得九州秋。”历史感慨和眼前景色相交织，融会而比衬，律整而意长，而诗末以幸遇唐太宗的志士谏臣马周自比，显示了远大抱负的寄托和失志不遇的忧伤。又如七绝《马嵬》四首之一“莫唱当年《长恨歌》”,指出“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表面上是将白居易《长恨歌》与杜甫《石壕吏》相比，但深一层的诗意独到，讥刺显然。他如《到石梁观瀑布》、《张丽华》、《落花》、《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等，也都能直抒胸臆，各有新意。由于他有些作品流于浅滑，格调不高，因而贬之者讥其“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雄豪……，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朱庭珍《筱园诗话》)。但总的看来，袁诗是“学杨诚斋(万里)而参以白傅(居易)”,“学前人而出以灵活,有纤佻之病”，可谓诗中之“词曲”(尚□《三家诗话》)，有弊病，也有创新。此外,袁枚亦工文章,散文如《祭妹文》、《峡江寺飞泉亭记》等，骈文如《与蒋苕生书》、《重修于忠肃庙碑》等，都颇可读，传为名篇。

袁枚又是乾、嘉时期主要诗论家之一。继明代公安派、竟陵派而持性灵说。他有许多论诗的书信文章，而以《随园诗话》及《补遗》、《续诗品》为诗论主要著作。《随园诗话》除阐述性灵说的理论外，对历代诗人作品、流派演变及清代诗坛多所评述。《续诗品》则是仿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作,立36目,用四言韵文简括诗歌创作过程、方法、修养、技巧等具体经验体会，即所谓创作“苦心”。与公安派相比较，袁枚的性灵说更有针对性，更有反道学、反传统的特点。针对当时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指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卷五)认为“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答□园论诗书》),而并非说教的手段。因此，他反对沈德潜将“温柔敦厚”的“诗教”绝对化,认为“《礼记》一书，汉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他指出《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并不“敦厚”,有的简直“裂眦攘臂而呼”,所以他认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再答李少鹤》)。因而他也认为抒发男女之情的艳体诗可以写作,并强调“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园论诗书》)，指出“《关雎》即艳诗也”，“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再与沈大宗伯书》)。至于肌理说,他嘲之为“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以为毫无价值。袁枚性灵说也较深入具体。他把“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力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他说：“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续诗品·神悟》)以性情为诗人创作之本。又认为“才者，情之发；才盛，则情深”,“苟非□雅之才,难语希声之妙”(《李红亭诗序》),“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诗话》卷十五)，指出才能、天分是表现性情的必需条件。同时又说：“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也。”(《补遗》卷六)肯定诗歌创作需有学识。对于作品，他首先要求表现性情的真，认为“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补遗》卷六)。又要求有生气，认为“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女儿，亦少风情”(《补遗》卷二)，“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补遗》卷五)。同时要求创新，赞赏姜夔所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诗话》卷四)。因而他认为“诗不能作甘言,便作辣语、荒唐语，亦复可爱”(《补遗》卷十)。从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他把性灵即性情天分视为先天条件，把学识看作后天努力，认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补遗》卷六)。因此，他并不一概反对对诗歌形式的声律藻饰、骈丽用典等讲究,只要求从属于表现性灵。总起来看,袁枚性灵说较明代公安派前进了一步，显得全面完整，因而一般以为是明、清性灵说的主要代表者。

袁枚的文学思想的进步意义，不仅表现于诗论性灵说，也广涉文论及文学发展、文体作用等各方面观点。他对于清初盛行的汉学、宋学都不推崇，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答惠定宇书》)，他主张为文不应受“道统”的限制，应根据自己的“天性所长”，“从一面深造”。指出骈文、古文,各有所用：“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骈，文之道也。文章体制，如各朝衣冠，不妨互异，其状貌之妍媸，固别有在也。”(《书茅氏八家文选》)他认为文章的发展都是“际其时也，气运为之也”(《宋儒论》)，“唐宋之不能为汉秦，犹汉秦之不能为三代也”(《与孙□之秀才书》),各有时代原因和自己特征。同样,他认为诗歌和文章各有其用，诗言志抒情,文载道本德,因而文章要坚持雅正，主张复古，而“诗有工拙，而无今古”(《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不主张复古而求创新，不受门户拘束而要兼收众长。可见袁枚文学思想具有发展观点，并有区别地注意各种文学样式的具体功能，因而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及形式主义思潮有冲击作用，在当时是进步的。但他的文论不如诗论的影响深广。

著有《小仓山房集》80卷、《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子不语》24卷及续编10卷等。尺牍、说部等3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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