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殷时期的政治制度

　　内服百官和外服分封贵族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平民的统治，商王朝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
　　《尚书·酒浩篇》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这里指出商代有内服外服之分。内服，是商王畿即商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外服，则为分封贵族的管辖地区，在众多的方国之间及其以外的边远地区，又分散有发展程度不等的少数族部落。服，职事也，指群吏言，在内眼外服中有许多公社，贵族、平民和奴隶聚居其中，并由各级官吏来统治。
　　从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商王之下设有各种官吏，大体可以分为文职官、武职官和史官三大类。文职官的名称有尹、多尹、臣、小臣、多臣等。尹和多尹的职司作为大田，作、掌祭祀、出征伐，主要掌管国内的内政事务。臣的种别很多，有王臣、小王臣、耤臣等，多臣当是其总称。王臣是参与国王机要的重臣；小王臣与小臣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居王身边，后者多在地方；所谓耤臣则是管理耕耤的官吏。甲骨卜辞中的既能参与王臣的指挥，如：“贞弗其氐王臣”（《铁》1·1），又要管理耤臣，如：“令……耤臣”（《前》6·17·5），是冢宰一类的内务长官，主要职掌率王臣、管耤臣、贡牛羊、执多和巡视地方等内政事务。
　　武职官的名称有马、多马、亚、多亚、射、多射、三百躬、箙、多箙、卫、犬、多犬等。马、亚在甲骨卜辞中常常并举，可见他们性质是相近的。马，受令征伐或射猎，很可能是“马师”①，后世的司马之官，或从此出；亚，可以“保王”（《厍》1028）、“保我”（《前》7·3·1），与商王的关系极为亲近。卜辞中常有“亚”（《粹》1178）、“亚雀”（《前》8·9·3）之称，亚，又与旅连称，如云：“亚旅”（《左传》成公二年）、“侯亚侯旅”（《诗经·载芟》）等，而《尔雅·释诂》云：“旅，众也”，即为军旅之意。可见，马和亚是一种官职比较高的武职官吏。文献和金文中的亚、服、箙往往并称，甲骨文中也有“多箙”（《乙》4212）的记载。“令多射、卫”（《粹》15）的“多射、卫”似当读作多射与多卫，都是官名，这里的箙和射，当是管理由弓箭手组织成的军队的武官。卫是一种守卫内廷和边境的一种武官，“边卫又哉”（《后下》22·16），便是其证。在，犬中告糜，王其射、亡哉，”（《粹》935）中的“犬中”，郭沫若释云：“犬中，盖犬人之官名中者，《周礼·秋宫》有犬人职”。西周金文《师晨鼎》的“官犬”次于小臣、善夫之后，郭老亦释为犬人之官。甲骨卜辞中之犬与多犬可能本是饲猎犬之官，进而为田猎之官，后来也参加征伐之事，犹如马与多马是司马之官一样。
　　史官的名称有卜、多卜、乍册、史等。甲骨卜辞中的卜人名前有冠以宫名“卜者，例如：“□午卜，卜贞……”（《佚》527）。这里的“卜和“多卜”一样都是官名。甲骨文中也有“乍册”（《京津》703）的记载，也是官名。《尚书·洛诰》的“作册逸”，《左传》、《国语》和《汉书·古今人表》作“史佚”，都是同指一人。可见，乍册、史都是同类的官名。甲骨文中的史，是一种专门主管祭祀的官吏。
　　在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以外，还派有侯、伯、子、妇进行统治。见于甲骨卜辞中的侯有：侯、丁侯、伊侯、光侯、侯、侯、攸侯喜等；伯有：雇白、井白、兒白、白、宋白、盂方白、夷方白等①。侯伯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似非殷王所封赐。侯伯的领地是世袭的，他们虽然各自拥有WZ力量，置有“臣正”一类的官吏，但是对于商王却有着进贡、纳税、服役、戍边和服王事即率兵随王出征的义务。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当时有“诸子”之封。甲骨卜辞中凡称“子某”者，论者多谓他们是武丁王予，但是《佚》，524片中的子渔是第一期，而《粹》，1263片中的子渔则是第四期；《后下》30·4片中的子弓为第一期，而《遗》393片中的子弓则属第二期；此外的子央、子汏、子畫、子效、子宋、子等也都不完全是同一时期的卜辞，因而主张甲骨卜辞中的“称子某者共二十三人皆为王子”说①，似难置信。再从“王澅”（《戬》114》）的澅即畫为子畫的封地和“令于夫，于宋”（《续》6·24·5）的宋为子宋的封地看来，这些“诸子”都有封地。他们被封于外服主要是为了帮助商王加强统治。他们与侯、伯不同之处，从商王常常贞卜他们是否有灾害、疾病等，可以知道这些诸子与商王有着一种同一族类的近亲关系。论者又说，商代“诸妇”之封，“至少有六十四人之多”，并且“以宠与不宠，或不全在宫中。其不获宠者，则封之一地，或命之祭祀，或命之征伐，往来出入于朝野之间，以供王之驱使，无异亲信之臣也”②。这些“诸妇”是否全为武丁之妃，虽需研究，但说她们都领有土地，为主耕种耤田③，还要为王服王事即率兵出征④，则是肯定的。所有这些似乎都与“诸子”相同。由此看来，如果说商代设“侯”、“伯”于边境是为了防御外寇，那么封“诸子”、“诸妇”于各地，主要是为了藩屏商王朝的统治。商代的统治阶级，主要就是依靠这些内服百官和外服侯伯和“诸子”、“诸妇，来维持其统治的。
　　军队商代统治者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维护其阶级统治。考古资料表明，从早商到晚商，从王都到方国，都有相当数量的军队。
　　甲骨卜辞中比较常见的用兵人数多是三千、五千，有时也达万人以上。根据甲骨卜辞看来，祖甲时期对外用兵很少，只有对晋方的举兵。廪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时期，对羌方和召方有直接的军事冲突外，还增设了新的防御措施即“戍某地”。甲骨文中的戍，作、形，从人从戈，是人和武器相结合的会意字。《说文》解为“守边也，从人持戈。”《尔雅·释言》云：“戍，遏也。”郭注说：“戍守，所以止盗贼。”可见，戍是执行军事任务的。由于戍守需要担负作战任务，所以捕捉了战俘也要献给王室，如云，“王戌卜，狄贞，戍乎（呼）执？”（《甲》3913）执作形，或加系，前拲后索，是系累战俘之状，这里是献俘于王。帝乙帝辛时期，主要对东方的夷人作战，同时，又对边疆仍沿用戍守制度。这种变化，不仅揭示出从武丁至帝乙帝辛二百七十余年间用兵重点的转移，而且又创建新的保卫疆土的戍守措施。戍守不是临时性的军事行动，而是永久性的驻守，这就使殷代常备军的数量大大增加，增强了作战的机动性，对外能及时制止周围方国的侵扰，当然对内也加强了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所以，戍守制度和常备军的扩大，也是奴隶制国家机器进一步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殷代，兵农不分，“众人”、“众”和“人”在平时是耕种土地的公社农民①，在战时被征调后就是战士。所以《尚书·多方篇》说：周公曰：“王若曰：‘……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尔曷不忱裕之于尔多方？尔易不夹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王曰：‘呜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尔田，天惟畀矜尔。’”《说苑·贵德篇》又说：“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惟仁是亲。’”当时召来的“众”、“众人”和“人”，有时由国王亲自率领，有时则指令其属下统帅。
　　甲骨卜辞中有“师”、“旅”之称。师字，甲骨文作、形。郭沫若说：“自乃古堆字，然多用力屯聚之屯”①，其形“作象圆头之小阜”②，是师戍所在之处，其用作师乃是会意。甲骨卜辞里的“”即“师”，已是商代军队的专名，可能也是当时军队中的一种编制单位。《尚书·盘庚下》云：“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这里的“邦伯”，指邦国之长，即甲骨文中的方国；“百执事”，即《酒诰》中的“百僚庶尹”，当指百宫。“师长”，旧释众官长，不确，顾颉刚、刘启钎云：“师长当为武官”③，颇有道理。“师”是商军的编制之一，“师长”之职当是“师”的统率者，师长与邦伯、百执事并提，其地位当与他们相当。商代武职，只提“师长”，可知其为军队中地位最高者，他所率领的“师”，当然也就应是商军中的最大建制单位。
　　“师”由多少人组成问题，由于甲骨文和文献资料残缺，实难做出肯定的结论。不过，从《尚书·牧誓》中知道，在百夫长之上，是千夫长，千夫长之上是“师氏”，如千夫长和“师氏”之间所统率的人数与百夫长和千夫长间一样，是采用十进制编制的，“师氏”所统率的人数当是万人。据文献记载，万人的编制单位，就是后来的“军”。《殷契粹编》云：“王乍（作）三：右、中、左？”（《粹》597）这一版是武乙、文丁时期的卜辞，而在其前的武丁时期已经有了“中师”（《合集》5807）之名。按照商代兵制编制法，这时既有“中师”，就会有“左师”和“右师”。由此，我们可以说：作为军队名称，“师”的出现，可能是比较早的事，但是，作为左、中、右三师的建制单位的产生，应是在军队本身发展到一定时期才有可能。
　　甲骨卜辞中也有作为军旅的“旅”，如云：“逆旅”（《存》2·917）、“旅”（《佚》971）等。所谓“逆旅”，当为“迎旅”；“旅”，应是《左传》隐公五年所说的“振旅”，均与军事有关。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所获卜辞中出现有“右旅”与“左旅”（《屯南》2328），为进一步探索“旅”的编制提供了较新的资料。这里的“旅”，当指军旅，“旅”既分为“右旅”和“左旅”，说明除右、中、左三师外，殷商时期确有“右旅”与“左旅”，也还可能有“中旅”。因为根据《左传》成公十六年的“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看来，甲骨卜辞中的“王旅”（《铁》90·1）应该就是“中旅”。由此看来，殷商时期的“师”与“旅”，部分为右、中、左或右、左，说明二者是相应的。
　　甲骨卜辞又云：“其雉众？吉。中不雉众？王占曰：弘吉。其雉众？吉。左不雉众？王占曰：弘吉。其雉众？吉。”（《前》5·6·1）雉字，从矢从佳，或改矢为至，实为矢倒置之形。有的佳字，完全勾划成为鸟形，矢佳的结合表示了以矢穿鸟的意思。关于雉字，诸家解释不一，于省吾认为“应读夷，训为伤亡”，这段卜辞是贞问“戍守或征伐时众人有否伤亡之义”，①，颇是。文中既言“中不雉众？”“左不雉众？”其下的残缺部分按文例测之，应当还有“右不雉众？”这就说明不是常备兵的“众”或“众人”的编制也有右、中、左之分，与师、旅之分为右、中、左相同。可能正是由于“师”、“旅”、“众”的编制部分为右、中、左，因而其武职“戍”也分为右、中、左。如云：“[右戍不雉众？]中戍不雉众？左戍不雉众？”（《南地》2320）商代作战时有步兵，也有战车，大体是以步兵列为方阵居前，以车队及其所属徒兵随后。殷墟第13次发掘的“北组”葬坑是以车为中心，以徒为附排列的。车共五辆，分别为车形的中、左、右三组，中组三辆车在前，呈直线纵列，每车三人二马，每人一套弓、矢、戈、刀、砺石等兵器；左右两组各一辆车居后，每车三人四马，每人也各有一套兵器。车上三人，前面一人，车后二人。
　　从其所持武器看，可知也是中、左、右排列：御者居中，射者居左、击者居右。中组最前一车的左右，并列三个较大的坑，每坑埋五人，应是同时的；这十五人大概是随车的徒兵，恰好也是中、左、右的排列。看来，中、左、右三队排列是商代后期军队通用的列队法。商代单独以步兵编制，与军队似乎有所不同。殷墟西北岗和武官村一带“排葬坑”，往往一排十坑，每坑八至十人。这些现象暗示当时的步兵是以十人为单位组成的。甲骨卜辞中记载：“马、左、中、右三百”（《前》3·31·2），也是以十进为其组织的。三百人，很可能是代表了一更大的作战单位。①郭沫若曾经说：商代“征伐与败游之事每多不可分，多于行师之次从事政游或盘游”②。在甲骨卜辞中大致相当于田猎的，有狩、苗、田、戈等，如云：
　　“丁酉中录卜，在兮贞，在□田，□，其以右人臿，亡灾？不众？”（《甲》2562）这条，《甲编释文》中说：“田猎与战阵相类，故亦有右人之称。”所谓“右人”，就是前述右、中、左的军行的右翼编队。“臿”是动词，是卜辞中对方国征伐时的习用词。田猎中既然使用战争动词和军事编队，当是田猎与军事训练有关的反映。
　　殷代战争时期的后勤补给，可能是由地方贡献或征集而来的。所以，甲骨卜辞有云：“奚来白马？”（《丙》157）“画来牛？”（《丙》74）“□其来象三？”（《后下》5·11）“王其登南冏米乙亥？”（《甲》903）“今春众有工（贡）？”（《外》452）由此可见，殷代的兵源或资源，都是相当充足的。
　　刑法甲骨卜辞和考古资料证明，商代不仅有了作为国家机器主要支柱的军队，而且还设立了专为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刑法。
　　《荀子·正名篇》说：“刑名从商”，《吕氏春秋·孝行览》说：商代有“刑三百”。商代刑法的繁多，从甲骨文中也可以看出一个大概，例如：幸字，甲骨文作、形，象手铐一类的刑具。字，甲骨文作、形，象一人双手反绑跪在地上，头发被两手抓住受刑状。字，甲骨文作形，象用大斧在砍一人的头部，颈项上还有血点溅出。羌字，甲骨文中作、形，象用锁链系在羌人的颈上或用脚镣锁在羌人的一只脚上。圉字，甲骨文作、、等形，象人双手带了刑具被关在监狱里，意即是拘留犯人的监狱。甲骨文有一形字，象双手拿着大锤往跪在坑中的人头上砸形，当是一种活埋的刑法。刖字，甲骨文作、形，正象用锯断夫人的一条下脚。刖刑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残酷肉刑，《说文》刖字作跀，“跀断足也”。殷墟后岗在近年的一次发掘中，发现一具受过刖刑的殉葬奴隶遗骸①，说明至少在商代后期已经有了刖刑。劓字，甲骨文作形，象用刀割鼻子。还有一字，象用刀割生殖器，当是一种宫刑。宫刑施于女子是幽闭，施于男子是割生殖器。伐字，甲骨文作形，象以戈砍人头之形。晚商王陵附近祭祀坑或殉葬坑中的身、首异处的骨架，当是施过伐刑的残骸。征伐就要杀人，所以甲卜辞中把出征打仗也叫做伐。
　　古代文献中所见的五刑是按轻重排列的，商代当也一样，可见商代刑法是极其残酷的。
　　恩格斯在论述国家和氏族社会的区别时曾经指出：“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WZ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②。商王朝的奴隶主贵族也是依靠大小官吏、军队、刑法和监狱这些专政工具进行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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