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宋元崖门海战历史之谜

　　30多公里平坦的金门公路将会城、三江、古井以及崖门大桥连成一体，我们的车正风尘仆仆地急速向前。
　　700多年前，我们脚下这片大地，却是浩瀚的大海，海岸线可达会城振兴三路附近。海中有很多小岛，碧水蓝天中，远处一个较大的海岛在遥遥相望，那就是崖山。
　　733年前的今天，在海上漂泊流亡了将近2年的南宋王朝，正心急如焚地谋划着从湛江市南面海中的硇（ｎáｏ）洲岛迁居崖山。
　　元军已以席卷之势横扫中原山河，不难想像，此时，君臣上下内心必定焦虑无比。
　　可是，南宋王朝为何最终选择到新会崖山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与元军决一死战？战火硝烟之后，传说中数以千计的沉船又流落何方？“崖门失玺”的背后，又是一个怎样的真相？这些问题不断地牵引我们的好奇心。
 
　　谜团　1
　　南宋流亡王朝为何选择落脚崖山？是因为崖山的地形特点？还是误打误撞？
　　我们的车沿路直下，很快便到了三江镇联和村。这是新会5个“赵姓皇族村”之一，巷子里，三三两两的老人正围坐闲聊。
　　关于历史上的崖门海战，联和村几乎无人不知。“古代，三江、古井很多地方还是海湾，而崖山没有跟陆地相连，是一个海岛。听老一辈说，当时宋军原想去海南，驾船来到崖山，不知道方位，向渔民问路。双方语言不通，渔民误将‘海南’中的‘海’字听作‘崖山’的‘崖’，结果宋军就到了这儿。”几位赵姓老人皆如是说。
　　照村民说，那么浩浩荡荡的宋军到崖门来，岂不是偶然之举？
　　根据新会地方文史专家林福杰为记者提供的南宋王朝流亡的路线图以及多部文献记载，1276年，宋军一路南下，经泉州、厦门，驻广东潮阳今汕头南澳岛；十二月驻惠州甲子门（今陆丰甲子港）；1277年二月，经宝安大鹏湾，至梅蔚山（今香港大屿山梅窝）；四月，驻香港九龙的官富场，六月至古墐塔，九月至浅湾（今香港荃湾）。十一月至秀山（今东莞虎门）；十二月到井澳（今珠海市横琴岛深井湾）；1278年二月，在湛江南面海中的硇洲岛驻扎。六月，宋军徙居新会崖山。
　　也许，海南岛是南宋王朝的一个选择，但他们最终还是在硇洲岛驻扎之后来到崖山，村民所说的“偶然之举”应不成立。
　　然而，浩瀚大海，崖山何以引起了宋军的注意？
　　我们的车沿着金门公路驶上崖门大桥。这座横跨崖门水道的现代化大桥下，是宽阔的银洲湖航道，桥上远眺，群山、农田、村庄尽收眼底。西面的古兜山、东面的崖山，两山所夹峙的正是崖门出海口。出海口，即为黄茅海，海面顿时开阔。
　　难怪！清代诗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将此处誉为“南海之咽喉”。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说：“崖山乃海中之山，两山相对延袤，中一衣带水，山口如门，世杰以为形胜，安之（世杰全名为张世杰，是南宋末年最重要的统帅）。”
　　陈垣嫡孙、中国社科院宋史研究专家陈智超在其《宋史研究论文集》中写道：700多年前的崖门水域是片宽阔的海湾，不是现在的一条银洲湖航道。崖山是崖海中一个大岛，古兜山和崖山相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大海岛上，森林可以提供建屋、造船、烧柴的材料，有泉水可以饮用，有山水之产可供食用。甚至，这里还有唐代留下的瓷窑，可烧造20万人的生活用具。
　　透过众多资料，我们明白了崖山地形的特点和地理环境的变化，南宋王朝因何选择崖山，也就有了答案：占尽一切地利的崖山岛是宋军经过深思熟虑选择的驻跸之地，同时也是为了反击元军，寻求突围之路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宋军到崖山后，结束了海上颠簸的流亡旅途，而且，稍一停留便是9个月。
 
　　谜团　2
　　数千艘战船流落何方？是沉在了海底？还是因为海洋变成陆地而深埋地下？
　　公元1279年二月，中国古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战在崖山拉开帷幕，战况空前惨烈。文天祥在诗中这样描述：“流尸漂血洋水浑”。在崖海中，宋军苦苦抵抗了23天，以惨败告终。
　　至于两军交战所投入的兵力，陈智超在《宋史研究论文集》里给出了一个数字：宋元双方战船合计近3000艘，其中宋船二千余。绝大部分宋船连同船上兵器、生活用具沉没，其中包括皇帝的“御舟”，经700多年岁月，必有相当部分的沉船被海水冲走或被腐蚀破坏。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沧海已变桑田。当年的汪洋大海已演变成现在的古井、沙堆、睦洲及三江四个镇，只剩玉带般的银洲湖水道，还与崖门出海口相接着。
　　数千艘沉船，究竟是否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下长眠700多年？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驱车到了崖门海战主战场之一的古井镇官冲村。
　　在这里，有关“海战的遗存”不断流传，甚至屡见不鲜。“听老人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里有人从地里挖出像船板一样的木料，有人甚至拿来做床板、餐桌、茶几。”村干部老林说。
　　“几十年前，村里就曾发现过一根20多米长的桅杆，听说是古代的东西。”另一陈姓村民言之凿凿。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刚刚起步，已由陈智超牵头组织国家水下考古队来到新会，分别在1992年、1995年以及1999年三次在崖门海战的主场战范围内——官冲村、奇石村以及崖门水域等地，对宋元崖门海战进行水下、陆上的考古。
　　第一次考古工作让人兴奋。回忆当年，如今身在北京的陈智超仍历历在目：“1992年4月初，我们在崖门水域探测。在崖门车渡附近水下，潜水员探摸出一块船板。经北京大学考古系碳14实验室作年代测定，距今约690年(±60年)，与崖门海战年代接近，这让我们坚定了信心。”
　　这虽然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但考古队在1995年以及1999年开展的考古工作中，却再没有任何重大的发现。
　　然而，唯一能够肯定的“海战遗存”是在1995年12月被大规模地发现。
　　当时，会城振兴三路出土了大量的古代钱币，多达数万枚，轰动全城。当年参与钱币挖掘工作的现任新会博物馆馆长李锡鹏现在得出的结论是，古钱币大多是南宋的军饷。
　　“从现场来看，钱币以宋币居多，占90%。钱币中有样币，还有厚钱，种类庞杂，埋藏草率。挖掘现场有稻草、谷粒、有烂船板。也就是说，现场除了钱还有粮食，或许是当年宋军在决战前匆匆埋下，以冀日后再用。”
　　时至今日，陈智超仍坚信银洲湖一带藏有沉船，“我相信这地下还有战船。最大的原因是海洋变成陆地，古船要么深埋在地下，要么还在银洲湖底。现在，我们的考古水平已很先进，问题只是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谜团 3
　　宋朝玉玺是否沉落大海？还是被元将掠去了？“崖门失玺”故事难道是人们出于爱国情感的选择？
　　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有关“崖门失玺”的故事，也一直在新会民间流传。宋朝玉玺是否真的沉落大海？
　　地方掌故《崖门史话》（《圭峰》1959年第3期）有这样的描述：“他（陆秀夫）背着赵昺用白绸缚住，不让他掉下来，又拿出玉玺系在赵昺的腰下，便纵身一跳，葬身崖海中去。”而据史载，张世杰当年将大船捆绑在一起，系于奇石，护卫帝昺御舟居中，因此当年陆秀夫负帝昺投水处就位于奇石附近。
　　听说奇石位于银洲湖边上的某海军基地内。我们兴冲冲来到海军基地，经请示获同意后，终于近距离目睹了这一块奇石。奇石高约4米，向着银洲湖的石壁上，上面刻着“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的大字。刻字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著名作家田汉。
　　让人遗憾的是，此奇石只是一个替代品，而非原来的奇石了。林福杰告诉我们，1956年，在建设军港、疏浚航道时，已炸毁了这珍贵文物。1962年，田汉游崖门，感怀之下，挥写了13个行草大字，被刻在近岸边的大石上，以代作奇石供人景仰，石刻曾在“文革”时被铲去，1979年修复。
　　林福杰指出，尽管如此，这两块奇石的位置相近，如果宋朝玉玺真的随赵昺一同沉入崖海当中，那么奇石还是“崖门失玺”的所在地了。
　　银洲湖上江水滚滚，难道宋朝玉玺真的还静静藏匿在碧波之下、淤泥当中？
　　有趣的是，700多年了，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在水下“发现”这一宝物。
　　宋朝玉玺究竟藏身何处？林福杰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看法：宋朝玉玺没有沉入大海，而是被元将张弘范掠去了。
　　他的依据主要来自《元史》和元代《经世大典序录》的记载。《经世大典序录》和《续资治通鉴·元记》说，战后翌日元军清理战场，有兵卒从一具着黄衣的海上漂浮小尸身上取得“诏书之宝”的印玺，献交上级。张弘范问宋人尹都统和宋王室的近身侍从，都认定是赵昺。又《元史》卷一五六“张弘范”条记：“宋师大溃。宋臣抱其主昺赴水死，获其符玺印章。”
　　林福杰认为，文中的“符玺印章”便含宋朝玉玺。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宋代，每朝皇帝都新制一宝（即玺），按这样的制度，赵昺带着先皇传下的玉玺是“一组”，并非人们想像中的“一件”。
　　同时，我们发现在《平崖山记》也有缴玺的记载：“宋主昺及扈从文武官属，舟师器械俱没于水，即获其玺。”作者白佐是元朝高官、广东宣慰使司同知，《平崖山记》是他在战后在崖山为记功刻石而作。我们有理由相信，宋朝玉玺是极其重要的物件，元军不可能也不敢随便乱写。
　　“灭宋的元军主帅张弘范是汉人，世人唾骂之为叛徒，因此民间宁愿相信玉玺被投入崖海。”林福杰认为，“崖门失玺”故事在民间流传，是人们出于爱国情感的选择。因为这样的故事，更符合人民的情感需求。
　　历史素来众说纷纭，远隔700多年的宋元崖门海战，于我们而言有着太多太多的疑惑与不解。作为后人的我们，似乎已注定无法一睹宋朝玉玺的真容。有关海战的真相，以及印玺的下落，或许真的需要留待后人进一步论证。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