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西夏文化

　　党项是中国古代西北民族——羌族的一支，称党项羌，共分有8部，以拓跋氏最为强盛。公元1038年，党项拓跋氏首领元昊称帝建国，史称“西夏”。元昊自称是北魏拓跋鲜卑的后裔。早期的党项人不事农业，生活皆仰赖畜牧，无文字历法，以草木枯荣计算岁月，崇拜天神，死后火葬。此外。党项人还特别崇尚白色，故自称“大白上国”
　　党项人以姓为部落，尚武而勇猛。同氏族的人须互相帮助，当受到外族人伤害时，必须复仇，未复仇前，蓬头垢面赤足，禁食肉类，直到斩杀仇人，才能恢复常态。因此，党项人在抵御外族的战争中，异常顽强凶猛，曾多次打败辽、宋军队，甚至成吉思汗率蒙古铁骑6次攻打西夏也未竟全功。
　　西夏建国后，党项族的势力不断发展，其疆域方圆2万余里，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今内蒙古阿拉善与鄂尔多斯及西部的巴盟、包头一带，皆属西夏所辖。著名的西夏遗址有伊盟鄂托克旗百眼窑石窟寺、阿盟额济纳旗西夏黑城、伊盟达拉特旗城塔古城及巴盟临河高油房古城等。
　　西夏有畜牧业、农业、制盐业、建筑业、手工业和商业，其统治制度为蕃汉分而治之，有蕃官和汉官。国家制订有成文法典，实行科举制度，还建立了强大的骑兵和步。西夏于公元1037年，仿汉字创制西夏文，并汇编字书12卷，定为“国书”，上自佛经诏令，下至民间书信，均用西夏文书写。为方便人们学习西夏文，还印行了字典。
　　党项族笃信佛教，因此其佛教文化艺术颇著名。鄂托克旗的百眼窑石窟寺，是西夏壁画艺术的宝库。在客济纳旗黑城、绿城子发现的西夏文佛经、释迦佛塔、彩塑菩萨等，是荒漠中的重大发现。西夏国的范围是草原、西域和中原地区相互联系的多角地带，这里是多种文化相互交流汇合的地区。因此，中原的汉族文化、北方的草原文化以及西方的文化都对党项族有深刻的影响，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文明。
　　
　　仿如汉字的西夏文
　　西夏的文字是西夏文化的重要标志。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西夏开国君主元昊的野心和霸业有关。当时西夏的邻国如宋、辽、吐蕃和回鹘等都有本族的文字，在雄心万太的元昊眼中，党项人在军事上既能与宋、辽争一日之长短，文化上自然亦不能落后于人，于是元昊便命令通晓汉、藏文字的野利仁荣创造西夏文字，并在公元1037年颁行。西夏文字虽然是党项族本身独创的文字，但其中亦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是方块字；基本笔画亦大约相同，但西夏文字比汉字更为繁复，更多撇、捺；也有草、篆、隶和楷体；文字构造多采用汉字“六书”中的会意字和形声字；文字结构也和汉字一样，以偏旁、部首组成。难怪最早发现西夏文字的清代学者张澍说：“西夏文字乍看好像都能认识，细看则无一字可识。”
　　
　　汉藏兼收的佛教艺术
　　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佛教，同样对西夏文化起了重要影响。西夏将佛教尊为国教，不仅先后6次向宋朝求赐佛经，更耗费大量财力、人力来翻译和刊印浩繁的佛教经典。另外，又延请回鹘、吐蕃高僧演绎经文、弘扬佛法，上自皇族，下至百姓，都来听道。佛教的建筑更加雨后春笋，遍布国内。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中，经西夏重修、扩建的石窟便有近百座。佛教在各地有不同的宗派和特色，广受各地影响的西夏佛教，因而也呈现了佛教多源的现象，并且在西夏的佛教艺术中反映出来。河陇地区的佛教艺术在唐代时已有浓厚的中原风格，故此西夏早期的佛教艺术也承袭了这种风格。到了西夏中期，来自吐蕃的藏传佛教开始盛行起来，西夏的佛教艺术亦渗入浓厚的藏传密宗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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