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人的三教观念

　　儒佛道三教关系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对其研究，直接关系到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宋代是三教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宋代士人三教观以三教根本相同为主，这种三教观是中国历史上和合文化的典型表现，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为以后中国宗教和合文化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宋代士人三教观点有以下几个：
　　其一，对佛道二教全面否定。这主要是理学代表人物的说法。朱熹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他较系统地对佛教、道教进行了批评。其对二教的批评，从“迹”入手，直至理的根本，全面否定。他说:“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黎靖德《朱子语类》卷34)
　　其二，儒释道互补，迹异本同，以儒治世。这种说法是宋代帝王支持的说法，李纲可为代表，他说:“儒道释三家之敎，自汉以来鼎立于天下。……然则，治天下者果何所适从而可乎?曰:从儒。彼道释之教，可以为辅而不可以为主，可以取其心而不可以溺其迹。何也?七政之所加，五赋之所养，中于天下者为中国。而儒者之道，治天下之常道也。”(李纲《梁溪集》卷143)李纲以为，三家都是求道之教，但儒家根于道，而开出世间治理的措施，对于治理世间而言，应该以儒为主。
　　其三，三教本同，儒为最完善之教。这种说法，刘子翚最为典型。他说:“圣人既没，歩骤圣人者日益众，此甲彼乙不能相统，心心有主，喙喙争鸣，承舛听讹，浸失其本。圣人之道散于百家，荡于末流，匿于学者见闻之外。……不睹其本，各守其偏，圣人之道始离。互攻其异，不反其同，圣人之道始孤。不有卓然英睿出焉，孰能引而归之，会而通之哉?夫道一而已，尧舜之心不间乎此。”(刘子翚《屏山集》卷1)在刘子翚看来，圣人既没，各家希望“歩骤圣人”，但往往不能真正完满，原因在于未能把握各家共同之“本”。“儒”是体会“本”之理并切身实行的人，因而，儒学应是最完善的思想。他主张要从儒的根本来论儒，而不能滞于儒之迹。
　　其四，同于佛教人士见解，以为佛教高于儒学。张商英说:“余谓群生失真迷性，弃本逐末者，病也;三教之语，以驱其惑者，药也。儒者，使之求为君子者，治皮肤之疾也;道书使之日损，损之又损者，治血脉之疾也;释氏直指本根，不存枝叶者，治骨髓之疾也。”(张商英《护法论》)在张商英看来，三家只有佛教能对治人的根本问题，显然高于儒、道二家。
　　其五，三教“合一”。对于三教“合一”，此处定义为把三教合为一体。对此，学界往往以三教合祀，尤其明代三一教的创立为标志。考宋人记载，宋代三教合祀，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为所尊的圣人。
　　分析宋代士人的说法，可见大多是从核心哲理立论，超越形式，决定对三教的取舍。刘子翚说:“不睹其本，各守其偏，圣人之道始离。互攻其异，不反其同，圣人之道始孤。”会而通之，则“道一而已”。他正是从“道”立论，分析各种思想，并使儒兼各家之长，他的认识显然超越了各家的形式。张商英说:“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以仁义忠信为道耶?则孔子固有仁义忠信矣;以长生久视为道耶？则曰夕死可矣。是果求闻何道哉?岂非大觉慈尊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也!”同时，他又以为，儒者常忘失根本，走向“期荣”、“谋禄”之路，而佛教则提供了其对道的回归，故倾向佛教，而非限于对佛教形式的信仰。他甚至提出:“若世间更有妙道，可以印吾自肯之心，过真如涅槃者，吾岂不能舍此而趋彼耶?”(《护法论》)在他这里，佛教具有了开放的一面。
　　李纲则超越儒、禅的形式谈儒、禅，他认为，“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非禅宗所谓心外无法者耶?”“凡《论语》所载，孔子与诸弟子问答之辞，无非明此一事，但学者不心会之，说其文而不记其实，故以吾儒为世间法，而以佛之所传为出世间法。殊不知其未尝异也。”(《梁溪集》卷135)
　　由上可见，宋代士人三教观不拘泥于形式，而能够突破形式的原因，在于从“本”立论，这就使其必然强调融合。“本”与现代哲学“本体”概念相似。本既然是世间所有现象之“本”，建立在“本”基础上的“教”，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必然要向完善角度发展，即向形成包揽各方面的系统化方向发展，这是思想发展的必然规律。三教以其历史形成的关注，在各自的方面有其突出的长处，即:三家分别在治世、修身、修心方面形成自己的长处。当时的儒，虽然大多数士人的认识中根于道，但更多被认为是“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吴越王钱弘俶语，见《宗镜录》序)之教，而在具体的修行方法上则不足。而道教，即便其南宗祖师张伯端也说:“今人以道门尚于修命。”(张伯端《悟真篇》序)显然，道教炼养、修命的一面更突出。佛教各家论说不同，但总的来说，更多体现在一套较严密的空性道理为主导的出世修行方法，如宋孝宗说:“释氏专穷性命，弃外形骸，不染万相，而于世事了不相关。”“佛老绝念无为，修心身而已矣。”(《鄮峰真隐漫录》卷10)三家所长，正是当时人关心的主要三个方面，因此，三家向完善发展，最便宜的路径是三教结合互补。
　　宋代士人是社会文化的典型代表，他们三教观的开放性，是当时中国文化和合特征的典型表现。这种文化观念不仅当时是宋代宗教和谐的重要基础，明清乃至近代中国宗教中的和谐论，应该也与此种文化观念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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