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涉商诗的史学解读

　　宋代涉商诗指宋诗中涉及商贸活动的诗歌，它艺术地反映了宋代商贸活动的情况。宋代涉商诗的创作者多为官员、学者、僧人等，无论其社会身份如何，都经受到商业繁荣的浸染。这就使他们在感受商品经济，记录商业活动、市井百态时具有敏锐的、独到的视角。如冯时行的《偶成》历数越罗、蜀锦、明通纸、乐昌墨、南浦石、新宁香、固陵茶等宋代名品，是一首带有浓郁广告意味的诗歌。梅尧臣的《闻进士贩茶》就是针对宋代盐茶禁榷制度下，私贩盐茶猖獗，以及仕人经商而作。
　　宋代涉商诗的作者不乏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宋祁、范祖禹、曾巩、黄庭坚、张耒、朱熹、陆游、刘克庄等，皆有史著史论。在叙事实、寓褒贬、纪风俗方面，诗与史可以互为补充。诗人在诗的创作上有意识地“以诗存史”，使诗贴近历史。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欧阳修明确主张以史笔写诗。他的《初食车螯》详细记述了五代以来经济凋敝，饮食简陋，北方的珍奇异味只能以鸡肉、猪肉充数。
　　涉商诗从纵向上贯通反映了从北宋到南宋的商业发展轨迹；横向上涉及到市场、商人、商贸活动等，较全面地反映了两宋城市市场、农村市场、缘边贸易、海外贸易等商业状况。涉商诗通过对宋代商业典型意象的描写，将宋代商业现象与本质的特征性事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记录了宋代市场形制的时空变化——坊墙倒塌、民商杂处和早市夜市，记录了城市市场的兴旺。另一方面，涉商诗也记录了宋代农村市场的发展。随着商业的扩张，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货币地租的出现，以及城乡商品的广泛交流，农村市场得到极大发展。如舒亶件在《和马粹老四明杂诗聊纪里俗耳》中就明确写到四明的“草市”从定期集市向着“朝朝合”常市的转变。此外，涉商诗还记述了与辽夏金的互市缘边贸易，蓬勃发展的海上贸易，宋代纸币的发行与流通，商业广告的形态及存在的问题等。如黄彦平在《欢喜口号》中记录茶马贸易“蜀茶互市入西番，番马来嘶渭水寒”。王十朋的《提舶生日》写到“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
　　以叙述、议论为基本写作特征的宋代涉商诗，针对不同的商事活动使用相对适合的表现方式，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其一，宋代涉商诗以文、词、赋、小说、戏剧笔法入诗，从体制、篇幅、风格等方面突破前人的束缚与局限，以灵活多样的叙事手法和较长的篇幅尽情地记述、状写事物。一些诗有较长的题目，甚至是一个段落，或可视为无题之诗序。所涉人、地、事，具体翔实，皆有定量、定性之功效。例如薛田的《成都书事百韻》就是一首加序的七言百句长诗。其序以128字介绍写作缘由。其诗以1400字极写以药市花市、书业酒业、蜀锦名品为代表的成都市场的繁荣。孔平仲的《食梨》以口语、散句入诗“东方早寒雪霜挚，新梨十月已满市。……君不记南方无此物，五更酒渴唤水时，思此千里莫致之。及今乃以多见贱，南方橘柚东方梨。”又如范成大诗题为《墙外卖药者九年无一日不过，吟唱之声甚适。雪中呼问之，家有十口，一日不出即饥寒矣》、王炎诗题为《会稽六月初五日，新米入市。价减旧，以升计之，几十二三。闻海商米船方集，亦损其直》；还有一些诗有或长或短的诗序和诗注，诗前之序、诗中之注与诗歌自身前后呼应，互为补充，更加完整准确地记录历史事件和人物。如陆游的《重午》诗写会稽“街头初卖苑池冰”，并在诗后作注解释说：“会稽不藏冰，卖者皆自行在来。”宋人称临安为行在，绍兴本地不产冰，皆由临安贩运而来。过去皇宫贵族的专有消暑物品已成为普通人亦可享用的商品，由此传达出了罕见的商品信息。这些序、注、题既是涉商评理的有机构成，又进一步证实了涉商诗的史实性质。
　　其二，宋代涉商诗如实反映了诗作者的本末观和商品经济意识。宋时把商业视为“末业”的传统观念有所改变，商业开始与农、工等行业一样成为社会的“本业”。视商人为“杂类”或“贱类”动辄加以抑制的传统观念有所改变，商人开始取得与士、农、工一样的封建国家法定的“齐民”之资格。张耒认为“业无高卑志当坚”。商人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全社会形成一种经商重商的浓郁氛围。虽然在涉商诗中也可偶见轻商鄙商之句，但不乏同情，更多欣赏，表达的是平等、重商的观念。范仲淹在《四民诗·商》中站在商人的立场，公开替商人申辩：“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天意亦何事，狼虎生贪秦。经界变阡陌，吾商苦悲辛。四民无常籍，茫茫伪与真。游者窃吾利，堕者乱吾伦。淳源一以荡，颓波浩无津。可堪贵与富，侈态日日新。万里奉绮罗，九陌资埃尘。穷山无遗宝，竭海无遗珍。鬼神为之劳，天地为之贫。此弊已千载，千载犹因循。桑柘不成林，荆棘有余春。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不仅表达了范仲淹本人对商人和商品经济的过人见解，而且代表了当时对轻商贱商思想严正批判的一种社会思潮。
　　其三，宋代涉商诗真实地记录了宋代形形色色的商人，为宋代全民商业活动做了生动的注脚。宋代涉商诗无疑是将关注的视角投向了从事国内贸易的坐贾行商、对外贸易的江商海贾，投向了各类职业商人，以及官商、仕商、僧商、农商等不同类型的兼营商业者，展示出不同商人群体的生存状况，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范成大在《长安闸》中的描写可谓宋代商人形象的典型写照：“……传呼津吏至，弊盖凌髙埃。嗫嚅议讥征，叫怒不可裁。吾观舟中子，一一皆可哀：大为声利驱，小者饥寒催。……”无论是追利逐名的大商人还是生计困窘的小商贩，在威风凛凛的“津吏”——政府税官面前都是唯唯喏喏、软弱无力的。诗用形象的语言反映出在封建社会中商业始终是强权的附庸这个历史规律。
　　可见，宋代涉商诗为处于变革时期的宋代商业留存下丰富的具有史料价值的历史文本。但由于文学叙事的虚构性与历史叙事的真实性的矛盾，如何科学有效的利用涉商诗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成为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其三，宋代涉商诗真实地记录了宋代形形色色的商人，为宋代全民商业活动做了生动的注脚。宋代涉商诗无疑是将关注的视角投向了从事国内贸易的坐贾行商、对外贸易的江商海贾，投向了各类职业商人，以及官商、仕商、僧商、农商等不同类型的兼营商业者，展示出不同商人群体的生存状况，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范成大在《长安闸》中的描写可谓宋代商人形象的典型写照：“……传呼津吏至，弊盖凌髙埃。嗫嚅议讥征，叫怒不可裁。吾观舟中子，一一皆可哀：大为声利驱，小者饥寒催。……”无论是追利逐名的大商人还是生计困窘的小商贩，在威风凛凛的“津吏”——政府税官面前都是唯唯喏喏、软弱无力的。诗用形象的语言反映出在封建社会中商业始终是强权的附庸这个历史规律。
　　可见，宋代涉商诗为处于变革时期的宋代商业留存下丰富的具有史料价值的历史文本。但由于文学叙事的虚构性与历史叙事的真实性的矛盾，如何科学有效的利用涉商诗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成为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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