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市民文化

　　【内容提要】：宋代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新兴的市民阶层地位日益上升。同时，市民文化的崛起，更是宋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标志着市民阶层的独立性的形成，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并非是以介绍市民文化为目的。而是试图透过市民文化来提出一些个人的思考。
　　【关键词】：宋代市民文化
　　1．城市发展与市民文化
　　林正秋先生指出：“市民文化的崛起是南宋杭州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特点。”在笔者看来，他的这个论断中，把“南宋杭州”替换成为“宋代城市”，也是十分恰当的。
　　宋代人口统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城乡人口的划分肇始于此。在我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表明城市带宋代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与唐代相比，宋代对城市规模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附郭草市的发展及其地位的变化。附郭草市最早产生于南朝的建康，起目的是为了容纳南渡的大量人口。到了宋代，附郭草市的发展更为普遍，而宋朝廷也把附郭草市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加以管理。这样，宋代城市人口就能突破城墙范围的局限，吸纳人口的弹性更大，城市也更具有开放性。无疑“扩大了城市的功能和规模，是城市向近域推进的表现。”在宋代，大中城市周围附郭草市比比皆是，人口也很多，宋孝宗时鄂州一次大火中，南草市烧毁的人家竟然有万户！可见草市的规模之大。
　　宋代人口规模有数万户乃至10万户的陪都、大商业都会就超过了10个。其中开封的总人口，在高峰时期，已经超过了100万，而南宋时期的临安也与开封不相上下。这样的人口规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记录，在世界的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两宋的几百年中，就出现了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这足以说明了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成就之大、程度之高。
　　在古代，城市产生主要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因而，其只能也是政治军事职能比较强。但到了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大大加强，而且，手工业特色城市（如景德镇）、对外贸易特色城市（如泉州）的大量涌现，更使得城市在地区间商品流通中的枢纽作用更加突出，经济职能开始占了比较重要的位置。1085年开封的商税为55万缗，而南宋中期，临安一年的商税更高达120万缗之多。
　　工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成为市民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
　　文化，根据《辞海》的解释：“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认为：一个文化至少包括物质、动态、心理三个层面。下面，本文就以此为线索，对笔者眼中的宋代市民文化略作评析。
　　2．市民消费为中心的物质文化
　　所谓物质文化，是指一文化内物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状况；市民文化是随着商业的繁盛和市民阶层的扩大而兴起的。宋代城市格局由封闭式到开放式的转变，城市人口的大大增加，商业的极度繁荣造就了市民独特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附郭草市的大量兴起使宋代城市对外由封闭转向开放的话，那么，坊市制度的崩溃，则是宋代城市内部由封闭转向开放的标志。
　　在宋代之前，周世宗由于开封仓储不足，而下诏允许在汴河上设立邸店；宋太祖即位后，在965年下令允许开夜市。这两道命令，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在传统的坊市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虽然宋代开始时仍然实行坊市制度，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终于走向崩溃。景佑年间，宋朝廷正式下令允许商人只要缴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店铺。
　　坊市制度由于无法容纳商品经济发展后的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市民文化的角度来看，坊市制度的崩溃，使城市的商业布局更有灵活性，能根据市民的需要调整空间和时间的分布。
　　从空间上来看，宋代商业街成批涌现，如在开封忭河两岸，皇城东华门外，一度从宣德门向南到朱雀门的御街两旁都准许行人进行买卖；南宋的临安，有3个商业区位于御街上。不仅临安城内如此，就是城外郊区也极其繁华，出现了15个商业繁荣、居民集中的镇市。另外，出现了周期性的市场，有庙会集市和专项商品交易会，也都是宋代商业发展的新特点。
　　从空间上来看，宋代商业街成批涌现，如在开封忭河两岸，皇城东华门外，一度从宣德门向南到朱雀门的御街两旁都准许行人进行买卖；南宋的临安，有3个商业区位于御街上。不仅临安城内如此，就是城外郊区也极其繁华，出现了15个商业繁荣、居民集中的镇市。另外，出现了周期性的市场，有庙会集市和专项商品交易会，也都是宋代商业发展的新特点。

　　从时间上来看，宋代大都市的夜市能够持续到四更，距离早市开市仅仅一个时辰，还不受气候和季节的影响，寒冬大雨雪中，也有夜市盘卖。
　　这样的空间和时间布局，是与市民的生活相适应的。市民阶层的主体，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因此，市民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农民有着明显的不同。从个人来说，市民不须像农民那样一年遵守严格的农时，在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分配上，有比较大的自主性，因而空闲时间也比较多；从整体来说，市民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忙与闲的时间也各自不同，不想农民那样有整齐明确的农忙与农闲的区分。这样，在时间上，无论是在一天中还是一年中，市民都要求城市的工商业能够为他们提供几乎是不间断的服务；在空间上，市民分散地居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也要求工商业能够根据他们的分布而灵活地分布，而不是根据统治者的规定分布。市民能够有这样的权利正是城市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发展并日益重要、以至于市民的地位也上升的结果。
　　宋代的商业行业明显增多，由唐代的170行增加到南宋的400多行。新增加的行当，可以说是反映了市民的需求的产物。南宋临安城里从熟食小点到穿着衣服或家内杂务用具，都有专门制作的私营手工业作坊。仅仅《梦粱录》卷13《团行》条所记载的就有22种。这就可以说明宋代的城市经济中作为商品的成分越来越增加，而上古的以满足生产者自身和贵族阶级为目的的城市手工业趋于瓦解，生产的对象，成为了这个城市中广大的市民，这无疑是一大转变。饮食业的发展，则更加可以可以看见一种新的城市生活习惯的产生。据《梦粱录》卷13、16的记载，临安单是供应的熟食品就不下一二百种。当时临安著名的饮食店就有上百家。市民们越来越喜欢到遍布街头巷尾的饮食店去购买食品“以为便”。
　　笔者认为，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体系化，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更加地愿意在整个城市体系中处于一种比较单一的环节——也就是分工越来越细密，一个人，在城市中，很难通过以自我为对象的生产来达到满足自身的目的，着就要求各种服务和生产行业从原本的个体生活过程中脱离出来，成为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门新兴的行业，成为城市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环节。这种体系化的程度越高，市民对这种城市体系的适应和以来程度越高，城市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
　　在各种新兴的行业中，浴室行业则十分引人注目，各地城市普遍开设公共浴室。南宋时经营浴室的商人们组成“香水行”，宋末元初的一浴室可以供100人同时沐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浴室规模很大，“日浴千人”。
　　不仅如此，宋代城市中普遍建筑有公共厕所，官府重视城市垃圾和粪便的妥善处理。临安府每年新春，由官府差人挨家挨户疏通沟渠，有差船将道路上的淤泥运到乡下。每天有人打扫大街上的垃圾，居民则给一定的报酬。
　　大量以市民为服务对象的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出现以及许多传统的行业逐渐因以市民为服务对象而出现新的发展，都充分说明了宋代城市中市民物质文化的发达。
　　其中，酒肆和茶坊的发展，可以说是宋代市民物质文化发展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方面。
　　饮酒和饮茶的风气虽然并非是开始与宋代，但是到了宋代，酒和茶的销售规模飞速扩大：根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记载，神宗宁熙十年（1077年）以前，宋政府在全国260个城市辖区中，设有榷酒务（官办的造酒作坊）1800多个。宋代的财政开支大约五分之一靠酒税支持。
　　同时，由于城市中多层封闭的坊市制度的破坏，商业市场迅速蔓延，酒肆茶坊就蓬勃地兴盛起来了。由于市场商品交换非常发达，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酒肆已经是“十室之邑必有”,在城市里，即使是里弄坊巷，也往往设有设有许多酒肆和茶坊。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东京拥有大酒肆72个，其余中小酒肆“不能遍数”。而《宋会要辑稿》中仁宗五年有“在京脚店酒户内拨定三千户”的记载，说明当时东京的中小酒肆不会少于三千。南宋版图小于北宋，但酒税却几乎与北宋相当，甚至超过北宋。可见南宋酒肆比北宋多得多。
　　茶坊、酒肆不仅是士大夫聚朋交友的地方，同时往往还有说书、评话、讲史、小唱……所以茶坊酒肆也是市民娱乐、休憩和消遣的场所。酒肆茶坊里聚集了市民阶层中三教九流的人物，各种市民关心的话题消息在其中流传，这里成为观察市民的各个层次的万花筒，反映着市民的众生相。酒肆茶坊的兴起，本身就可以说明市民的消闲意识和文化趋同的意识的出现，他们迫切地或是自然地需要有一个场所或者说是一个精神的“家园”来容纳他们得情趣、视角，因而在市民物质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点，在以下的市民动态文化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3．市民世俗享乐为中心的动态文化
　　物质文化的发达，与动态文化的兴盛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的。所谓动态文化，指的是一文化内人们的外在行为状况，着往往是一个文化的主导特色，因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最具有代表性。
　　市民动态文化，其精神风貌、文化结构和各种表现形态无不围绕着市民这一消费主体，其中又以满足市民享乐为目的的市民文艺最具有代表意义。而宋代的市民文艺，是以宋代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为基础的，正如有学者说的：“宋代城市，整个就是一个大市场，在其产生商品与利润的同时，还产生了市民文艺。”市民文艺的发展，也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吸取关系，如宋代的吟叫艺术，就是来源于市场中商贩的叫卖声。
　　市民文艺有说话讲史类、杂技、杂剧、影戏与傀儡戏、音乐舞蹈……
　　民间的百戏、曲艺等文娱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内容、形式、场地以及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作为城市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话本和戏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流传下来的话本推动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高潮。说话，北宋已见端倪，当时主要在街坊上行走说唱，有的在宫廷中演出。但南宋除此之外，主要在瓦子演出，已经有固定场所。话本、唱本的发展。《醉翁谈录》中记载的南宋话本、传奇小说，有107种之多。《武林旧事》卷10中也列了宋代官方杂剧话本280多种。百戏，是多种伎艺的总称，内容广泛。宋代百戏主要有杂技、相扑、魔术、踢钟、吃针、烧火、踢瓶等等。其中的杂技，在宋代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艺术。民间的舞蹈组织“社火”相当兴盛，规模大、专业性强，一些专业演员技艺高超，反映了民间文化的发展。角，即相扑、争交，也是宋代的流行活动，不仅有男子相扑，女子相扑也十分流行。嚣三娘、黑四姐等都是著名的女子相扑选手。曲艺也在宋代形成了北方的杂剧与南方的南戏这中国两大吸取流派的基础。傀儡戏也是十分受欢迎的表演，在南宋的临安，元宵之夜，官巷口、苏家巷就有24家演出。
　　这些艺术形式多是民间艺人对传说故事的再创造，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许多作品的主人公就是平民百姓，即使不是反映市民的真实生活，也反映了市民的理想、情趣，远不同于服务于宫廷庙堂的传统形式，适应了多阶层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开启了“俗”文化发展的新时期。
　　茶坊、酒肆不仅是士大夫聚朋交友的地方，同时往往还有说书、评话、讲史、小唱……所以茶坊酒肆也是市民娱乐、休憩和消遣的场所。酒肆茶坊里聚集了市民阶层中三教九流的人物，各种市民关心的话题消息在其中流传，这里成为观察市民的各个层次的万花筒，反映着市民的众生相。酒肆茶坊的兴起，本身就可以说明市民的消闲意识和文化趋同的意识的出现，他们迫切地或是自然地需要有一个场所或者说是一个精神的“家园”来容纳他们得情趣、视角，因而在市民物质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点，在以下的市民动态文化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3．市民世俗享乐为中心的动态文化
　　物质文化的发达，与动态文化的兴盛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的。所谓动态文化，指的是一文化内人们的外在行为状况，着往往是一个文化的主导特色，因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最具有代表性。
　　市民动态文化，其精神风貌、文化结构和各种表现形态无不围绕着市民这一消费主体，其中又以满足市民享乐为目的的市民文艺最具有代表意义。而宋代的市民文艺，是以宋代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为基础的，正如有学者说的：“宋代城市，整个就是一个大市场，在其产生商品与利润的同时，还产生了市民文艺。”市民文艺的发展，也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吸取关系，如宋代的吟叫艺术，就是来源于市场中商贩的叫卖声。
　　市民文艺有说话讲史类、杂技、杂剧、影戏与傀儡戏、音乐舞蹈……
　　民间的百戏、曲艺等文娱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内容、形式、场地以及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作为城市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话本和戏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流传下来的话本推动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高潮。说话，北宋已见端倪，当时主要在街坊上行走说唱，有的在宫廷中演出。但南宋除此之外，主要在瓦子演出，已经有固定场所。话本、唱本的发展。《醉翁谈录》中记载的南宋话本、传奇小说，有107种之多。《武林旧事》卷10中也列了宋代官方杂剧话本280多种。百戏，是多种伎艺的总称，内容广泛。宋代百戏主要有杂技、相扑、魔术、踢钟、吃针、烧火、踢瓶等等。其中的杂技，在宋代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艺术。民间的舞蹈组织“社火”相当兴盛，规模大、专业性强，一些专业演员技艺高超，反映了民间文化的发展。角，即相扑、争交，也是宋代的流行活动，不仅有男子相扑，女子相扑也十分流行。嚣三娘、黑四姐等都是著名的女子相扑选手。曲艺也在宋代形成了北方的杂剧与南方的南戏这中国两大吸取流派的基础。傀儡戏也是十分受欢迎的表演，在南宋的临安，元宵之夜，官巷口、苏家巷就有24家演出。
　　这些艺术形式多是民间艺人对传说故事的再创造，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许多作品的主人公就是平民百姓，即使不是反映市民的真实生活，也反映了市民的理想、情趣，远不同于服务于宫廷庙堂的传统形式，适应了多阶层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开启了“俗”文化发展的新时期。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