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内河航运

　　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是鲜卑族拓跋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是因为这一民族在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吸收汉族文化的精髓，使该民族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北魏的内河航运所表现出来的发展势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北魏时期内河航运发展的相关问题作一论述。

　　一 迅速发展的造船业
　　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北魏造船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适应政治特别是战争的需要，因而相当一部分造船业的基地分布在战略要地。
　　北魏造船业呈现出逐步发展的态势。在南北对峙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所造的船只多为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太武帝神鹿三年三月“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１〕（《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太武帝造船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宋文帝刘义隆率军北侵，冀、定、相三州因濒临前线且有造船的条件而在此建造了千余艘船只，这些船只可能是战船类，或属于运输战略物资的船只，如果属于后者，其用于内河航运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在黄河北岸造船的举动在太武帝时还有记载，时“南镇诸将复表贼至，而自陈兵少，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佥然，欲遣骑五千，并假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令诱引边民。”很明显在漳水沿岸也有一个造船基地，主要是用来建造作战所用之船。然而太武帝的这一打算在崔浩看来：“非上策也。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１〕（《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崔浩认为太武帝将行施的这种举措有灭刘而存司马氏的意图，必然引起刘宋政权内部同仇敌忾，共同对付北魏的军队。崔浩虽有此议，但未被采纳。太武帝时还有在战时临时修造水战船筏的记载，太武帝率军南讨，授予临淮王拓跋谭为中军大将军，在此之前，“刘义隆以邹山险固，有荣胡冢，乃积粮为守御之备。谭率众攻之，获米三十万以供军储，义隆恃淮之阻，素不设备。谭造筏数十，潜军而济，贼众惊溃，遂斩其将胡崇，贼首万余级。”〔１〕（《魏书》卷十八《太祖五王·临淮王谭传》）拓跋谭所造的数十个筏即是类似船只的运输工具。
　　当时还发生过盗窃官船的现象。神鹿三年十月“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到）彦之恐军南度，谴将王蟠龙溯流欲盗官船，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斩之。”〔１〕（《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既然有官船的存在，说明七女津一带有国营的造船业。
　　北魏时还有造船为浮桥的情况，“太宗南幸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于冶坂。六军既济，太宗深叹美之。”〔１〕（《魏书》卷三十一《于栗磾传》）这种为帝王需要建造的临时浮桥，所用的时间不会太长。魏世宗时，北魏与萧梁交战时，南安王英曾上表：“若入三月已后，天晴地燥，凭陵是常。如其连雨仍接，不得进攻者，臣已更高邵阳之桥，防其泛突。意外洪长，虑其破桥，臣亦部分造船，复于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至三月中旬，桥必克成。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１〕（《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南安王传》）南安王英上表建议建造船只，在“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这样即可达到“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的效果。
　　为了供给边域军队的粮食，太武帝时即有造船漕运的记载，太平真君七年，刁雍曾建议“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以运输军粮。《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曾记载三门都将薛钦的建议，于“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供应绵绢及赀麻之州、郡，“市材造船，不劳采斫”，“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而且当时造船的代价并不高，“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他还设计了“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此亦明国营造船业是服务于政府需要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也曾多次下诏修造大船，“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历涉，（成）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１〕（《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 成淹因建造船只使行人免遭涉水之苦，而受到孝文帝的重视。蒋少游巧思多能，“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２〕（《北史》卷九十《术艺·蒋少游传》）孝文帝下诏修造船只的目的是为了游玩的需要，既然能修造规模豪华的船只，说明北魏的造船业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当时还存在着私人造船业，不过不占造船业的主流，故略而不论。

　　二 航道的疏通
　　北魏的内河航运得以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得力于其境内有着便利的水运通道。但是并非所有的航道都是可以通船的，为了航运的便利，北魏中央政府对于一些可以通航，但航道并不畅通的河道进行了治理。这其中较为有代表的人物是孝文帝。孝文帝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冲对曰：“若尔，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１〕（《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在举行修凿河道开工仪式的太和二十年九月“丁亥，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１〕（《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魏书》卷六十《韩麒麟传附显宗传》也载韩显宗上书云：“今因迁徙······端广衢路，通利沟渠。”史称“高祖颇纳之。”可以这样认为，孝文帝修凿运渠的行动实际上与韩显宗的思想不谋而合。这种修凿渠道以通漕运的现象在北魏与南方作战中也曾运用。孝文帝进攻钟离未能占领，将于淮南修故城而设置镇戍，以安抚新附之民，向高闾征求意见，高闾对曰：“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众粮运难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溯淮而上，须经角城。淮阴大镇，舟船素畜，敌因先积之资，以拒始行之路。”〔１〕（《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这是高闾假设之语，其意是言若于淮南修建镇戍后患无穷。魏世宗时，崔亮为度支尚书，“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１〕（《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其目的正是为了漕运战略物资到东南前线。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魏孝文帝为了河道的畅通，在外巡游时多次打算在黄河上经水路而至洛阳，有时还付诸实践。太和十九年，“高祖幸徐州，敕（成）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１〕（《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这可以说是孝文帝为了河道的畅通而亲临一线进行考察，孝文帝的话也道出了北魏迁都洛阳有物资供应便利方面的原因。太和二十一年四月，孝文帝巡游至长安，“己丑，车驾东旋，泛渭入河。”〔１〕（《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这也反映了孝文帝多次走水路是为了探索水运通道。然而，孝文帝的探索水道之举并非人人理解，后高祖将自小平泛舟石济，穆亮劝谏曰：“臣闻垂堂之诲，振古成规，于安思危，著于《周易》。是以凭险弗防，没而不吊。匹夫之贱，犹不自轻，况万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处则深宫广厦，行则万骑千乘。昔汉帝欲乘舟渡渭，广德将以首血污车轮，帝乃感而就桥。夫一渡小水，犹尚若斯，况洪河浩汗，有不测之虑。且车乘由人，犹有奔逸致败之害，况水之缓急，非人所制，脱难出虑表，其如宗庙何！”也许穆亮是出于对孝文帝安全的考虑，才有此言。孝文帝也不得不说：“司空言是也。”〔１〕（《魏书》卷二十七《穆崇传附亮传》）而没有沿黄河探寻水路。
　　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这由黄河两岸所留存下来的磨崖题刻即可得以证实。三门峡人门栈道人Ⅵ段Ｔ７：“景明四年三月十六日。”人Ⅵ段Ｔ８：“景明······”人Ⅵ段Ｔ１０：“景□年三月廿六日。”〔３〕（Ｐ４４）这段材料说明虽然北魏时期黄河水运通道的西部并未彻底畅通，但是仍有疏通河道的举措。

　　三 内河航运的进行
　　北魏的内河航运虽然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但是，在孝文帝之前，北魏的内河航运即达到一定的规模。太平真君七年，针对北魏向北方军镇运粮的艰阻情况，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度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费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陆路运输，耗时费力，且运量极小，有鉴于此，刁雍建议：“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费田。”刁雍的建议，因省时省力，而备受太武帝赞赏，因而下诏曰：“知欲造船运谷，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费牛，又不费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今别下统万镇出兵以供运谷，卿镇可出百兵为船工，岂可专废千人？虽遣船匠，犹须卿指授，未可专任也。诸有益国利民如此者，续复以闻。”〔１〕（《魏书》卷三十八《刁雍传》）由此段史料可知太武帝拓跋焘采纳了刁雍的建议，并且让统万镇派兵协助漕运粮食，令刁雍主持此事，北方军镇的粮荒问题得以较好的解决。随着北魏势力的向南推进，彭城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尉元在天安元年与刘宋张永作战时，在吕梁东大破宋军，缴获其船车军资器械不可胜数。尉元上表献文帝曰：“彭城仓廪虚罄，人有饥色，求运冀、相、济、兖四州粟，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沿清运致，可以救济新民。”显祖从之。〔１〕（《魏书》卷五十《尉元传》）这是利用敌方留存的船只进行漕运的例证。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漕运粮食等战略物资到洛阳以及南方前线是此后内河航运的重要内容。太和十九年二月戊申，孝文帝沿淮河向东巡视，看到“民皆安堵，租运属路。”〔１〕（《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孝文帝曾有文描写黄河水运繁忙的景象，《初学记》卷六引后魏孝文帝《祭河文》云：“惟圣作则，惟禹克遵，浮楫飞帆，洞厥百川。克纂乾文，腾鸾淮方，旋鹢河濆，龙舲御渎，风旆乘云。泛泛棹舟，翾翾沂津，宴我皇游，光余夷滨。肇开水利，漕典载新，千舻桓桓，万艘斌斌。保我大仪，惟尔作神。”说明在孝文帝心目中黄河水运的开通是保证北魏政权兴盛的关键之所在。
　　由于这一时期北魏的主战场在南方，因对江南的齐、梁用兵的需要，北魏政府往往漕运大量的军用物资到南方前线。迁都洛阳不久，孝文帝就计划对萧齐用兵，卢渊上表曰：“若大驾南巡，必左衽革面，闽越倒戈，其犹运山压卵，有征无战。然愚谓万乘亲戎，转漕难继，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若命将简锐，荡涤江右，然后鸣鸾巡省，告成东岳，则天下幸甚。”针对卢渊的说法，孝文帝下诏曰：“又水旱之运，未必由兵。”〔１〕（《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渊传》）意即无论是否对江南用兵，漕运粮食到江南前线都是必须的。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孝文帝至彭城，“丁未，曲赦徐豫二州，其运漕之士，复租赋三年。”〔１〕（《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孝文帝此诏的颁行完全是考虑到从事漕运船工的艰苦。随着此后战事的惨烈，漕运粮食到南方作战前线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世宗景明初卢昶上奏云：“然比年以来，兵革屡动。荆扬二州，屯戍不息；钟离、义阳，师旅相继。兼荆蛮凶狡，王师薄伐，暴露原野，经秋淹夏。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运丁转运。”〔１〕（《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昶传》）这反映了战争使服务于支援前线的漕运业发达。《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云：“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为了支援东南前线，北魏中央政府采取了在沿河设置转蕴仓的方法，当前线急需粮食时，可以立即调拨，减轻了长途漕运的耗费。
　　水运通道除了漕运粮食以外，还作为运送兵士和达官贵人往来之用，宣武帝时“萧宝卷将陈伯之侵逼寿春，沿淮为寇。时司徒、彭城王勰，广陵侯元衍同镇寿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台援不至，深以为忧。”在此情况下，宣武帝派遣傅永为统军，“领汝阴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总勒士卒，水陆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余里，牵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趋淮，下船便渡。”〔１〕（《魏书》卷七十《傅永传》）正因为北方的军队熟悉了水战，故能在作战中间掌握主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因洛阳城正在兴建，“时宫极初基，庙库未构，车驾将水路幸邺，已诏都水回营构之材，以造舟楫。”高道悦上表劝谏曰：“窃以都作营构之材，部别科拟，素有定所。工冶已讫，回付都水，用造舟舻。阙永固居宇之功，作暂时游嬉之用，损耗殊倍，终为弃物。且子来之诚，本期营起，今乃修缮舟楫，更为非务，公私回惶，佥深怪愕。又欲泛龙舟，经由石济，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芜，舟楫之人，素不便习。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牵取进，授衣之月，裸形水陆，恐乖视人若子之意。且邺洛相望，陆路平直，时乘沃若，往来匪难，更乃舍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虑，朝野俱惑，进退伏思，不见其可。”孝文帝回答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当须陈非以示谬，乘是以彰得，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不尔，则未相体耳。回材都水，暂营嬉游，终为弃物；······此则卿之失辞矣。”〔１〕（《魏书》卷六十二《高道悦传》）可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奢靡之物的修造还是普遍的。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幸悬瓠，其疾大渐，乃驰驿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至，诊省下治，果有大验。”〔１〕（《魏书》卷九十一《术艺·徐謇传》）一日一夜可行数百里，足见水路的便捷。“（鹿）　好兵书、阴阳、释氏之学。太师、彭城王勰召为馆客。尝诣徐州，马役，附船而至大梁。夜睡，从者上岸窃禾四束以饲其马。船行数里，　觉，问得禾之处，从者以告。　大怒，即停船上岸，至取禾处，以缣三丈置禾束下而返。”〔１〕（《魏书》卷七十九《鹿　传》）水路行走成了当时达官贵人乐于采用的方法。而有的商人则凭借着水路运行的便利从事长途贩运。宦官刘腾掌权后，“公私属请，唯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１〕（《魏书》卷九十四《宦官·刘腾传》）洛阳因处于全国水陆交通的特殊地位，故有“水陆兼会，周郑交衢”之说。〔４〕（卷三）温子升在《从驾幸金墉城诗》中描写北魏时洛阳城的水陆交通形势时写到：“御沟属清洛，驰道通丹屏。”〔５〕（卷二十四）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认为，北魏作为由北方地区兴起的一个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过程中，能够充分吸收汉族文化中的进步成分，使本民族迅速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从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内河航道的疏通以及服务于政治、军事需要的漕运业的发展，充分说明北魏的内河航运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 作者简介：薛瑞泽（１９６２——　），男，河南灵宝人，历史学博士，副编审，洛阳工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长，《洛阳工学院学报》（社科版）副主编，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研究。]
　　
　　参考文献：
　　〔１〕魏收．魏书〔Ｍ〕．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２〕李延寿．北史〔Ｍ〕．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Ｍ〕．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
　　〔４〕杨衒之．洛阳伽蓝记〔Ｍ〕．中华书局．１９６３．
　　〔５〕徐坚．初学记〔Ｍ〕．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