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诗歌

一、建安诗歌

(一)、建安诗歌的创作倾向

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196～220)。建安文学，实际上是指曹氏三祖(曹操、丕、睿)时代的文学创作，大致包括汉献帝和魏文帝、明帝时期的文学。建安文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成就在诗歌。重要诗人是曹氏父子，以及以他们为中心的“七子”，还有女诗人蔡琰。他们都经历了长期的战乱，目睹了割据者的烧杀抢掠，饱受乱离之苦，对世事与人生有深层的思索。他们的创作反映了时代特征与他们自身的风貌。建安诗歌具有以下一些基本倾向：

1、表现了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精神和要求统一的愿望。

2、抒写了人生苦短的哀叹，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3、反映了社会动乱的景象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

4、诗人创作个性得以高昂，文学开始走向自觉。

5、继承并发扬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又有所创新。

6、把乐府旧题的四言、杂言叙事诗，改变为旧调新内容或另创新题的五言抒情诗；

7、语言由质朴刚健趋向华美；

总体而言，建安诗歌呈现了一种慷慨悲凉、清新刚健的风格。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

(二)、“三曹”

1、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人。其父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因此，其出身为清流所鄙视。他自幼机敏有权术，由讨伐董卓、镇压黄巾军起家。年轻时曾被当时名士许劭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建安元年(196)，迎献帝都许昌，受封为大将军及丞相，后又进封为魏王。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其子曹丕代汉自立后，追封为魏武帝。

曹操是建安时期的文坛领袖，也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集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于一身，又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于戎马倥偬之余，写下了不少的诗文。

曹操的诗，今存20余首，全是用乐府旧题写时事。这些诗有四言，也有五言，而以四言诗的成就为高。他的诗按内容可分为三类。其一，反映汉末动荡的社会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的诗篇。如《薤露行》写何进企图借助四方军阀力量消灭宦官，结果自己先被宦官诛灭，又招来董卓作乱洛阳。《蒿里行》写关东州郡推举袁绍为盟主，起兵讨伐董卓，而各路军阀为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诗末6句描述了这一景象：“铠甲生虮虱，万姓已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另有《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明人钟惺《古诗归》说曹操的诗是：“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其二，表现积极进取的精神和统一天下的抱负的诗篇。如《度关山》、《对酒》、《龟虽寿》、《观沧海》等。尤其是他的名篇《短歌行》，全诗反复吟咏求贤不得的苦闷与贤人来奔而客主宴饮的欢乐，一唱三叹，形象鲜明地抒发自己在为国求贤过程中忧乐心情。其三，游仙诗。如《气出唱》、《精列》、《陌上桑》等。

曹操诗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其一是本色，即他学习乐府民歌，又有创新精神。其二是奔放，即感情奔放。其三是慷慨，即风格悲凉慷慨。其四是质朴，即语言质朴自然，不加雕饰。

曹操又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文也很有独创性，用简朴的文笔自由直率地写出胸臆，极有个性。如《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些话除曹操之外恐怕罕有人敢说。这种清峻通脱的文风，表现出建安散文的新风貌，标志着汉代散文向魏晋散文过渡的倾向。

2、曹丕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建安十六年(211)任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曹操卒，他继位为魏王兼丞相。同年十月，代汉自立，建立魏国，定国号为黄初。黄初七年死于洛阳，谥文，故世称魏文帝。

曹丕是建安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今存诗约四十首，主要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宴游诗，如写夜游铜雀圆的《芙蓉池作诗》，写游览玄武池的《于玄武陂作诗》等。这类诗，以写游宴之乐为主，文辞富丽，用语工整，在中国山水诗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二是言志诗，如《黎阳作诗》3首，写曹军南征之事，不仅写出了行军的艰辛，而且表达了“救民涂炭”和“靖乱”的志向与决心。其三是爱情诗，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2首等。这类诗最能反映曹丕诗歌的创作水平，尤其是他的名作《燕歌行》2首。《燕歌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七言诗的形成是有贡献的，第一首写一女子秋夜思念丈夫而不能入眠，情思缠绵委婉，感人肺腑。

曹丕的诗最突出的特点有二：一是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不似其父所抒之情都与历史使命感与统一天下的抱负有关。二是注重艺术形式的创新，如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其纤丽的情思，而且又有三、四、五、六、七、杂言诸体。

曹丕也擅长散文。他著有《典论》，此书今仅存《自叙》、《论文》2篇，《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与理论专文。他的《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是悼念亡友的，凄楚感人，对后来抒情散文有一定的影响。

3、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同母弟，天资过人，才华横益，本有希望成为太子，但因他嗜酒不加检点等，后来败于曹丕，过着名为藩侯，实际饱受萁豆相煎之苦如同囚犯一样的生活，最终抑郁而死，年41岁。因其最后一任徙封为陈王，又谥思，故后世称之为陈思王。

曹植是建安文坛主将。他的生活和创作，以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与曹丕一样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过着贵公子生活，恃才傲物，倜傥不羁，但树立了建功立业的壮志雄心。其诗主要是歌唱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具有“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英雄气概。如《白马篇》、《鰕dan篇》等；

后期由于先后受曹丕父子的迫害，政治上失意，其诗主要是表达因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其诗内容可分为4类：一是抒写自己与朋友惨遭迫害的愤懑的诗篇，如《野田黄雀行》、《赠白马彪》等；二是以思妇、弃妇寄托身世，表白心迹的诗篇，如《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种葛篇》等；三是述志诗，如《杂诗》(“仆夫早严驾”)；四是游仙诗，如《仙人篇》、《五游咏》、《远游篇》、《升天行》等。

《白马篇》与《赠白马彪》，分别是曹植前、后期诗歌的代表作。

曹植的创作有别于曹操的古直悲凉，也不同于曹丕的婉约纤丽，而兼有父兄之长，达到了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其一，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人。在现存的90多首诗中，有60多首是五言诗。其二，大胆的继承与创新。曹植的诗，既有《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有《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所以形成了“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的独特风貌。其三，善为警句，工于起调，在运用比喻、对偶、炼字等方面都有所创新。

曹植的辞赋都是抒情小赋，《洛神赋》是其赋中的名篇。

(三)、建安七子

“七子”之称出于《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chàng)、刘桢七人。

孔融(153～208)，字文举。在“七子”中年辈较长，政治上反对曹操，因此被杀。他是一位“奇人”。文学上以散文的成就为高，其文骈俪成分极重，如《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他的《杂诗》(远行新行客)写悼子之情，哀痛欲绝，为抒情诗中的佳作。

“七子”中成就是最高的是王粲(177～217)，字仲宣，《文心雕龙·才略》称他是“七子之冠冕”。他以诗、赋见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离乱和人民的苦难。今存诗23首。《七哀诗》3首是其代表作。第1首(西京乱无象)，写初平三年(192)作者离开长安前往荆州避难时在途中的见闻。“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揭露了军阀混战的罪恶及造成生离死别的惨状。用饥妇弃子这个典型事件概括出当时千百万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对天下太平的渴望。全诗层次清晰，重点突出，概括性强，感情深沉、真挚，音节响亮，成为后世所传诵的名篇。王粲滞留荆州登当阳城楼所写的《登楼赋》是脍炙人口的抒情小赋，抒写了思乡怀土之情。

与王粲齐名的是刘桢(？～217)，其五言诗风格刚劲，不重雕饰。刘桢的主要有两类：一是赠答诗，二是游乐诗。《赠从弟》3首是他的代表作。曹丕称赞“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

陈琳(？～217)、阮瑀(？～212)皆以章表书檄闻名于时，诗歌创作也很突出。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黑暗现实，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呼声。它用乐府民歌的艺术手法，通过对话展开情节，真实地表达了役者夫妇的生离死别的悲剧。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类似汉乐府中的《孤儿行》，写一个孤儿遭受后母虐待的情景，形象地揭露和批判宗法关系中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丑恶本质，表达了诗人对被迫害者的深切同情。

(四)、蔡琰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但她一生的遭遇十分不幸。自幼随父亡命流离，16岁嫁河东卫仲道，不久夫死，无子而回娘家寡居。董卓之乱中，被掳至南匈奴，嫁左贤王，生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回，再嫁董祀。她的五言《悲愤诗》长达540字，3段。第1段写董卓作乱，自己被掳而受到虐待；第2段写自己沦落胡地思念家乡的孤苦心情，以及回国时母子生离死别的悲惨场面；第三段写她回国后所见到的家破人亡的情景，以及对后半生生活的忧虑。通过写自身的不幸遭遇，也反映了汉末战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控诉了军阀混战造成经济破产，田园荒芜，人民大量死亡、离散的罪恶。作者善于抓住重点场景集中描写，运用叙议结合的方法，进行细致真实的心理刻划。如母子惨别等情景，都写得形象鲜明，人物语言个性化。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正始诗歌

(一)、正始与“竹林七贤”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文学史上的“正始”，应当包括从太和到司马炎建立晋朝近四十年时间。正始诗人有所谓“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

(二)、阮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开封)人。曾为步兵校尉，后世称为“阮步兵”。生活在魏晋政权变易的时代，对司马氏集团基本上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诗文表现了愤世嫉俗，反抗虚伪礼法的思想，也流露了虚无厌世、全身远祸的消极成分。

他的散文《大人先生传》，是一篇反对礼教，表现狂放形态和叛逆精神的赋体传文。

《咏怀诗》82首，是他的诗歌代表作。它们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痛苦、寂寞和愤懑的复杂心情，寓时代的悲剧于个人的哀怨之中。例如：第一首(夜中不能寐)，写夜深人静时的孤独和苦闷心情。通过所见所闻，如“明月”、“清风”、“孤鸿”、“翔鸟”等景物描写，渲染了深夜凄凉的气氛，衬托了诗人孤苦、忧伤的心情。又如第三十一首(驾言发魏都)，以战国时魏王的昏庸腐朽，导致迅速灭亡的历史故事，来揭露和抒发他对曹睿淫奢腐败，大造宫殿园林，以至国库空虚、人民怨苦的感慨。借古讽今，曲折地反映了诗人对时政的不满。

阮籍诗的艺术特色：一是善于运用比兴、象征、暗示的手法表达内心的感情，形成了曲折隐晦的艺术风格。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政治环境险恶和他的思想性格软弱决定的。二是用五言的形式抒情有较高的成就，开拓了一条文人创作政治抒情诗的道路。从左思的《咏史》到李白的《古风》，都受到他的影响。

(三)、嵇康

嵇康(223～263)，字叔夜，谯国銍(今安徽宿县西)人。是正始时期的文学家、音乐家和哲学家。与魏宗室有姻亲，官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他用老庄的“自然”来与“名教”对抗，揭露司马氏假提倡儒家礼法为自己篡夺政权张目的虚伪性，公开“非汤武而薄周孔”，表现了强烈的反传统精神。终为钟会陷害被杀。嵇康诗文俱佳，论文成就尤高。

嵇康的诗今存50余首。其诗重在表现一种愤世嫉俗、高蹈隐逸的境界。《幽愤诗》和《赠秀才入军》十九首，是其诗歌的代表作。

《与山巨源绝交》是他的一篇颇有文学意味和反抗精神的散文，思想新颖、笔锋犀利，代表了他散文的特色。

三、西晋诗歌

(一)西晋诗歌创作的特征

诗歌创作有明显转变，总体而言，缺乏现实内容，而重视形式的华美，《文心雕龙·明诗》说是“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情采》篇又说是“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西晋诗坛出现了更多的作家，又集中在太康、元康时期，有所谓“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另有傅玄、张华、刘琨、郭璞等人。最具代表的诗人是陆机、潘岳与左思。郭璞的诗多为借游仙以示对现实的不满。

(二)陆机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著名诗人和赋家。从西晋开始，文学创作中存在着愈来愈严重的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形式主义倾向：一是模拟古人；二是过分追求辞藻的华丽与对仗的工整。陆机、潘岳可作代表。陆机《拟古诗》12首，基本上是拟《古诗十九首》，但骈词俪句，已非汉代面目。当然也有可取的，如《赴洛道中作》，就有真情实感。《从军行》中“苦哉远征人，飘飘穷四遐”，写远征战士南北转战的紧张劳顿，也反映了一定的现实生活。

(三)潘岳

潘岳(247？～300)，与陆机齐名，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开封西)。他的诗文亦讲究工整绮丽。《悼亡诗》3首，是他的名作，写对亡妻的悼念，真挚感人。如第一首中写道：“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写卧室中的景象，触景生情，由物是人非而感受到的无可告语的悲痛。后人写哀念亡妻的诗多用“悼亡”命题，是受了潘岳的影响。

(四)左思

左思(250？～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寒微，不好交游，貌丑口讷，博学能文。他是西晋最有成就的诗人。《咏史》8首是他的代表作，借古人古事来抒写自己的怀抱和在门阀制度压抑下怀才不遇的愤慨，名为咏史，实乃抒怀。他的诗，借古讽今，恰当深刻，笔力矫健，气势充沛。这种艺术特色被钟嵘称为“左思风力”。他还是著名的赋家。他构思10年，写成《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本传)。

《咏史》其一(弱冠弄柔翰)，是首述志诗。头四句，写自己的文才；次四句，写自己的武略；后八句，写自己的志向和节操。全诗抒发了自己“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的宏伟抱负，表现出了“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的高尚情操。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鲜明形象，用史事来展示主人公的才华和抱负。

其二(郁郁涧底松)，以径寸的山上小苗遮掩百尺的涧底苍松取喻，形象地揭露了门阀制度压抑人才的罪恶，反映了寒士与世族的尖锐矛盾。接着引用金、张两家七代做高官与冯唐“白首不见招”作对比，进一步揭示出“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现象的历史根源，从而深化了主题思想，增强了讽刺力量。本诗以自然现象喻社会现象，以古喻今，鲜明而深刻。议论大胆而感情激愤，结尾反诘有力而发人深省。

(五)刘琨

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人。早年生活豪纵，崇尚老、庄之学，后来参加卫国斗争，思想感情发生变化，闻鸡起舞，历尽艰苦，深感好玄学、尚清谈的虚妄。现存诗三首(《扶风歌》、《答卢谌》、《重赠卢谌》)，表现了身赴国难的爱国思想和英雄气概。《扶风歌》写自己转战敌后，奋勇抗敌的艰苦历程，抒发了伤时感乱的爱国情怀。《答卢谌》、《重赠卢谌》是他的绝命诗，表现被囚以后“英雄失路，万绪悲凉”的感慨，但仍充溢关效忠祖国、坚决抗敌的豪迈气概。刘琨的诗清刚悲壮。他的爱国行为和爱国精神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元好问《论诗绝句》说：“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将刘琨与曹操相比，感叹其未能实现雄心壮志。

(六)郭璞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是晋室南渡时期的重要作家。他的诗以游仙诗最具代表性，今存游仙诗19首。

游仙诗来源很早，秦博士即有《仙真人诗》，而后时有继者。游仙诗大体有两类。一类以求仙访药而得长生为主旨，另一类是借游仙以表现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

郭璞的游仙诗属于后者，《游仙诗》14首是他的代表作，写得气势挺拔，词旨慷慨，一变永嘉平淡寡味的诗风。如第一首(京华游侠窟)，鄙弃朱门的荣华富贵，赞扬了“山林隐遁”的生活。借游仙以咏怀，表现对现实的满、对权贵的轻蔑和自己怀才不遇的感叹。作品形象鲜明、风格艳逸，和当时一般的游仙诗、玄言诗不同。

四、东晋诗歌

东晋时期，玄学与清谈之风盛行，士族们以能谈玄为高雅，甚至处理朝政也务在清静。东晋诗坛玄言诗盛行，就是在这种心态下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理相混合的产物。钟嵘《诗品》说玄言诗“平典似道德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当时的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桓温、庾亮、支遁、慧远等。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田园诗的出现和南朝山水诗的兴起，才改变了这种不良诗风。

五、南朝文人诗歌

(一)、南朝文人诗歌创作走向

南朝文人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较其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的兴起，鲍照的七言和杂言乐府诗的发展；以谢眺为代表的“永明体”，标志着格律诗的开端。到了梁陈时期，出现了宫体诗。

1、山水诗的大量出现

齐时的诗歌创作，由谈玄说理逐渐转入描绘自然山水，这是南朝文人诗第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山水诗之所以在南朝兴起，是因为江南农业生产较发达，社会经济较繁荣，而且到处山清水秀；士族文人南移后，广建园林别墅，登山临水，谈玄赋诗。又由于政治动荡，文士心绪不宁，借访道游山、歌咏自然景物来排遣郁闷。在东晋末谢琨、殷仲文的玄言诗中，已逐渐增加山水的描写。到了谢灵运时，就以山水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历史转变。山水诗的出现，在诗歌的题材的艺术技巧上都有所扩大和革新，不能不视为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直接影响到唐代王维、孟浩然山水诗派的创作。

2、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古代诗体发展，由“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胡应麟《诗薮》)。南北朝正是由五言变成七言的时代。东汉张衡《四愁诗》虽是最早的文从七言诗，但因夹用“兮”字，并非纯粹的七言。曹丕《燕歌行》虽是最完整的七言诗，但数量少，又句句用韵，尚未成熟，影响不大。到了鲍照，才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运用民歌中隔句用韵的七言诗新形式来反映现实，创造出一种七言和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乐府，完成了五言到七言的转变，对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3、新体诗的尝试

文人诗发展到齐梁时期，又出现了有理论指导的讲求声律的新体诗，即永明体。永明，是齐武帝萧赜(zé)年号(483～493)，这期间，周顒(yong)依据和模拟佛经的读音把汉字定为平、上、去、入四声，著《四声切韵》(今佚)。沈约等又据四声和双声、迭韵来研究诗句中的声、韵、调的配合，从而提出了诗歌声律中应当避免的“八病”，即所谓“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八种声病。同时结合魏晋以来诗歌逐渐讲求对偶、辞藻、用典和雕琢的技巧，创造出一种叫“永明体”的新体诗。这就为唐代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永明体讲究和谐的声律和工整的对仗，反映了诗歌从自由式向格律化发展，是中国格律诗的开端，对辞赋、骈文和词、曲都有影响。当时永明体的诗人主要是“竟陵八友”，即在齐竟陵王萧子良周围的沈约、谢朓、王融、任昉、陆倕、范云、萧琛、萧衍等贵族文人，但成就并不高。只有谢朓发展了谢灵运的山水诗，写出了一些为后人称诵的清新工丽的诗作。

4、宫体诗的生成

梁、陈时，许多诗人是宫廷待臣、贵族帮闲，或者本身就是帝王贵族。他们沉溺在酒色声伎、奢侈荒淫的生活中，把诗歌作为消遣娱情的玩物。宋、齐时期的诗坛领袖、宫廷文人沈约就写过《梦见美人》、《六亿》、《携手曲》、《夜夜曲》等诗，已有色情的成分。梁简文帝萧纲更公开提倡，他说：“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靡，时号‘宫体’。”(《梁书·简文帝纪》)“宫体”之名，就由此而来。简文帝还公开提出所谓“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与当阳公大心书》)的荒谬理论。在统治者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带动下，徐摛与徐陵父子、庾肩吾与庾信父子是当时著名的宫体诗人，大肆描写女人容貌、形态、心理、装饰，用雕藻绮靡的形式寄寓放荡色情的内容，世号为“徐庾体”。这是文人诗走向堕落的标志，其影响延续一百多年。

(二)谢灵运

谢灵运(385～433)，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祖父谢玄是东晋名将。谢灵运18岁袭封康乐公，刘裕篡晋，降为侯。后为永嘉太守，不久辞官，隐居会稽。元嘉十年，因反对刘宋王朝被杀。他是晋、宋之际著名的山水诗人，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他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著述丰富。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打破了玄言诗统治诗坛的局面，为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天地。他对山水观察细致，又能自铸新辞，准确地描绘自然景色。《登池上楼》是其代表作。这首诗写诗人久病初起登楼眺望时的所见所感。景物描写是很成功的。对比兴手法和典故的运用也非常准确恰当，对偶工整。当然，也存在着思想情绪低沉、言不由衷、雕琢太甚、晦涩难解等缺点。他的其它诗虽不乏名句，却绝少佳篇。往往前半叙事写景，后半谈玄说理，章法上显得单调。从陶渊明到谢灵运，诗歌创作的艺术有两方面的明显变化：即从写意到摹象，从启发性到写实性。

(三)鲍照

鲍照(414？～466)，字明远，祖籍上党(今属山西)，后迁居东海(游国恩本作今江苏涟水，于非本作江苏灌云，袁行霈本作山东苍山)。出身孤贱，曾从事农耕。最后所任官职为临海王刘子顼参军，故后世称为鲍参军。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诗、赋、骈文均有佳作，《芜城赋》、《登大雷岸与妹书》等颇具特色，其诗歌成就更为突出。他写的乐府诗最多，《拟行路难》18首为代表作。鲍诗的内容丰富，有明显的社会意义：直接反映人民在战乱和赋税徭役逼迫下的痛苦生活的，如《拟古诗》(束薪幽篁里)；抒发自己报效国家的热列愿望、赞颂保卫边境的战士的，如《代出自蓟北门行》；表现对门阀世族制度的无情揭露和抗议；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的，如《拟行路难》(对案不能食)。鲍诗的艺术成就是：继承了汉魏乐府的优良传统而又有所发展，作品内容充实，思想积极；其诗形式多样，七言或以七言为主，杂用五言句，并且改变从前的逐句押韵，奠定了后世七言古诗的基本形式；写景状物，语言新奇丰富；音节激昂顿挫，富于变化；感情慷慨奔放，风格豪迈俊逸。尽管有的诗也流露出听天安命、及时行乐的消极感伤情绪，但他不愧为南朝最杰出的诗人，对当时和后世诗歌的繁荣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谢朓

谢朓(464～499)，字玄晖，与谢灵运同族，并称为“大小谢”。是永明体诗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和沈约等人根据汉语的四声来研究诗歌中的声、韵、调配合问题，提出了“八病”主张，对近体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士族文人习气较重，居官思隐，诗歌内容较为单薄。他的出身和经历与谢灵运有些类似，诗歌创作受谢灵运的影响很大，继承并发展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他的山水诗色彩冲淡、语言精美、清新流丽、情味隽永，既吸取了谢灵运那种刻划细致逼真的长处，又洗涤了玄言诗中的仙气与佛理，形成了秀丽清逸的诗风。《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是其代表作。此诗通过对晚登三山回望京城所见春江日暮美景的描绘，抒发了诗人对京都的无限留恋与急切思归的心情。用白描手法，写景精妙，语言优美，音韵和谐，典故妙用，艺术上十分成功。他还有一些小诗，如《玉阶怨》、《王孙游》等，意境优美，情韵盎然；在题材、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开唐人绝句的先声。

(五)江淹等人

当宫体诗盛行的梁、陈时代，也出现了一批不受熏染，颇具“汉魏遗轨”的诗人。

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他的诗善于模拟。如他的《杂体诗三十首》，就模拟从汉到宋的30位诗人的代表作。《陶征君田居》是拟陶的田园诗。《效阮公诗十五首》是拟阮籍的诗作。这些作品内容健康、感情真挚。

何逊、吴均、阴铿等人，善为新体，讲求辞藻声律，写出了一些好诗。何逊《临行与故游夜别》、《相送》，写同朋友分别时的离情别绪与自然山水的描绘，意境清新，真切动人。阴铿《江津送刘光禄不及》写追送刘光禄而不及见，目送帆影远去的怅惘心情，真挚感人。他同何逊一样，善于写景抒情，诗风清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就“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其七)。吴均《赠王桂阳》表现了寒门之士的雄心与骨气，颇有“左思风力”。

六、北朝文人诗歌

(一)北朝文人诗歌创作简况

南北朝时期，文化的重心在南朝。北方文学在五胡十六国与北魏前期，除乐府民歌外，是极度衰微。太武帝时(424～450)，崔浩、高允等人的创作，使荒芜的文坛出现了转机，他们堪称北魏文学的先驱。北朝文坛的复兴，开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迁都洛阳，实行汉化等一系列改革之后。北魏末至北齐，出现了值得称道的文学名家名作，有号称“北地三才”的温子升、邢邵、魏收，但他们只是师法南朝的沈约、任访等，因此，作品并无显着的特色。到了西魏、北周时，庾信、王褒出使北方而被扣留后，北朝文坛才有主力，齐梁文风也随之北传，文学创作有了生气，南北文风形成了交融。

(二)北地三才

1、温子昇(495～546)，字鹏举，太原(今属山西)人，晋大将军温峤之后。因被怀疑预知元瑾等谋反，下狱而死。他是“北地三才”中文学成就最为突出的。今存诗11首，文27篇。他的《捣衣诗》较为有名，全诗情景交融，声调和谐。李白《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之句，就是化用了温子昇《捣衣诗》一诗的首二句“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14说此诗“直是唐人”。

2、邢邵(496～561？)，字子才，河间鄚(今河北任丘)人。今存诗8首，文29篇。其诗《思公子》言短情长，风格近于齐梁；《冬日伤志篇》刚健朴茂，有魏晋的风调；《挟琴歌》是一首闺怨诗，仿效了南朝风格。

3、魏收(506～572)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人。今存诗16首，文14篇。

(三)庾信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的一生以42岁出使西魏并从此流居北方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庾信前期是一位宫廷文学侍臣。他自幼博览群书，15岁为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伴读，19岁为萧纲的东宫抄撰学士，36岁前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其作品多写风花雪月、曼舞轻歌。如《咏舞》、《奉和示内人》、《奉和山池》、《折杨柳》都是奉和应制的宫体诗。公元548年，侯景叛乱，建康沦陷，庾信逃奔江陵。

42时，他出使西魏长安，恰逢西魏南侵，梁元帝遇害。江陵的王公大臣、军民10余万人被俘至魏为奴婢。庾信的家属、亲友也同时被俘。西魏统治者爱慕庾信的文才，任以高官，使其全家团聚。北周代魏后，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等职。后来允许梁朝的官民南归，却留住庾信不放。从此，他一直屈节于敌国，直到69岁死去。庾信被留北方后，也写过少数奉和应制、宫体色情的诗。但因国破家亡，屈仕异国，他“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所以，抒写“乡关之思”是他后期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的“乡关之思”主要表现在：其一是感伤时变，魂牵故国，如《代人伤往》、《拟连珠》其十九、《望渭水》《忽见槟榔》、《寄王琳》等；其二是叹恨羁旅，忧嗟身世，这主要集结于在《拟咏怀》27首中，以及他的《哀江南赋》中。庾信由早期的宫体诗人转变为集南北诗歌成就之大成者，与他后期国破家亡、屈仕敌国的生活遭遇是分不开的。杜甫《戏为六绝句》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在《咏怀古迹》中说他：“暮年诗赋动江关。”原因正在于此。

《拟咏怀》27首，是庾信诗歌的代表作，他有意识地模拟阮籍的《咏怀》，结合自己的身世，抒发故国沦亡的隐痛，屈仕敌国的内疚，以及“乡关之思”的深情。如第7首(榆关断音信)，借一个流落胡地、心系汉朝的女子的幽怨，比喻自己久居异地，不得南归的隐恨。第11首(摇落秋为气)写梁朝败亡的凄凉景象。“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写出了西魏率兵攻破江陵，梁元帝萧绎出降被杀的史实。

另外，一些赠友或写景的小诗，内容风格也都和前期的不同，总流露出感伤离乱和怀念故国的悲痛感情。

庾信诗歌的特点是：内容上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艺术形式方面是善于用典，讲究辞采、音韵、对仗；写物刻意求新，抒情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同他的辞赋、骈文一样，既有南朝的细腻、秀丽，又有北朝的雄浑、高远，融合南北文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作家。他不仅集六朝诗歌之大成，而且由于对诗赋的创作有新的拓展，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四)王褒

王褒，生卒年不详。梁元帝时，任吏部尚书、左仆射。江陵失陷后，入西魏。北周时，为宜州刺史。他的代表作是《渡河北》：“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抒写了他北渡黄河时所见到的景色和在异地的悲凉感受。风格慷慨悲凉，具有质朴雄健。

七、南朝民歌

(一)南朝民歌的集布

南朝和汉代一样，设有乐府机构，采集民歌，配乐演唱。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中，主要有3类：“吴声歌”、“西曲歌”、“神弦歌”。

吴声歌，产生于晋、宋，下及梁、陈时期，以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共326首，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和《读曲歌》等20余种。

西曲歌，产生于宋、齐、梁、陈时期，以荆(今湖北省江陵县)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包括郢(江陵县附近)、樊(今湖北省襄樊市)、邓(今河南省邓县)，以及巴东、岳阳、浔阳、豫州、寿阳等都市。共142首，有《石城乐》、《乌夜啼》、《莫愁乐》等34曲。

神弦曲，也产生于长江下游的建业一带，是民间祭祀诸神的巫歌，有些表现人神相恋的特色，实际是吴声歌分支。共18首，有《白石郎》、《青溪小姑》等曲。

另外，在《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有一首抒情长诗《西洲曲》。

(二)南朝民歌的生成

南朝民歌在内容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全是情歌。这些情歌十之七八出自女子之口，且有妓女婢妾之作。有些还有色情成分和浓厚的脂粉气。所以如此，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它们绝大多数不来自农村，而是以城市都邑为其策源地的“都市之歌”；其二，它们被统治者采集，不是为了“观风俗，知厚薄”，而是为了满足其纵情声色的需要；其三，江南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充裕的经济条件，为青年男女、商贾船户、倡优妓女以及一般市民的怀春提供了可能。

(三)南朝民歌的内容

现存的吴声歌中，以《子夜歌》42首、《子夜四时歌》75首、《华山畿》25首和《读曲歌》89首最为重要。有的写对爱情的渴望，如《子夜歌》(始欲识郎时)；有的写既得爱情的欢乐，如《读夜曲》(打杀长鸣鸡)；有的写相思之苦，如《子夜四时歌·冬歌》(寒鸟依高枝)；有的写坚贞不渝的爱情，如《子夜四时歌·冬歌》(渊冰厚三尺)、《华山畿》(华山畿，君既为侬死)；有的写对负心男子的怨恨，如《子夜歌》(常虑有贰意)；有的写婚姻不自由的苦闷，如《读夜曲》(非欢独慊慊)。这些诗篇，语言浅近清新，感情真挚细腻，风格艳丽柔弱、哀怨缠绵，真实地再现了江南女子在爱情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西曲歌，大都写水边船上商贾和商妇的离情别绪。有不少是与劳动相关的爱情诗，在情调上与吴声歌的闺阁气息不同，风格也为开朗明快。如《石城乐》(布帆百余幅)、《莫愁乐》(闻欢下扬州)、《那呵滩》(闻欢下扬州)与(篙折当更觅)、《拔蒲》(青蒲衔紫茸)与(朝发桂兰渚)等，或自述、或对唱，或直率、或含蓄，或天真、或哀婉，都极富生活气息。

神弦曲，是民间弦歌以娱神的祭歌，具有人神恋爱的特色。有的写男神的美貌，表现为“女悦男鬼”，如《白石郎曲》(积石如玉)；有的写女神的私生活，表现“男悦女鬼”，如《青溪小姑》(开门白水)。

(四)南朝民歌的代表作

南朝民歌的代表作，是长篇情歌《西洲曲》。它写一个青年女子与情人离别后的生活，表现了女主人公对情人真挚的无限思念之情。紧扣季节，表述了任务深厚缠绵的感情。四季的典型景物与人物的具体活动，都写得很精彩。全诗语言精美、流畅，兼有民歌的清新、自然和文人诗的精巧、雅丽。用韵自由，音调优美。使用了谐音、双关，如梅——媒、莲——怜、莲子——怜子，以及寄梅、采莲、望飞鸿等比兴手法的运用，更使诗歌婉转、含蓄，节奏优美，读后给人以美的享受，堪称南歌中最上乘的作品。

(五)南朝民歌的艺术

南朝民歌的艺术特点：体裁多样，除五言外，还有四言、七言和杂言等形式；语言通俗、质朴、刚健；表情率真，风格粗犷、豪放，与南朝民歌形成鲜明对照。艺术上北歌独具特色，思想内容方面则为南歌所不及的。歌的艺术

南朝民歌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其一，诗体小巧，多五言四句，这种形式同入乐有关，四句一解；其二，多抒写大胆热烈的爱情；其三，语言清新自然；其四，大量运用比喻、夸张，尤其是双关、隐语；语言清新自然，委婉含蓄；其五，风格轻柔婉丽。

八、北朝民歌

(一)北朝民歌的集布

南北朝民歌是当时人民的集体创作。由于南北方的长期对峙，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习俗以及文学风格等方面，南北均有区别。民歌也有同的色彩和情调。

北朝民歌主要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辞》，共有70余首。其中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陆续传到南方，齐、梁以后也常用于宫中娱乐，并由梁代乐府保存下来。陈释智匠著《古今乐录》因冠以“梁”，随相沿使用不改。这些民歌全用汉语写成，但其作者除少数汉人外，皆为鲜卑、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

(二)北朝民歌的内容

北朝民歌的内容较南朝民歌更为广泛。它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生动地反映了北朝200多年间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时代的特色。

有战争之歌，如《企喻歌辞》(男儿可怜虫)、《慕容垂歌辞》(慕容攀墙视)、《隔谷歌》(兄在城中弟在外)、《乐府诗集·杂曲谣辞》中的《陇上歌》(陇上壮士有陈安)，最著名的还是《木兰诗》；有羁旅之歌，如《紫骝马歌辞》(高高山头树)、《琅琊王歌辞》(琅琊复琅琊)、《陇头流水歌辞》(西上陇坂)，最悲壮动人的是《陇头歌辞》3首；有饥寒之歌，如《雀劳利歌辞》、《幽州马客吟歌辞》；有尚武之歌，如《企喻歌辞》(男儿欲作健)、《琅琊王歌辞》(新买五尺刀)、《李波小妹歌辞》、《折杨柳歌辞》(健儿须快马)；有游牧之歌，如《乐府诗集·杂曲谣辞》中的《敕勒歌》；有爱情之歌，如《折杨柳枝歌辞》(腹中愁不乐)、《地驱乐歌辞》(侧侧力力)、《捉搦(nuò)歌》(谁家女子能行步)等。

(三)北朝民歌的代表作

北朝民歌的代表作有二：这就是《敕勒歌》与《木兰诗》。

《敕勒歌》反映了北方的游牧生活，描绘了北国草原的辽阔壮美。全诗仅27字，却将敕勒川的苍茫浩瀚、牧草丰茂，牛羊肥壮，的景象描述了出来，表象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家乡的热爱和深情。此诗基调高昂健康，风格雄浑奔放，境界恢弘博大，语言质朴、粗犷、凝炼，有浓郁的北方民歌色彩，历来为人们所喜闻乐道。

《木兰诗》是一篇长篇叙事杰作，塑造了一位女英雄的形象，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保家卫国的精神。

这首长篇叙事诗，叙述女英雄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女英雄木兰这一不朽的光辉形象。她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坚毅、淳朴、爱富贵功名和勇于自我牺牲的优秀品质。全诗涉及的内容多，时间长，但写得条理清晰，中心突出，繁简恰当。语言丰富多彩，风格粗犷、豪放。《木兰诗》在流传过程中，虽然经过文人的加工(如一些对偶句很工整)，但仍然保持了民间文学清新刚健的特色。它的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结合上。情节曲折，富于戏剧性(如结尾)。能紧紧围绕着女性的特点，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和心理描写来开展故事情节的。重迭、排比，反复咏叹，比喻新颖；句子长短相间，错落有致，是长期以来广泛传诵的优秀名篇。它与《孔雀东南飞》被称为诗歌史上的“双璧”。

(四)北朝民歌的艺术

北朝民歌的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体裁多样，除五言外，还有四言、七言和杂言等形式；其二，语言通俗、质朴、刚健；其三，表情率真，风格粗犷、豪放，与南朝民歌形成鲜明对照。北歌所独具的艺术特色，思想内容广泛深刻都为南朝民歌所不及。

曹丕是建安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今存诗约四十首，主要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宴游诗，如写夜游铜雀圆的《芙蓉池作诗》，写游览玄武池的《于玄武陂作诗》等。这类诗，以写游宴之乐为主，文辞富丽，用语工整，在中国山水诗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二是言志诗，如《黎阳作诗》3首，写曹军南征之事，不仅写出了行军的艰辛，而且表达了“救民涂炭”和“靖乱”的志向与决心。其三是爱情诗，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2首等。这类诗最能反映曹丕诗歌的创作水平，尤其是他的名作《燕歌行》2首。《燕歌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七言诗的形成是有贡献的，第一首写一女子秋夜思念丈夫而不能入眠，情思缠绵委婉，感人肺腑。

曹丕的诗最突出的特点有二：一是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不似其父所抒之情都与历史使命感与统一天下的抱负有关。二是注重艺术形式的创新，如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其纤丽的情思，而且又有三、四、五、六、七、杂言诸体。

曹丕也擅长散文。他著有《典论》，此书今仅存《自叙》、《论文》2篇，《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与理论专文。他的《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是悼念亡友的，凄楚感人，对后来抒情散文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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