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坊村里有石羊

固原城西南五里开外，有一个不大的村庄，人称羊坊村。“羊坊”之称起于何时无人说得清。只因村中确有一对由来已久的石羊，有人推测，“羊坊”之名当因之而起。关于这对石羊，笔者在有限的史料中查到《民国固原县志》的“文艺志·金石目·石器篇”中就有记载：“羊坊地畔有石羊一对，作蹲卧状，长约五尺余，高约二尺余，何年雕造不可考。乡

老传言该石羊在清同治前颇有灵异，今无他奇。”石羊虽然作为石器文物被载入了固原史册，但长久以来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对石羊究竟雕凿于何朝何代，为何置于羊坊村，有何来历，长久以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羊坊村是笔者的故里，这对石羊在笔者早年生活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后来因为长年离家在外，工作繁忙，竟将之渐渐淡忘了。直到2000年，笔者赋闲回到故里再见到这对石羊时，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几十年过去了，羊坊村乡老的生活已发生了巨变，青砖红瓦的漂亮住宅举目可见；但与周围的簇新喧闹相比，这对石羊却显得益发沧桑，经风摧雨浸、自然剥蚀、愚者击砸，石羊躯体已多处残损，它们孤零零地蹲伏在村里的一面断崖上。笔者发现，虽经岁月的磨砺，石羊独特的造型、祥和的神态却仍然精美如故、栩栩如生，观之自有一种撼人的力量。也是从这时起，笔者萌生了考证、保护这对石羊的念头。

石羊的渊源

羊坊的石羊既是唐代的雕凿物，又置放于村中，村名又以石羊命名，这是与唐朝原州羊牧的历史记载相吻合的。固原地志学者薛正昌先生在其所著的《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一书中提到，固原“隋朝初年仍为原州，治平高县，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平凉郡，治所仍在平高县，同时置有原州羊牧，设大都督并尉”。徐兴亚先生在他的《西海固史》一书中更详细地记述“隋文帝时又在原州设立官牧机构，《隋书·百官志》明确载了这一情况，‘原州设有马牧外，尚有羊牧、驼牛牧。羊牧比沙苑(今陕西大荔)羊牧规模等级高，置大都督及尉官，沙苑仅设尉二人。驼牛牧仅设在原州，置尉。’可以看出，原州是隋代官办畜牧中心，除提供战马外，尚是肉食、皮毛供应地”。“唐代，对于原州最为重要的经济事件是，贞观年间唐王朝将京师以东赤岸泽的官办马牧基地，移至秦(今甘肃天水)、渭(今甘肃陇西)以北，会州(今甘肃靖远)以南，兰州(今甘肃兰州)、犹道(今甘肃临洮)之西，包括原州在内之地。继承隋代传统，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兼都监牧。南使在原州西南180里，西使在临洮军西，北使和东使寄理原州城内。监牧地东西约600里，南北约400里。这样，原州实际成为唐王朝军马牧场的基地和管理中心。”“仪凤中(公元676—679)……原州境内有乌氏监(当时是唐太宗视察的监牧)、长泽监、木峡监等。714年原州产肉角羊进贡朝廷，豢羊20.4万只。”“以畜牧产品为主的加工业也很有名，原州制造的白毡、覆鞍毡、龙须席、布和麻都曾经作为献给朝廷的贡品。”唐朝原州既为畜牧基地和管理中心，管辖四使，北、东两使在原州城内，可想城周边地区官办畜牧场地遍布，羊坊也就可能成为牧羊的基地之一。原州羊牧所产的肉角羊及其毛制品白毡和覆鞍毡既是朝廷贡品，其羊种应当很独特，而羊坊石羊的造形则体现了这种独有的特殊性。

在羊坊村置放石羊的场地周围，有一排古老的大窑洞，民间传下来的名字叫官窑；石羊和官窑前有片开阔地，名叫官窑滩；官窑滩西边有道小沟，传称圈马沟。先民们传下来的这些地名，都留下了官办的某个机构曾设于那里的痕迹，同时佐证了羊坊曾是官办羊牧基地之一。这对石羊当时是置放于官办羊牧基地的吉祥物和崇拜物。石羊羝母成对，膘肥体壮，表达了人们对产业兴旺发达的祈盼；同时，“羊”通“祥”，象征吉祥如意。

石羊的雕凿

笔者注意到，在2000年2月一天的《固原日报》上刊发了《羊坊三景》一文，文章推断羊坊村石羊的渊源“应该与唐朝原州羊牧或者宋朝镇戎军城廓军垦这两个时期的历史事件有关”。

2002年秋，在笔者及当地村民的呼吁下，当时的固原县文物管理所(现为固原市原州区文物管理所)和原南郊乡政府协调社会有关方面及羊坊村联合组成了“石羊坊文物保护筹建委员会”，对这对石羊进行了抢救性的安放保护。石羊从断崖上迁到了村子中央一块2亩见方的平整空地上，细心的村民还为它们洗刷去了身上的泥巴和污渍。

在石羊安放期间，固原博物馆、原州区文物管理所的有关专家和考古工作者对石羊进行了实地勘察，研究考证了其雕凿年代和渊源。通过对石羊的石质、造型、雕凿技艺等因素的综合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其为唐代雕凿之物，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专家论证，唐代造像以丰满为美，从体态来看，这对石羊体形高大，头大尾小，腰壮背圆，膘肥体胖，体现了这一审美取向；从体型来看，石羊的躯体从卧底到头顶总高分别为1.17米和1.22米，身长分别为1.2米和1.38米，比现在的羊只高大许多，特别是胸背圆胖，腰围在2米以上；从头部看，石羊嘴头粗壮，长角盘颊，小耳朵盘围在羊角内，羊角盘圆直径有40余厘米，展开长度分别竟达1.34米和1.25米。其种形的古老独特由此可见，这也体现了唐代造像的风格气势。

固原博物馆曾从红崖子征集到一对石羊(现藏于博物馆后院)，这对石羊也是四腿盘卧，两角盘圆，头大尾小，与羊坊石羊的造型、风格气势如出一辙。1985年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来固原考察时，鉴定红崖子石羊属唐朝雕凿物。笔者还曾在一本刊物上看到上面发表的一幅陕西省三元县李和墓的双羊图片，其造型风格也与羊坊石羊相同。李和其人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他是唐朝中期偏晚时期人，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羊坊石羊的雕凿是在唐朝。(田庆林马国文)：

“石像生”中的石羊

石羊在中国古代常被用作“石像生”(立于墓前神道边的石像)，来体现墓主高贵的地位；同时，羊有“羊面从美”之说，自汉晋以来帝陵之前常置石羊为祛邪之用。“石像生”最早出现在汉代，到了唐宋则形成了严格的制度，明代时候最多，清末就逐渐消失了。根据《明会典》的规定，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在墓前设立“石像生”，而且根据品级不同有所区别：一、二品官员可设立石望柱、石人、石虎、石羊、石马各一对，公侯级别的还可增加一对石人。三品官员没有石人。四品官员再减去一对石羊。五品则是石望柱、石马、石羊各一对。而且顺着神道一般是石望柱、石虎、石羊、石马、石人这样的排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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