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后邓小平外交政策调整内情

    
    1979年11月，中方派出社科院代表团赴美，团长是宦乡，团员除我(何方，张闻天秘书，外交、党史与国际问题学者)以外，还有刘克明、李慎之、程明群、徐葵、薛谋洪等共10人。参会的都是著名学者如斯卡拉皮诺、奥克森伯格、鲍大可等，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务院官员共39人，讨论的主题是苏联问题。我们从美国开完会回来，觉得联美反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不太对头，于是就写了一篇报告，交了上去。胡耀邦、邓小平看没看不知道。我们的观点是，和美国要拉开一定距离，调整和苏联的关系，并试图影响邓小平的看法。因为“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一直讲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当时他对“一条线”战略很坚持，一下子转过来不大容易。
    1979年2月的对越战争，发生在邓小平去美国访问以后。因为打越南必须跟美国合作，要得到美国的认可，所以邓小平去见他们。那个时候，美国人搞外交比我们老练，他并没有答应支持你，但实际上是默许的。这样，邓小平回来就“教训”越南，实际上是打给苏联看的。当时，他主张对苏联态度要强硬一点儿。
    7月17日，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耀邦发言，认为“苏修是世界战争重要策源地，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观点值得研究，苏联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值得考虑。7月18日，邓小平又发表讲话，来了个大翻盘，看样子是针对胡耀邦的。他说：“战争危机确确实实越来越逼近了，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一条线的战略思想，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所以还是要立足于早打、大打。”那个时候，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邓小平还是这种观点。
    越南战争打完后，邓小平到处看，看来看去，提出两大问题，一个是无论如何要发展经济。我们太落后了，老百姓太穷了。邓小平讲得很悲壮，说现在我们的农民一个人一年平均一两百块钱，全国能吃饱饭的人不多；另一个，外国发展速度快得惊人。
    与此同时，也是1980年前后，李一氓在中联部组织专门班子，研究有关当时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中六个重大问题，写成一组《讨论稿》报送中央。在这些《讨论稿》中，有几个是影响到我们国家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一个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但对国际形势的估量还是老看法。李一氓主持写的报告则提出，国际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不但有可能避免，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打不起来。为此，政治局专门讨论了中联部上报的《讨论稿》，并请李一氓列席。在谈到和战问题时，大家一时转不过弯来。邓小平就说：“你这个李一氓，帝国主义分明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终究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和思考。
    后来，邓小平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脱钩了，胡乔木也和这一理论脱钩了。1982年，在准备“十二大”报告的时候，李慎之参加了国际形势部分的起草。李慎之问胡乔木：“讨论国际问题要不要谈三个世界理论?”胡乔木的原话是：“那些都是胡说八道。”所以“十二大”以后，中央文件、中央讲话基本上就不再提三个世界理论了。
    后来，邓小平的看法逐渐变化了。1984年，他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讲，我们对战争的看法有一点儿变化。后来在军委座谈会上又讲了一下，说过去毛主席老讲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现在看来，应该有新的判断。他强调：“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首先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1985年3月，在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邓小平讲到，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而核心问题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主要是南方的发展。南方发展起来北方才有余地，才有市场。实际上，和平问题就是苏联和美国问题，发展问题就是指第三世界的发展。这样，思想就得到了解放。
    1989年后，情况又发生了逆转，舆论界不但批评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而且从上到下相当普遍地批评说，以前对和平与发展问题讲得太多了。
    1997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会议总结指出，“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承认现在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因此，到了90年代下半期以后，再没有大争论，从中央领导到理论界基本上没有太大分歧了。
    “十二大”提出独立自主，不结盟。以前，“一边倒”是结盟的，“一条线”也是结盟的，“十二大”就基本上转过来了，讲独立自主，讲不结盟，不和任何大国结伴走。到了“十三大”，提到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
    外交的变化，对国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我看来，80年代并不是生产有多大的发展，而是生产关系的解放。真正大发展是从90年代开始的，就是这20多年。邓小平的贡献是打破了2000年的停滞状态，使中国20多年的进步超过了中国过去的2000年。
    现在反思，由于对时代特征判断错误，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们就和那些抓住机遇的国家背道而驰。人家着眼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重视继续革命，不断发动各种政治运动。人家千方百计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我们搞反对“西化”和防止和平演变，坚持闭关自守。人家要搞缓和；我们强调备战。其结果是：人家迅速发展，进入新的文明阶段；我们落后倒退，丧失了一次最有利的发展机遇。时间虽然只有30年，但要弥补起来，恐怕就得百十年。
    （摘自《作家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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