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外的真相：义和团真的是爱国英雄吗？（全文）

　　在聂士成生前，其家人就已遭义和团绑架；聂为国捐躯后，更险遭义和团分尸，反倒是敬重英雄的八国联军阻止了“爱国”义和团对这位民族英雄的遗体施暴。
　　一、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真相：让领导先走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何也？“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据《天津一月记》，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2册，编者翦伯赞，系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悍不畏死的义和团小将
　　时人记载：义和团“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西人皆深悯其愚。”（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l册）义和团中最勇敢的都是青少年，牺牲也最多，文献记载“年长者约廿岁，最幼者只十二三龄，前被官军联军击死，皆是辈者也”（如前注）这大概是因为青少年天性单纯，对迷信也更少怀疑，相信降神打拳可以“刀枪不入”。但神仙附体不敌洋枪枪炮乃是真理，参加义和团的大人们也在实践斗争中证明了他们非常明白这一点：“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
　　自己先走的义和团领导
　　其中奥妙何在？义和团师兄们的解释是：“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这种解释之荒诞不经在今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当时“人多信之”，为什么呢？”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事实摆在这里，不得不服嘛。但实际的情况是：“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所以，尽管被用来做挡箭牌的青少年死伤惨重，但张德成、曹福田等著名义和团领袖却并未在爱国战场上牺牲，这又是为什么呢？据史料记载，“事急，官军战车站，败绩，裕禄退保北仓。阅三日，城陷，（张）德成、（曹）福田挟赀走”（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五·列传二百五十二》）。这种让热血少年牺牲，让领导先走的惨剧，在中国历史并非个例，文章篇幅有限，在此就不遑多论了。
　　相反，清朝高干死国难者比比皆是：喀什噶尔提督罗荣光死大沽，黑龙江副都统凤翔死瑷珲，直隶总督裕禄率义和团战败后自杀，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率义和团战败后也自杀，直隶提督聂士成更是“肠胃洞流”，身被七伤殉国。但我们中国人向来为尊者讳，为尊者隐，张、曹虽然是临阵脱逃，但既已定性为“群众运动领袖”，那就要为“革命”避讳；这些为腐朽反动的清王朝死节的封建官僚，也只好边上凉快去了。
　　二、孰忠孰奸：义和团何苦难为民族英雄
　　三、义和团结局：在侵略者面前变成顺民
　　四、义和团评价流变：从匪到红
　　结语：义和团运动距今已逾百年，但这百余年来，义和团的阴霾并未散去。陈独秀于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字，仍有其现实意义：“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至于教科书上“义和团发动反帝爱国运动”之类的论断，您现在又如何看待呢？
　　二、孰忠孰奸：义和团何苦难为民族英雄
　　“倡灭洋以酿祸开衅者，团匪也，乃临事见不妙而以大敌诿官军；官军再四血战，断头颅、折肢体者十之二三，而彼犹内窃忠义之名以误朝廷，外肆盗贼之行以害闾里。”——聂士成，民族英雄，时任直隶提督，在天津与八国联军侵华作战时阵亡，据《西巡回銮始末记》。
　　前文提到的民族英雄聂士成之曾孙聂先遂曾对媒体说过：“当清廷为了对抗洋人而宣布义和团为‘义民’时，义和团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杀聂士成。”（《天津青年报》2004年1月7日）史料也佐证了这一说法：一日，聂士成在街上遇见义和团，团民立即手持大刀直奔其马首，聂士成见状无言以对，只得以大局为重，避入路旁衙门内，团民并不罢休，杀其下属士兵数十人以泄愤。（据《拳匪纪略》）。
　　谁在反抗外来侵略？
　　这位义和团欲得其首级而后快的聂士成是何等样人呢？史料记载，当八国联军与中国军队在天津交战时，洋人皆谓：“华兵虽众，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后者又进，其勇猛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据《西巡回銮始末记》）自称爱国的义和团，为何却被洋人认为“不足虑”呢？这是因为聂士成部在天津紫竹林、东局、海光寺与联军激战逾旬时，义和团“始犹出阵，继以数受创，乃不敢往，常作壁上观，反四处焚掠。所当敌者，惟官兵而已”。（《西巡回銮始末记》）更有甚者，1900年6月8日，雨，义和团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也适用于1900年时的天津群众。义和团初起时，天津人民踊跃支前，粮食饮水无不供应。但当看到义和团面对外国侵略者时畏缩不前、乃至乱杀“与洋教无干涉者”（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载《义和团》第1册）后，“大失商民之心”，“人心益形怨咨，敢怒而不敢言”（如前注）。此时，人心向背就直接体现在支前工作上：“各处居民，多往前敌与练军、毅军送白糖饼、绿豆汤、西瓜、冰水等食物。途遇拳匪，问向何处送，民等因众拳匪只能吃大饼，不敢临敌。乃对曰，请老师前敌去吃。”（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载《义和团》第2册）于是“团中人不复得汤饼矣”。（《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
　　义和团与聂士成之死
　　就和其他许多民族英雄一样，聂士成也遭遇了同胞的出卖。他生前，家人就已遭义和团绑架，据时人记载，“乘其与洋兵苦战时，（团）以多人拥向其家而去。是时西师方大队援津，聂军退守甫定，闻信，急引兵追之。所谓练军者，故多直人，与匪通，见聂军追匪，急欲救之，遽哗曰：“聂军反矣！”共开枪横击之。聂出不备。遂败。”他死后，更险遭义和团分尸，反倒是敬重英雄的八国联军阻止了“爱国”义和团对这民族英雄的遗体施暴：“（聂）自突战于八里台，以期死敌。麾下执辔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将校知不可回，乃随士成陷敌阵。士成中数弹，裂肠死。麾下夺尸归，拳匪将戮其尸，洋兵追及，拳匪逃，乃免。”（据《拳变余闻》）
　　三、义和团结局：在侵略者面前变成顺民
　　“义和团之起也，吾党虽怜其愚，而尤惊其勇，以为排外义愤，有足多焉。而何以数月之力，不能下一区区使馆也？而何以联军一至，其在下者，惟有顺民旗，不复有一义和团；其在上者，惟有二毛子，不复有一义和团也！”——梁启超：《新民说》，作者系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又一位被坑死的抗战高官
　　聂士成死，天津城陷，慈禧传檄诸省，征调勤王义士。有位在中法战争中与冯子材分任战守，取得谅山（镇南关）大捷，时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衡只身北上。当此外国侵略者兵临城下，朝廷官员束手无策之时，打赢过洋人的李氏犹如神兵天降。更何况，李秉衡与同义和团恨之入骨的聂士成不同，他和义和团渊源极深，不会出现索要他首级的黑色幽默。极端排外的毓贤就曾自夸，义和团就是他和“鉴帅”（李秉衡字鉴堂，曾于毓贤之前任山东巡抚）搞起来的。
　　“上负朝廷 下负斯民”
　　李秉衡在7月26日觐见慈禧，建言“能战始能和”，主张“以兵法部勒”义和团，在京津间阻击洋军，然后言和。慈禧闻言大喜，将京外义和团与政府军悉数拨付与李秉衡，赶往天津堵遏联军。李秉衡既奉旨，“请义和拳三千人以从，秉衡新拜其大师兄，各持引魂旛、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拥秉衡而行。”（陈独秀：《克林德碑》，原载《新青年》5卷5号）此时京津之间的义和团与政府军约15万之众，联军仅3万人，华军数量上仍具5比1之优势。谁想李氏虽是义和团旧识，但义和团已在天津见过真章，此时岂是凭兵法就“部勒”得了的，未见洋人军阵时喊喊“扶清灭洋”还可以，一到阵前就畏洋如虎，溃不成军。李秉衡目睹属下不战自乱，自觉“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心人矣”，遂于北京东郊通州张家湾吞金自杀，死前留下遗书：“军队数万充塞道途，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
　　义和团一夜间变成围观群众
　　秉衡死，通州陷，洋军直薄北京城下。当时城内除董福祥部清军之外，义和团尚在“城内设坛到八百余所，每坛以百人计，过八万人”（胡思敬：《驴背集》，载《义和团》第2册），兵力不可谓不雄。但奇怪的是，除董福祥部曾在东直门与联军交战外，八国联军破城时毫发无损，这又是为什么？史料记载，义和团“城破皆不知所之，唯于溷上、井中得刀剑红巾无算”（如前注）。所以，当八国联军中第一批进城的英军从水门爬进北京时，看到的就不是一个多月前在城内杀得哀鸿遍野的“爱国团体”义和团，而是一大群帮他们搭梯子的围观群众了。由四百多洋兵据守，被数万义和团与清军围攻了五十多天的东交民巷使馆区，也于同日解围了。看到这里，才明白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的愤慨从何而来：“义和团之起也，吾党虽怜其愚，而尤惊其勇，以为排外义愤，有足多焉。而何以数月之力，不能下一区区使馆也？而何以联军一至，其在下者，惟有顺民旗，不复有一义和团；其在上者，惟有二毛子，不复有一义和团也！”
　　四、义和团评价流变：从匪到红
　　百余年后重读义和团，普通参与者反抗侵略的精神固然可敬，他们对同胞之横暴与结局之荒诞又令人扼腕。百年来，对义和团的评价也变得面目全非。应该说，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始于辛亥革命以前。
　　民国时期：梁启超当时就认为义和团难与革命挂钩，“拳匪之乱，其先之帕手持刀，树扶清灭洋之旗者，其后联军入京，即相与持顺民旗作乞怜之状。”（ 梁启超：《革命驳议》，《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而孙中山既指出义和团的“愚蒙之质”，又认为义和团只是因“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
　　毛泽东谈义和团：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列主义观点又为研究义和团提供了新的视点，但此时仍未对义和团进行全面肯定，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只是将义和团称为“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延安时期：1940年5月，杨松、邓力群合编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在延安问世，对毛泽东《实践论》中的观点进行了阐释，认为义和团“排外”、“灭洋”是错误的：“义和团的思想由最原始最落后的反动的宗教思想和进步的反对异民族压迫的思想两种成份组成的。‘排外’、‘灭洋’是错误的，反映农民知识的狭隘性。义和团的本质是原始的、农民的反帝国主义的暴动，而八国联军侵华则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义和团不仅赶不上后来的辛亥革命，并远不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杨松、邓力群编：《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册）
　　文革时期：对义和团运动的神话高潮，出现于文革时期。1967年，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戚本禹著，于1967年3月30日发表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掀起了颂扬义和团运动的高潮。该文对义和团运动大唱颂歌，称其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并抛出了一个观点：“在什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戚文之所以要抛出这一观点，其目的就是为了借古讽今，通过歌颂义和团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文章就以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自问自答结尾：“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造反有理”影响直至今日
　　该文还提出，“支持义和团才是真革命”：“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果不其然，随着这篇奇文的抛出，在十年浩劫中，那些未能经历义和团运动的人亲眼见证了，“支持义和团”，搞“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反”，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就这样，义和团的“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趁文革之势在全国大肆宣传，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影响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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