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人的石室情结

　　云冈石窟第三窟，是石佛寺现存五十三座洞窟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唐代高僧道宣《广弘明集》中所谓“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人”者可是此窟？ 
　　这哪是佛窟？简直就是一座硕大无朋的石雕宫殿！ 
　　这宫殿坐北朝南，重屋高耸。二层外室半已坍塌，唯双柱宛然，明窗尚存，其上十几个巨大的檐窟一字排开，看来洞窟原本是被分作若干开间的。一层双门四窗，左右两门直入东西两个前室，自东至西宽可五十余米。两室皆可进入后殿，前室后殿总进深足有二十多米。后殿呈凹字型，两端各有六七米宽对称着向北沿伸，深达十五六米。 
　　硕大的殿堂，奇丽的石雕，雄伟的木构建筑，如此神来之笔令人惊叹，令人震撼，令人神往。如今这座大型石雕殿堂已然失却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辉煌，但千百年的寒来暑往，雪啮风淘，使其更显沉雄厚重。历史总是给人以无尽的沧桑感和神秘感，一如屹立于后殿中央那尊端庄肃穆而又神秘莫测弥勒佛。在顶天立地的石佛两侧，是两尊体态丰腴、雍容华贵的胁侍菩萨，他们简直就是太平盛世宽博与大度的写照。研究者正是以这样的造像风格判定三尊造像都属于初唐的作品。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起，北魏京师平城就成了云州的治所，名为定襄县。后来又是云中郡、大同军节度的所在。有唐一代的重臣名将，如李靖、李勣、李道宗、薛仁贵、程务挺、郭子仪、王忠嗣、李克用等都曾在这里驻守出击、建功立业。他们当中无论那一位，趁着战争的间隙借着前人凿就的洞窟发愿施善，造几尊佛像都是可能的。 
　　如此说来，云冈石窟第三窟是一处北魏的尾巴工程，也是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年间意欲开凿的一处规模最大、形制最殊的殿堂式标志性佛窟。可以证明这种推测的，除了前面讲到的几条外，还有两条值得我们注意。 
　　一条是天，就是它的屋顶，今所谓天花板者。走进这个洞窟，无论是谁一抬起头就会想到殿宇的藻井；如果你熟悉煤矿，也可能会产生进入大巷的感觉。石窟本来就那么大那么高，却又把窟顶凿得那样展阔，既不似早期昙曜五窟顶部草原帐篷式的穹庐形，也比与它差不多同时期的五窟、六窟的顶部更为平阔。置身其中会生出什么感受？反正我想到的是佛法的无边无垠和皇权的至高无上。这恐怕也该是石窟设计者----是王遇还是李冲----的本意。我曾想，第三窟设计者雕建窟顶的参照物应当是中国式的宫殿和庙堂，而不是舶入的西方犍陀罗艺术。现在我们看到的仅是这个洞窟宏大而完美的石雕殿堂的前期工程或雏形，可以想见，它的顶部本来是要雕成漂亮的佛寺和皇宫相结合的藻井的，可惜尚未动手就发生了迁都洛阳的事件。 
　　再说这座石窟的地，就是它的地面。早些时候，云冈石窟里里外外都是积年累月的堆积物，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游人还是踏行于二十窟露天大佛的供桌上。第三窟的地面自然也同样是被各种各样的历史沉积物叠压得难识真面。现在不同了，我们一进入第三窟，就会看到它地面被分割得圆一块方一块各式各样凹凸不平的巨石。这是九十年代中期清理暴露出来的，就凭这，还被评作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当然，那次大清理，还出土了一些石窟兴盛时期摆放于窟内的精美佛头、法器，以至一千五百多年前石窟的开凿工具。但在我看来，这种神秘的地面遗迹更有意义，更发人深思。 
　　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六年，就是在我供职的这所学校的西侧，石破天惊般地出土了一千五百多年前魏孝文帝建造的明堂。就是北朝名作《木兰辞》所及“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的那个真实的地方。这处集皇帝布政的明堂、祀祖的太庙、教化的太学、观象的灵台于一身的宏大工程，以一条差不多一公里长的环形辟雍河围绕着。这条二十米宽的人工河两楣石堤宛然，而筑堤的石料有些简直能与云冈三窟地面的石料对住荐口，辟雍河的河槽中则全是开凿石窟留下的碎石。想来当初一定是西边开窟取石，东边砌石筑堤。石这种最常见最不引人注意的东西，于从大兴安岭南来的鲜卑兄弟，却显得那样重要。他们爱石，也熟悉石，了解石，石的用途，在他们的手中达到了极致。恐怕趁着严冬武州川水结冰如同搬山一样把那么多石料运到工地的妙法也只有惯用雪撬的大山人才能想得到做得出。
 

【来源：网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