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究竟死于何地——争议始于十六年前，如今再起波澜

早在二十三年前，《光明日报》史学版曾发表安徽定远县一位中学教师的文章，题为《项羽究竟死于何地？》(1985.2.13.)。文章征引《史记》、《汉书》等史籍记载，联系当地的一些历史遗迹，对项羽慷慨悲歌、乌江自刎这一历史悲剧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项羽应是战死在安徽定远东城。文章发表后曾有过几家报刊转载，反响并不大。1992年，《南京社会科学》杂志第二期刊发了知名学者呼安泰先生文章《也谈项羽殉难于何地》，对前文提出了驳议，认为项羽自刎乌江信而有征，无可质疑。争议虽然有了开端，似乎也并未引起史学界的关注。

这番争议一度冷却了下来。直到十六年后的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主编的《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八十六辑)刊发了著名国学教授冯其庸先生长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下称冯文)，作者经过长期实地调查和史料梳理，并“从司马迁对项羽自垓下至东城的战斗历程的叙述”中，论证项羽是死于(定远)东城而不是死于乌江。接着，协同冯教授调查考证的定远县文化局长计正山先生，又在《江淮时报》(2007.7.10.)著文《项羽并非死于乌江》(下称计文)，继续论证项羽乃战死在定远东城。不久，娄彦刚先生以《项羽“乌江自刎”有依据》为题，在《新安晚报》(2007.9.30.)发表文章(下称娄文)，对项羽战死定远东城一说提出商榷。今年初，呼安泰先生再次著文《无鱼作罟习非成是——再谈项羽殉难于何地》(《南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一期)，坚持认为项羽自刎乌江的史实不能凭臆度和推测改变(下称呼文)。这场争议终于再起波澜。

争议的起因

这场争议的起因，缘自对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有关项羽之死记述的不同理解。

《史记·项羽本纪》云: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亦身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太史公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在以上这段文字中，引发争议的焦点就是太史公所说的“身死东城”四字。按冯其庸先生的说法，“如项羽真死在乌江，则司马迁的论赞就应该说‘身死历阳’或者径说‘身死乌江’，而不应该说‘身死东城’。”冯文还进一步指出:“因《史记》原文叙述上的矛盾，引起各家疏解上的矛盾。”就是说，一些《史记》疏解文本也因原著的矛盾而存在矛盾，不可不加考核、分析地作为论证史实的依据。

司马迁记述项羽之死究竟有无矛盾

持“身死东城”(定远)说者认为，《项羽本纪》中有关项羽之死的文字确有矛盾，比如:既说项羽“乃欲东渡乌江”，后又说项羽“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坚持不肯渡江；既写项羽在东城“自度不得脱”，走不出东城，又写“乌江亭长檥船待”，似乎项羽已经从定远东城来到了乌江渡口，这些都是前后矛盾。冯文写道:“太史公的文章会有矛盾纰漏吗？有。这种矛盾纰漏前人早已指出。”为此，冯文列举了《汉书·司马迁传》、《史记集解序》(六朝裴駰著)等史籍，以及近人李长之的有关著作，指证司马迁撰写《史记》广泛采用了多种史书材料，难免有“疏略”“或者抵牾”之处。如《项羽本纪》的最后一段文字，就完全有可能是采自《楚汉春秋》(此书已佚，今有辑逸本，载《丛书集成续编》)。此外，竹木简书在世代流传中也会有脱漏、错简。王国维、罗振玉考释的《流沙坠简》中有一简是《史记·滑稽列传》的文字，与今本就颇有异同。

持“乌江自刎”说者认为，《史记》中有关项羽之死的叙述并不存在矛盾。司马迁出生(约公元前145年或135年)离项羽殉难不过六七十年，他同其父司马谈俱为史官，搜集和保存有关楚汉相争的史料应该是充分的可靠的。呼文指出:司马迁“治史精神之严谨，逻辑思维之缜密，向为历代史学家所共识。司马迁怎么可能疏忽到在同一篇文章中的末尾相隔不到五百字的篇幅里，前写项羽于乌江‘乃自刎而死’，后写其‘身死东城’，［注:呼文、娄文皆认为，西汉时乌江在东城县境内，不属于今天的和县(旧称历阳)，与定远东城并非一地。］出现这样明显的矛盾而未发觉，这是不可思议的。再说班固亦是汉代的杰出史学家，离项羽之死也只有二百余年。……如果太史公在记述上确实存在着这种前后不一的明显错误，难道班固也如此疏忽，不予订正竟至于留到两千余年后，才被人发觉进而提出质疑？这是不可理喻的。”

阴陵:是阴陵古城还是阴陵山

楚汉相争之时，今安徽定远县西北六十余华里有座阴陵城(今名古城村)，而安徽历阳(和县)东北五十六华里有座同名的阴陵山。《项羽本纪》中“项王至阴陵，迷失道”，此“阴陵”究竟是阴陵城还是阴陵山？因为阴陵的位置直接关系到后文的“东城”位置，于是双方各置一词，争议不下。

冯文指出:项羽过淮河以后，继续向南奔逃，但这时方向已偏向西南，因为阴陵城在西南向。“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项羽是自北向南奔逃的，项羽的左，应是东边；只有田父的左，才是西边，才是大泽。冯先生曾两次到阴陵(古城村)调查，今阴陵城旧址尚在，已立有文物保护碑。如今从古城村向西，便是一片大泽，其最低窪处至今仍是一片茫茫无际的湖泊，水面上有长数公里的窑河大桥。冯先生还查阅了一部分近现代人关于《史记》的笺注，对于《项羽本纪》“垓下之围”以下一段文字的地理注释，一般都证实了前面的判断，如“阴陵”，即注“秦县名，县治在今安徽定远西北”。

呼文对冯文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项羽退却路线是东南方向，不会偏向西南而绕其路。呼文写道:“项羽自吴中起事，转战大江南北，身经七十余战，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对江淮之间的地理形势了如指掌，为尽快争取时间东渡，他不可能舍近求远绕道今定远西北六十余华里的阴陵城，然后再折向乌江东渡。”至于“大泽”，他认为:由青洛河再流经一段很长的路程一直西到炉桥北转成窑河汇入高塘湖方形成积水窪地。这里离阴陵城很远，也不能算作“阴陵大泽”。

呼文认为，“阴陵”应是阴陵山。《史记》中写山，将“山”字省却的例子很多(略)。至于“阴陵大泽”，《历阳典录·山川》有明确记载:“阴陵山，州北八十里(现制五十六华里)，旁有泽名红草湖，春夏之交，潦水涨发，弥漫无际，所谓阴陵大泽者也。”红草湖即今和县绰庙境内离乌江很近之裕民圩。说阴陵山是项羽迷道处，还可以从众多史籍中得到印证。宋《读史方舆纪要》云:“阴陵山，在全椒东南二十五里，项羽东渡乌江，道经此山……项羽迷道陷大泽处也。”《纲鉴易知录》卷十亦云:“阴陵山，在今安徽和县北，接江苏江浦县界”。江浦与乌江一桥之隔，可见阴陵山与乌江相距甚近。此外，古代诗文亦可作为佐证:唐代诗人刘禹锡被贬为和州(南梁、北齐在历阳议和后，改历阳为和州)刺史，在其《历阳书事七十四韵》里，就有“一夕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道处，亚父所封城”这样的诗句。收入《全唐诗》中的张祜一首《过阴陵山》，亦有“壮士凄惶到山下，行人惆怅到山头；生前此路已迷失，寂寞孤魂何处游”的喟叹。这里明确项羽是过阴陵山，而不是过阴陵城。

项羽“身死东城”之东城位于何地

争议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于项羽“身死东城”之东城，是在今定远东城，还是在东城乌江？

计正山先生依据《史记》、《汉书》中的《灌婴传》，认为项羽并非在乌江“自刎而死”，而是在定远东城就被“搏杀而死”。东城即定远东南五十华里、项羽葬虞姬首级处。冯文指出，只有在项羽被杀、汉军“尽得其军将吏”之后，才是“下东城、历阳”(《史记·灌婴列传》)，如果项羽不灭，则东城还不能“下”，接着是下历阳。历阳离定远东城二百四十华里，要走这么多路才能到达历阳(乌江所在地)。由此可见，项羽不可能在“自度不得脱”、“今日固决死”的险恶情况下，步行二百余华里，由定远东城来到乌江“自刎而死”。而娄文则认为此一说不能成立，“项羽从阴陵至东城，也绝不是进驻和坚守东城，而是沿着东城县的道路，拼命向东边的乌江方向奔逃。其中，不存在二百四十华里远的‘无能为力’。双方就是这样逃着杀、追着杀。这一点，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已经写得很清楚……”

呼安泰先生也不认同冯文和计文的这种推测，他首先历述了东城县的历史沿革。呼文写道:“两汉时期的东城县，是江淮之间的一个辖境广阔的大县。从今定远东南境的池河上中游地区，越过江淮分水岭，包括今滁县西南境、肥东东境、全椒西南境，直到今和县乌江的沿江一带。三国时，江淮战事频仍，‘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大都‘虚其地，无复民户’。直到‘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县界置乌江县’(见《太平寰宇记》)。由于长期争夺、战乱，郡县侨置变易繁杂，社会紊乱严重，为顺应这种形势，东晋于历阳置郡，梁时改为和州，乌江方为其属县。到梁武帝时，才以江淮分水岭北侧原东城县之部分地区及秦置阴陵县之南部地区初置定远县。明确了这些，细心查阅、分析一下有关史籍的记载，便能对项羽‘身死东城’之东城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为此，呼文举出了一些史籍记载，以证实项羽死于东城乌江。据《太平寰宇记》载:“乌江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长檥舟待羽处也。”唐朝宰相李吉甫在其《元和郡县图志》中也持如是说。宋元之际史学家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载:“乌江本乌江亭，汉东城县”。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在《和州志补沿革》末篇中说得很明确:“秦为九江郡之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晋太康元年属淮郡，其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如故。”明代《和州志·城域》篇中记载更直截了当:“东城即乌江城，项羽败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即此”。这在古代诗文中也同样能找到旁证。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在《汤泉赋》中开头就写道:“大江之滨，东城之野，有泉出焉。”这里说的汤泉即今与和县乌江毗连的江浦汤泉。曾任和州巡检之宋代诗人贺铸，在《迁家历阳江行夜泊》诗中写道:“黄泥潭口杈征蓬，回首东城只眼中”。“黄泥潭口”即今离乌江很近的石跋河的一叉江口。东城即乌江，句意十分明白。北宋姑熟(今安徽当涂)进士郭祥正《姑熟乘月泛鱼艇至东城访耿天骘》的诗句，也印证东城即乌江，“姑熟皇东城，长江八十里。”按《康熙字典》注:“皇为往返也。”当涂至乌江来回水程正好八十华里。再早如家住乌江之唐代著名诗人张藉，在《闲居》诗中云:“东城南陌尘，紫幌与朱轮”，描绘东城南区风情，繁华如绘。东城即指乌江，毋容质疑。太史公笔下项羽之死，前说乌江自刎，后说“身死东城”，实际上是一回事，无非是修辞上的“变文避复”，并无矛盾可言。

因争议涉及《太平寰宇记》中的史实记载，冯其庸先生经考证指出，此书未必可靠。“按《太平寰宇记》为乐史著。乐史，五代宋初人，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间，‘所载政区，主要太平兴国后期制度’，宋乐史故世以后，出于‘后人改补’(《宋版太平寰宇记·王文楚前言》)。故所载政区，离秦汉已甚远。只要读读《灌婴传》里的‘下东城、历阳’一句就可以明白。如果当时东城辖地包括乌江在内，则司马迁只要说‘下东城’就够了，没有必要再说‘历阳’。正因为当时的和县是在‘历阳’境内，不属东城，所以要说‘下东城、历阳’。表明连下两城。查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淮汉以南诸郡’图，明确标着‘阴陵’‘东城’‘历阳’。可见在秦时这是并列的三个县。再看‘西汉’‘扬州刺史部’则明确标着‘阴陵’‘东城’‘全椒’‘历阳’四个县。可见到西汉‘东城’与‘历阳’之间又新增一个‘全椒县’，‘东城’与‘历阳’已经完全不接壤了。而项羽自刎东城的时候，当然还是‘秦’的建制。由此可见《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已非秦汉旧制。其所说‘乌江县，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实不可信。”娄文不同意冯文的说法，他认为:“一部书，不论是一人所著，还是伴有后人增补，这与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关系。如果说后人增补，改补，就不可信，那么《汉书》不也是由班彪、班固、班昭等四人，经历两代才最后完成的吗？司马迁的《史记》，不也是在其父司马谈已有重要积累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吗？难道我们能否定《史记》、《汉书》内容的真实性？”

“乌江自刎”是民间传说还是历史真相

冯其庸先生将《史记》中有关项羽之死的全部文字，以及《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史籍中有关部分都尽行检阅，除《项羽本纪》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涉及乌江外，其余无一处写到乌江。相反，却是明确说“身死东城”，“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率五人共斩项籍”、“破籍至东城”、“击斩项羽”等等。由此观之，项羽确是“身死东城”(今定远)而不是自刎于乌江。

至于《项羽本纪》中涉及乌江的文字，冯文认为可否作一些合理推断。如“项王乃欲东渡乌江”的“欲”字是表明意向，并非已经到达乌江；再从后文项王不肯渡江来看，前后互为矛盾，据此可以推测，前句“项王”之后是否可能脱漏“之众”(大意)二字。“乌江亭长檥船待”确实让人产生错觉。但是，项羽既然未到达乌江，乌江亭长不可能从天而降，如果要勉强解释，这个亭长就是项羽身边残剩的将士二十八人之一，他也许原是乌江亭长，是当年跟随项羽从征的八千子弟之一，现转战至此，熟知吴中情况，也熟知乌江渡口的渡船，故劝说项羽东渡。

冯文指出，项羽"乌江自刎"之说，现在所能查到的最早资料，是晋人虞溥撰写的《江表传》。此书已逸，《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已辑入。《史记正义》转引《江表传》云:"项羽败至乌江，汉兵追羽至此。"这是"项羽败至乌江"的最早的文字，但并无"自刎"之说。其次是《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的说法。《括地志》是唐人萧德言、顾胤等所著，已佚，清孙星衍有辑本。《正义》所引《括地志》文云:"乌江亭，即和州乌江县是也。……《汉书》所谓乌江亭长檥船以待项羽，即此也。"文中也未及"自刎"之类的说法。所以，项羽乌江自刎之说，到唐代似乎还未有文字可稽。现在看到最早的项羽乌江自刎的文字资料是元代中期剧作家金仁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其中形象地描写了项羽乌江自刎。也可能正是戏剧的作用，"乌江自刎"的传说才得以广泛传播。

计正山先生依据史料进一步推论，项羽只可能被汉军斩杀而不会自刎。他认为:项羽在垓下突围选择去江东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长江以南东楚会稽是项羽自己的地盘，又是他的发祥地，此时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尉都还臣服项王，尤其是南楚临江王共氏，直到项羽死后仍忠于项王，抗拒刘邦。江南完全可使项羽重振旗鼓、卷土重来，再一次击败刘邦。说到击败刘邦，项羽也是有信心的，因为三年前，他就曾以三万轻骑大败刘邦五十六万大军，彭城大捷至今他还历历在目。这就是项羽眼看大势已去，仍毅然挟裹起虞姬首级突围南驰，一往无前的原因。再者，虞姬之死也是为汉王刘邦所逼，项羽为虞姬报仇的决心也足以使他不会自杀。假如说，项羽到了乌江反而有船不渡却自刎而死，那么，他死后才真的无颜去见虞姬和死去的江东子弟哩。

对冯、计二位上述论点，呼安泰先生认为考据和推论不当。项羽"自刎而死"是太史公的记述，不是后人的臆度。说元代金仁杰把项羽之死戏剧化之后才使得"乌江自刎"的传说得以广泛传播，更是有违史实。金仁杰这出杂剧即使影响再大，也只能影响元代中期以下的历朝历代，元以上有关项羽自刎乌江的文字记述，当作何解释？这里有史可稽的就有:唐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宰相李德裕的《项王亭赋并序》云:"……檥舟不渡，留骓报德(指项羽赠乌骓予乌江亭长)，亦可谓知命矣。自汤武以干戈创业，后之英雄莫高项氏。感其伏剑此地(自刎乌江)……尚识檥舟之岸焉，知系马之树(即遗址项王之系马桩)。望牛渚(对江之采石矶)以怅然，叹乌江之不渡。……谢亭长而怅然，愧父兄兮不渡，既伏剑而已矣……周视陈迹(项王亭周围之古迹)，缅然如素……追昔四聩(今驷马山，在和州北五十华里左右)之下，风烟将暮，大咤雷奋，重瞳电注，叱汉千骑，如猎狐兔……"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慨叹、惋惜项羽不渡江鸠合江东子弟卷土重来，作《乌江亭》一首绝句云:"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女重来未可知。"宋朝宰相、文学家王安石在其《题乌江霸王庙》诗中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犹在，肯为君王卷土来？"提出与杜牧观点相左的看法。宋乌江县令龚相，在其《项王亭并叙》中云:"……慷慨悲歌，溃围南出，临江不渡，留骓报德"。宋朝诗人陆游，在其一首七绝《项羽》中云:"八尺将军千里骓，拔山扛鼎不妨奇。范增力尽无施处，路到乌江君自知。"对项羽只凭勇武，奋其私智，败亡在乌江，理当反躬自省。类此散见于历代的诗文还有不少，都是认定项羽自刎于乌江。元代杂剧"讹传"，怎么也不会"讹传"上至唐宋诸代。再检阅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日人泷川资言《史记汇注考评》诸书，也都对项羽自刎于乌江的史实未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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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历史学家盖尔有句名言:"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有关历史问题的争鸣，旨在发掘、征引史料，论证、交流不同观点，并不谋求"一锤定音"，息议论定，"永无休止"此之谓也?

司马迁记述项羽之死究竟有无矛盾

持“身死东城”(定远)说者认为，《项羽本纪》中有关项羽之死的文字确有矛盾，比如:既说项羽“乃欲东渡乌江”，后又说项羽“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坚持不肯渡江；既写项羽在东城“自度不得脱”，走不出东城，又写“乌江亭长檥船待”，似乎项羽已经从定远东城来到了乌江渡口，这些都是前后矛盾。冯文写道:“太史公的文章会有矛盾纰漏吗？有。这种矛盾纰漏前人早已指出。”为此，冯文列举了《汉书·司马迁传》、《史记集解序》(六朝裴駰著)等史籍，以及近人李长之的有关著作，指证司马迁撰写《史记》广泛采用了多种史书材料，难免有“疏略”“或者抵牾”之处。如《项羽本纪》的最后一段文字，就完全有可能是采自《楚汉春秋》(此书已佚，今有辑逸本，载《丛书集成续编》)。此外，竹木简书在世代流传中也会有脱漏、错简。王国维、罗振玉考释的《流沙坠简》中有一简是《史记·滑稽列传》的文字，与今本就颇有异同。

持“乌江自刎”说者认为，《史记》中有关项羽之死的叙述并不存在矛盾。司马迁出生(约公元前145年或135年)离项羽殉难不过六七十年，他同其父司马谈俱为史官，搜集和保存有关楚汉相争的史料应该是充分的可靠的。呼文指出:司马迁“治史精神之严谨，逻辑思维之缜密，向为历代史学家所共识。司马迁怎么可能疏忽到在同一篇文章中的末尾相隔不到五百字的篇幅里，前写项羽于乌江‘乃自刎而死’，后写其‘身死东城’，［注:呼文、娄文皆认为，西汉时乌江在东城县境内，不属于今天的和县(旧称历阳)，与定远东城并非一地。］出现这样明显的矛盾而未发觉，这是不可思议的。再说班固亦是汉代的杰出史学家，离项羽之死也只有二百余年。……如果太史公在记述上确实存在着这种前后不一的明显错误，难道班固也如此疏忽，不予订正竟至于留到两千余年后，才被人发觉进而提出质疑？这是不可理喻的。”

阴陵:是阴陵古城还是阴陵山

楚汉相争之时，今安徽定远县西北六十余华里有座阴陵城(今名古城村)，而安徽历阳(和县)东北五十六华里有座同名的阴陵山。《项羽本纪》中“项王至阴陵，迷失道”，此“阴陵”究竟是阴陵城还是阴陵山？因为阴陵的位置直接关系到后文的“东城”位置，于是双方各置一词，争议不下。

冯文指出:项羽过淮河以后，继续向南奔逃，但这时方向已偏向西南，因为阴陵城在西南向。“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项羽是自北向南奔逃的，项羽的左，应是东边；只有田父的左，才是西边，才是大泽。冯先生曾两次到阴陵(古城村)调查，今阴陵城旧址尚在，已立有文物保护碑。如今从古城村向西，便是一片大泽，其最低窪处至今仍是一片茫茫无际的湖泊，水面上有长数公里的窑河大桥。冯先生还查阅了一部分近现代人关于《史记》的笺注，对于《项羽本纪》“垓下之围”以下一段文字的地理注释，一般都证实了前面的判断，如“阴陵”，即注“秦县名，县治在今安徽定远西北”。

呼文对冯文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项羽退却路线是东南方向，不会偏向西南而绕其路。呼文写道:“项羽自吴中起事，转战大江南北，身经七十余战，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对江淮之间的地理形势了如指掌，为尽快争取时间东渡，他不可能舍近求远绕道今定远西北六十余华里的阴陵城，然后再折向乌江东渡。”至于“大泽”，他认为:由青洛河再流经一段很长的路程一直西到炉桥北转成窑河汇入高塘湖方形成积水窪地。这里离阴陵城很远，也不能算作“阴陵大泽”。

呼文认为，“阴陵”应是阴陵山。《史记》中写山，将“山”字省却的例子很多(略)。至于“阴陵大泽”，《历阳典录·山川》有明确记载:“阴陵山，州北八十里(现制五十六华里)，旁有泽名红草湖，春夏之交，潦水涨发，弥漫无际，所谓阴陵大泽者也。”红草湖即今和县绰庙境内离乌江很近之裕民圩。说阴陵山是项羽迷道处，还可以从众多史籍中得到印证。宋《读史方舆纪要》云:“阴陵山，在全椒东南二十五里，项羽东渡乌江，道经此山……项羽迷道陷大泽处也。”《纲鉴易知录》卷十亦云:“阴陵山，在今安徽和县北，接江苏江浦县界”。江浦与乌江一桥之隔，可见阴陵山与乌江相距甚近。此外，古代诗文亦可作为佐证:唐代诗人刘禹锡被贬为和州(南梁、北齐在历阳议和后，改历阳为和州)刺史，在其《历阳书事七十四韵》里，就有“一夕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道处，亚父所封城”这样的诗句。收入《全唐诗》中的张祜一首《过阴陵山》，亦有“壮士凄惶到山下，行人惆怅到山头；生前此路已迷失，寂寞孤魂何处游”的喟叹。这里明确项羽是过阴陵山，而不是过阴陵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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