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九、轮台诏)

　　汉武帝杀了刘屈氂，想着江充、李广利、刘屈氂这些人都曾受自己宠幸，最后却查出来一个个都是背叛自己的奸佞之徒，越想越觉得对不起被他们迫害致死的儿子刘据。将军公孙敖和浞野侯赵破奴跟贰师将军李广利有点儿牵连，可他们早就因为巫蛊的事情而获罪，两家都被武帝灭了族。现在一时半会儿实在找不到什么人能给武帝杀了来解气，他就下诏在湖县盖了一座思子宫，又起了一座归来望思台，用来纪念太子。天下的百姓听说皇上为含冤而死的太子在湖县修了宫室和高台，心里都伤感不已。
　　这年（征和三年）秋天，汉朝国内发生了蝗灾。天灾人祸加在一起，汉武帝想想这两年多来国内的混乱状态，觉得再这样下去汉朝的江山非断送在自己手里不可。可他还不死心，还想再去求一次神仙，看看上天是不是还眷顾着他。于是他不顾大臣们的恳求，执意在第二年的正月到东莱郡的大海边巡幸。
　　武帝来到海边，想乘船出海去寻找传说中的瀛洲、蓬莱、方丈三座仙山。群臣苦谏，武帝充耳不闻；可是如果连老天爷也不让他去，那就没有办法了。偏偏武帝到海边的那些天，海上刮着狂风，乌云遮得白天也昏晦暗淡；恶浪汹涌，拍打在岸边的礁石上，发出吓人的巨响。武帝在海边待了十几天，天天是这样的恶劣天气，根本上不了船。武帝见老天这么不给他面子，叹了一口气，死了心回来了。
　　征和四年二月丁酉日，雍县降下了两块巨大的黑色陨石，陨石落地的时候发出的巨响连四百里以外都能听到。象陨石落地这一类的异常天象往往是天下将有灾祸的凶兆。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东郡降下一块陨石，有人在上面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秦始皇大怒，斥令御史对居住在陨石附近的黔首严加拷问，无人肯招认刻字之事。连三皇五帝也不放在眼里的秦始皇竟然十分忌讳别人说“死”这个字，他又恼又怕，竟下令将周围村庄的百姓全部处死，又下令将陨石焚毁。
　　同年秋天，有使者夜过华阴平舒道，路遇一人持白璧当道，将璧献给使者说：“请帮我将此璧交给滈池君（“滈” hào，音“浩”，也就是滈池的水神。关于滈池君的真实身份，在学者们中间存在着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滈池君指的是灭掉商朝的周武王。因为周武王将京城由沣水西岸的丰京迁到沣水东岸濒临滈水的地方，所以新都被命名为“镐京”。也有学者认为由于秦朝宣称以“水德”得天下，因此这里的“滈池君”实际上是执璧人用来暗指秦始皇的）。”那人离去的时候神秘兮兮地说了一句“今年祖龙死”就不见了。使者将此怪事上报，所呈上来的玉璧经过御府的查验，竟然是始皇帝二十八年南巡渡江的时候遗失在长江里的玉璧。
　　始皇帝听了使者的话默然不语，过了好大半天才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淡淡地说：“山鬼也只不过知道今年之内的事情罢了！”意思是说使者遇到的只是一个道行不高的山中野鬼，自己的阳寿并不是这样一个幽冥界中的小角色所能知道的。更何况现在已是秋天，今年马上就要过去，因此山鬼的谶语是不可能应验的（秦朝和汉初的制度是以每年的十月为岁首，因此即使这一怪异事件发生在初秋的七月，距新年最长也不过三个月而已。始皇帝病死是在始皇三十八年的七月丙寅）。到了退朝的时候，他又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对大臣们说：“所谓‘祖龙’不过就是指人的祖先而已。”始皇帝急于跟“祖龙”的称呼撇清关系的做法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更显得他的心虚之溢于言表。
　　让始皇帝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道行不高的山鬼竟然真的一语成谶（chèn，音“趁”）。第二年十月（实际上这已经是第三年的岁首了）始皇帝出巡，第三年七月就病死在沙丘平台；他死后的第二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四方响应，天下又恢复到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应验了“始皇帝死而地分”的谶语。
　　秦始皇时的旧事如今又在这个多事之春重演，熟知历史的汉武帝心里当然不可能不受到震动。他觉得可能真是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惹得老天爷发了怒，所以降下灾祸来惩罚他，心里也觉得后悔。于是在三月里，他来到钜定县（今山东饶县以北）亲自下田耕作，回来的时候封了泰山，庚寅日那天又在明堂祭祀，癸己日禅了石闾山（古代帝王封禅，在泰山筑坛祭祀昊天上帝，称为“封”；在泰山周围的一座小山上祭祀土地五谷，称为“禅”，合起来就是“封禅”）。他借着接见群臣的时候表示了自己的悔意：“我即位以来的所作所为多有狂妄悖乱的地方，使得天下百姓愁苦，现在想起来追悔莫及。从今天开始如有伤害百姓或者浪费天下财力、物力的事，一律停止。”
　　这时大鸿胪田千秋趁机进谏说：“方士们众口一词说有神仙，可没见到有一个灵验的。臣恳请皇上把他们都贬斥回家。”武帝说：“大鸿胪说的是。”于是他下令将所有方士、巫师全部遣送回籍。从此以后武帝常常对群臣叹息说：“我以前真是愚昧昏惑，被这些方士欺骗愚弄。天底下哪有什么仙人呢？全是虚妄的妖言罢了！人只要节制饮食，有病了照方子吃药，能够少生病就行了。”
　　然而驱逐方士的事，武帝可能执行得并不彻底，也许只是象征性地把一些不受他宠信的方士打发走了事。从后元二年仍有随驾的方士告诉他长安狱中有天子气这件事来看，在他临死之前，身边还是有不少的方士在活动。
　　征和四年六月，汉武帝从泰山回到甘泉宫，这时搜粟都尉（管农业和财政）桑弘羊就给他上了个折子，怂恿他在轮台驻军屯田。
　　桑弘羊是个理财能手，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六大理财家之一。他主管财政的思路，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政府消费的方式刺激经济的繁荣。他在财政的开源方面很有一套，在武帝的支持下推行盐铁官营、将民间的铸币权收归中央，并由中央在全国统一发行新货币、推行均输和平准政策等一系列财政改革，使得汉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因此武帝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宏大构想付诸实施。后人读史，大多以为汉朝击败匈奴全是卫青、霍去病等战将的功劳，其实桑弘羊才是漠北之战的第一功臣。如果没有他千方百计地帮助汉武帝括钱，武帝根本没有办法凑足那么多的辎重、马匹交给卫青、霍去病去跟匈奴人放手一搏。因为桑弘羊十分能干，武帝对他十分信任。关于桑弘羊的事我们留在后面讲到汉昭帝的时候再说，这里还是继续说说轮台的事情。
　　本来自从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以来，已经在西域设置校尉，并在渠犁屯田。由于连年征讨匈奴，弄得国内十分空虚。桑弘羊出于好心，希望武帝能够在西域驻军屯田，这样既有利于控制西域诸国，又可以减省不少从内地运送军粮到西域前线的开支。他就和丞相御史给汉武帝上了一个奏章说：
　　“过去轮台以东的捷枝、渠犁都是故国，地域宽广，水草丰饶，有可以灌溉的良田五千顷以上。那儿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可以挖通沟渠，种植五谷，能和中国同时成熟。此地旁边的诸国都缺少刀、锥这样的兵器，以黄金、彩缯（彩色的帛）为贵，可以用来交换谷物食品，方便补充给养的不足。臣的愚见，认为可以派遣屯田士卒到轮台故地以东，设置校尉三人分别护卫，让他们各自依据当地的地形开掘沟渠，分别按照时序多种五谷庄稼。可以从张掖、酒泉郡派遣骑兵假司马（军官的官名）进行侦察瞭望，归这些校尉节制，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通过这些侦骑来传递消息，以利便宜行事。屯田一年以后，有了积蓄的谷物，就可以招募有家业妻小，不畏******远方的壮健男丁到田所来，授以耕作积粮作为其本业，拓展垦区，灌溉田亩。再修筑列堡亭障，连城向西，可以威慑西域诸国，扶持乌孙，十分方便。臣谨恳请皇上派管理征伐诸事的臣属‘昌’分遣部队行边，严令太守、都尉明举烽火，选拔士卒马匹，严密侦察，积蓄茭草（就是茭刍，喂牲畜的干草）。希望陛下派使者出使西域各国，以使他们安心。臣冒死提出上面的请求。”
　　应该说桑弘羊的这个提议，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而言，对汉朝政府积极开发西域的扩张战略是一项很划算的建议。在西域当地驻军屯田既可以省却遇到西域动荡时，中央出兵千里奔袭所需后勤运输的巨额耗费和粮草不足问题；又可就近威慑西域诸国，便于扶持当地的亲汉政权打击异己。这样既省却了士兵长途奔袭之苦，又能使汉朝在西域保持长期的影响和政治存在，可谓一举数得。然而他这个积极插手西域事务的建议提得却不是时候，跟武帝现在提倡的“偃武修文，与民休息”的政治大气候完全是背道而驰，因此在武帝那里讨不了好，就在所难免了。
　　汉武帝看了这份奏章，想起桑弘羊上次曾劝他下令让老百姓加税三十钱“助边”，也就是变相地征收屯边的赋税，就抓住轮台屯田这件事下了一道诏书说：
　　“从前有人奏请我，想增加老百姓的赋税每人三十钱作为开边的费用，这是加重老弱孤寡者的负担，叫他们生活更加困难；现在又奏请派遣士卒到轮台去屯田。轮台在车师以西一千多里，从前开陵侯（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闿陵侯成娩）攻打车师的时候，危须、尉犁、楼兰等六国的子弟在京师（长安）的，都先回国去，送来牲畜食物迎接汉军，又分别发本国兵马各数万人，各由本国国王亲自率领着跟汉军一起合围车师，终于迫使车师王投降。参战的诸国都已精疲力竭，回军的时间已经没有力量再沿路供给汉军食物。汉军破城时虽然夺得的食物众多，却竟然也不够自给，不能保证回国的需要。身体强壮的士兵吃光了牲畜，羸弱者倒在路上死去的有数千人。我发酒泉郡的驴、骡、骆驼驮负食物出玉门关迎接军队。运送物资的吏卒们从张掖起程，路程并不算遥远，然而仍滞留不去的依然很多。
　　过去，由于我的不明智，因为一个叫‘弘’的军候（军中的侦察人员）上书说，匈奴人把马捆住前后腿扔在长城下，对守长城的汉军说：‘秦人（当时匈奴对中原华夏族通称为“秦人”，犹如后世称其为“汉人”一样）！你们要马，我们就给你们！’又因为汉朝的使者被扣在匈奴长久不回，所以我才派贰师将军率军讨伐，想以兵威作为使者的倚重，使匈奴人不敢怠慢他们。
　　古时候卿士大夫们参预谋划军国大事，都要参考龟甲的占卜，如果不吉利就不施行。我把匈奴人缚在马身上的文书遍示丞相、御史大夫以及二千石俸禄的诸大夫、郎官、儒生博士，甚至郡国、属国的都尉成忠、赵破奴（跟被武帝灭门的浞野侯赵破奴不是同一个人。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匈奴之前，浞野侯赵破奴已经死了很久了。因此这里如果不是班固笔误引错了诏书里的姓氏的话，那么这个赵破奴就是跟浞野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之流，他们都说：‘北虏自己把自己的马捆绑起来，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用意？’他们大多认为‘这是匈奴人想故意显示自己的强大。他们这个时候其实牲畜数量严重不足，却故意向汉朝夸耀，显示自己马匹数量有余’。
　　我用《易经》占卜，得到《大过》里的九五之爻，预言匈奴将遭困败（《易•大过》九五爻辞是“枯杨生华”，意思是在枯萎的杨树上发出新芽。这是一种寓意生命力很脆弱，很容易衰败的卦象，所以汉武帝认为此卦预示匈奴将遭败绩）。又经待诏公车的方士和太史（官名，属太常）占星望气，太卜（官名，属太常）用龟甲卜问，都得到吉兆，认为匈奴必可击破，而这一天赐良机是不可能再次得到的。占卜得到的卜辞说‘派遣诸将北伐，在釜山（山名，不是现在的韩国釜山市）一定能克敌制胜。’；而由谁率军出征，占卜的结果是贰师将军最为吉利。因此我拜贰师将军为将率军出征釜山，下诏书告诫他一定不要深入敌境。现在看来所有卜兆都是完全相反的结果。
　　重合侯马通抓获了匈奴的军候（侦骑。“候”是候望、瞭望、侦察的意思），俘虏交待说：‘听说汉军要来，匈奴单于指使巫师将施过诅咒的牛羊尸体掩埋在汉军要经过的道路和要饮用的水源里，以诅咒汉军；单于留给大汉天子的马皮裘袄，也是叫巫师反复施过诅咒的；把马腿捆绑起来，也是为了诅咒汉军兵败。’匈奴人又占卜得到结果说‘汉军的一员将领将不吉利（指兵败）’。匈奴人常说‘汉朝极大，汉人却不能忍耐饥渴，就象俗话说的：跑了一头狼，走了千只羊。’贰师将军败师辱国，将士们死伤离散，我每次回想起来，常常感到悲痛不已。现在又有人请求我派人远赴轮台屯田，还想修筑亭障烽燧，这是骚扰天下民众而不是优待天下百姓啊！这样的建议我都不忍心听在耳里。
　　大鸿胪等官员又商议，准备招募囚犯作为护送匈奴使者回去的使节，以封侯作为恩赏的条件，让他们去为国家报忿怒（意思是做刺客，行刺匈奴单于）。这是连春秋五霸都不屑于做的事情，我们大汉朝怎么能做呢？况且匈奴得到汉朝投降的人，往往提挚挟持，搜索他们随身的兵刃，从他们嘴里询问汉朝的内情。现在边塞纪律松驰，守卒有擅自出逃而官长不能禁止的。驻守亭障的长吏（即驻守在亭障堡垒中的小队士兵的长官）驱使守卒围猎野兽，获取皮肉来谋利，守卒苦不堪言，烽火也因此疲蔽（指警讯边备的军务因为士兵围猎野兽贩卖谋利而废怠）。这些弊端我过去因为言路壅塞而不曾了解，都是后来从匈奴那边投降过来的人或者抓获的俘虏口里才知道的。
　　现在当务之急在于禁除苛暴的行政，停止擅自征税，着力以农业为朝廷推行政令的根本（也就是把汉朝政府的工作重心由征伐匈奴、开拓西域的军事方面转移到农业方面来），恢复‘马复令’（汉景帝时为了防备匈奴入寇，号召全民养马，颁布了《马复令》，规定老百姓凡养马一匹，免除其家三人的徭役），以补充边防用马的不足，只要边防武备不缺乏就行了。各郡国二千石的官员都要向朝廷上书，贡献畜养繁殖马匹的办法以弥补边防马匹的损耗。上书者可以跟上计（秦汉时的制度，每年年终时各郡要派丞或长史赴京，将本郡在这一年中诸如赋税、刑狱、推举人才等方面的政绩编写成计书或计簿呈交中央，由中央依据计簿对各郡官员进行考核评定，作为任免奖罚的依据，称为“上计”）的官员一起赴京，直接向中央报告。”
　　汉武帝的这道诏书，由于是因轮台屯田之事而起，因此就被后世史家称为“轮台诏”，它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道罪己诏；武帝下《轮台诏》这件事，也就相应地被史家们称为“轮台悔过”，它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武帝在诏书中回顾了远征西域的艰难；叙述了因为自己的失误和轻信占卜之言而下令李广利出兵匈奴，导致损兵折将的惨痛教训；描述了守边士兵因困苦而沦为逃兵或者被长官欺凌而被迫捕兽贩卖，换取衣物食品的困苦。最后他沉痛地表示要停止征伐，专力以务农为本，让天下百姓都能休养生息。他还迫不及待地希望朝廷及地方的官员都能积极想办法增加官民畜养的马匹数量。这些恳切的言辞都让人感受到了他一心悔过的诚意。而武帝在颁布了《轮台诏》之后，也确实象变了一个人似的：从前那个一心想着求神仙、降服匈奴和西域，“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汲黯语）的大有为之君不见了，皇上现在心里想着的，是怎么样让老百姓多收粮食，多养马匹，犹如一个知足的农家老翁，一天到晚的话题总是离不开田间地头、鱼鸟桑麻。他从此不再对外用兵，又把丞相田千秋封为“富民侯”，意思是让天下人都知道，他想让老百姓都重新富裕起来，恢复文景时代的安定生活。
　　《轮台诏》大概也是武帝晚年最重要的一份政治文件，它把西汉中后期国家的政治轨迹完全改变了，从此也把大汉帝国从被武帝早年的锐意进取搞得大厦将倾的危境中解救出来，重新回到文景时代“无为”的政治常态中来。因此北宋的史学家司马光在评价轮台悔过时说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和秦始皇同样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之所以没有象之前的秦始皇、之后的隋炀帝那样身死国灭，起关键作用的就在于他以政治家的超凡勇气下的这一道罪己诏。
　　历史上帝王因天灾人祸下罪己诏的不少，早在商朝时，就有商汤祈雨桑林，请求上天“降罪于己一身而勿施于百姓”的记录。然而这些罪己诏大多都是应景的伪饰之作，真正起到效果的几乎没有。而汉武帝的《轮台诏》颁布以后，由于武帝认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使得本来“如鼎如沸”的各地民变逐渐平息下来，原本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开始缓和，汉朝转危为安，效果确实是显著的。因此司马光给予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评价，大体上是公允的。
　　《轮台诏》上记载的一件事值得研究一下，就是武帝在诏书里所说的匈奴人在汉军进军的道路以及水源掩埋被巫师诅咒过的牛羊尸体这件事。有的学者研究认为，所谓被匈奴人的胡巫诅咒过的牛羊尸体，其实就是因患瘟疫而死的牲畜的尸体，并没有被巫师下过什么诅咒。匈奴人将它们埋在汉军的必经之路上，是想使汉军的马匹因感染瘟疫而失去战斗力，或者使汉军士兵因饮用不洁净的水而患病。如果这种看法是可信的，那么匈奴人就可能算是在世界战争史上最早实施生物战的军队。电视剧《汉武大帝》据此认为一代名将霍去病在24岁时暴卒身亡，就是因为在征战西域的过程中染上了匈奴人投下的瘟疫。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轮台诏》的原文，附在《汉书》卷九十六（列传第六十六）的《西域传•下》，“渠犁”条之后。
　　汉武帝下了《轮台诏》，就罢免了桑弘羊的搜粟都尉的职务，让他去改当御史大夫。御史大公虽然号称“副相”，但自从中朝崛起后，早已和丞相一样，变成了不管实事的闲官。让商贾之子出身的桑弘羊离开自己熟悉的财政岗位，跑去管监察官吏，简直是使英雄无用武之地。汉武帝把搜粟都尉的职务交给丞相田千秋推荐的一个叫赵过的人。
　　田千秋又叫车千秋，他的“车”这个姓氏的来由可能就是源于他年老体衰时，汉昭帝特许他乘坐小车到宫里来参加朝会，因此百官见了，都叫他“车丞相”。他原本是齐国贵族田氏的后代，因为汉高祖刘邦听从娄敬的建议，把天下齐、楚两国的田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五大豪族及其他各地富豪十万人强制迁到关中的长陵地区（汉高祖的陵寝所在地）居住，因此田千秋也就成了长陵人氏。
　　田千秋从大鸿胪升到丞相是补了刘屈氂的缺，武帝把刘屈氂杀了以后就任命田千秋做丞相，封为富民侯。田千秋本人并无特别的才能，也没有立下什么惊天动地的殊勋伟业，在长长的官僚队伍中更是毫无资历可言的小字辈。他从一个看守汉高祖长陵寝庙的小小的郎官被武帝拜为大鸿胪，位列九卿，不过就凭着他在别人不敢说话的时候大着胆子给武帝上了一封奏章为卫太子陈冤；而从大鸿胪升到丞相，又不过“旬月”之间（《汉书•田千秋传》语），也就是几个月功夫。即使在频繁换相的武帝一朝，这种火箭上升的窜红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罕见。
　　后来汉朝的使者到匈奴去，狐鹿姑单于问他：“听说汉朝新拜了丞相，他何以能够被任用为相呀？”使者回答说：“是因为上书言事的缘故。”单于就讥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汉朝设置丞相不是为了任用贤能，随便一个男子上书就能得个丞相的位子。”使者回来的时候把单于的话如实禀告了武帝。武帝认为使者没有据理反驳狐鹿姑单于，是在蛮夷面前丢了汉朝的脸面，辱没了使命，就把他下了狱，交给狱吏问案定罪，过了好久才放出来。
　　然而田千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平平常常，其实却是大智若愚，班固对他的评价是“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汉书•田千秋传》），就是说他为人敦仁厚重，在丞相的位子上干得也很称职，比他之前之后的几位丞相都强。田千秋为相至少不象刘屈氂那样尸位素餐，凡事都以武帝的喜怒为自己的好恶。他拜相以来，对于汉朝乃至天下的农民所作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就是举荐了赵过担任搜粟都尉。
　　赵过的生卒年、籍贯和家世在史书中都没有交代，《汉书》中也没有专门为他立传（理财能手桑弘羊在《汉书》中同样没有传），这的确是一大遗憾。他的事迹，都记载在《汉书•食货志•上》里面。赵过在农事方面所作的贡献有三项，一是推广“代田法”代替过去的“缦田法”，提高了土地的耕作效率；二是发明了以牛力和人力相结合的犁耕方法“耦犁”代替过去普遍使用的人力耕作方法，提高了耕地的效率；三是发明了下种用的机械“耧车”，提高了播种的效率。
　　“缦田法”也叫“畎亩法”，是一种古老的耕作法，据说周朝王室的祖先后稷在夏朝做农官的时候就已经实行畎田了。所谓“畎”是指田间较低的可耕种部分，“亩”就是分隔畎的田间高地，也叫做“垄”。缦田法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耕作方法，它没有田亩轮种轮休的概念，因此田地的肥力用尽以后，就要休耕一段时期，让农田休息以任其长满野草（称为“莱田”），或者种植五谷杂蔬，以调节地力。肥沃的上等田需要莱田一年，中等田需两年，贫瘠的下等田则要三年才能恢复肥力。这样的耕作方法使得土地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处于不适合耕作粮食的状态，无疑大大降低了使用效率。就在这种情况下，赵过吸取了前辈老农的经验发明了“代田法”，并在逐级试验成功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广。
　　赵过“代田法”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亩三甽，岁代处”，“甽”就是“畎”。也就是说，将一亩田按每一步分为三畎，三畎之间有两垄，再加上步边上的一条垄，就有三条垄和三畎对应（汉朝的田制，一亩田如果按直测，就是横一步，纵二百四十步；如果按方测，横十五步，纵十六步；这两种算法得到的数字，都是每亩合二百四十平方步。每一步的长度是六尺）。“代田法”规定每一畎的宽度是一尺，按一步六尺计算，每条垄恰好也是宽一尺；畎的深度则是一尺。由于北方黄河流域是旱作区，雨水较少，而且春天常有大风，因此播种的时候种子撒在畎里，能够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水分，有利于禾苗生长；垄则处于休息状态，任其自生野草培养肥力。到了中耕除草的时候，谷苗已生出三片以上的叶片，这时稍稍把垄上的杂草锄除一次，把垄上养过杂草带有肥力的土壤铲下培到畎里谷苗的覆土之上，一方面既可以以肥沃的垄土壮苗，又可使谷苗的根基附着在厚土之上更加牢固，能抵御北方春夏季节常见的大风。以后每除一次草就把垄土铲下培苗一次，到了盛夏时节，垄土已经铲平，而畎里的谷苗因为不断地培土，已经变得根深苗壮，能抵抗大风和干旱了。到了收获的季节，因为垄土不断被铲下堆积到畎里，因而畎变为垄，而垄则变成了畎，到了下一年的时候就可以在原来是垄的畎里下种，而已经耕作过的畎在这一年则作为垄休息长草养肥。每亩田的三畎三垄就这样按照耕种和休养依次进行的顺序每年换位，每三年循环一轮；因为是每年畎和垄的位置互相代换，所以名为“代田法”。
　　实行代田法的时候，虽然每年只有一半的土地在进行耕种，但省却了莱田的时间，而且休息的那部分土地仍然可以为耕作的土地提供肥料，因而实际上提高了农田的使用效率和单位产量。再加上赵过发明推广了效率更高的耕作方法“耦犁”和下种器械“耧车”，使得生产效率更加提高。
　　代田法之外，赵过又推广使用“耦犁”的耕作新技术。据说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开始使用牛耕，比较可信的说法最迟至春秋时代也已经有牛耕出现。但由于驾驭耕牛的方法还很不成熟，因此一直到战国时代铁器普及以前都没有获得较大的发展。到汉武帝刚即位的时候，牛耕仍仅限于富户人家，一般普通农户则使用木制或铁制的耒耜进行耕作。赵过发明的“耦犁”方法，是采用二牛二犁三人的操作方式进行犁耕：二牛分别挽二犁，二人各扶一犁在牛后操纵犁土的方向和深度，另一人在前牵引二牛前进（另一种说法是二牛共挽一犁，前面二人各牵一牛，一人在后扶犁耕作）。由于牛力比人力大得多，因此采用这种方法能够把土地犁得很深很松，更有利于后期的耕作。到了东汉的时候，赵过的耦犁法推广到了辽东地区。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云南省宁蒗县仍然可以看到当地的纳西族老乡采用这种二牛三人式的耦犁方法进行耕作：耕地时一人在前牵引合了犋的两头耕牛，一人在后面扶犁，中间一人压犁辕以掌握耕地的深度。二牛三人的耦犁方式反映了牛耕发展初期的情况，当时驾驭耕牛的技术仍然不够成熟，犁具的结构和功能也远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牛耕技术在耦犁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到几十年以后的西汉晚期，伴随着更先进的犁具的产生，终于出现了一人一牛的“独犁”耕作方式。
　　赵过在改进犁耕的同时，还改进了下种的机械“耧车”。在赵过以前，农民下种使用的是独脚耧或者二脚耧。独脚耧的起源时间，据推测可能是在铁器得到普遍应用的战国时代；到了西汉初年，独脚耧和二脚耧都得到了普遍的使用，但它们的生产效率不高。赵过在这两种耧的基础上发明了三脚耧，也就是所谓的“耧车”。
　　按照东汉崔寔在《政论》中的说法，耧车是“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便焉。”耧车能够做到“日种一顷”，也就是一天之内能够完成一顷土地（汉制的一百亩，约合今天的五十亩）的下种工作。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这确实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高效能农业机械。现代的考古学家们在对山西省平陆县张店镇枣园村以南的一座汉墓进行发掘的过程中，在墓室西面一组描绘农夫驾黄牛下种的壁画中找到了耧车的形象。北京博物馆据此壁画复原出了耧车的模型，从而使我们今天能够对这一汉代的高效农具有更真实的了解。
　　耧车主要由耧斗（作为盛放种子用的种子箱和排种箱）、三条平行排列的中空的耧脚（充当输种管）以及装在每条耧脚上的小铁铧（充当开沟器）组成，另外还有把各部分组合在一起的机架以及套在耕牛身上的耧辕（充当牵引装置）。耧斗位于耧车的中央部分，耧脚装在耧斗下面，每条耧脚通过一根中空的输种管跟耧斗相连。播种的时候，一人在前牵引架着耧辕的牛在平整好的土地上前进，耧脚上的小铁铧插入土里，在前进的过程中能象犁地一样在土壤表面开出条播下种用的小沟；另一人在后面控制耧柄的高低以调节耧腿入土的深浅，同时以适当的力量摇动耧柄，使种子均匀地从三条耧腿下方的开口处播入小铁铧所开的下种沟内。由于耧车的三条平行排列的耧腿之间各自相距一尺，正好是一畎或一垄的宽度，因此在用代田法耕作的田里使用耧车下种，一次可以播三行，只需一次就可以播完一步的宽度。
　　种子入沟之后，需要往沟里回填表土，这一步是通过附加在耧车上的一种叫做“挞”的工具来完成的。挞的形状和使用方法，在元代农学家王祯所著的《农书•耒耜门》篇中有详细的记载：所谓“挞”就是“打田帚”，它是用许多灌木的小树枝绑成扫帚的形状，绑的时候尽量使它的形状扁而阔，以使其在使用时能一次扫过尽可能大的表面积，提高生产效率；然后在上面压缚一定重量的重物。根据所耕作物品种的不同，所缚压重物的重量可由种植者自行调节，但以不将表土压得过紧、伤害种苗为原则，也就是《农书》上说的“亦要轻重适宜”。挞的长度可以达到三到四尺，宽可以达到二尺余（《农书》，这是元代的尺寸）。使用的时候将它绑在耧车的后面，由耧车拽着在地上拖行前进。耧车前进时，后面的挞因为上面压缚了重物，因此树枝被向下压，在前进的过程中受到地表土较大的阻力，就会象推土机一样把前方的地表土向前推到下过种子的小沟里，然后挞上的重物碾过时就自然起到了压实表土的作用。《农书》引古农法云“耧种既过，后曳此挞，使垄满土实，苗易生也”。由于耧车配以挞，将开沟、下种、覆土、压实等全部播种过程统于一机，一次完成，既灵巧合理，又省时省工，因此可能确实能达到“日种一顷”的效率。赵过留下的这一巧妙的农具，常常让人联想到现代的联合收割机一类的自动化农业机械。
　　赵过在推行这三大措施的过程中，事先制定了十分周密的计划，谨慎地逐级向下推广。为了检验新的耕作方法的效果，他首先在武帝的离宫（正式宫室之外别筑的宫室）中进行试验，在外墙和内墙之间的空地上开辟了两块田，在其中一块田上教守卫离宫的兵卒用新法耕种，另一块田用旧法耕作进行对照，结果新法耕作田课得的谷物比旁边的对照田每亩多收一斛以上。
　　试种成功后，赵过就派人把新的耕作方法传授给太常及三辅地区的官员，由汉武帝下令给大农（也就是大司农），选择手巧的工匠奴婢制作赵过设计的耕田器械。各地二千石的长官（郡守及各诸侯国的相国一级的官员）派遣令长（即县的长官。汉制万户以上的县的长官称为“县令”；万户以下的县的长官称为“县长”，合称“令长”）、三老（汉代县、乡掌民众教化的官员）、力田（掌劝课农事的乡官）及里中善于耕作的父老到京师来，授给田器，学习耕作、养苗的新方法。然后下令在命家（有爵位的人家，即受爵位在最低一级爵“公士”以上的家庭）的田亩及三辅地区的公田上用新法耕种，又将新法传授到边郡及居延城地区。因此后来边城各地、河东郡、弘农郡、三辅地区及太常隶下的关中富户都使用代田法及新的耕作技术、器具，花费的人力比以前少，得到的谷物却比以前多。
　　由于新的耕作方法效率大大提高，农民有能力耕种的土地面积也大大增加。按照“一井一屋”配备十二个农夫耕作的制度，他们可以耕种五顷土地，相当于古代的一千二百亩，平均每个人能耕种古田一百亩（汉代以前的亩是“小亩”，每亩只有一百步；汉武帝时正式实行“大亩”，一亩为二百四十步。汉代一顷为一百亩，所以五顷就是古代的一千二百亩。汉代的一亩约合今天的半亩）。而按照《淮南子》的说法，在赵过以前，农民用耒耕地，所能耕种的土地不能超过十亩，一岁的收入不过四十石。因此仅从耕种的面积来看，新的耕种方法已经将效率提高到了原来的十倍。采用耦犁方法后，一年的收入“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也就是比没有采用代田法的缦田（里面不分垄和畎的田亩）每亩多收一斛以上，如果是土质条件更好的肥田，收获还要成倍增加。
　　在推广耦犁法的过程中，赵过遇到了一些较贫苦的农民缺少耕牛，无法深耕的情况。这时有一个平都县（在今陕西省子长县西南）的县令叫做“光”的，教给赵过一种以人力挽犁的方法。赵过就把光推荐给汉武帝，请求汉武帝任命光做自己的助手——搜粟都尉丞（“丞”是正式长官的属官和辅佐，象县令下面也有“县丞”），教农民们用换工协作的方法用这种“人力犁”进行耕种。采用“人力犁”的时候，如果参与挽犁的人多，每天能耕三十亩土地，人数少的也能耕十三亩，因此开垦荒地的面积大大增加。
　　赵过不但积极地将自己探索得到的农业新方法传授给老百姓，让他们从中获得实惠，而且还很有可能总结了自己的成果，写成书流传于后世。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所辑录的他所能见到的古籍书目中，有一部被他归入“杂家”流的综合性农业书籍叫做《赵氏》。关于这部书，他的记载只有寥寥八个字：“《赵氏》五篇，不知何世”，也就是不清楚它是什么年代产生的著作。这部古代农书今天已经佚失，看不到它的内容了，但有学者认为它应该就是一部汉代的作品，清代学者沈钦韩甚至“疑即赵过教田三辅者”，也就是认为这部《赵氏》就是赵过自己记录或者由他的子孙、属下总结的关于他教授农民代田法的心得语录，犹如孔子门人辑录孔子语录而成《论语》一样。清代的另一位学者姚振宗也指出，汉代文献所记载的在农业和农学上做出过贡献的赵姓人物“其著闻者，无过于赵过”，他又推测“题日赵氏者，或其子孙及吏士为之”。这种推测确实是很有可能的。
　　任用赵过大举改进农事之外，汉武帝又积极兴修水利，听从大夫白公的建议开凿了白渠。
　　关中自古就有兴修水利的传统。早在战国末年，秦国采纳客卿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逐步蚕食关东六国。距秦国最近的韩国不堪秦军的连年进攻，朝廷当中不知道是哪个蠢人想出了一个“疲秦”的馊主意，韩王依计而行，派遣一个叫郑国的水工入秦，说服秦王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开凿一条水渠，引泾水入洛水，既可以灌溉关中的大片土地，又可解除泾河长期以来的水患，秦王政欣然同意。韩国的本意是想让秦人在大规模的修渠劳作中不堪重负，从此无力东进，韩国就可以换得几年的和平喘息之机。不料水渠修到一半，郑国的阴谋败露，秦王政勃然大怒，一边要杀掉郑国这个敌国奸细，一边下令“逐客”，驱逐国内一切客卿。一个从楚国的上蔡来到秦国的客卿李斯在被逐途中给秦王政上了一份表章，痛陈逐客之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谏逐客书》。秦王政看了李斯的上书，头脑冷静下来，撤回了逐客令；郑国也在王廷上据理力争，他辩解说虽然韩国最初的动机确实是想消耗秦国的国力，但水渠一旦修成，得到好处的却是秦国而不是韩国。虽然在修渠的若干年中秦国对韩国的攻势会暂时减弱，但也只不过是让韩国延缓几年寿命而已，而这条水渠带给秦国的，将是千秋万代享用不尽的功利。郑国的话说得秦王怦然心动，于是秦王政又对郑国信任如初，让他继续主持水渠的修筑工作。
　　水渠修成后果然如郑国所说的那样使秦国既得到了灌溉的水利，又断绝了旱涝不均的水患，使关中地区成为名符其实的“天府之国”；再加上秦国早在秦昭襄王时代为了从蜀中浮江而下攻伐楚国，派李冰在岷江上修建的都江堰造就了另一个天府之国成都平原，秦国因此更加富强。因此站在韩国的立场来说，这一条“疲秦之计”可谓偷鸡不成反蚀米的自摆乌龙之举，徒以成为后人笑柄而已。因为郑国修成的水渠给关中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因此人们就把这条水渠叫做“郑国渠”来纪念他的贡献。
　　汉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农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也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在西汉两百年间，兴修的较大水利工程，有漕渠、六辅渠、龙首渠、白渠、成国渠、六门陂等，还有其他中小型的水利工程不计其数。在这六项大工程中，除了六门陂是在汉元帝时期由南阳太守召信臣兴建于关东的南阳以外，其他五渠都是修建于关中的水利设施，而且都是汉武帝时期修建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又要属白渠。
　　虽然汉武帝在讨伐匈奴的数十年间主持加固修缮了黄河大堤，使黄河在八十年间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灾害，但他兴修这项大工程的出发点却是为了保证在倾举国之财力大举进军漠北的时候，国内能没有后顾之忧。漕渠虽然也使渠下的农民获得了灌溉之利，但其主要目的却是为了缩短从黄河沿岸到长安的漕运距离，克服渭水通行条件的不足，便于将关东来的漕粟输送到长安；六辅渠则是作为郑国渠的辅助设施而修建的，目的是为了灌溉郑国渠旁边的高地；龙首渠的修筑原本是为了改造今天陕西的北洛河下游的商颜山（今天的铁镰山）下的咸卤土地，然而由于商颜山的土质疏松易塌不适合施工，建设了十年却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白渠的作用以及所取得的成效也就更显得突出。
　　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赵国的中大夫白公奏请汉武帝开凿水渠。白公的名字已经失考，连记述历史的史官也只知道他姓白，所以就叫他“白公”。白公建议开凿的水渠起自谷口（在今陕西省云阳县治谷），在郑国渠的南面引泾水向东南流，经高陵、栎阳（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至渭南以北的下邽注入渭水，全长二百里，可以灌溉沿渠的田园四千五百多顷。关中百姓为了纪念白公，就称此渠为“白渠”。
　　《汉书•沟洫志》记载关中百姓称颂白渠的歌谣说：“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意思就是说：“耕田哪里好？池阳（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和谷口。郑国渠在前，白渠在后边。举臿（耕作用的农具）连成云，开渠象下雨。一石泾河水，几斗是泥淤。既能溉良田，又能积成肥。禾黍长田里，结实硕累累。京师衣食足，人口千千万。”在班固辑载的这首民谣里，白渠被和郑国渠相提并论，可见它建成以后对于改善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谣里提到泾河“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这说明泾河水量很大，因此开渠放水灌田的时候才会象下雨一样；而且泾河的含沙量也很大，一石重量的泾河水，沉淀下来居然能得到数斗的淤泥，可以用作肥田的肥料。可见白公建议修筑白渠的目的，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引水灌溉农田，也是为了给泾河清淤，即在每年的行洪季节，利用洪水的较大流量来冲刷淤积在泾河河床底部的大量淤泥，将带有淤泥的河水引到渠里，或沉淀下来以后再加以利用，或直接用于灌田。这样既可以得到泾河里富含无机肥的大量淤泥作为肥料，又解除了泾河河床不断淤积而造成溃堤漫洪的隐患，可谓一举两得。
　　汉武帝虽然下了轮台诏，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却不肯停止对巫蛊案件的追究。丞相田千秋见武帝因为巫蛊事件大开杀戒，又连年对戾太子的案子穷追不舍，官员们牵连进去被杀被关的很多，人人恐惧自危，就想找个办法让武帝高兴高兴，也许就能放松对戾太子案件的追查，让群臣稍稍安心。于是他就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年末或者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征和四年的下一年）年初这一段时间之内，借着汉武帝七十大寿临近的机会，约会御史大夫和京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集体给汉武帝上寿，称颂武帝的美德，劝他施行恩惠，缓施刑罚，平时多听听音乐，怡养情操，安定精神，为了天下人的福祉而享受娱乐，保重身体。这份奏章里面除了劝汉武帝不要过于操劳国事，要适当地注意娱乐休息，保养身体以外，也含有委婉地批评劝谏的意思。
　　汉武帝回复说：“由于我的失德，自从左丞相（刘屈氂）跟贰师将军阴谋叛逆，巫蛊之祸已经殃及士大夫。我每天只吃一餐已经好几个月了，哪有心思听什么音乐呢？我常常为士大夫们感到痛心，过去的事以后就不再追究了。虽然这样，（但事情还是要说明白。）当初巫蛊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让他们督促二千石的官员负责搜捕，将嫌犯交给廷尉治狱查问，却没有听九卿和廷尉说查到了什么。早先，江充先在甘泉宫搜查，又到未央宫的椒房，都查出了巫蛊的木偶。后来公孙敬声阴谋用蛊术诅咒我，李禹之流密谋叛逃匈奴，有司都没有及时举报。我又让丞相（刘屈氂）亲自从兰台（汉代宫内存放图书秘籍、档案之处，设“兰台令史”管理相关档籍，班固就曾担任过这一职务。因为兰台归御史中丞管辖，所以后世有时也称御史台为“兰台”。现在“兰台”这个名称多用作档案管理机构的代称）掘出木偶查验，事情再明白不过了。（由于丞相执行我的诏令时阳奉阴违，）致使许多巫师的余孽漏网，至今仍在外面兴风作乱。他们在各地行蛊诅咒不止，阴谋侵害我的生命和健康。我惭愧得很，还称什么寿呢？我就‘敬不举君之觞’（臣子给皇帝上寿的时候，如果皇帝允许，就要说‘敬举君之觞’；如果不允许则说‘敬不举君之觞’。汉武帝‘敬不举君之觞’就是表示拒绝群臣为他上寿）吧！丞相、二千石的各位官员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们各自回去吧！《尚书》上说：‘不行偏私，不结朋党，圣王之道自然就会宽广’。你们不要再多说了。”
　　汉武帝在对群臣的答辞里，一方面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表示前事“既往不究”；另一方面却对自己的错误百般辩解。为此他不惜再一次玩弄把责任推给死人的把戏，彷彿天底下别人都是错的，就他一个人对，道理都让他老人家给占满了。
　　这次他找来当作代罪羔羊的是倒楣的刘屈氂。而刘屈氂所背的罪名，就是对汉武帝“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的诏令阳奉阴违，跟九卿、廷尉串通一气，对巫蛊的案情既不着力追查，又不如实上报，企图隐匿嫌犯、蒙混过关，以至于巫蛊之祸象滚雪球一样闹到不可收拾。对于自己大兴刑狱，引起朝臣人人自危的局面，他也一古脑儿地把罪过推给刘屈氂和李广利，说什么“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好象跟他自己没有一点关系似的。汉武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太极功夫，真是让人佩服得说不出话来。
　　汉武帝在答辞中提到的李禹，就是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的堂兄弟。李陵是李广的儿子李当户的遗腹子，李禹则是李广另一个儿子李敢的儿子。李敢在河西战场上跟着骠骑将军霍去病立了战功，受封为关内侯。而他父亲李广跟着大将军卫青出征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愤而自杀。李敢因此怨恨卫青，就借着一次机会将卫青砍伤了。卫青不愿意事情闹大，就把事情隐瞒过去。
　　然而李敢的顶头上司骠骑将军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他见有人欺负到舅舅头上来，这口恶气怎么咽得下去？他就倚仗着汉武帝的宠信，利用与李敢一起侍从汉武帝在上雍打猎的机会射杀了李敢。汉武帝因为宠信霍去病，就对外宣布说李敢是被鹿用角顶死的。
　　李敢的女儿做了卫太子刘据宫里一个没有名位的宫人，很受宠爱，太子连带着也宠爱李敢的儿子李禹。李禹这个人贪图财利，然而也很勇敢。他曾与宫中的侍中贵人一起饮酒，言语十分无理。侍中们都怕他，又不敢跟他动手，就在武帝跟前打他的小报告。汉武帝想整死他，就召他去刺老虎，用绳索把他悬到虎圈里放下去。绳子还在半空的时候，武帝突然下诏放出老虎。李禹非常勇敢，就在半空中自己用剑砍断绳索跳下来，准备跟老虎搏斗。汉武帝见他这么勇敢，起了惜才之心，下令将他救了上来。后来李陵兵败投降匈奴以后，有人告发李禹，说他阴谋策划准备逃到匈奴去投奔李陵，汉武帝就把李禹下了狱，结果死在牢里。
　　对于戾太子的专案，汉武帝也以胡巫余孽仍在作乱，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为由，拒绝了田千秋等官员让他宽刑省狱的请求。
　　武帝之所以在下了轮台诏之后仍坚持对巫蛊案穷治不已，实际上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对中央政府的各级官吏进行清洗，从肉体上消灭江充一类的“奸佞”以及任何对皇权构成威胁的政治势力，为自己身后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做好准备。武帝的这一目的，从同样发生在后元二年武帝生命中最后几个月的“条狱”事件（也就是“长安狱中有天子气”这件事）和赐死钩弋这两件事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事实上，汉武帝欲尽诛长安狱中囚犯的疯狂想法，是不能仅仅用“丧心病狂”的心理变态来解释的。
　　汉武帝积极推行重田恤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原先各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诗经•大雅•荡》语）的民变逐渐平息下来。而他那风烛残年、已界七十高龄的疲惫身心，也由于戾太子事变的致命打击，而彻底垮掉了。因此，象他之前所有的帝王一样，汉武帝也不得不考虑他人生中必须面对的最后一项难题：他身后的大汉江山将交付给谁？
　　他作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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