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四、戾太子之变 )

　　江充陷害太子的第一步，是把汉武帝从未央宫调走，让武帝到甘泉宫去养病。
　　巫蛊案件发生后，武帝叫江充去调查。于是他带着西域来的胡人巫师，在长安城里掘地三尺地寻找巫蛊用的小木偶人，逮捕行蛊及夜间祭祀鬼神的人。他让胡巫装作能看见鬼，故意把酒洒到某个地方，或者事先在地下埋木偶，然后就说某人在这里搞巫蛊诅咒皇上，然后就抓人拷问。那些真正行蛊的人被他抓到了，没话说；可要是有人觉得自己被冤枉了，甚至反过来说这些诅咒的木偶是江充和他的喽罗们放在那儿的，那就对不起，烧红的铁钳就往你手上、腿上、身上招呼，非烙得你招供为止。就这么着，闹得长安城里人人自危。老百姓为了不受酷刑，就以巫蛊相互诬告，而官吏们动辄就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们定罪杀头，弄得长安、三辅（京畿地区的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合称“三辅”）和各郡国前后牵连进去被杀的有几万人。杜周已经是一个酷吏了，但比起江充来真算得上是仁慈得太多了。
　　搜完了民间，江充就开始实施下一步计划了。他手下有个爪牙叫檀何，是个方士，自吹能望云看气。当年老子从周朝的都城洛阳骑着青牛往西方去的时候，驻守函谷关的是一个叫“喜”的关令尹。他远远望见一团紫色的祥云从东方飘过来，知道是有圣人降临，就在关门口截住了老子，死缠烂磨，最后总算说服原来不肯著书立言的老子留下了五千字，后来这五千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叫“道”，下篇叫“德”，合起来就是著名的《道德经》，又称《老子》。这个檀何是不是有喜那样从“紫气东来”中辩识贵人的本领我们不知道，但他却从宫中看出了森森鬼气，真是吓人。他煞有介事地说：“我在外面望气，老远就瞧见宫里有鬼气。宫里面一定埋着不少木头人。要是鬼气不消除的话，皇上的病是没法好的。”汉武帝一听宫里埋着木头人，为数还不少，吓了一跳。他连忙下了一道诏书，叫方士檀何、将军韩说（按道侯）、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人跟着江充到宫里去挖木偶。
　　江充等人先从武帝的御座下面开始挖起，将整个未央宫挖地三尺。别的地方挖出来的木偶数量有限，只有卫皇后的寝宫和太子居住的博望苑里搜到的木偶特别多。更要命的是太子那里不但挖出了许多木偶（按照王先谦《汉书补注》的说法，是掘得桐木偶人六枚，皆以钢针刺之），还挖出了一条布帛，上面写着咒骂皇上的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江充一伙人故意栽赃给太子和卫皇后的，可江充是武帝派来的，这会儿武帝疑神疑鬼的只信任江充，谁敢多事为太子分辩呢？于是江充出来对官员们宣布说：“在太子的宫里掘到的木偶特别多，还有写着诅咒言语的帛书。其中言辞的大逆不道之处，我一定会如实奏报给皇上。”
　　太子平白无故受了陷害，心里头哪能不害怕呢？他连忙找他的师傅——少傅石德（跟万石君石奋的孙子石德是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人）商量。石德作为太子的师傅，要追究起来责任不小，他害怕武帝治他的罪，就怂恿太子起兵捉拿江充。他说：“先前贺丞相（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和卫伉他们都是以这样的罪名处死的，他们有冤没处申诉。现在江充他们又拿木头人来陷害太子，简直没法子分辩。还不如把江充逮了来，追查他们的罪行，再作道理。”太子说：“这怎么行呢？江充是奉了诏书来的，我怎么能够逮捕他呢？”石德就说：“现在皇上有病，住在甘泉宫，皇后和太子派人去问病也被挡在宫门外头不让进去，又不给通报，皇上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奸臣当道，闹到这种地步。太子就不想想秦朝太子扶苏的事么？”太子深以为然，但还想着到父皇面前申诉，他说：“我做儿子的怎么可以独断专行到杀害皇上的大臣的地步呢？我还是拼着性命上甘泉宫去找皇上分辩吧”。
　　太子正准备动身，正好江充派人来叫太子去见他，催促得很紧。太子怕见了江充没有好结果，心中慌乱，索性把心一横，决定听从石德的意见起兵自卫。这一天是征和二年的七月壬午。他打发武士装扮成武帝的使者，前去捉拿江充一干人。按道侯韩说起了疑心，他怀疑使者的身份，不肯受诏，跟假使者们打了起来，最后寡不敌众，被武士们格杀。江充和檀何都给捉住。御史章赣和黄门苏文在混战中趁乱逃回了甘泉宫。
　　武士们押着江充和檀何去见太子。太子指着江充骂道：“你这赵国来的奴才！害了赵王父子不算，如今又要来离间我们父子吗？”当时就把江充砍了，檀何连同其他那些跟着江充作乱的西域胡巫，都被绑在上林苑的树干上活活烧死。
　　太子又派舍人无且拿着节杖入未央宫长秋门，通过宫中的长御（女官名）倚华向卫皇后告变，卫皇后坚定地支持儿子。于是调用皇帝内厩中所有的车马装运武库的武器和长乐宫的卫士，又向百官发布告说：“皇上病重，困在甘泉宫，不知道是否有变故（意思是不知是否还活着）。奸臣准备作乱，已经带兵平定了”，又发兵进入丞相府。长安城中谣言四起，形势一片混乱。丞相刘屈氂（lí，音“梨”）听说太子谋反，慌慌张张地从家里逃到城外，连丞相的大印也丢了。
　　苏文和章赣逃回甘泉宫，向武帝报告说太子谋反。武帝开始不相信，说：“那一定是因为太子害怕了，又因为痛恨江充他们才出了事。我打发人叫他过来问一问就知道了。”就派贴身的内侍作为使者进城去召唤太子前来问话。使者临出发的时候，苏文趁武帝不注意向他递了个眼色，又轻轻地摇了摇头。那个使者心领神会，再说他也没那个胆子在这么混乱的时候进长安城。他怕太子象对待苏文那样宰了他，就在外面晃了一圈回来对武帝说：“太子真造反了！他不肯来，我好言劝他他还要杀我，我只好逃回来了！”
　　武帝一听说儿子果真造他老子的反了，顿时火冒三丈。他不顾疾病，亲自赶到长安城西的建章宫指挥平叛。这时正好丞相刘屈氂派丞相府的长史来询问对策，武帝就问：“丞相在做什么？”丞相长史说：“丞相为了保密，正在封锁消息，不敢发兵平叛。”武帝大怒道：“事情已经急危纷乱到了这个程度，还有什么秘密？丞相没有周公的风度，周公难道不诛杀管叔、蔡叔吗？”于是赐给丞相玺书，告诫士兵说：“尽全力捕杀造反的人，我自然会赏罚分明。用牛车结阵，不要进行短兵相接的肉搏，要多用弓矢杀伤叛军。坚闭城门，不要让造反的人逃脱。”
　　武帝下诏征召三辅临近各县的士兵，各地两千石以下的官员都归丞相节制。太子这边也没闲着，他派使者矫诏（就是假传圣旨）释放长安城里所有的囚犯，人人发给武器，由少傅石德和太子的门客张光率领着抵抗丞相的军队。他又打发囚犯如侯为使者，持着节杖去招抚驻扎在长水及宣曲的汉朝组建的胡人骑兵。如侯差一点成功，没想到汉武帝的侍郎莽通赶来，告诉胡人说：“他的节杖是假的，不要听他的命令！”原来汉朝的节杖本来是纯赤色的，太子让如侯持的就是这种赤杖，现在朝廷却加上黄色的旄缨以示区别。于是如侯被斩，莽通带着胡骑来到长安，又拨了一些划船手交给大鸿胪商丘成。
　　太子又持节来找北军的护军使者任安，要求他发北军的精兵助战。任安想置身事外，既不想帮太子反抗武帝，又觉得太子真是受了冤屈，也不想帮着丞相打太子。他挺客气地把太子迎入军营，受了太子颁发给他的节杖，等太子一出大营便下令关闭营门，两不相帮，只作壁上观。
　　太子见调不动任安的士兵，只好悻悻离去，强行征召长安城内诸市的平民数万人，驱赶到长乐宫的西门阙下，正遇到丞相的军队。双方混战了五天，死伤了好几万人，鲜血流满了沟渠。
　　本来长安城中有很多受了江充祸害的人，听说太子杀了江充，都挺同情他，他们又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稀里糊涂地跟着他打丞相。等到汉武帝回到建章宫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是太子作乱，心里害怕，就一哄而散。丞相的兵越聚越多，太子的人越打越少，没办法只好带着两个儿子从南边的覆盎门（覆盎门是长安城南出各门中东边的第一个门，也叫杜门。后来皇曾孙刘病己少年时代常到这一带遛达）逃跑。
　　这天夜里正好是司直田仁守着城门，他挺同情太子，就睁只眼闭只眼把太子放走了。丞相刘屈氂赶来，查出田仁放走了太子，当时就要杀他的头。这时御史大夫，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循吏暴胜之赶紧拦住他，说：“田仁是二千石的官员，要杀他也得先奏明皇上，怎么能擅自处死呢？”田仁有苦衷，他怕武帝杀了儿子将来后悔；暴胜之怕丞相冤杀了好人将来受到追究，也是一片好意。刘屈氂只好把田仁拘押起来，先向武帝报告。武帝正在气头上，当时就火了，他立即派人责问暴胜之：“司直放跑了谋反的人，丞相将他处斩，正是执行法律。御史大夫凭什么自作主张制止呢？”就把暴胜之也关起来了。暴胜之知道再活下去也没什么好下场，就自杀了。
　　汉武帝说过平定“叛乱”之后他要赏罚分明。他首先要罚的就是私放太子的田仁和那个北军的使者任安，把他们都杀了头。任安表明了立场，没帮着太子，汉武帝怎么要说他有罪呢？原来他认为任安是个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受了太子的节杖却作壁上观，是想两面讨好，怀着二心，应该杀头。任安就这么谁也不帮也倒了大霉。他以前的朋友都不敢再理他，唯独司马迁在这个敏感的时候不避嫌疑地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司马迁受了宫刑以后，调到内廷担任了中书令，这是宦官担任的职务，常在皇帝的左右。任安原来曾写信给司马迁，劝他趁着常在皇帝身边的机会，多多举荐人才。司马迁心里有苦衷却说不出，一直没有回信。现在他的《太史公书》（也就是后来通称的《史记》）已经完成，他可以死而无憾了，于是就不避嫌地给任安写了这封回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或叫《报任少卿书》，少卿是任安的字）。他在这封信里详细剖析了自己的内心，叙述了因李陵事件而罹祸的经过，表示要效仿先贤在困厄中奋发努力。他在这封信里对汉武帝发了不少牢骚。信中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成为千古名句。
　　可惜任安没能看到这封回信，在信送到他手里之前他就被杀掉了。司马迁留下这封《报任安书》后不久，也从史书的记载中失去了踪影，因此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因为这封“谤书”而被汉武帝处死了。他的《太史公书》被收进了宫廷，外面一般人是看不到的。不过据说他为了防止汉武帝派人销毁这部史学巨著，秘密地誊写了一份，叫亲属运回左冯翊夏阳县（今天的陕西韩城县西南）的老家秘密收藏起来。一直到宣帝即位以后，他的外孙杨恽才向朝廷报告说外祖父留下了这么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到了王莽当政的时候，朝廷下诏求封赏司马迁的后人，司马迁才得了一个美称叫“史通子”。
　　汉武帝杀了任安和田仁，也要赏一批人。他下诏说：“侍郎莽通抓获了反将如侯，长安城的男子景建跟着他（莽通）抓获了少傅石德，可以说是首功。大鸿胪商丘成力战捕获反将张光。”他封莽通为重合侯，景建为德侯，商丘成为秺(dù，音“杜”)侯。这个莽通在《汉书•武帝纪》上本来写作“马通”，因为后汉的明德皇后马氏（汉明帝的皇后，伏波将军马援之女）厌恶马通和他哥哥马何罗这两个马姓先人中的谋反******，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就把马通和他的哥哥马何罗改了姓，将“马”改为“莽”（马皇后做的很对，这样的先人的确还是不要的好）。马通的哥哥马何罗也是江充的人。太子的那些门客曾经出入宫门，全都坐罪诛杀；跟随太子发兵的，按谋反的法律族诛。被太子裹胁的普通士卒全部发到敦煌郡去守边。因为太子逃亡在外，长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严密防犯着。过了二十多天，就在湖县找到了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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