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二、巫蛊之祸)

　　戾太子刘据之死的直接起因就是“巫蛊之祸”。有人把“戾太子之变”和“巫蛊之祸”并称，说“戾太子之变”又称“巫蛊之祸”，这其实不太对。“巫蛊之祸”是武帝末年的一次政治大动乱，“戾太子之变”只是“巫蛊之祸”的一部分，这次动乱还包括其他一些涉及到巫术蛊咒的案件，特别是公孙贺、公孙敬声父子行蛊的案件，而“戾太子之变”则是整个巫蛊之祸的高潮。
　　巫蛊是怎么回事呢？巫就是巫术，这个好理解，就是画符念咒语；蛊也叫厌胜之术，是一种诅咒的巫术，就是用一个桐木雕的小木偶，在木偶背上书写某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然后给这个木偶施加某些法术，通常是在木偶的胸前钉上钉子或针，或者用线捆住木偶的双手，然后将这些木偶埋在被诅咒者住所或其附近的地下，每天对这些木偶施念咒语，这样被诅咒的那个人（就是名字被写在木偶背上的那个人）的心智就受施蛊人的控制；如果施蛊人诅咒他死，那他就会不明不白地死去。这种用木偶来诅咒人的法术据说是来自于胡人的萨满巫术。
　　汉朝的皇室是楚人出身，汉朝在行政上采取秦的制度，在文化上则是全盘接受的楚文化。楚人自古就有尚巫好鬼的传统，这就使得汉朝的统治者更容易相信蛊术的效果。汉武帝自己就总是求仙拜神，对这一套当然更加深信不疑。因此朝廷上一直很注意防备有人用这类厌胜之术来诅咒皇上，查出来就是灭门的大罪（后来的历朝历代也无不如此）。汉武帝早年忙着打匈奴和求神仙，没功夫过问巫蛊的事情，可就在他晚年的时候，一件似真似假的案子牵出来一场大动乱。
　　原来武帝整天东征西讨，弄得天下百姓不得安宁；他又拼命地花钱，不但把文景时期积蓄下来的钱财都花光了，他自己千方百计括来的钱也花光了好几次，闹得老百姓苦不堪言，纷纷起来造反，连长安城里也有不少人咒骂皇帝。慢慢地这些怨恨的话有一些传到了武帝耳朵里，他就小心提防着，疑神疑鬼地老觉得有心怀叵测的人来行刺他。他住在建章宫的时候，有一天恍惚间突然看到一个身带宝剑的男人的影子在龙华门外一闪而过。汉武帝以为有人来行刺，急忙下令在建章宫内搜了个底朝天，连半个刺客的影子都没找到，守宫门的侍卫也说根本没见到什么带剑的男子。汉武帝一气之下把守宫门的人杀了，又搜查上林苑，又下令关闭长安的城门，在城里挨家挨户地搜了十一天，闹得长安城鸡飞狗跳。《汉书•武帝纪》对这件事的记载是：“（征和元年）冬十一月，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闭长安城门索，十一日乃解。巫蛊起”。短短的二十七个字透出诡异的森森鬼气。
　　这一次彻底的大搜查没抓住刺客，却搜出不少巫婆、方士利用蛊术来骗取钱财，教人用木偶诅咒仇人。还查出甚至有些神通广大的巫婆把这种蛊术传到了宫里，教那些不得宠的美人、宫女们用来诅咒皇上。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汉武帝晚年的时候，中国很多地方都在闹瘟疫，死的人不少；甚至连北边的匈奴也有好几位单于在青壮年的时候就死了；汉武帝自己晚年也是多病，他的儿子汉昭帝刘弗陵只活了二十一岁，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现象。那个时候的人们，很容易把死于不明流行病的人归结为被仇家下蛊诅咒而死，于是认为蛊术很灵验又会反过来造成蛊术的流行。这样的效果很难叫精明的汉武帝也不得不对蛊术产生确信和恐惧的想法。
　　汉武帝对长安城内盛行的巫蛊之术气得不得了，他怀疑自己看到的带剑男子是有人行蛊用法术来谋害他，兴许那个带剑男子就是木头人变的。他把这些牵涉到巫蛊的后宫美女和巫婆都给杀了。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来告发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和汉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还用巫蛊咒骂皇上。武帝就把这件案子交给廷尉处理。
　　有的书（例如蔡东藩的小说《前汉演义》）上说负责审理这个案子的廷尉就是杜周，但是根据《汉书•武帝纪》的说法，公孙贺案发是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冬天，定罪处死是在第二年的正月；而杜周早在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就死了，而且他死的时候做的是御史大夫，不是廷尉。
　　不过杜周这个人的确是个辣手小人。他最初在南阳太守义纵底下当属吏的时候就以残酷出名，后来义纵把他推荐给廷尉张汤，张汤任命他为廷尉史，他也是专以杀人为能事，讨到了汉武帝的欢心，从廷尉史一路升为御史中丞，后来又做到廷尉。他以张汤为效法的榜样，所治之狱皆用严刑酷法。他又善于揣摩上意，凡是皇帝想排挤的大臣，他都不失时机地落井下石加以陷害；凡是皇帝想释放的人，他就先设法拖着案子不办理，等皇帝消气以后询问起来，再设法为犯案人脱罪减刑。
　　杜周为人表面上宽厚柔和，其实却“内深刺骨”，也就是内心里用法深刻刺骨。他当廷尉的时候，诏狱（皇帝交办的区别于普通刑 事案 件的专案，相当于今天为侦缉大案要案而专设的“专案组”）大量增加，下狱的二千石官员，新旧相因竟达到一百多人。全国各郡及大的州府的狱事都归廷尉管辖，每年举报到廷尉弹劾官员的弹章（状子）竟高达千余份。弹章里所举报的大案牵连者广达数百，小案子牵连的也有数十人；所涉及的地方远的在几千里以外，近的就在方圆数百里之内。每当会审对证的时候，廷尉的属吏就责令证人照章揭发和作证（也就是威胁、指使证人按照弹章的内容作伪证），有不服的就严刑鞭笞，拷打一阵然后定罪。于是每当廷尉的人来逮捕证人作证的时候，证人们事先听到风声，都竞相逃走躲藏起来。
　　那些在狱中关押超过十余年，经过多次赦免仍不能结案而相互告发的嫌犯，杜周大都将他们构陷为犯了大逆不道的重罪。廷尉及京中诸官署的官员被逮到诏狱拷问的达到六、七万人，其余官吏犯案的也增加到十余万人。因为杜周治狱严酷，得罪的人太多，犯了众怒，所以武帝没有办法，只好把他调离了廷尉，改任负责京城治安的执金吾（后来东汉的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年轻时就曾经说过，自己的两大理想就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可见做个执金吾还是挺威风的），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杜周因为逐捕桑弘羊、卫皇后的子弟有功，汉武帝就把他提拔为御史大夫。
　　杜周的两个儿子杜延寿、杜延考“夹河为郡守”，一个做着黄河南岸的河南郡太守，一个做着黄河北岸的河内郡太守，都跟他们的父亲杜周一样为人酷刻。倒是他的小儿子杜延年为人宽厚，跟乃父乃兄完全不同。杜延年后来成为汉宣帝朝的名臣，他的子孙繁衍昌盛，逐渐成为世居在长安南郊杜陵的豪门望族——城南杜氏（聚居在长安的杜氏后人分为两支，一支居杜曲，称为“北杜”；一支居“杜固”，称为“南杜”。城南杜氏就是“南杜”。南杜和北杜又合称“京兆杜氏”，被认为是天下杜氏之长）。西晋的名将、著名学者杜预就是这一支杜姓的后人。
　　唐朝的时候，因为社会上注重士族门第，唐太宗下令编修了《氏族志》，城南杜氏是关中显赫的大族。唐太宗的宰相杜正伦属于洹水杜氏，与城南杜氏的亲缘关系很远，他的家族在《氏族志》上的排名也比城南杜氏低不少。杜正伦引以为耻，就跟城南杜氏攀关系，想叙进城南杜氏的宗谱，杜氏却嫌他门第太低，不屑一顾。杜正伦一怒之下建议唐太宗凿开杜氏家族聚居的“杜固”（杜氏聚居的杜陵高地，因为世代繁衍兴盛，仕宦的人很多，因此被认为是有利于子孙发达的风水宝地，号日“杜固”），兴修水利，破坏了杜氏的风水地脉，城南杜氏这才渐渐败落。大诗人杜甫是襄阳杜氏，却也总喜欢自称是杜预的后人，攀附京兆杜氏。本来杜周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是与郅都等九人合列《酷吏列传》，到了班固写《汉书》的时候，他却因为儿子杜延年子孙兴盛的缘故而得以单独列传，这也算是班固对杜氏家族的特别照顾了。
　　杜周治狱专以上意为舞文弄墨的依据，就有门客问他：“使君为天下审狱决平，不遵循案头上放着的三尺律令条文（汉代的成文法律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故日“三尺法”），专门依照主上的意思来判案，断狱的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吗？”杜周回答说：“三尺竹简上的律令怎么来的？前代君主认可的，著录下来就是‘律’；后代君主认可的，分条罗列下来就成为‘令’。法律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哪来什么古代一直传下来的法律呢？”执掌刑律的人这样解释法律，可见其将法律条文玩弄于股掌之上，会给天下人带来什么飞来横祸。
　　告发公孙贺的人是阳陵大侠朱安世。因为武帝在长安城中抓不到刺客，就转而打击民间社会的尚武任侠风气，以消除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目标就是那些佩带刀剑，任侠使气、以武犯禁的所谓“任侠势力”（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黑社会）。阳陵的“大侠”朱安世首当其冲，被武帝当作靶子下令通缉捉拿。恰巧公孙敬声因为涉嫌挪用北军的军费一千九百万钱被逮捕下狱，公孙贺便自告奋勇向武帝恳求，情愿亲自捉拿朱安世归案，以赎儿子的罪。
　　公孙贺总算不负众望逮住了朱安世。他为了骗取了朱安世的信任，就私下里制作了一份假诏书，骗朱安世说只要自首，就可以不用杀头。在朱安世前来自首的时候，他趁朱安世毫无防备，将其捆获。
　　然而让公孙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朱安世却不是盏省油的灯。他听说公孙贺是要用自己的命来换儿子，就狂笑着说：“丞相就要祸及宗族了！用完终南山的竹子，也不够写完我的状辞；砍光斜谷的树木，也不够做桎梏我的刑具！”朱安世的意思是要跟公孙贺玉石俱焚，拼个鱼死网破。于是他在狱中上书告发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私通，还说他们指使人在长安通往甘泉宫的驰道上埋木偶人，诅咒皇上。就是这个朱安世搅起了一场滔天巨祸，使得皇后、太子、丞相、公主、无数无辜的老百姓，甚至还有武帝本人，都受到了极沉重的打击。
　　负责审理巫蛊案件的廷尉是个乖巧人，他也知道“尧母门”的含义，就抓住这个机会打击卫家的势力。原来公孙贺是卫皇后的姐夫，阳石公主又是卫皇后的女儿，因此正好借这个机会把卫家一网打尽。他就把公孙贺和他儿子公孙敬声定了死罪，全家灭门。公孙贺在征和二年的正月死在狱里。
　　灭了公孙家还不算完，到了四月，卫皇后的亲生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大将军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就是前面提到的周岁封侯的那位），都被以行蛊的罪名定了死罪，汉武帝一一批准。这个案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后宫的嫔妃、宫女和朝廷上的官员都牵涉在内。汉武帝一口气杀了好几百人。这就是所谓的“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几乎摧毁了卫氏外戚集团的所有力量，卫皇后和太子外围的亲近势力丧失殆尽，这就使得他们直接暴露在加害他们的人面前。
　　班固在《汉书•武帝纪》里还记载了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征和元年的前一年）发生在赵国的一件怪事：“秋七月，赵有蛇从郭外入，与邑中蛇斗于孝文庙下，邑中蛇死”。就是说在七月的一天，有一条蛇从赵国某城（班固没有点明城邑的名字，但很有可能就是赵国的都城邯郸）的城郭（外城的城墙）爬进城里，跟城里的蛇在汉文帝的享庙前争斗，把城中本地的蛇咬死了。同样一段话出现在《汉书•五行志•下之上》里面，不过班固又在后面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后二年秋，有卫太子事，事自赵人江充起”。从班固为这件事所加的按语中，表明他将这件怪事看作是上天昭示的江充将要陷害太子，酿成巨祸的不祥之兆。
　　发生在太始四年秋天的这一怪异事件，似乎预示着在一派风平浪静的表象下，即将到来的“征和”时代的不平静。在涌动的暗流下面，潜藏着的将是一场极为残酷而剧烈的政治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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